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烧不尽”
我一生中从来不写日记，但常常使用记事本，历年来已积累了许多册。这是我
的个人工作实验室。1991年12月离开总统的岗位，经历了俄罗斯当局对待我的种种
不礼貌行为之后，我也并未放过事态发展中极为纷繁的种种情节。当时他们决定处
理掉我为数众多的家藏图书中的大部分以及“非头等”重要的文件，其中包括笔记
本。
然而，“手稿烧不尽”，并非全部笔记都销毁了。有几本赖莎·马克西莫卡娜
保存了下来，有一本是在切尔尼亚耶夫的文件中发现的。这些难得的劫后余物有助
于追忆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事实，以及许多足以判定改革意图的东西。
在切尔尼亚耶夫保存的那本笔记的开头，记的是同莫斯科无产者区居民的谈话，
列宁格勒之行，同工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领导人以及学者专家的会见，给政治
局和政府所作的指示札记。有的很简短；有的则较详细，例如就石油天然气工业状
况同多尔吉赫的谈话。库纳耶夫、谢瓦尔德纳泽、谢尔比茨基用电话汇报各自共和
国的情况。吉尔吉斯共产党领导人乌苏巴利耶夫和巴什基尔州委书记沙基罗夫对国
家计划的抱怨。许多页记的是干部问题：解除罗曼诺夫的职务，斯图卡林调任外交
工作，任命科尔帕科夫为黑色冶金部长，批准鲍·叶利钦担任党中央建设部部长。
为了说明我担任总书记～职最初数日和数月所做的事情，现照录若干笔记如下：
3月：“供与葛罗米柯谈话用；1．关于日内瓦谈判（争取继续谈判）。2．根据
里根来信——给予答复（新的口径）。3．消除各方对签署延长《华沙条约》议定书
的分歧。4．关于《赫尔辛基协定》10周年。5．复信密特朗总统（详复）。6．复信
拉吉夫·甘地（内含会晤的主题。时间——5月底至6月前半月）。7．致函科尔总理
谈秘密联系渠道问题。8．阿富汗。需要有个切合实际的计划。9．致叙利亚总统候
·阿萨德的信。10．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的建设性方针。11．巴基斯坦——继
续执行既定方针。”
还有一段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笔记：“必须逐步调解冲突；同阿富汗领导人（巴
布拉克·卡尔迈勒）会谈关于扩大制度基础的问题；同索科洛夫和阿赫罗梅耶夫商
谈军事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要：不得全面放弃阵地。”
“1985年3月27日：1．质量。2．向酗酒宣战。3．居民中缺乏保障的部分。4．
用作果园和菜园的土地。5．医疗。”
准备同葛罗米柯、切布里科夫、利加乔夫面谈：“1．关于未来的中央委员会
（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及主席团成员、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关于罗
曼诺夫；关于党中央主管国防的书记人选）。2．关于外交部长：不限于外交部部内
范围……需要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
关于同《文学报》主编亚·恰科夫斯基谈话的记载：
“1．老广场机关脱离了领导层根据新的任务进行宣传的安排（暗示济米亚宁和
斯图个林）。党中央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各部应当合而为一。2．电视应当改革：存在
着抢新闻的斗争，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斗争。《真理报》应当步调一致。马克思主
义宣传搞得很枯燥，青年人对其失掉兴趣。3、要对历史进行科学和客观的研究：必
须搞清历史，包括我国的现代史。4．如果我们希望新政策获得支持，就应当恢复对
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5．关于文学事业：文学和创作界中宗派主义的泛滥；对过去
的美化。需要支持那些立场分明的人。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应当与新任务配合一致。
6．不应当拿美国武器吓唬苏联人民。”
同尤·鲍·哈里顿院士的谈话：“1．关于进行以核灌注方法获取激光的实验。
2，关于电磁辐射的研究，这种辐射对导弹控制系统可能发生的影响。3．关于用高
速运转计算机紧急装备中央的问题。”
即使这部分笔记也可说明，当时我面前真是问题成堆。我已经开始担心全盘政
策的制定会被挤到次要地位，而总书记不得不昼夜听取汇报并作出具体行动决定：
谁来修地铁，如何实现区域土壤改良，何处购置计算机，诸如此类。同时还必须刻
不容缓地着手制定足以防止国家滑向危机并为它开辟光明前景的规划。
苏共二十七大
1985～1986年之交，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反复思考其“最高任务”。三四月间所取得的突破以及紧随其后在国内外政策中所
采取的一些步骤，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我在全国各地的巡行、同华沙条约领导人
的多次会见、出访法国、同里根和其他外国领袖的谈判，在日程表上增加了许多新
的任务。1986年元月，我们公布了2000年前的裁军纲要。现在需要系统地阐述和加
强改革的政治方针，具体说明实际工作的方向。自然还要通过新的党纲；其草拟工
作于10月份完成，经中央全会审查后已公布讨论。
按照惯例，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都要作总结报告。这次却决定称之为政治报告。
这样就能够摆脱对所做工作进行老一套的分析，集中阐述战略性质的各种问题。
将近12月底时报告需要的材料已准备停当，于是新年前夕我动身去皮聪达休假。
当此之时，寒冷而有风浪的大海自有其凛若冰霜的美。阵阵海浪轰鸣着撞击礁石，
浪花飞溅，泡沫翻腾。空气中饱含负离子，仿佛伸手即可触及、重量足以感知，吸
上一口，如饮提神醒脑的鸡尾美酒。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起来可谓惬意之极。
新年刚过，我立即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瓦利里·博尔金请到皮聪达来。
他们带来了我请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提供的问题分析，作为工作小组原有材料的补充。
在矗立于海岸边的一栋小楼里，我反复阅读、仔细斟酌，全面考虑了报告中所有的
论点，初步尝试着作出新的评价和结论。
报告中关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的结论，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正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如果承认了这一结论的
