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不习惯的世界
我们在首都没有马上分到住房。临时安置在戈尔基10号别墅。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仍然留在斯塔夫罗波尔。
从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孤独的感觉：仿佛被抛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简
直弄不清楚我们身在何处，出了什么事，周围都有谁。与此同时，因为我们“与世
隔绝” 又感到心里不舒坦。别墅不大，没有其他房舍。服务人员，军官，卫队就在
跟前。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交换意见，讨论自己的感受，只有晚上下班后在
别墅的地界内散步时进行。
不久就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处别墅。是在索斯诺夫卡，离克雷拉茨科耶不远，
与谢列布良内博尔之间隔着一条莫斯科河。30年代奥尔忠尼启则曾在此居住，我们
迁人之前契尔年科住过。别墅并无特殊的建筑构造。这是一座旧的木质建筑物，年
久失修，不过住着倒还舒服。人们很少关心它，因为想在原地盖一座新别墅。它就
成了新当选者独特的中转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斯塔夫罗波尔，带上孩子们
和家什回到莫斯科，开始收拾新居。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新的1979年。在克里姆林
宫的钟声中相互举杯祝贺，暗自希望来年一切顺利。
随着我在党内地位的变化，别墅也换了。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比政治
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住的豪华阔绰。尽管二者之间有着种种差别，却都具有令
人感到压抑的营房式外观。起初我们总是摆脱不掉住旅馆的感觉。只是靠着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的努力，才形成了一个我们在精神上倍感亲切的小天地。
后来我们分到了莫斯科人戏称为“贵族之家” 大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位于休谢
夫大街上。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也搬去了。不过我们仍然住在别墅，因为新房的装修
需要很多时间。
我到莫斯科来，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像苦
役犯一样每天工作12～16小时。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了将近九年的第一书记。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
如果说在我党内生涯之初不时会冒出要不要另做打算的念头，那么边疆区党委书记
的工作使我最终确信此乃正确的选择。政治占了上风。我将此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
它，我品出了个中滋味，如今这个天地已使我全神贯注。
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和边疆区委书记，我曾经常与“上层”打交道。自以为已经
懂得“宫廷” 的规矩。然而到了首都才明白，一切都比我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久
而久之，我才渐渐弄清了“上层” 关系的具体而微妙之处。
起初，我精力充沛地投入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和书记处会议上对问题的讨论，这
引起我的同行并非十分积极的反应。有人把我当成“爱出风头的人”。我尽量避免
成为这部机器的又一个牺牲品，尽量避免陷入等级服从制度的陈规旧俗。然而遵循
这样的行为准则谈何容易。同眼下置身莫斯科权力的最高层相比，我在斯塔夫罗波
尔当边疆区委书记时拥有的自由要大得多。
政治局和总书记
我要是先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产生的经过略作交代，再来介绍我在这两个机
构的工作情况就比较好懂，也比较有说服力了。
大家都知道，“政治局” 这个术语是在1917年10月出现的，当时需要建立一个
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的机构。然而作为一个常设领导机构的政治局，直到1919年才
选出。此前一切问题、包括最琐碎的日常问题都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即使在革命最
紧张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也几乎是每周开会一次。
在委员人数尚未超过10-20人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随着党的不断壮
大和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人选中央委员会的人不仅来自中央机关，而且来自外省，
中央委员会就无法像先前那样运作了。这时便成立了政治局和组织局，中央全会闭
会期间，党由它们来领导。这两个机构渐渐集中了全部的权力。
第一届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原班人马的核心。那都是全党和全国闻名的政治人
物。不设正式的主席，每位委员的威信并不取决于他的职务和地位，恰恰相反，是
地位取决于实际的威信。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不过
会议也可由其他人如加米涅夫来主持。
当时尽量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而将 “日常琐事” 推给组织
局。在对待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和机关的态度方面，常常表现出两种
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方面，列宁不止一次地说，不得老麻烦政府，而另一方面，刚
刚出现冲突的局面，他又立即向人民委员们发出“拉到政治局去” 的威胁。后来，
当党的领袖不再兼任政府领导人时，这个倾向日益占了上风。
至于说到中央书记处，它的职能和人员构成在逐年发生变化。顺便说说，机关
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书记处自1917年8月起
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领导，他同时兼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
下，整个组织工作和技术性工作，即所谓的“机关” 工作，都具有纯辅助的性质，
仅仅是为了保证中央的活动。
