送别安德罗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临威胁：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间急剧恶化。病
况与肾脏功能受损有关。此事一段时间里知情人并不多。然而病情急转直下。这在
他的总体自我感觉和外貌上都反映了出来：脸色苍白得极不正常，嗓音嘶哑。以前
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来人时，总是出门迎接、招呼。如今已不从桌旁起身，只是伸出
一只手来，行动愈来愈吃力了。
他不得不接受痛苦的血液透析治疗，开始时每周一次，接着一周两次，后来更
加频繁。治疗时将身子连接到一台净化血液的专门设备上。他的病况已无法隐瞒，
因为在治疗的间歇一些特殊的仪器还留在他的胳膊上，人人都能看见，这些东西就
绑在比手腕稍高的地方。
于是机关里有人放出不吉利的话来：“命在旦夕”。一些人纷纷重新活跃起来，
对他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病简直成了天赐良机。他们始而在背地里窃窃私语，继
而索性不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他们期待着东山再起。在筹备1983年苏共中央六
月全会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主张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整个社会的政
治、思想和道德状况使他不安，因此他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转变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
方法，使之更加富有成效。
按照当时的正式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于是他受到委托起草报告。
而由于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济米亚宁那一帮“意识形态
同伙”也就精神抖擞，团结一致，信心十足，看样子几乎已将这次报告视作“勃列
日涅夫主义”的正式复苏。
政治局对报告的起草实际上未加干预。待到分送到手，我才读了一遍，接着便
去见安德罗波夫。我对他说道：
“这种事绝对不能容许！25年没有开过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了，我们拿出
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最荒谬的是，通篇报告无论场合是否需要，都示威似地大量堆砌着安德罗波夫
的语录和引文，令人气愤。这样，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和他所推行的方针，便同济米
亚宁那帮人杜撰出来的停滞时期种种清规戒律扯到了一起。公开挑衅--我看就是
这个报告的标记。
我对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应当试着同契尔年科谈谈，但无论
谈话结果如何，他都必须出席这次全会。同契尔年科见面时，我严格掌握分寸，向
他表达了我对报告的看法：
“当然，报告收集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我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
缺少将报告内容同我们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挂起钩来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缺少对
问题的深刻而尖锐的提法。我考虑，要是能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在符合原则的情况
下集中思想，这样做只会有好处。”
唉！说得更有分寸一些根本办不到，我对契尔年科只抱一线希望：至少他会提
出让我参与他的报告的定稿工作。然而事与愿违。
“谢谢你看了一遍，”他以全然无动于衷的眼神望着我说。“报告不同的草稿
还多，我选中的是这一份。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
就此结束卅么也没有改变。我的劝告无人理睬。我倒是听到消息，说我的这次
登门拜访被视为很不谦虚，是企图指点和教训他人。我再次向安德罗波夫证实，要
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此事惟有靠他出面了。
对1983年6月14-1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首先是对契尔年科的报告《党的意识形
态与群众政治工作的若干现实性问题》，人们的感觉是沉重的。那些撰写报告的人
所制造的争论加深了这一印象。发言全都如出一辙：首先一致指出全会提出这个问
题的重要意义，然后继之以宣誓般保证忠于新任领导，拥护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
治局，接着再对报告人奉承一番，最后则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细节略有不同）。
契尔年科宣读报告稿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安德罗波夫。随着契尔年科费劲地
将济米亚宁那套烦琐的空话勉强念了下去，安德罗波夫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这时
他把我叫到他跟前说：
“休息过后坐到这儿来，由你来主持大会。
要想知道契尔年科所遭受的打击是何等沉重，就必须明白此举在当时意味着什
么。休息后他坐在一旁，对大会的讨论充耳不闻。直到第二天让他主持全会会议，
他才逐渐回过神来。
我同安德罗波夫交换了意见，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
关键就在于契尔年科一伙事先的安排。换句话说，会议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尽管
在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曾以集中的形式提出了一些真正的现实问题，但再谈什么意
识形态工作的转变已经没有机会了，未能打破党的活动中极其重要的这一领域的墨
守成规局面。
如今回想起来，可以说六月全会就像一条分界线。会后我们重又开始失去动力。
9月，安德罗波夫前往克里米亚休假。我定时同他通电话，从交谈中我感到他的
身体好多了。有一天我又给他去电话时，那边回话说他进山去杜勃拉瓦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早在基斯洛沃茨克时我就知道，他对山的喜爱
远胜过海。加之现在医生已不允许他游泳，认为体力负担太大。
可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却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找过我吗？”
“是呀，想谈谈工作情况。”
“我去‘杜勃拉瓦’爬了两天山。这里很不错，天气简直好极啦。”
