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被迫或者主动与右派划清界线而逃过右派帽子的人，比右派只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1958年5月间，毛泽东为了给大跃进运动扫清障碍，又搞起了“拔白旗”运动。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说：
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中共中央立即下达文件，指示全国党组织：“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
所谓“拔白旗”，就是在未打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寻可打击、斗争的人物，以“白旗”、“灰旗”的名目拔除。接到中央指示后，各地党组织闻风而动，一大批人遭了殃。
反右时差点成右派的北京大学教授傅鹰，是北大头号“大白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冯泽芳被当作“白旗”而“拔”，自杀身亡。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是江苏的大白旗，罪名是“庇护右派分子”，“默认和同情右派谬论”。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数学家傅种孙已是右派，如今又多了一顶“白旗”的帽子。武汉大学将生物学家赵保国教授指为“白旗”，斗得他精神失常才罢休。园艺系教授章文才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柑橘专家。他办的柑橘园是教学基地，又是良种培育场。他被打成“白旗”之帅，柑橘园被一把火烧掉。
中山大学梁宗岱肃反时曾被送进监狱，如今成“大白旗”。历史学家陈寅恪则是“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到东莞县劳动的学生在晒谷场上围坐成圈，场中放把椅子权作陈寅恪，对之缺席批判。
医学博士宋儒耀自美归国后开创了整形外科。五十年代初，他曾率队赴朝鲜战场医治伤员，荣立大功一次。1958年成“白旗”后，整整20年被剥夺了操手术刀的权利。
党组织的力量无远勿届，“拔白旗”运动搞得声势浩大，全国被拔“白旗”近百万，与右派数相当。
单山东省，从省委书记、常委委员，到地、县、公社、队干部，共拔掉了“灰旗”、“白旗”干部达四万多人。
到了1959年，毛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有数百万人落了难。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邹鲁风。反右时他曾这样批判右派：
（右派）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阴谋也是“高级”的。说它“高级”，是因为他们不仅要篡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而且要篡夺我们国家的领导权，企图发动匈牙利事件，使千百万人人头落地。
谁能料到，这个左派两年后竟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杀了。
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决定对“反右倾”运动中被整者“一揽子解决”，全部平反，“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邓小平语】其中三百多万是“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其余的是所谓“普通群众”、工人和农民。
但1962年刘、邓的“右倾”只搞了几个月就被毛泽东煞住。接着就又是一阵紧过一阵的阶级斗争运动。
反右时，九三学社和光明日报联合举办的批判储安平大会，主要发言者是特别从中央高级党校邀请去的孙定国。没过几年，孙定国也被批判，赶出了党校。1964年底，他被弄回党校接受批斗。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挖苦他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又骂他是“大流氓、大坏蛋、大骗子”，“你是死不要脸﹗”当天夜里，孙留下一张遗书，跳进了校内湖中的冰窟窿。遗书中写道：“我今天才体会到邹鲁风的心情……”
1965年底，毛泽东以发表姚文元评吴唅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为号炮，发动“文化革命”。章伯钧读了姚文元的文章后，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上要开始了﹗”
1966年3月，批判矛头指向北京市委。邓拓、吴唅、廖沫沙【分别为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长】的杂文集《“三家村”札记》被批判。全国上下到处揪斗“三家村”。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是湖北的“三家村”。抄家、审讯、罚跪，76岁的李达被斗得奄奄一息，很快死去。连原新湖南报编辑李长恭以右派身服刑劳改所在的工厂也揪出了一个小“三家村”。李长恭是三名“村员”之一，被无情批斗后，他跳崖自杀。
毛泽东1957年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里，有这么一句：“（右派）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1966年5月间，毛泽东在修改陈伯达等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5月16日通知”时，加了一句“他们【指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及刘、邓等--丁注】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这使陈伯达获得灵感，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6月1日发布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遂成文化革命的招牌口号。
中国历史人物，从孔夫子到陈独秀，都是牛鬼蛇神。