但在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以后，组织工作的规模继续扩大，书记处也扩大了，19
19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
科夫进入书记处，他们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其中仅克列斯廷斯基一人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甚至称他为“第一书记”，但我觉得克列斯廷斯基对当时他
仍在从事的财政人民委员工作的兴趣要大得多。总的说来，老革命家不大把“书记”
职务放在眼里。“人民委员” 听起来要有分量得多。
1921年三位书记全成了反对派，况且作为“机关工作人员” 他们又很不中用。
因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将名气不那么大、却很愿意做机关工作的维·
米·莫洛托夫、维·米·米哈伊洛夫、叶·米·雅罗夫斯拉夫斯基选为书记。他们
也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却没有一位进入政治局。
很快就明白过来，应当设法提高书记处的威信并且整顿整个党的机关的秩序。
这时就产生了将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派到书记处去的想法。在此之前，他是惟一的
“双料人民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因此，为了让他不
感到委屈，新的职务没有简单地叫做“中央书记”或者“第一书记”。1922年4月3
日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
过了不到九个月，列宁于1922年12月25日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
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向世人表明，什么叫做将机关、主要是干部、中央和地方所有大小职务
的任命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甚至开始对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和决议的形成施加影
响，因为决议都是在书记处内部起草的。换言之，书记处渐渐从向政治局提供组织
和技术帮助的辅助性机构变为政治领导的执行机构。
软弱的加米涅夫主持的政治局和李可夫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对权力机构的影响在
降低。与此相反，与地区的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书记处的作用得到加强。斯大
林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错，他将自己的人安插到关键岗位上，并在他们的帮助
下挫败了对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日益成为
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
会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地区的常委会和全体
会议上，如今不仅决定政治问题，还决定纯经济的问题。
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
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
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
柯西金并不是个天真的人。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委员会机关内开始对应所有国
民经济问题成立权力不小的各个部时，柯西金曾试图反对。却无功而返。这些部还
是成立了，而且发展到了中央委员会中设立“有机硅生产处” 的地步。这些机构并
不对工作结果直接负责，却对各部和各企业进行严密的监视，处处插手，往往是制
造出新的障碍。与此相对应，部长会议办公厅内也成立了分管大部门的机构。新的
部委层出不穷。
按照宪法的逻辑，应当是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
策和贯彻法律。好像是个民主的方案。但因为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
整个方案名存实亡。结果是乱成了一锅粥。一方面，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分工，没有
任何监督，另一方面，权力又高度集中。
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恢复了农村中的区委会，恢复
了地区党委会原先的作用。二十三大上恢复了总书记职务，并亲自担任此职。他的
主要支柱依然是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不过如果说斯大林时期
是靠清洗来维持，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就靠权力的主要载体之间独特的
“共同协定” 来维持。
这个“协定”从未诠释过，从未记录在案，更从未提起过。然而它确实存在。
其含义是，第一书记在各自地区内几乎被赋予无限的权力，而他们又应当支持总书
记，把他当成首领和领袖来赞美。这便是“君子协定” 的实质，它得到严格的遵守。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即使在病人膏盲、谈话都很困难的时候，也仍然亲
自与列位第一书记保持联系。
与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协定”。承认政府有权及时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领
域。然而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而若干重要的部，诸如外交部、国防部、
安全部、内务部，实际上完全受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控制，经费和建制仍然留在部长
会议。
数十年间，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
律的规定。
斯大林宪法中曾提到党是劳动人民一切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领导
核心。但这个提法在宪法条文中显得孤零零的，放在第十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被认为是一般的宣言，而不是宪法和法律准则。直到勃列日涅夫宪法中才出现
第六条，将苏共的“政治体制核心”地位固定下来。这是试图使之具有符合法律的
假象，试图以宪法准则来阐明国内的现实情况。
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我调到莫斯科之前，党的最高机构内部的力量重新配置已基本结束。如上所