我从他说话的语调感觉到，他的情绪也好极了，这是很久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显然，山区的空气，当地的自然环境，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我当时无论如何也
不会想到，他这样的好心情将永远不会再有了。
两三天后才得知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已经糟糕透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
怎么感冒的--所有这些医疗细节，恰佐夫在书中都作过描述。一开始安德罗波夫
被转移到克里米亚的别墅，随后又用飞机紧急送到莫斯科，径直住进了中央临床医
院。于是，一个最折磨人的、各方面都极其复杂的阶段开始了……
首先，纯粹从人道的角度而言，我怜悯安德罗波夫。他正遭受着可怕的痛苦。
我与他互通电话，医生允许的时候，也直接去医院。实际上大家都分别看望过他，
有的人次数少些，有的人次数多些2一些人是为了鼓励他，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再次查
看他的病况如何。10月、11月就这样过去了。除了病痛的折磨，安德罗波夫还增添
了另一件心事：他开始觉察到了高层中气氛的总体变化、不明就里的纷乱和阴谋活
动。
由于总书记卧病，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偶尔他才让我主持
书记处的工作。我总觉得，吉洪诺夫曾试图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未获成功。这
原因首先在于安德罗波夫，他尽管病情严重，却并未失去头脑的清醒。
不知何故，安德罗波夫还在克里米亚小住的时候，就在电话交谈中要我一定在
定于1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讲话，权当为争论作个总结。
“有必要吗？”我知道政治局的同僚多么妒忌这类事情，便问了一句。
“有必要，”安德罗波夫坚持己见。“你作作准备，就按讨论总结去做。我回
来后咱们再议一议。”
于是我开始构思这个讲话，对过去九个月的政策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分析。恰巧
这时古洪诺夫休假归来。他得知我准备在全会上讲话后，立即给安德罗波夫去电话，
声称既然要让戈尔巴乔夫讲话，他也应该讲话。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安德罗波在电话上向我讲述了经过。“我就说：你想
讲话，那就请便吧。准备准备，讲话好啦。”
“原来这样，也许，他也要作总结？我是不是就不讲了？”我不愿把事情弄僵。
“不行，你一定得讲。”
在围绕即将举行的全会发生的一阵扰攘之中，出现了某种不祥的微妙变化--
差点儿没进行权力的瓜分。政治局内就此进行的纷纷议论，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
沉重之感--恰似将一个人活生生地埋葬。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拉普捷夫。沃尔斯基、
沙拉波夫、弗拉基米罗夫的感觉无疑更加敏锐，便向他提供了有关的情报，也许这
一切便惹得安德罗波夫大为光火。
12月的一天，我刚跨进办公室的门，雷日科夫便跑来说道：
“刚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来电话了。他的脾气真吓人。一个劲儿地问：
‘这么说，你们在政治局通过撤换总书记的决议啦？’我对他说：‘尤里·弗拉基
米罗维奇，哪能呢，根本没提过这事儿！’可是他一直冷静不下来。”
我立即同医生们通话，讲定了第二天他们允许我去见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试图绽出一丝笑容。我们寒暄、拥抱了
一番。上次见面以来发生的变化令人震惊，我面前的他已判若两人。他形容枯槁，
浮肿的面庞呈蜡黄色而略显灰白，双目黯淡无光。他并不抬眼望人，显然连坐着也
勉为其难。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致回避他，并设法多少掩饰一点极
为震惊的感情。这是我同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次会面。
助手们几乎天天都去看望安德罗波夫。据我所知，去得最为频繁的是拉普捷夫
和沃尔斯基。中央全会前夕，安德罗波夫接见了应被选为中央书记的利加乔夫。看
来，起草安德罗波大的讲话并将其全文在全会上宣读的主意出自他的几位助手。他
们真的这么做了。
实际上，这篇讲话稿的来龙去脉，我是在过了若干年沃尔斯基的回忆录发表之
后才知道的。此前仅仅是些语焉不详的道听途说。主要之点在于，讲话的结尾处本
来还有一个内容：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
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
全会召开前夕，当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全文分发给政治局成员、随后又以红色封
面印制分发给了中央委员的时候，其中这段内容和类似的话一概没有了。我本人既
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这种说法。无论是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还有那个沃尔斯基，
都根本不曾同我谈过此事。的确，谣传已经在机关开始扩散：说有些东西要么被歪
曲了，要么被删去了。
1984年前夕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听取了巴伊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的两个报告。
大家都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不过是开个例行的全会而已。会上批准了计划
和预算，增选了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候
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书记。在会议的讨论中发言的有吉洪诺和我。
这是一场遮遮掩掩的表演。其实所有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我们正面临一次新的
抉择，近期内便不得不再次解决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对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我倍感沉痛。国家领导层中又少了这么一个人，我同这个
人曾经那么亲密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要感激他。在多年的岁
月里，我总是向他倾吐自己的思想和疑难。我时刻感受到安德罗波夫那经久不渝的
友善态度。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流露过一个老练的早已习惯于决定他人命运的政治领
袖的屈尊俯就之态。我不能说他在我面前全然敞露了心扉，向我倾吐了他心中的全
部。他并不让我窥视他生活中的某些“角落”。或许，这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他自己