孔子是“万世师表”，革孔子命的任务交给了未来的教师。11月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通过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他们请示是否可以砸孔坟，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28日、30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报告“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中共创建者陈独秀1942年在四川江津去世时，连其政敌蒋介石都曾差人送去一千元大洋作奠仪。然而，从江津迁到安庆老家的陈墓“文革中被捣毁”，“墓碑华表被人撬走垫路，后又成了垒猪圈的墙石。”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将武训骨殖焚烧成灰，算是为打倒武训划了个句号。
“大右派”彭文应【民盟上海支部副主任委员】虽已于1962年去世，也还是牛鬼蛇神。他的墓及妻子、儿子的墓一起被扫平。
这时出现了一类新的“分子”：”漏网右派”，即1957年、1958年漏了网，未被定为右派的“右派”。
“漏网右派”当然也是牛鬼蛇神。1962年去世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学家朱洗就是一个。他的墓碑被砸、墓被毁，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着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后浇上汽油焚烧。
作家聂崇彬1959年因创作电影剧本《贫农的女儿》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5年又因电影剧本《两家人》在“四清”运动中被斗争；文革初被指为“漏网右派”，于7月间自杀身亡。
这时，右派、摘帽右派、“中右”、“内控右派”已无区别。
例如，杭州大学的各类牛鬼蛇神都领到一个写明各人身份的布条，被勒令将布条扎在手臂上，在校园內外列队游街示众。女作家陈学昭虽已摘帽数年，手臂上的布条写的还是“右派分子”。衡阳市四中语文教师刘皓宇也是“摘帽右派”。掛牌子、戴白袖章外，食堂开饭时他们得列队趴着青蛙腿唱“牛鬼蛇神歌”，让学生轮班批斗，关着时被逼着互相殴打。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教授吴兴华，1962年“摘帽”后开始着手翻译但丁的长诗《神曲》，并创作以唐代文人柳宗元为主角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但工作未竟，来了文革，他不得不烧毁了书稿。8月间的一天，“牛鬼蛇神”被勒令清理校园杂草。吴兴华体力不支倒下，被学生红卫兵强灌下从校外化工厂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装死”，对他踢打，直到晚上才送医院。凌晨时分吴即离开人世，年仅45岁。
云南女作家季康是“中右”，后来她这样叙述其在文革中的遭遇：
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的造反派，给我挂上写了《五朵金花》等三部反动电影的黑牌，定为反动文人，强迫敲锣游街示众。除下跪和拳打足踢之外，更狠狠地反扭我的胳膊，施行所谓的“喷气式”，我的左臂几乎被扭断！
“内控右派”也是牛鬼蛇神。
1950年举家从美国归来的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是“内控右派”。他被关进“牛棚”后自杀，该所的“工人阶级宣传队”张贴“特大喜讯”，称其死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然后把正在农场改造的萧的妻子、大连海运学院教师甄素辉拉去，要她“继续交待”。甄以看望多日不见的女儿为由，请假回家，与年仅15岁的女儿一起服安眠药而死。
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所说，中国是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大牛棚”。
许多右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际走上不归路。如原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黄绍竑，北京师范大学原外文系主任胡明等。
1966年8月8日，地质科学院的“牛鬼蛇神”被勒令到院子里跪下。一大片人中，跪在最前面的是右派分子谢家荣。5天后，68岁的谢家荣服安眠药自杀。他留下了一张字条给妻子吴镜侬：“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谢家荣的儿子、也是右派的谢学锦为免全家因其“畏罪自杀”而遭致更大的灾难，不得不报告说“谢家荣死于心脏病。”几天后，吴镜侬也留下了一张字条：“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
1948年，汕头市中学教师陈云从告诉他的学生：“世界上没有一个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合理想的了﹗”他带领许多学生到广东揭阳县中共游击区参加了革命。1957年，他是右派，1966年，他在广州服毒自杀。
反右前，罗隆基和浦熙修是一对恋人。罗隆基没有熬到文革，便离开了这个世界。浦熙修则在文革中自杀弃世。
五十年代初，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办事处的田保生在当年清华大学老师钱端升教授的劝说下，辞职回归大陆。反右时，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的钱端升和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任翻译的田保生都成了右派。1966年8月28日，田保生与妻子双双自杀身亡。几天后，翻译家傅雷与妻子在家中悬梁自尽。他在遗书中写道：“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隔了一天，古代史和古文字专家陈梦家自杀，年方55岁。
原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范政是党内右派。文革初期，他是长春第一汽车厂热处理车间主任。他选择的是卧轨自杀。
清华大学学生安大强被打成右派后，到农村“劳动改造”了几年。后进入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文革中不堪多次批斗、殴打，在买了一块钱的猪头肉为自己饯行后，从所内大楼跳下身亡。中国船船工业局总工程师钟恩，划为右派后被分到上海第708研究所工作。1960年摘帽后担任该所总工程师。文革初跳楼身亡。