正确性，就不能不同时承认将世界分割为相互对立的集团是何等地荒谬。于是，报
告中就出现了下列一些记述：“全面对抗、军事对峙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不
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
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赢得“军备竞赛，正如打赢核战争本身一样，
已经绝无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
而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障任务便是一个政治任务，因而也只能使用政治手段才
能完成”。
社会改造与实现四月全会所采取的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密不可分。并
不是说要来一次革命，而是说要改善这个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人们是
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给社会输输氧，它就会振作起来的。对自由本身的
阐释较为宽泛，其中包括名副其实地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农民、将工厂交
还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
人们逐渐认清了（尽管这种思想的表述还不太具体）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
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经历四月转折将近一年之后，我们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而许多
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极需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
已经采取的方针的必要性。这样报告中就出现了公开性这一话题。“没有公开性就
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中央需
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如今这类“赌咒
发誓”的说法已被视作近乎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政治观点，在激发社会
舆论和人们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公开性即便在目前也仍然有着
不小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对党在社会改革环境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
了一些论点，它们后来在1987年一月全会、特别是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党实行政治领导，决定总的发展前景……至于解决具体的经济
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就应当赋予每个主管机关、劳动集体和管理干部
广泛选择的自由。”“党要坚决反对将党委的功能与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混淆起
来。”当然，当时谁也不认为这些论断是对政治改革的召唤，但它们客观上正是起
了这样的作用。
将近元月中旬时我将报告初稿提交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意识形
态陈规老套的威力是多么强大。就连我所提拔的一些领导成员，就许多品质而言似
乎都应当属于改革派，但在提到某些意识形态公式的时候，不消说修改了，仅仅是
表达得明确一些而已，这时就连他们也都表现得极其胆怯，争先恐后地急于显示自
己的正统。
千万别堕人异端邪说，“千万别惹出乱子”，这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所持的
念头。他们声称支持新事物，但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制动器却经常开着。
报告初稿讨论完毕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扎维多沃。一天之后梅
德维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也来到那里，开始了报告的收尾阶段的工作。所提
出的各种问题全都保留了下来，而结构、材料说明等则作了重大的变动。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实际上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倾听并参与了我们的辩论。这时候才发现，
她的社会学研究经验、同高等学校青年打的交道、以至普通的生活常识、女性的直
觉，全都很有用处。可以说她使我们感到惭愧，因为报告中有关家庭和妇女的社会
地位问题显得敷衍应付，是她提示我们怎样处理这个话题更适合些、更放得开些。
的确，我们国家一直高喊口号，说妇女已经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能够参加国家
的管理，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仅不如西方国家，连东方国家也赶不上。很抱
歉，我当政时领导层中也没有妇女。叶利钦掌权时也不见她们的踪影。
报告快写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与新稿苏共纲领（苏共纲领各方面都平淡无
奇）之间在主导思想、分析的深度、论证新的政策方针的准确性方面，都有很大的
差距。只好匆匆进行修改，哪怕仅仅消除两个文件之间最为明显的分歧也好。这些
修改意见已在1986年2月17日的党纲起草小组会议上建议予以采纳。次日，中央全会
即批准了政治报告、新稿苏共纲领和章程的草案以及关于未来数年间苏联经济与社
会发展基本方向的报告。
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2月25日）是不经意地选定的，但是（别具象征意味！）
它正好与二十大30周年纪念日相吻合。我觉得代表们都很赞成这个报告，可是讨论
中历史的惯性占了优势。地方上来的代表，包括一开始就发过言的库纳耶夫和谢尔
比茨基，又离开正题作起了琐碎的自我总结，自然也少不了对总书记颂扬一番，尽