也并未带来特别的欢乐。或许，这也是因为他不愿让任何人受到这些信息的牵连。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从圆柱大厅回到家里，对当天在葬礼上目睹的情景大为震
惊：一些人是悲伤落泪，表现了应有的敬意和哀悼，另一些人的目光中却流露出难
以掩饰的欢欣甚至庆幸的神情。有几位中央书记心情愉快，在同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见面时也不隐讳这一点，仿佛急于告诉她：“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简直是一
群厚颜无耻之徒。
如果要想对安德罗波夫的生平活动作出评价，那么首先必须明确区分两个领域
和两种概念：第一，作为现实政治家的安德罗波夫，第二，“安德罗波夫现象”。
非如此不足以避免混淆不清、言过其实抑或扭曲变态，而且会很严重。
何谓“安德罗波夫现象”？就是一种期待和盼望新领导上台开始出现好的变化
的普遍气氛。也可以说就是对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的负面
现象的拒绝与排斥，就是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坚信不疑。
安德罗波夫不负众望。首先作为一个人，他个性鲜明，气度恢宏，天赋极高，
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坚决反对一切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联的东西，诸
如：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
纪律涣散。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斗争的对象，这也是对人们期望的回报。
如果说厌弃官僚习气、对达官贵人持批判态度等确实已深深植根于我国民众之
中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所出现的过程就更加剧了这类感情。因此，安
德罗波夫在这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即使有时有些过火，人们都能够接受，他们希
望各种丑恶行径最终能得到遏制，希望脱离人民的人将对一切承担责任。
换而言之，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普遍的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于是这里就出现
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安德罗波夫命不该绝，他会更进一步，踏上一条激进的改
革之路吗？我认为不会。
有些与安德罗波夫相去甚远的人说，似乎他在走上总书记岗位之前很久，就已
经对体制改革的种种设想作了周详的考虑。据说为了这个目的，他便一步步向上爬，
不断对自己的信念和良知作出了种种悲剧性的妥协，以免他在尚未达到目的地的途
中被扼杀。
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说他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这是对的。他也明白，如
不进行变革这个体制本身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安德罗波夫毕竟是一个仍然停留在他
所处时代的人物，属于未能挣脱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樊篱的那类人。
我常想：他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但从来不曾提出
过这类问题。他识破了勃列日涅夫一心想让斯大林的形象及其社会结构模式一并复
活的企图，却甚至没有试图对此加以阻止。他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阿富汗战争
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与“异端思想”和“不同政见”所作的斗争中呢？
当时人们只要试图提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便会被视作刑事犯罪。
显然，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以及这项工作的特点，给他个人的整体面貌、
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使他变得事事多疑，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他必须为这个制
度效劳。
安德罗波夫不会去搞激进的改革，赫鲁晓夫当年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这
正是他的幸运之星作出的安排：他尚未碰到在他前进途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将引
起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的问题，便与世长辞了。
我想说明，对安德罗波夫的种种鉴定，包括我上面的鉴定，至今还相当粗略，
很不全面。他担任克格勃主席的15年在他的一生中颇显复杂而重要，在对这点尚未
进行深人的研究之前，也只能是这样评说了。卢比扬卡①高墙后面的许多内情仍然
是秘而不宣的，包括对我这个党和国家的前任首脑。而不了解其就里，便很难判断
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安德罗波夫身居权力顶峰的时间是短暂的，但这段时间却给人们以希望。那些
将我同他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往事，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永生永世都不会
忘记基斯洛沃茨克市郊的那个夜晚：繁星满天，篝火熊熊，安德罗波夫露出一副沉
人幻想而又愉快开朗的神情凝视着火光。磁带录音机中飘出那首尤里·维兹博尔演
唱、安德罗波夫特别喜欢的调皮小曲：
谁希冀边玩意儿？谁都不希冀。
谁必得干这事儿？谁个都不必。
契尔年科：病夫充当大国首脑
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这一角色最合适的人选，我认为当首推季·费·乌斯季诺
夫，尽管当时他已经75岁高龄。
为什么呢？在我看来，他或许是唯一能够继续执行安德罗波夫政治路线的人。
他俩是亲密的朋友，因而他可以坚持和发展安德罗波夫在最高领导岗位任职15个月
期间开始的各项改革。此外，乌斯季诺夫在党内和全国都享有巨大的威望。
既然没有发现别的可供选择的人，我便为乌斯季诺夫“按按钮”。有些人已不
能、另一些人尚不能担当起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任。而乌斯季诺夫可以卓有成效
地工作若干时间，同时在政治领导层中物色好新的接班人。
后来我才得知，当时也并未排除推举我做候选人的可能。这个消息通过两条渠
道传到我的耳中。
在安德罗波夫下葬后的次日抑或是第三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别墅看望了