1966年9月10日，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说：“要打击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反动的右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其原意可能是告诫学生应打击其中“最反动”者，不可打击面太广。但结果适得其反，右派一概被残酷打击，大概因走资派难识别，而右派有帽子可指认，怎么打击都错不了。
在广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混乱中，也弄不清套上的究竟是什么罪名。（19）79年平反，七人重新安葬并立石碑，上刻‘XXX同志之墓’。”
北京，储安平被一伙闯到家中的红卫兵毒打得奄奄一息后，架拖而去，不知所终。有关储氏“蹈海”、“出家”的传言均不确。当时，全国的和尚都被勒令还了俗，连安徽九华山的和尚尼姑都被赶离寺庵，配对组成了佛教大队，储氏不可能找到一所寺院栖身。他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县志》说他“出走失踪，生死不明”，只是信了传闻而已。
10月起，刘少奇、邓小平被批判，各级党委官员被打倒或夺权，许多当年因“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被打成右派的人要求平反。中共中央监委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理。周恩来与陈伯达、江青商议后，批示：“土改、三反、肃反、反右派斗争中已定案的，一般都不要翻案。”于是，凡右派闹翻案的皆罪加一等，批斗更甚。例如原新湖南报编辑蔡克诚“闹翻案”，被拷打凌辱，自杀身亡。
文革中，坐牢最多、最久的一类人是右派。
昆明师范学院教授罗铁鹰被判刑5年。新湖南报编辑钟叔河判刑10年。医生王贤才被判处12年徒刑。篆刻大师谢梅奴，判刑20年。
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虽成右派，仍写了一份改造联合国的计划，打算有机会时呈交周恩来。文革时，这份计划被抄出。她被指“里通外国”逮捕入狱，死在那里。
上海的大右派王若望入狱时，“胡风分子”贾植芳刚出狱不久。贾在狱中的代号“1783”尚待派发，于是就派给了王若望。此后，王若望就成了新任“1783”。
复旦大学的三名右派教授孙大雨、王造时和潘世兹，在文革中被诬“组织反动政党”、“意图颠覆政府”。孙大雨坐牢7年刚释放不久，这次就免了。王造时和潘世兹则都进了监狱。几年后，王造时精神已不正常，监狱当局任他便溺满身，不医不疗；直到他病危才送医院。周恩来闻讯下令抢救，已来不及。王不断地喊“毛主席救救我”，断了气。他尸骨无存，遗物仅眼镜一副、手表一只、布鞋一双、《毛主席语录》一本。
在文革中被杀害最多的也是右派。
四川大学女学生冯元春是右派加“现行反革命”，判了20年徒刑，送南充监狱。她长期不服，经常上诉、抗争，于1968年被枪决。
1968年4月，前教育部副部长柳湜被捕。几天后即被严刑拷打得大腿折断、脑浆迸裂而死。人们在他的棉被里发现了一小页纸，写着他留在人间的最后几个字：“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为我伸冤。”
湖南长沙小学右派教师蒋养毅被“劳动教养”5年，1966年被遣送回原籍道县。在“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处决该县阶级敌人时，被扁担活活打死，“他们家里的老人和婴儿，悉数处死，靡有孓遗。”
1970年初，毛泽东发起“一打三反”运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强调，“打击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通知》：
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通知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1966年7月19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1957年，顾文选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鸣放时该系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学校党委欲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是上台控诉的同学之一。反右一开始他就成了右派。他天真地跑回杭州找妈妈，被抓回判5年徒刑。刑满后留在清河农场“就业”，永不能回家。在绝望中，他去看望也在“就业”的老师、当年那场控诉会的组织者黄继忠，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顾文选设法逃出清河农场，北上到了苏联【一说逃到朝鲜】。但被引渡给中国当局，成为北京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一位沈元，1957年时的北大历史系学生。作为右派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他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但马里使馆转手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的《通知》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1968年9月1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顾文选、沈元等五十五人大多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3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判决书：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县人……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山东省昌邑县人……
13位“首犯”和“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13名“同案犯”则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此26人多为在囚禁在劳改农场的右派。1966年8月，他们分别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两个组织。其人生经历已难一一追踪，本书作者仅对任大熊、刘世广的身世略知一二：