管歌功颂德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列夫·库利贾诺夫和爱华德·谢瓦尔
德纳泽的发言中又响起这种调子时，我便插话请求他们“降低热度”，“不要老提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了”。大会的反应出人意料。看似一件十足的小事，却
正好反映了民心：当即响起了代表们友好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讨论开始有了更
多的实质性内容，大体上具有开始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特征。
部分代表尖锐地批评了国内状况，提出党的前任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带有这种
倾向的发言者中数叶利钦最为突出。其他人则以肯定的态度强调前几代人的所作所
为，要求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葛罗米柯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表达了这一心情。
但这些不同的立场在大会上并未发生公开的冲突。
我认为当时代表中大多是我去全国各地与人们接触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态。他
们大致都是这样考虑的：“看看结果如何再说吧。”有人告诉我，意大利共产党领
导人之一让·卡尔洛·帕叶塔，一个目光敏锐、说话尖刻的人，曾不无幽默地指出：
“我有个印象，贵党似乎有三位总书记。一位呢，是那个称赞新稿苏共纲领的
人。这是一份完全充斥着以往观点的文献。另一个呢，就是那个做报告的人；这个
报告里已经有了一些针对改革的新颖的思想。最后呢，第三位总书记审查校订关于
那份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里有着相当多的新东西，尽管其中有些地方也会碰到伊
索寓言式的话语，有的地方则对深入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这番议论显示了批评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从习惯的概念出发的，似乎总书记
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到底有没有这种时候呢？因为社会意识惯性任何时候都存
在，总书记不得不考虑“因循规律”，否则任何革新都不可能进行。可见，问题不
在于“三位总书记”，而在于已产生的“新思维”必须冲破僵化的观念和教条的水
底暗礁。
有些人认为群众就像粘土，可以根据随心所欲的主观幻想捏成任何形状；我要
提醒这种人注意陈规陋习的力量。1993年我应主管土地和政治与科学中心的邀请访
问德国期间，又一次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天晚上，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会见了
科尔总理及其夫人，讨论了许多问题。总理在介绍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时，讲了下面
一段话：“至于东部地区与西部的经济一体化，虽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简单，
但在这方面终究发生意外的情形较少。而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有关的各种问
题则要复杂得多。在东部地区，我们遇到的实质上是另一国人民，这是绝不可以忽
视的。他们至少整整一代人还得过另一种生活，才能与新的政治社会和心理环境协
调起来。”
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东西，对于几代人而言曾经是一种现实，不可能
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消失的倒是3亿人民，至少是全体已到懂事年
龄的人。除掉某些不应忘记的公认的正面因素而外，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
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本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
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
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这种情况到头来就转化
为社会性的依赖心理和社会性的冷漠态度。
不错，许多人已经看出了危机日益临近的征兆，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批判日益强
烈，尽管在搞迫害，却出现了谴责整个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也不应当夸大在
斯大林死后曾对改革我国社会采取过一些步骤的那些人“洞察力”的程度。他们始
终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产儿，不敢越意识形态的雷池一步。
二十七大所达成的“一致”对新任领导构成了某种陷阱。改革进程应当迅速超
越大会所通过决议的范围。这就给利用随后的“组织结论”指责改革者为修正主义
制造了借口。要避免这类威胁，只有一条出路：利用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按照党内
一贯存在的传统，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
何决定，仅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届代表大会的各种方针而已。
大会于3月6日结束。事不宜迟，我立即召集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府成员商讨当
前的工作。当务之急是实行经济分权，这项任务与官僚机关的冲突已经到了短兵相
接的地步。困惑和不满我在党政领导的“决策层”中也有所发现。当时许多人将未
来的改革与切身利益相权衡，琢磨精简多余的机关部门以及与管理机构工作中的人
浮于事、环节重复作斗争的竟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经济机构和企业领导人的立场
使我受到鼓舞。
代表大会之后我还会见了报社主编、电视和创作团体领导人——这类接触已经
成了常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生产部门中的情况如何，人们怎样理解大会的决议，