述，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上台执政，是参与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几个集团之间
妥协的结果。原以为勃列日涅夫是个威望不十分高的人物，可以轻而易举地任意摆
布。但是如意算盘全都落空了。他借助并不复杂的政治游戏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
位，实际上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
这些手段中最主要的大概是善于对敌手实行分化瓦解，煽起其相互之间对夺权
的猜疑，保留自己的总仲裁人和总调停人的作用。久而久之，我又发现了他的另一
个品质：爱记仇。谁要是对他不忠，他都决不放过，但同时又具有等待时机撤换不
中意者的本事。从不采用正面攻击的办法，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
最终将不中意者逐出领导班子。
1977年撤掉波德戈尔内，1980年年底撤掉柯西金，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大权
独揽。命运的作弄就在于那已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丧失工作能力之后的事情；他的权
力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根据恰佐夫院士的回忆，总书记的病情在70年代初开始加重。脑血管硬化和滥
用镇静药起了致命的作用，使人精神压抑、萎靡不振。勃列日涅夫已判若两人。原
先不但精力较为充沛，而且较为民主，并不回避正常的人际交往。鼓励讨论，政治
局和书记处会议上甚至还有过辩论。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辩论已无从说起，
就更不用说他作自我批评了。
看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总体健康和智力状况，应当提出他退下来的问题。从
仁爱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出发，这是人道而且相宜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根本
不愿考虑告别权力的问题。他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离职会破坏平衡，
破坏稳定。总之，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尽管已是行将就木。
记得有一次政治局开会，主持人“短路” 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
家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会后我对安德
罗波夫讲了自己的感受。
“你知道吗，米哈伊尔，”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将原先对我讲的话又重复了一
遍，“应当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
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定的问题。”
我想，不仅是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想勃列日涅夫离职。日见衰弱的总书
记使州委、边疆区委、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感到十分快意，也使总理、部长们感到
快意，因为他们成了自己教区内的绝对主人。换言之，这里也同勃列日涅夫获得权
力时一样，有个上述的“共同协定”在起作用。
照他们的意见，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受到仔细维护的等级制
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盘”，不可有非分之想。这种等级
制度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对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
座次。绝非戏言！
似乎是同僚、战友在一起开会。何需客气？然而不，每个人都应各就各位。勃
列日涅夫的右手边是苏斯洛夫，左手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古洪诺夫。苏斯
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
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
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桌子很大，勃列日涅夫在同那一侧、例如同苏斯洛夫商量问题
时，他的吐字发音我们这些坐在另一侧末尾的人就很难听清和听懂。
坐在契尔年科旁边也有某些不便之处。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
匆匆忙忙地翻弄着公文：
“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得给您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
掉……”
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
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有时我想，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管是否如此，大家
都正襟危坐，不动声色。
目睹这一幕幕“宫廷游戏”，我渐渐明白，惟一可以使我不致身陷其中、不致
跌入这样的阴谋的救星，就是我为之献身、为之负起个人责任的事业。因此我尽力
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对农业政策进行深人的分析和思考上面。
首都生活
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和休息。可是要习惯首都的生活，
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弄清我的新同事的家庭生活气氛，希望同他们认识。
可是一切都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
聚会和做客都不受鼓励，这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自己只邀请十分有限的几个
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邀请安德罗波夫、基里连科的时候少一些。当然也有