任大熊：反右时为北大数学系青年助教。鸣放时，他从图书馆借出刊有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国《工人日报》，与两位学生共同翻译后张贴在校园里。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处无期徒刑。1970年3月被枪决。
刘世广：反右时为清华大学学生。被打成右派后，于1958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发起人，也是该组织与“科学共产主义”合并的策划人。所以也是“主犯”，枪毙。
在甘肃省，1970年三4月间，“许多从夹边沟（劳改农场）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毛应星是其中一例。她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后送夹边沟。有幸活了下来的毛应星回到兰州，被送到静宁县农牧站。1968年，因保存有哥哥毛应斗在美国与其同学、物理学家杨振宁等人的合影，以及几百枚中外邮票，她被拉到县城广场批斗。被判刑5年后，她仍在狱中发表诸如“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一类的议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省委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九天后，她被拉到兰州郊外的一块麦田里枪决。当时，刑前使“反革命分子”发不出声的做法大行其道。毛应星临刑前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湖南。据当时在劳改农场服刑的长沙中学生杨曦光【杨小凯】回忆：原判“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3月间，“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包括右派大学生张九龙等。
1970年夏天，江苏省会南京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其中有两三名刑事犯】。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后，犯人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一路游街到江东门刑场。原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右派王同竹是被枪决者之一。
1976年底，被关押在四川一处劳改农场失去自由已近二十年的北大化学系右派学生张锡琨，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枪决。遗体由其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一个不知名处。
不过，有些右派稍幸运些，被判处了死刑，却因种种原因未执行，竟活到了平反的一天。
在铜川煤矿“劳动教养”的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右派学生党治国被铜川市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上报陕西省待复处决。恰好省法院已作计划枪毙4名，而各地当时报审的死刑犯共7名，党治国排第五，因而拣了一条命，十多年后平反出狱，回母校领到了久违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证书。【被处决的四人亦获平反】
清华建筑系学生冯国将服刑期满后，留劳改工厂“就业”，文革初被送往新疆前夕，他逃亡到了北朝鲜，但被引渡回国判处死刑。后来当局考虑到他是印尼华桥，死刑未予执行，让他最终活到了平反的一天。
上海第一医学院右派学生徐洪慈是共产党员，人民日报曾发文《上海医学院三千同学声讨叛徒徐洪慈》。随后，他被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他与一位原是空军飛行员的右派合谋逃亡，被捉后判处6年徒刑，送云南省丽江。刑满后留场。文革中他又被判刑20年。就在监狱当局布置犯人贴出大字报，“要求”枪毙他时，他成功越狱，橫穿中国，到了外蒙古。1984年，他作为反右及文革的幸存者和那个时代的见证，偕同蒙古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祖国时，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反右时光荣过一阵的左派，在文革中差不多都加入了右派行列。
首都戏剧、电影界曾接连四次召开批判吴祖光的大会，每次都由文化部副部长田汉主持。在批判大会上，作家老舍也打了吴祖光一杆子。
1966年8月23日，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北京文庙毒打老舍、荀慧生等北京文化界的“牛鬼蛇神”。次日，老舍投湖自尽。
老舍受罪只是一时，田汉却死于慢性折磨。试看秦似《悲田汉》诗“光天竞指鹿为马，暗室难堪尿作茶”二句之自注：“田汉有糖尿病，在狱中备受折磨，甚至尿胀亦不得解，遂不得已而解在脸盆内。监守者竟逼他喝下肚里去。”田汉之死，比老舍何止痛苦百倍。
反右中批判中国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时，京剧名角荀慧生曾在报上表态，说李“昧尽天良，颠倒是非，狂妄地向党进攻”，是个“为虎作伥的败类”。老舍死后，荀慧生继续被批斗、送劳改，然后也死了。
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参加过几十次反右斗争会，几乎每次都声色俱厉地斥责右派。他真心热爱党，并于1959年要求加入中共。文革中，他被捆绑双手游街示众，折磨至死。其妻也死于惨无人道的拷打。
反右时，上海《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也是刻薄咒骂“右派分子”的左派。九年后，他被扣上了“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被斗争、抄家后自杀，骨灰被抛弃而不可寻。作家巴金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记述了他的死况：“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八旬母亲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