各级干部有何行动。4月初我出发去古比雪夫，即现今的萨马拉。选定这里是因为这
个地区大工业集中：航空、化学、冶金等工业都有，这个州还拥有大规模的农业和
食品工业。还用到哪里呢！当然，也去了陶里亚蒂市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是苏
联机器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此行费时三天。第一个感觉是：仿佛时光机器又将我带回了整整一年之前。州
委、市委的书记们依然大声训斥部下，规定了总书记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可以允许”
的限度。他们打手势阻止那些在与我交谈时急于讲真话的人，要么就是干脆打断他
们认为不必要的谈话。我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愿望显然不合地方官员们的口味。同群
众直接交谈使某些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们试图进行无理的干涉。我不得不当众
加以制止，说此时此刻我感兴趣的不是同他们讲话。我看见这帮官气十足的家伙气
得脸红脖子粗。
汽车厂的人们使我感到高兴，他们努力掌握新的经营管理方法，看来，在这方
面他们搞得比其他单位要好。其时当地的冶金厂也正在顺利实现现代化规划。这些
企业的经验表明，头脑灵活、事业心强的人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但是这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其余的全都是老样子。当时典型的情景是：群众渴
望改革，领导干部却无动于衷，十足的奥勃莫洛夫习气。我问自己：原因究竟在哪
里呢，是他们不愿改革还是没有能力改革？当然，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全苏联或共
和国的高层，可是，就连那些可以就地解决的事情也偏偏不做呀。
从去过全国其他地区的同事们的口中，我也听不到让人宽心的消息。全都是得
过且过。改革政策与城市和企业之间的“咬合”暂时还见不到——总的评判就是如
此。信件雪片般飞向党中央，其中大部分充满了因地方当局的无所作为而感到的忧
虑。我的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乡亲在信中伤心地告诉我：最近他怀着改进生产的许多
打算去见国营农场场长，那人却将他赶出了办公室，说：你不要多管闲事。“原来，
党代会开了还是这个样子：竞然不关我的事”。这时，当年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瓦
西里·米申，现已是哲学博士、教研室主任，从高尔基市来信说：“米哈伊尔，你
要注意，高尔基市没一点儿动静，一点儿也没有！”
在4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有一场关于改革受阻原因的谈话。大家确认：改
革碰上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他们就像一座座拦河大坝，横亘在改革的道路
上。1985年5月我说过，我们给予所有的人以改弦易辙、采取诚实态度的机会，过去
的一段时间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必须对各级干部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为问题
已经不仅仅是不甚理解或不够熟练，而是公然的怠工了。我让同事们注意一篇文章，
其内容正好与我们谈话的话题相呼应：“赫鲁晓夫被机关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也会
发生同样的事情。”
两天之后我们经受了一场震荡，它让所有的设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退居到了次
要地位。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
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与此同时（历史就是这般嘲弄人）这次
事故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业已开始的改革，直接打乱了全国的生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场悲剧的规模是何等巨大，还需要做多少工作以安置那些
失去健康、无家可归的人们。
事故是从星期五（4月25日）夜间至星期六（26日）1时25分发生的，当时工作
现场只剩下值班人员和进行实验的人员，他们在4号机组作实验：检查反应堆按计划
停止运行期间涡轮发电机组的状况。有关这个核电站出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已是26
日清晨，是通过中型机器制造部的专线电话传送的。先报告给雷日科夫，他又通知
了我。当天我召集政治局委员，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赫作了通报。他宣布这个
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当时决定组成以部长会议副
主席鲍里斯·叶卡多基莫维奇·谢尔比纳为首的政府工作组，立即奔赴出事地点。
工作组成员包括核电站专家、医生和监控事故环境的放射学家。4月26日傍晚即已抵
达现场。苏联科学院和乌拉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也匆匆赶到了切尔诺贝利。
工作组从4月27日起不断报告情况，其中附加了各式各样的保留条件，很大程度
上带有初步认识的性质，并不包含任何结论。报告中谈到了爆炸情况，死亡两人，
一大批人住院检查，控制火势的措施，关闭其余3个机组。还谈到爆炸时产生了放射
物质的喷发。
4月28日雷日科夫向政治局报告了工作组工作的初步结果。当日晚间据此发布了
电视公告，第二天又见了报。随后根据不断传来的新消息定期发表公告。现在我要
坚决拒绝一种指责，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有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当
时我们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考虑到此次事故非同寻常，我们在4月29日就已经建立了一个以雷日科夫为首的
行动小组，该小组昼夜值班。小组的记录和关系到工作的其他材料如今都已公布。
最初数日，由于仍然没有全面的信息来源，我们只能凭直觉感到这个问题具有
悲剧的性质，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极需获得第一手资料，于是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