例外。1979年初夏，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度周末。约好了到远郊一处空着
的斯大林别墅去游玩。他带上了女儿、女婿、外孙。几乎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游玩，
交谈。午饭根本未做安排，不过茶点倒是有的。这是一次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聚会：
仿佛是莫斯科的老住户对新从边疆区调来的年轻同事表示关心。
尽管同安德罗波夫关系不错，却从未在家庭的气氛中交往过。有一次我试图主
动邀请，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难为情。1980年年底我成了政治
局委员，我们两家的别墅正好挨在一起。第二年夏天我给他去电话：
“今天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吃法。我们还像从前那样，请您和塔季扬娜·菲
利波夫娜过来吃饭。”
“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安德罗波夫十分平静地答道。“可是，米哈
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 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在哪儿？为什么？都讨论了些什么？”
“至于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我诚恳地试图反驳。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有出门，那边就该开始向
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了。米哈伊尔，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你。”
从那时起，我们就再不邀请别人或者应邀去做客的想法。我们继续与老朋友聚
会，结交新的朋友，相互到家里做客。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事。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同样很难融人新的关系体系，始终未能在如今称之为
“克里姆林宫夫人” 的很特殊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跟谁也没有深交。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参加了几次夫人的聚会，因那种气氛而惊讶不已：这里充满了一些人对
另一些人的傲慢、猜疑、诌媚和不讲分寸。
夫人的世界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身居高位的丈夫的职位等级制度，此外再加上某
些女人的特点。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1979年3月8日，按照惯例举行了政府招
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妻子都在大厅门口列队欢迎外宾和本国女同胞。赖莎·马克西
莫夫娜站在有空位的地方，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
一位“主要的”太太--基里连科的妻子正好站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旁边，
这时转过身来，毫不客气地用指头指给她看：
“你的位置在那儿…… 最后一个。”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老是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离开“上流社会” 的圈子，一切都简单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很快就进入新
的大学生群体，交上了新朋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恢复了自己的学术联系。她
与莫斯科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熟人和同行建立了联系。马上进入她所熟悉的学术
讨论、研讨会和一般友谊聚会的天地。还学起了英语。
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要一辆车，去参观莫斯科。最先去的是靠近市中心的老
地方。莫霍瓦亚大街，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矗立着熟悉的消防了望塔
的索科利尼基，鲁萨科夫俱乐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伫立良久。前往亚乌泽
河边。驱车过桥，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这里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旧
广场不见了！伤感至极。
我在克拉斯纳亚普列斯尼亚也有同样的感触。1951年我身为大学生和宣传鼓动
队副队长，在这里搞过选举。当时我抛开学业，奔波在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
街摇摇欲坠的一片片小破屋中，讨好选民，张罗着修理楼梯和屋顶、龙头和开关、
锁和门，因为选举前夕任何一个最少言寡语的老太太都会坚定地声称：
“老弟，你给办了吧，要不我就不去投票！”
可那是50年代的莫斯科。如今小破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多层楼房。
列宁山上也是景色一新，过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河畔的滑雪跳台，在四周的空地
和矮屋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的。昔日的切廖姆什金村住着建筑工人，我们还到那里
领过父母寄来的包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俨然一个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小区。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是矛盾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旧房当然无法居住。然而其
内心的温馨感、与大自然近在咫尺、特有的生活方式，又是如此地难以割舍。由此
我想到，对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说来，告别老阿尔巴特街是一场怎样的人间悲剧。
在加里宁大街上刚刚出现布局整齐匀称的建筑群时，莫斯科人将其称之为“莫斯科
的假牙”。此时我听到约瑟夫·科布宗演唱关于老阿尔巴特街的歌曲，便思念起青
春年少时的那个城市，思念起老莫斯科，歌词是：你是我心爱的老阿尔巴特，绝无