他的夫人，希望从精神上给这位遗孀一些抚慰。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当时正卧病
在床，却情绪激动地坐了起来，高声地哭诉着说：
“为什么要选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希望的可是来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安慰了她一番，设法打断了这个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
前面提到的机关里的那些传闻相互印证，当时传说总务部对安德罗波夫在十二月全
会上的讲话作了一些修改。
另外，共事多年的一位同僚向我转述了他同当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M．科尔
尼延科的谈话内容。那位副部长援引了葛罗米柯的话说，安德罗波夫刚刚去世，葛
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里碰头，但关于新总书
记候选人的事似乎并未能谈妥。对这个问题，好像乌斯季诺夫声称应当由政治局集
体作出选择，至于他个人的意见，他准备推荐戈尔巴乔夫。
实情是否如此，我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资佐证。
“小圈子”的会谈是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一位副部长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谈完
后契尔年科继续呆在办公室，而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外面走廊上。
助手和贴身警卫们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受好奇心驱使，连日来这些人的鼻子简直伸
得长极了。总算他们运气不错，吉洪诺夫耳朵有点儿背，所以像所有的聋子一样习
惯于说话比常人声音大一些。据目击者说，当时他突然发话，嗓门很高，引得走廊
里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他，说的是：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
干。科斯佳嘛。正好合适。”
我再说一遍，这些传闻中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情况，这伙人在“小圈子”里是否
就契尔年科做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我至今也不清楚。不过，关于安德罗波夫和乌
斯季诺夫瞩望的是我这一点，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乌斯季诺夫曾亲自对我表白过。
为什么是另一种结果，他并未加以解释。而我呢，自然从来也不曾就此事追问过他。
不管怎样，新总书记的选举经过极其简单，我甚至想说是枯燥乏味。吉洪诺夫
非同寻常的积极性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一宣布开会，吉洪诺夫为了防止乌斯季诺
夫突然发难，便立即要求就“会议程序”发言，并一鼓作气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
尔年科为总书记。
可能乌斯季诺夫是想等着契尔年科表示推辞，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因为他比
旁人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且应当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领导国家根本不是
他所能胜任的事情，正如俗话所说，他“就那么两下子”。然而这种事情根本没有
发生。在类似的场合表示“反对”，不符合这个政治局的传统。于是全体同意吉洪
诺夫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我自己。借口也是现成的：“最重要的是
别出现分裂”。
“科斯佳，这样正好，”仿佛吉洪诺夫曾如是说。此话可以这样理解：有希望
了，下一任总书记完全可能就是他吉洪诺夫了。但对社会而言，即便国情特殊，契
尔年科这种人出任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一角也着实令人震惊。咳，另外随便换个人
也好哇，哪怕略为有生气点儿呢，哪怕稍稍年轻点儿呢，可是偏不……
政治局会议之后以及随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沉默少
言，落落寡合；而他向来是以性情开朗、乐观愉快著称的人，很难使其一反常态。
在中央全会上我也目睹了另一些角色：有的人早就该退休了，有些人已经退休，但
是依然留任中央委员。他们仿佛从一场惊恐中、从安德罗波夫新政中恢复了元气，
振奋精神，满怀憧憬：他们的好时光即将重来，那么太平，那么“安定”，换而言
之，一派“勃列日涅夫景象”。
如今在总书记任上究竟是何许人呢？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
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
一望而知。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曾
在安德罗波夫葬礼上陪伴撒切尔夫人的那位医生，不久便公布了对契尔年科寿数的
预测，后来误差只有几周时间。
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朝夕相处，善于察言观色，终于成了勃氏的亲信，也可
说是影子。我已经谈到过，他的影响力也在于他为树立勃列日涅夫偶像立下了汗马
功劳。契尔年科最强有力的工具无疑是实际上主宰一切的党中央机关。很难解释，
他这么一个文静寡言、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办公室官僚，哪来那么多好大喜功的计划。
我想，这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秘密小圈子”成员促成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
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
谈到契尔年科得以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原因，不可忘记政治局里一条根深蒂固的
陈规所起的作用：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是自动地成为第一把手。契尔年科1984
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以新身份所做的首次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沉重的。它使我们每个国人，使外宾感到悲哀。契尔年科注定会让人们产生这种感
觉。
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尽管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为宣传“总书记形象”作了极大的