5月2日飞往出事地点，谢尔比茨基也随同前往。他们访问了灾区，听取了政府工作
组的汇报，同居民们进行了交谈。
灾难的规模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便一目了然。当务之急是
保障群众的安全。除了进行严密的医疗监控之外，还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
医疗救护系统全面行动起来，诊治人数将近百万之众，其中包括20余万名儿童。政
府工作组决定从普里皮亚季市内疏散居民。刚刚编制出放射性污染的初步区域图，
专家们得出结论说不能在那些地方居住，便开始了居民的大疏散，先是从10公里以
内，随后又从30公里以内的地带往外疏散。谁知这件事却异常困难：人们不愿意搬
走，只好强迫他们迁居。5月上旬迁移了将近13．5万人，并对整个地区实行了监控。
最复杂的工程和科学问题是反应堆已经毁坏了的那个机组——它存在着随时塌
陷的危险。5月初韦利霍夫院士曾向记者谈到这点：“反应堆的心脏——炽热的活跃
区似乎还悬着。堆面上覆盖着一层沙子、铅、硼、粘土，这就给构件增加了额外的
重量……它还能支撑住抑或会陷入地下？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处于如此复杂的境地。”
也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质经过土壤进入第聂伯河。动用了防化部队，
调集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开展了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各项工作。政府工作组成员足不
出户地工作，随后又改为轮流值周，按照谢尔比纳、西拉耶夫、沃罗宁。马斯柳科
夫、古谢夫、韦杰尔尼科夫、谢尔比纳的顺序分别主持工作组。莫斯科、列宁格勒、
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科研所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了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
这个事件实际上牵动了举国上下。在1986年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里，显示了我国人
民的优秀品质：自我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许多人请求将他
们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纷纷提供无私的援助。
为了消除这次爆炸的后果耗费了140亿卢布，后来又投入了数十个亿。依靠有组
织的种种努力，终于控制了受灾的人数，阻止了事故的蔓延。到7月份提出了“石棺”
的构想，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受损反应堆那个与众不同的防护罩连同监控其状
况的常备系统建了起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别无奢求，他们承认：一切力所
能及和必不可少的措施，均已付诸实施。
毕竟……我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井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
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范围的灾难。对其真正规模的认识
是随着信息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但是众所周知，“人们生就不甘寂寞”，缺乏充
分的透明度，便产生了各种谣传和恐慌情绪。无论当时和现在，人们对于乌克兰、
白俄罗斯领导人、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就我所知的情况
而言，我决不会怀疑有人对群众的遭遇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有些什么事情
做得不够及时的话，那首先是由于情况不明所致。不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学者、
专家对所发生的事件一开始也并没有完全切合实际的认识。
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义和学术上的垄断，都起了极其
消极的作用。在1986年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
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
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并未加
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
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
“冷战”，两个军事集团相互封锁，包括在核动力工程方面的封锁，所有这些
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全世界核电站发生的151次放射泄漏以及如何消除事故后遗
症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列加索夫院士曾经说过，核事故的概率公认为极其
微小，所以全球科学技术界对其防备不足，普遍地盲目乐观，甚至掉以轻心。至今
我还记得事故刚刚发生时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和斯拉夫斯基院士向政治局所说的一番
话。他们都是我国核能动力工程的元老，该项技术的创始者，功勋卓著、备受尊敬
的人。但我们从他们口中所听到的倒更像庸人之论，硬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
事嘛，这种情况对工业性反应堆简直司空见惯：你最好喝上两盅伏特加，就点儿小
菜，好好睡一觉，到时候什么后果也不会有的。
本位主义不单是有碍工作。有了它，道德因素“薄弱”了，而不讲道德，知识
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惟恐表现出主动精神，在领导面前畏畏缩缩，力图逃
避责任，这一切都产生了消极的作用。结果决策的机制就经不住考验。
事故的种种后果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起初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极其令人担忧。
但由于风向的原因，遭受最沉重的打击的却是白俄罗斯，特别是莫吉廖夫市。随后