仅有的老阿尔巴特，无论我走到哪里，你的风儿永远把我跟随。
起初我们选择路线都是兴之所至。往车上一坐，随便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下
车走走。周围的一切都流进我们的心田，勾起对遥远往事的回忆。可是我们也想了
解自己要在其中生活的今日莫斯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选择路线时要按照莫斯
科形成的世纪来了解她。先是14－16世纪的莫斯科，然后是17～18世纪的莫斯科，
以此类推。通常都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近结识的、对旧莫斯科了如指掌的历史
学家陪同。
然后开始去莫斯科郊区。我们到了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莫斯
科河沿岸的景色。科洛缅斯科耶过去也曾听说，然而亲眼所见，却使我们赞叹不已，
并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升天教堂高高耸立，直达云霄，直达上苍！
我们也利用新的机会来满足自己久已有之的对戏剧的癖好。过去到莫斯科都是
来去匆匆，但也尽量多看一些剧目。按老习惯去了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和小
剧院。我们喜欢上了瓦赫坦戈夫剧院、讽刺剧院、现代人剧院。塔甘卡剧
院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相反的世界》令人难忘。有一次在大剧院观看了
由瓦西里耶夫、马克西莫娃、利耶帕等人演出的《斯巴达克》。
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之后，就尽量去观剧，仿佛是要检验一下早年留下的印象。
排在首位的仍然是瓦赫坦戈夫剧院；与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
莫斯科市苏维埃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的关系密切起来。我们开始经常去大剧院。
当然还有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音乐学院大礼堂。
我把这几行文字重新读了一遍，不禁感到惊奇：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对于
时代、事件和人，它首先把其中美好的部分储存下来，哪怕这部分很小。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他们在对总书记施加影响方面的竞争仍在
继续。契尔年科试图将总书记孤立起来，不让他与外界直接接触，说什么只有他才
能从纯人道的角度理解勃列日涅夫，就是说他在不顾一切地巩固自己的阵地。
尽管全会后安德罗波夫坐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由他主持书记处一事却始终
没有记录在案。事先是否作过记录，不得而知，反正，契尔年科利用目前的情况，
仍然主持书记处的会，有时是基里连科主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2年7月，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通
常开会之前，书记们都到一个我们戏称为“脱衣间” 的房间集中。这次也不例外。
我进去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在那里。他等了几分钟，突然站起身来说：
“都到齐了吧？应该开始了。”
他第一个走进会议室，并当即坐到主席的位子上。至于契尔年科，他一见这个
情况，立刻垂头丧气，跌坐到椅子上，他就坐我对面，仿佛浑身都瘫软了。于是我
们目睹了一场“内部政变”，有点类似《钦差大臣》里的场景。
这次书记处会议安德罗波夫主持得坚决自信，有声有色，体现了自己的风格。
与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腻烦的方式泅然不同：契尔年科将所有会议都变成了类似果羹
的东西。
“祝贺您，看来是发生了重要事件。难怪我看您开会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谢谢你，米哈伊尔，” 安德罗波夫回答说，“紧张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
伊里奇打电话来说：‘我干吗要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在
这儿呆着？我是想让你主持书记处工作、主管人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他这么一说我就下了决心。”
我了解总书记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他的意志品质，知道他不愿意与契尔年科闹
翻，相信他自己不会打这个电话。看来，是有人站在旁边，而且在施加压力，这种
事已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人只能是乌斯季诺夫。如果考虑到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影
响，他那直来直去、不讲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多年的交情，
就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这样说。这里需要说明，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乌斯季诺夫在同
我谈话中都从未提及此事。
新的“稳定” 就这样形成了。如今讨论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务实的
性质。开始对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质量提出意见。作出的决定有了较为具体的
内容。主要是正在确立严格要求、不讲情面的作风。在个人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
有时搞得很可怕，尽管他发火的对象有错误，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却往往怜惜
这些人。
我觉得他身上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觉察到的。也许这里起作用的是这
样的情况：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围的人倾轧加剧，大有出现完全无
人管理状态之势。看来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权的威信，向世
人表明尽管总书记疾病缠身，管理的杠杆仍然掌握在有权威者的手中，不会发生任
何意外情况。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员本身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给的任务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央委员会只