努力，社会各界却并未真正认可他。他个人才具的局限、政治和国务活动经验的缺
乏、对国家现实生活了解的肤浅、意志的软弱，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1984年4月，契尔年科作出效法和继承安德罗波夫道路的姿态，访问了莫斯科镰
刀和锤子冶金厂，同工人们会面。但是这次接触并不成功，相反，会见倒成了火上
加油。他在人群中特别难受。我们目睹了这一切，简直无法容忍。
安德罗波夫之死和契尔年科之当选总书记，在反对一切变革的人当中产生了新
的希望。他们已不再伪装，加紧对契尔年科施压，力图与安德罗波夫的创新以及他
的工作风格一刀两断。
最先对此有切身体会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拥护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这
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
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
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
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
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
“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
的方式说道。“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
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兔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会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了，并没
有发现什么“偏向”。未能做到马上否决。于是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对这个问题的解
决采取拖延战术，实质上支持了吉洪诺夫。但最重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岿然不
动。契尔年科试图坚持某种意见，讲点儿什么，但萎靡不振，有气无力，空洞乏味。
我当即有一种感觉：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书记处的
决议一直未获通过。
事实上我却仍然在继续领导书记处，并同时让新任总书记时刻了解各项工作。
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党内的，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范围的。
书记处发挥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
单是吉洪诺夫，而且还有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一帮爪牙。
吉洪诺夫持续不断地以令人佩服的顽强精神奉行削弱书记处的方针。他力图讨
好利加乔夫，不过这样做未必会有很大的效果。至于多尔吉赫，吉洪诺夫则利用屡
试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拢，在某些场合当面称其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现在多尔吉赫
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位总理辖下的各种没完没了的会见和谈话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在莫斯科，人们都“感觉”
到了书记处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会议，另一些人却生怕置身其间。吉洪诺
夫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千方百计给我们的工作没污水。
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切身体会到了乌斯季诺夫的支持。我俩
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乔夫当时对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
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即便同济米亚宁也都能协同解决各种问
题，他常来找我。
一句话，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不
再提起我在书记处的身份必须由政治局决议认定的问题。我遵循自己一条早已有之
的原则：生活终将安排一切各归其位。
契尔年科之死
寿终正寝之日飞速地无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需要
想方设法哪怕维持一种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
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也很困难，我见到他时不止一次地生出种
种疑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
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答案未必一看便知。
是呀，一个人被剥夺了权力（就个人意愿而言，我们谁也不想放弃权力），正
如任何一个被免职的人一样，说轻点儿，当然内心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
必要的信息以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
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讲过这种了
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
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人膏盲、甚至智力欠缺的人
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向来谁也不敢否定这种秩序，可是突然之间，由于
某些政治领导成员，首先是格里申的努力，这种弊病多端的做法一下子暴露无遗，
其种种丑态展现在全社会面前。
我指的是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根据多
年的传统，选举前夕举行了政治局委员在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会见的特别仪式。以前
我从未见过这种争夺讲话先后次序的情形。人人都想排到最后，恰好在总书记之前
演讲，因为通常认为你越是靠后与选民见面，你在党内的级别地位越高。如果你在