在布良斯克州以及远至图拉市的地区也发现了污染。
5月中旬，我发表了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慰问，说明已采取的各种措施，表
扬参与消除事故恶果的勇敢的人们。我也对国外所有关心我国灾情并伸出援助之手
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美国医学家盖拉和塔拉萨基、国际原子能机构
主席布利克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司、个人提供了灭火器材、相关技
术、医药制剂。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一致声援的行动。
与此同时，某些国外宣传机构大肆揭短，这证明它们与其说是为这场悲剧本身
感到不安，不如说是企图利用它来损害我国新政的声誉。国内也有人试图将切尔诺
贝利作为政治投机的目标。因此我想再谈谈关于民众和世界公众获得信息的问题。
政治局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
带来更大的危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非独出心裁：迟迟不肯将真相告诉民众甚至
本国政府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历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时有发现。现在报纸上对企
图缓报甚至隐瞒核电站事故的行径间或仍有报道。我们这里毕竟是另外一种观点占
了上风：有关信息随到随即发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不过这些信息应当是真实
可靠的。
我的意见很明确。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说过：“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
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
作的。谁要以为可以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
的全面信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
都支持我的意见。切尔诺贝利也成了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
我们致电各邻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详尽通报了当时所掌握的情况。谢尔比
纳和工作组成员5月6日和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5月中旬，包括外国记者
在内的新闻界代表访问了乌克兰，他们有机会弄清楚西方大众传媒以种种方式报道
的所谓基辅已经“空无人烟”、遇难的人“成千上万”是否属实。我们还派遣了一
个以科学院院士列加索夫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他们在那里提出的各种报告以
其专业水准、精确程度和直言不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3日，在有各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按照监督程序听取了政府工
作组的总结汇报，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
力的前途问题。早在改革之前这个话题就已经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提出过，该刊
发表的科学院院士多列扎尔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就此进行公开的讨论一事未
能获准。现在关于“和平原子能”的前景问题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性大辩论的题目。
辩论着重涉及了核电站结构老化的问题，建设新的电站、特别是在从地震角度考虑
不够稳定的地区（如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建站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经过反复考虑，了解了核动力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双方，其中包括许多世界权
威的论据，我终于得出结论：我们暂时还离不开它。萨哈罗夫院士说：“看来，未
来可以发挥念来愈大的作用的仍然是核动力。不过应该保证它的安全可靠。”伊·
瓦·库尔恰托夫也就此提出了警告：“对核反应堆应当称‘您’，它不能原谅过失，
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发生事故。”
后来，根据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的建议，政府制定了消除切尔诺贝
利事故后果的长期规划，规划已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委托有关部门对原子能电
站的技术进行评估，建议全世界共同努力提高核电站的安全程度，要求我国积极参
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我在讲话时呼吁停止核试验，宣布苏联延长此前宣布的
1986年头三个月暂停试验的期限（延至8月6日）。
切尔诺贝利敲响了一记警钟，呼唤人类认清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纪。它促
使人们意识到粗枝大叶地、更不消说犯罪般草率地对待自然界是何等危险。社会舆
论集中到了环保运动力图引人注意的一些尖锐问题上。人们想起了50年代末在车里
亚宾斯克一家核企业发生的那次事故和地面核试验的种种恶果。其后发生的任何一
次故障都成了宣传报道的好材料。
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弊病。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
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任和漠不关
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是又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
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