留下他和我“看家”，国防部那边是乌斯季诺夫，他让我搞清楚，为什么正当瓜果
成熟的黄金季节莫斯科却没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应的“救火队”，莫斯科
贸易单位却断然拒绝购买，借口是没有销售网点。这时我便对首都当局施加压力，
迫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应：
“对一个市党委不信任，总不能到了政治局亲自处理黄瓜问题的地步吧，而且
还撇开我。我坚决声明，我不喜欢这一套！”
我打断他的话说：
“我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说话的调门不对头。您把纯实际的
问题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这里说的是大夏天的莫斯科既无蔬菜又无水果，而且并
不是没有货。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问题
进行监督。”
顺便说说格里申。这个人平平常常，却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估计过高。此外，
他同许多这类人一样，在与“下级” 交往时，作出一副很了不起的、“领袖至上”
的派头，跟他处理点什么问题简直是受罪。任何批评性的看法和意见都接受不了，
只有总书记是例外。即使到那时候也要嘟嘟囔囔，说是有人对总书记进行了误导，
有人在使坏。
在“黄瓜事件”中他没有违拗，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市内不久即出现数千个出
售蔬菜的货亭和货摊，问题解决了。莫斯科的走廊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安德罗波夫
在正儿八经地开展整顿秩序的斗争呢。
然而此事还另有背景。在领导成员之间复杂的幕后斗争中，某些人认为格里申
很可能是觊觎“王位” 者。这样的消息也刊登在西方的报纸上，安德罗波夫当然也
知道。因此他要求介人首都的蔬菜问题，也是想借此表明莫斯科市领导人已经无能
到了连本市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地步。
大约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谈话中仿佛是顺便提到地说：
“勃列日涅夫要求好好抓一抓干部。我认为有几个人我们应当留意一下，他们
已经极其让人反感。”
他仔细地瞥了我一眼。
“你对梅杜诺夫有何看法？”
“同两年前对您讲的一样，”我答道。
我们从前确实曾多次谈到我的这位邻居。关于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情况显
然不妙的消息传到了中央，其中提到疗养地形成了强大的黑社会组织，据说与党的
机关公开勾结。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起我同梅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忠告：一是同不干不净
的人划清界限，二是仔细观察于部，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梅杜诺夫对我的话不
大听得进去。他愿意对勃列日涅夫的话洗耳恭听，顶多再加上苏斯洛夫或者基里连
科，其他人就对不起了。他认为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对他搞阴谋。
向安德罗波夫报告那次谈话的结果时，我说：
“我想，您肯定明白我们的结论要向列昂尼德·伊里奇o作汇报。要事先想到整
个谈话的实际背景。”
“我明白，”安德罗波夫答道。“不过这是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就是说，
应该办。你考虑一下对梅杜诺夫的工作调动有何建议。”
我建议让他担任蔬菜果品采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是蔬菜水果
的一个主要供应者。
梅杜诺夫的解职给中央委员会机关、给所有州委第一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都知道他受到总书记本人的庇护，是个“不倒翁”，却突然…… 安德罗波夫的威信
眼看着不断飙升。
如果认真看待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措施，那么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是一次性的，
更多地带有示威的性质。当时停滞的空气已经相当浑浊，以致这些行动也像微微开
启的小气窗一样，令人产生清风徐来的幻觉。可惜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积累的矛盾
实在太深，仅靠这类零散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总书记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最好别出头，以免反衬出总
书记的能力有限。例如对他来说到全国各地视察已是力不从心。那就是说，即使出
于工作需要，其他人去各地出差也要斟酌再三。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经常要完成另外一项任务：模仿总书记十分活跃的创作活动
和组织活动。而因为他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写字，不能发表讲话，于是代理
人、助手、顾问就以他的名义讲话。他们不断巧妙地编造报告和便函，发出信件和
电报。每一次这样的（自然是“历史性的”）讲话肯定要引起极其广泛的反响。中
央的每一个部杜撰着这样的“反响”，那都显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应”。
顺便提一句，由于通晓这一权力作用机制，有时也可作出正确的决定。勃列日
涅夫的亲信主意明显不够，如果他们收到以总书记名义对某个重大问题的提法和解
决办法提出建议的“备忘录”，这样的机会是要当即抓住的。
如上所述，疾病缠身的总书记治下的“稳定” 很对新的领导成员的心思，他们
实际上可以在自己的地区和部门不受监督地进行治理。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部
分中央工作人员也对这样的稳定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万事顺遂也与此紧紧相连。人
人都知道总书记一变干部也要大换班，因此大家都尽心尽力。
这样一来权力和管理的一切线索都转到了官僚机构手中，这就产生了致命的后
果。不仅使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名存实亡，而且为官员的倾轧大开方便之门，这种
倾轧往往在作出政治决定、尤其是在干部任命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总书记的意见或者立场的东西，往往已经不是他在独立进行