次序表上的排位倒数第二，那就意味着你很可能距离总书记一职仅差一步之遥，而
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的。
选举定于2月24日进行。候选人与选民的会见即将结束。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前来
参加会见，取消会见又不可以，我们便在内部商量，如何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解决这
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帮他写一份书面讲话，再由选举委员会组织一次集会，在会上
宣读他的讲话。既然事情关系到总书记，集会上便必须有中央的代表出席。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格里申突然插手此事，单独跑去同契尔年科谈话。这已经
超出了公认的道德标准范围，而且显然谈了些什么名堂。无论如何，他是开始了一
场极不光彩的政治阴谋活动，因为他断定合适的时机已经到来，机不可失。
毫无疑问，格里申并非单枪匹马地行动。部分领导人，首先是那些认为“必须
阻止戈尔巴乔夫”的人，对他相当赞赏。他尤其寄希望于契尔年科身边那些人，因
为这伙人都明白必须准确无误地选择投靠对象，以便总书记逝世后他们依然能顺风
顺水。正值这个时刻，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尽管为数不多，也着手“描绘”一幅
精彩迷人的格里申肖像。
格里申明白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我，因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事实上是在我
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于是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受契尔年科之托，准备组织集会并代
为宣读讲话稿。我并没有给契尔年科去电话，而是向他的助手们询问了此事，这些
人也证实了格里申转述的总书记意见。
2月22日，格里申利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权，将与选民会见集会的控制权
抓到自己手中，并宣读了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同利加乔夫、葛罗米柯、济米亚宁、
库兹涅佐夫等人一道坐在主席团里，坦白地说，对自己参与了这出闹剧感到十分难
过。而格里申以他特有的干巴乏味、令人厌烦的语调一个劲地念稿子，还力图装出
副慷慨激昂、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模样。眼前这一切情景，隐隐蕴含着某种荒诞
不经的东西。我不能表示异议，因为这是契尔年科本人的意愿，他的最后一个愿望。
归根到底，这种事毕竟还可以忍受。但是根据格里申的意图，刚刚结束的还仅
只是这场悲喜剧的第一幕。下面还有两幕：对契尔年科进行投票和授予他当选俄罗
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当选证书。
2月24日，人们将投票箱搬到他医院卧室隔壁的房间，布置得使人看不出投票是
在什么地方进行的，契尔年科强扶病体起得床来。穿好（抑或别人替他穿好）衣服，
然后面对电视摄像机投了票。按照格里申的说法，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以此表明总书
记还有能力投票。
那些自诩为契尔年科的贴心人、其实只是念念不忘一己私利的家伙们，以厚颜
无耻的封神仪式向他授予代表证书，亲临现场的有格里申、总书记助理普里贝特科
夫和莫斯科古比雪夫区党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
更有甚者，还为他拟好了一份稿子，必须由他这个行将就木的病夫照稿宣讲。
直至如今，我眼前依然呈现出一副怄楼的身影、哆哆嗦嗦的双手、号召守纪律和忘
我劳动的硬咽失声的嗓音、从手中纷纷掉落的一页页讲稿。我还知道，他自己也跌
倒了下去……又被恰佐夫伸手托住了，不过这个片段当然不会播放出来。
所有这一切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不顾恰佐夫的坚决反对、但经契尔年科本
人同意甚至渴望如此的结果，而怂恿契尔年科的则是格里中和他的亲信。这件事发
生在2月28日，而3月10日契尔年科即已不在人世了。
我刚刚下班回到家里，立即响起了恰佐夫报告契尔年科死讯的电话铃声。接完
电话我马上与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博戈柳博夫取得联系，并确定在晚上11点召开
政治局会议。
依照与葛罗米柯事先的约定，我俩在开会前20分钟左右会了面。
现根据记忆引述当时的对话如下：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我们应当共同努力，这个时刻责任重大呀。”
“我想，事情是明摆着的。”
“我考虑，我和您现在必须相互配合才好。”
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开始陆续赶来。
我宣布开会，通报了所发生的事情。全体起立默哀。大家听取了特邀到会的恰
佐夫的汇报。他简要地讲述了契尔年科患病的经过和去世的情况。我说必须草拟各
种文件，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就这么决定了。委派利加乔夫、博戈柳博夫、索科洛夫负责确保中央委员们按
时抵达莫斯科，可以动用交通部和民航的力量。
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全体政治局委员。涉及谁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问题
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故障。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已去世的总书记的治丧委员会主
任照例都是推选未来的总书记担任。这时格里申突然说道：
“主任的事干吗要拖延呢？明摆着的事情，就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担任
好啦。”
我提出不必着急，中央全会定于第二天下午5点开会，而政治局的会是在下午两
点。大家都有时间（整整一夜外加半个白天）全面考虑，仔细斟酌。到时候我们先
在政治局定下来，再把意见带到全会去。
就这样决定了。从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抽调的工作人员纷纷火速赶到。成立了几
个草拟文件的小组。同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商定了我在中央全会上讲
话的基本构想。做法是：立即向全社会和全世界表明我们的态度。
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我回到家里已是将近凌晨4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直等着我。我和她来到别
墅外面：从定居莫斯科的第一天开始，重要的谈话我们就从不在住宅和别墅里进行。
我们沿着花园小径久久漫步，对所发生的事情和可能的后果作了认真的分析。
