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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法制基础，自从中国经济改革开始，权贵私有化进程推进得相当迅速。那么中国人是在一种怎样的经济伦理观念支配下完成这一过程的呢？这里谈的所谓“经济伦理”，包含的内容主要有：1、市场交换中的道德秩序；2、分配法则；3、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如对财富的追求方式、使用和以及管理。本章的分析主要是围绕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的不同步变化(本节增加了剧变根源的分析)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但只要稍作观察，就会发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这三方面的变化极不同步，总的特点是：政治制度的变迁严重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毛泽东时代用各种社会压力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社会成员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纯粹的买和卖。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往往被误解成西方的“个人主义”）、以邻为壑的地方主义、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人心浮躁飘荡，行为混乱失序，不少社会成员连起码的道德感都丧失殆尽。为了追逐利益，不少人不惜损害他人、损害整体、损害民族、损害社会。政府不得不承认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公众安全感日益下降。
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在物欲的冲击下如此不堪一击，正好说明了它完全藐视人的求利动机，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性。它之所以在社会上一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从较浅的层面看，是依赖于中共政府意识形态强有力的约束。但从深层次分析，实质上更有赖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撑。当人们舍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之外无法以别的方式谋生时，其行为自然也当遵循政府划定的界限。一旦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支柱－－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变化，这座在沙滩上苦心构筑的伦理大厦自然也就失去了支撑的基础。可以说，自改革以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对人的约束作用日渐式微，社会政治道德日益败坏，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求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这里有几个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在财富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会如此不堪一击？ 中国以“安贫乐道”为主调的传统经济伦理，为什么在全社会群情汹汹追逐利益的潮流中见不到半点影子？ 对传统经济伦理和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到底扬弃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它在目前经济伦理剧变中到底起了何种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奠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上，有其道德基础，即对他人生命、财产、自由权利的尊重，其全部法律制度也以此为出发点。而中国现在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竟会出现这种以社会整体生活的理想和道德准则作交易、整个社会“人皆为盗贼”的局面？人们追逐利益时，往往是以损害他人（或国家、集体）的权利，甚至损害他人的财产和生命为前提，以此为代价获得的经济发展到底值不值得？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究竟是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 还是为了求得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上述这些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凡有社会良知的人都在思考。凭心而论，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状态，并非“开放”带来的“外来”影响。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任何社会的人都存在对财富的贪欲，和其它制度相比较，资本主义恰好更多地是对贪欲的一种抑制或理性缓解。对西方社会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功利性确实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徵，但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早已建立起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比较成功地将社会成员对功利的追求限制在不损害他人生存的范围内。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烈变化，最引起研究者兴趣的问题应该是：就在对“道德人”和 “道德经济” 的批判尚余音袅袅时，就出现了令人惊诧的“道德大崩溃”。而人们的道德伦理观总是从他们所处时代的实际关系引伸出来的，这中间的剧变说明，一定在中国人表面上还是“道德人”的时候，在民族心理的深处，已埋伏下某种导致日后道德劣变的隐性因素，只是研究者过多地注意到表面上粉饰出来的“道德”状态，没有进行更深的内在挖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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