分析和对各种评价作了对比之后得出的个人观点。这只不过是目前能够对他施加决
定性影响的某个小集团的立场。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的后期，政治局已经处于不可思议的状态。为了不让
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
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有人插话：“全明白了厂’
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转了，人们还以为问题都已经过政治局的审议。
如果提交讨论的确系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那么希望全都寄托在政府对问题的
仔细研究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极少进行实质性的谈话。用的是另外一句口头
禅： “同志们做了工作，交换过意见，专家也参与了，有意见吗？”还能有什么
意见呢！谁敢于“插嘴”、提出问题，就会遭到契尔年科的白眼。
即使勃列日涅夫自我感觉稍好一点，他也很难密切注意讨论的进程并进行总结。
因此在提出重大问题时，他通常都是第一个讲话，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此后再
进行讨论就有些不大礼貌，于是又纷纷插话：“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
应当采取……”有时勃列日涅夫自己补充说，草案中有哪些东西遗漏了，哪个地方
应更加突出。大家异口同声、高高兴兴地表示同意，讨论到此结束。
只有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政治局会议算是例外：时间较长，讨论热烈。因为
这里事关所有照看某部门或某地区者的利益。即使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是先由
总书记讲话。他念起稿子来颠三倒四，然后开始讨论。
发言总是千篇一律。谢尔比茨基讲顿巴斯的主要基地必须进行改造，“否则这
个地区的冶金业和矿井不仅会使共和国的能源工业、而且会使全苏的能源工业处于
下风”。库纳耶夫担心垦荒地的状况、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增加拨
款。格里申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他也要求多给首都拨款。拉希多夫的话
题也是老一套：中亚地区的片面发展，就业和增加就业机会问题，当然还有灌溉。
尽管这些问题全都重要而且复杂，却没有辩论，没有交换意见，没有出现争论。
更不必说从未有过将计划和预算收起来再拿回去返工的情况。说老实话，这一切都
有点像是亵读或者自我欺骗。
最后，为了对关于某些问题的决定进行仔细研究，成立了二十多个常设的或临
时的委员会，由它们来起草结论，政治局只是批准一下。这里有中国委员会、波兰
委员会、阿富汗委员会，其他内政外交问题的委员会。它们全都必定在中央委员会
开会，从未在其他地方开过会，这样契尔年科可以监视它们的活动。实际上这些委
员会已开始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会议愈来愈没有成效。
而这正是可以制止国家生活中许多消极过程并且开始社会的改革的时期。唉！
时间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科技革命成就的作用，生产、交通、日常
生活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生活。结果是，其他国家通
过痛苦的探索逐渐走上适应时代挑战的道路，而我国的体制看似有科学的理论、有
计划的系统的途径和科学管理方法作依靠，却排斥新的思潮，凌驾于普遍的文明潮
流之上。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去世出人意料。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通过电视，全国都了解他
的身体状况，我们亲眼观察着总书记的整个治疗情况。但是这个过程拖得实在太长，
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想到会很快终结。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周年那天，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然后是庆祝酒
会，他致祝酒辞。总之，一切如常。
11月10日，我正在接见斯洛伐克代表团。交谈甚欢，这时书记处突然派人给我
送来一张便条，内容是：“安德罗波夫要马上见您。他知道您正在接见代表团，不
过他让您向客人表示歉意，宣布休息，并马上去见他。”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时，他表面上显得相当平静。同时却隐藏着内心的极
度紧张。他以平静的声音对我说，维多里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夫之妻）要求
立即向他通报勃列日涅夫的死讯，并且说正在扎列奇耶别墅等他。此外她不想见任
何人。安德罗波夫已经去过，与恰佐夫、卫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是在救护队
到达之前几小时去世的。
我们相对无言。然后我说：
“也好，老广场的重要时刻来到了。必须作出决定，我认为此事与您本人有关。”
看来安德罗波夫此时正心事重重，没有答话。我们的关系使我可以不必拐弯抹
角，而是与他推心置腹，我问道：
“你们是否在‘小范围里’碰过头了？”
他点了点头。不错，他们碰过头，一致同意推举安德罗波夫。他提到了乌斯季
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未提契尔年科，因此我无法说此人是否参加了这次谈
话。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说，“您都不能回避。我会全力支持您当选。”
当天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通过了与为
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葬礼有关的决定。决定紧急召开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并根据吉
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契尔年科将在全会上代
表政治局就此问题发言。
坦白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我们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
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而且
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
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