现在已经很难详细回忆我们的那次谈话了。但那天夜里的最后几句话却记得清
清楚楚：
“你很明白，我到这里来是希望和相信能干一番事业，但眼下办成的事情却不
多。因此，如果我真想改变现状的话，就应当接受那个建议，当然，要是再有人提
出来的话。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清晨将近。新的、真正决定命运的一天即将破晓。
早上利加乔夫来电话说，各地的第一书记一个接一个来找他，简直是对他轮番
发起冲锋，一再追问政治局对未来总书记一事的意见如何。我驱车前往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即将召开。
直至如今，有关那次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各种谣传仍在广泛流行。其核心集中
到一点，即似乎当时爆发了一场真正的争吵，提出了几个总书记候选人，可是从政
治局会议直至中央全会，始终什么也没有谈拢。所有这一切纯属天方夜谭、无聊臆
测，绝无其事。有关情况当事人一清二楚，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健在。
的确，鉴于契尔年科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有关接班人的问题一直在酝酿讨论，
也有人瞅准目标，不断试探自己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单是这种事已经够党中央
机关忙活的了。
至于说在领导成员内部形成了一些派别，那倒是事实。
也有一些人不乐意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逝世前不久，当时掌管克格勃的切布
里科夫有一次向我透露了他同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企图说服他不要同意
选我担任总书记一职。使切布里科夫颇为惊讶的是，除我之外没有再提到任何人。
“难道他自己觊觎这个位子吗？”切布里科夫心想。
当时对我不怀好意之人不可能不了解民心所向和各地第一书记的态度。他们的
决心越来越坚定，不容许政治局再次将一个老迈多病或较弱无能的人推上最高岗位。
州委第一书记中的几批人前来见我，要我采取坚定的态度，担当起总书记的责
任。其中一批人还声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核心，他们不准备继续允许政治
局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无视他们的意见。
乌斯季诺夫已经不在了，不然就可以指靠他的支持了，就连葛罗米柯对我的态
度也出现一些新的嫉妒性的成分，尤其是在我的英国之行以后。安德罗波夫还在世
时，为了使葛罗米柯高兴，就让他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仿佛是赠送自己的
朋友和伙伴一份礼物。当时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有办公室，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拥
有一座官邸。安德罗波夫身边的人开始议论葛罗米柯对权力的贪婪和巨大的虚荣心。
说起来很有意思，在制定外交文件和声明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条路线。一
条从党中央国际部经过亚历山德罗夫通向契尔年科，另一条是外交部的。第一条路
线包括邀请对手进行谈判、寻求协议、放宽限制和改善关系。第二条路线则较强硬，
可说是钢筋混凝土一块。葛罗米柯公然向契尔年科施加压力，在同国外代表团会谈
时往往打断或不礼貌地纠正契尔年科的话。他明目张胆地对外交领域实行垄断。顺
便说一句，我访问英国后他产生不满正是这个原因。
我事实上处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地位之后，便一直不容许外交部的活动不
受监督。后来我才知道，促进我和葛罗米柯相互谅解的一系列活动突然产生了作用。
参与其事的有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以及克留奇科夫。一度同克留奇科夫关系
密切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向我讲述了全部经过。葛罗米何对他们的想法作出了
反应，似乎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改变了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再说3月10日当时的事。直觉告诉我，一宿加上半天会使事情朝着需要的方向发
展的，党中央得到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来找利加乔夫的是党内领导干部，找雷
日科夫的则是另一系统的人--各部部长。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对谁，即使是对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我都不曾明确
地说过“是”或者“不”。为什么呢？我必须彻底摸清情况。我完全明白涉及的是
何等样的事情，国家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应当如何对待负责干部。所以如果我能通
过，所获得的也只能是人们常说的百分之五十加一票或者类似的情形；而如果选举
不是普遍意愿的反映，我将无力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难题。坦率地说，要是政治局
和党中央就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我就会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因为对我而言事情已
经很清楚，我们应当像意大利朋友说的有很大进展。
下午2时，我坐到了主持人的席位（最近一段时间这是我惯用的座位）上宣布开
会，并说我们应当以政治局的名义向中央全会提出关于总书记人选的建议，因为已
经具备进行全盘考虑和衡量的可能了。
葛罗米柯立即起立提议我为候选人，并扼要地说明了一番理由。某些看法与随
后他在全会上的话大体相同。紧随他发言的是吉洪诺夫，表示完全赞同，并说事实
上我们已经是这样开展工作的了，理应把这个建议提交给全会。
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当时正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时
已经快开中央全会了。与他同行的阿尔巴托夫证实，谢尔比茨当即决定回国并坚定
地表示准备支持戈尔巴乔夫。我想他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明白他的机会已经失
去了。
下面就该开中央全会了。同事们个个都在打探中央委员会里的情况，从与他们
交换意见的结果来看，已经很明显，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对我的当选极为有利，这种
人心所向的情形使得任何争论都已经绝无可能，任何别的方案都毫无希望。
全会5点钟开始，我立即感受到了全场支持我的气氛，在葛罗米柯讲话之后这种
气氛更为强烈，他受政治局委托向全会提出了我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候选人
的建议。他讲话时并无书面讲稿，给人留下了即席致词的印象，因而显得特别真诚，
具有强烈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是一席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斟酌的讲话，由于它同
与会者的情绪和谐一致，其作用就进一步得到了增强。
当时我不禁心潮激荡：以往我从未听到过对我如此赞许的言词，如此崇高的评
价。
全会的整个情况，宣布我的名字时爆发的鼓掌欢呼，中央委员会选举我为总书
记时的齐心一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和我最亲密的同事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事先
我们交换意见后决定，在我向全会的致词中应当立即郑重宣布我们的战略性立场和
构想。当时人们全都期待着，想听听新的苏联领袖究竟会讲些什么。
我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切，便决定在不脱离告别契尔年科这个基调的前提下，
有必要在我一上任的头几次公开讲话中就说明我的原则立场。这是形势的要求。
在全会上我强调指出，党的二十六大所制定、其后历届中央全会所遵循的战略
路线仍然有效。这是一条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完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条路
线。
我得承认，在这个论断中我有意地保留了一点儿牵强附会之处。援引二十六大
是遵守游戏规则之必需，但政治路线主要是后来形成的，并非单单始于代表大会。
也没有提到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只谈加速社会经济进步，以适应新的观念。
当时已经强调了一个主要思想：足以保障加速的途径只能是将国民经济转移到
集约化发展的轨道上来，短期内使科学技术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劳动生产率达到世
界最高水平。为此必须坚持改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系。
谈到经济任务时，指出了要更加重视社会政策，完善和发展民主，培养社会意
识。
也没有回避秩序、纪律、法制等问题。强调了党的、苏维埃的、国家和社会的
各类组织工作的公开性。
至于外交政策，则声明继续奉行和平与进步的方针。我们的立场阐述得极其鲜
明：“我们希望停止而不是继续军备竞赛，因此建议制止扩大核储备；停止进一步
扩充导弹；我们希望切实地大规模地削减现存军备，而不是建立更加新式的武器系
统。”
涉及苏共方面，指出党是一种力量，它能团结全社会并促使其发生巨大的变革，
而变革确属势在必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当筹备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以批准新的党纲和制定2000年前的远景规划。演讲结束时表示坚决相信，我们一定
能够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创造力。
以上便是我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紧急全会上讲话的主旨。就其实质而言，
它乃是我们的信念，也可以说是初步的行动计划宣言。
这些想法并非我心血来潮一下子产生的。许多想法在此前的历次讲话中已经提
到，其中有1983年中央十二月全会。1984年12月意识形态会议、1985年2月20日俄罗
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莫斯科市基辅选区会见选民大会上的几次讲话。
在中央全会上的几次讲话已经是着重强调更加明确的一些论点，问题提得比以
往更为尖锐。最主要的想法是让全社会意识到，我们正面临严峻的抉择，面临势在
必行的深人改革，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意图是坚定不移的。
至于对外政策部分，我并未超越自己最近一个时期提出的问题范围，不过调子
有所不同。这也是有意为之的做法。直说吧，这里要洋溢出一片爱好和平、欢迎对
话的气氛。
读者会想：那么，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的那些日子里究竟讲了些什么特别的
东西呢？不错，从今天的角度出发，这一切自然都可以看做老一套。但这是从今天
的角度看问题。当你了解到一切正是从那里发端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就会全然不同
了。
我当时希望，我所提出的一切能引起反响。对内政策问题以及整个演说都得到
了中央全会的支持。人们对此并无隐讳。也许，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毫无造作
的热情气氛。
讲话中对外政策部分的提法同样不无回音。当前来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外国代
表团按照惯例发表简短致词的时候，我感到了某种类似逆向运动的东酉，于是明白
自己的话已经被领会了。即便在握手时三言两语的对话也都说明了这点。
当时还举行了与“主要人物”的重要会晤。我决定会谈时要有外交部长参加，
结果我们也这样做了。会晤内容丰富，而且次数很多，同布什、科尔、密特朗、撒
切尔都会晤了。同中曾根也进行了饶有兴味的会谈。
不到三年时间，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去世了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领袖，几位
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1980年底柯西金逝世。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11月则是勃
列日涅夫。1983年5月佩尔谢去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12月乌斯季诺夫去
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
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
再具有生命活力。
我了解所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
当天我回家很晚。大家全都等着我，连早该睡觉的五岁孙女儿克谢尼娘也在内。
我们一家人历来如此，已成习惯。
大家都喜气洋洋，心情激动，但也为未来感到不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的
一本书中（原来记在她的日记里）回忆当时孙女儿曾对我说：
“爷爷，我祝贺你，希望你健康、幸福、好好吃粥。”
结果我真的不得不去对付一锅粥。
是啊，岁月如流。日前听到年岁更小的孙女娜斯坚卡几句堪称富有哲理的议论：
“爷爷，你瞧：冬天呀，春天呀，夏天呀，秋天呀，就这么样年年转圈儿，总
是一个跟着一个地走。”
是啊，时光确乎流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