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
关于所谓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个停滞时期，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都已不少。
我认为这个评价需要具体化和深化。何况近来原教旨保守势力正试图为勃列日涅夫
主义恢复名誉。目的昭然若揭：试图证明改革毫无必要，将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罪
责推到改革倡导者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
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严格地说来，这种反动在赫鲁晓夫本人当政时已经开
始了，并且导致了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赫鲁晓夫在
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
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
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对党和国家精英、军工综合体的情绪了如指掌，他依靠他们并利用
他们的无限支持，实质上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主义路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的宪法。与此
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
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
同样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搞“节约经济”、市场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扩大企
业自主权。然而，就连最一般的羞羞答答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受到拚命的抵
制，并中途夭折。关于科技进步的全会年复一年地拖延，始终未能召开。经济沿着
粗放式、高消耗的道路愈走愈远，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争取缓和国际形势的强大宣传运动的掩饰下，甚至在耗费巨资达到同美国的
战略均势之后，军备竞赛仍在加紧进行。毫不犹豫地扼杀了“布拉格之春”。我国
武装力量在二战之后首次卷人明知必败无疑的阿富汗军事冒险之中。
然而，决定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
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旧观念，对于标
志着新文明诞生的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
条件中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
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人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
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
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
夫变成又一位“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
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
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同此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并未在当众的辩论或者公开的搏斗中表现出来，
只有经验老到者方可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切。
葬礼本身，契尔年科手下机关所搞的豪华盛大的仪式，可说均已“达到极点”。
契尔年科11月12日在全会上的讲话也与此相协调。他不遗余力地宣读他的助手写的
那些诸如 “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的杰出理论家之类
充满热情的话语。
干部方面的多年一贯制，已成议论话题的领导人老龄化都说成是勃列日涅夫的
伟大成就，是他缔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权威和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至于所谓安
德罗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爱护态度
的说法，那么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样的恭维话并不怎么体面。至于说什么坚信安德罗
波夫将会加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制，其含义再明白不过，等于是说：我们一起
来当家作主吧。
社会感觉到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已经处在变革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
上述的溢美之词显然是搞得过头了。当时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我看见他意识到
了与“勃列日涅夫时代” 的许多特点划清界限已是势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
担心的是人们对他的“头三把火”能否接受。
安德罗波夫在当选为总书记的11月12日全会上的讲话相当克制。其中并无公开
的挑战，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讲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话，仅此而已。在这番讲话后，契
尔年科彻底灰心丧气了，不过应当说，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还是十
分宽容的。
根据此前很久作出的决定，11月15日要再次举行中央全会，审议来年的国家计
划和预算。安德罗波夫明白，这时他就必须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为自己将来
的方针划上“着重号” 也好。一致商定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