批判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陈仁炳时，京剧女演员言慧珠发表过《陈仁炳的鬼把戏》的文章，说她“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又说“我要大声告诉右派分子，我们坚决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九年后，这位公认的中国最优秀的旦角演员也像金仲华一样悬梁自尽，告别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当中共各级干部1957年将其管辖下的知识分子圈成右派、送去劳改营的时候，也就埋下了九年后他们步其后尘的种子。
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锡奎大大超额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到了文革，他自己被抓入监狱，并于三年后死在狱中，骨灰被丢弃。今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的骨灰盒，盛放的只是刻有“胡锡奎”的一枚私章。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抓了几百名右派，仍被指为“反右不力”、“右倾投降”而撤职。而后，他在兰州大学任职。1966年6月被甘肃省委宣布是“三反分子”的当日自杀身亡。
到北大取代江隆基的陆平，文革一开始就被毛泽东抛出，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祭品。但他竟然活了下来。文革后，他对刘少奇之死发表过一通感慨，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不行啊﹗”但他不曾想过，右派们的生命并不比刘少奇更卑贱。他大概已不记得那些死于“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小右派的名字。他们几乎已堙没于历史的尘灰：黄宗羲、刘奇弟、张锡琨、任大熊、郑光第、萧其中、贺永增、顾文选、沈元、林昭……
反右时，中国史学界有两位左派。一是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另一位是北京市副市长吴唅。翦伯赞曾对右派作过如下概括：
右派分子的活动是从费孝通的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开始的。以后便出现了无数向共产党进攻的文章。到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和章乃器的进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谬论，便达到荒谬绝伦和猖狂反动的顶点。
章乃器的说法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就是政治上改制，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的民主；而罗隆基则要和共产党算旧账。
翦伯赞是中共老党员。吴唅则是老民盟成员。中共执政前，他与潘光旦、费孝通、钱伟长等都是清华教授中的民盟骨干，常聚会商谈如何配合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右中，潘、费、钱皆沦为右派，新近秘密加入中共的吴唅则风光地回到清华，在大礼堂作反右报告。他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以《我愤恨﹗我控诉﹗》的醒目标题在人民日报发表。
担当打手，光荣一番后，他似乎不曾想过会不会有一天“轮到左派倒霉”？倒是对吴唅的作为痛心疾首的老朋友、北大教授杨人楩看得很透：“我担心，吴唅将来会受到报应的。”
果然，没过几年就轮到他们下油锅了。
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吴唅的文章之次日，该报记者专访翦伯赞。这时的翦伯赞已不再跟风。他批评姚文元“粗暴”、“打棍子”，并为吴打抱不平：“如果这样整吴唅，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翦伯赞、吴唅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
8月18日，北京举行百万人“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游行。被毛泽东称为“了不起的女娃娃”的中学生彭小蒙站在他身边，代表红卫兵向百万人讲了话。随后，毛与彭有段谈话。
毛：娃娃，对翦伯赞，你们批判了吗？
彭：那是大学的事情，我们附中有大字报；我听说好象是批判了。
毛：是的，给他戴高帽子、游街，这不好，也不必要。不过，批判是应该的。他这种人，书读了不少，可是越读越反动。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
1968年10月，毛泽东又提到了翦伯赞、吴唅：
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这些人用处不多了。
还有吴唅，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
1968年底, 翦氏夫妇一起走上不归路。他们穿上新衣，服了过量安眠药后，平卧于床，合盖一条新棉被离开人世。
文革开始后不久，吴唅夫妇便双双被押。夫人被折磨至垂死才被送回家，次日即逝。七个月后，吴唅子女又被通知道：“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十五岁的女儿因而精神分裂，几年磨难之后也选择了死。
1957年的左派田汉、老舍、吴唅、翦伯赞，死前都没留下任何披露心境的文字。今人也就无从知道，在其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们如何回忆、反省那场反右运动。倒是1957年担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后来坦承：
大鸣大放，他们【指右派】讲的好多问题我是赞成的。
他说这话时，反右已过去二十余年了。他给文革中被关押近十年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信，诉说自己当年主持吉林省文教界反右运动，“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怅恨不已。”
为安抚宋的心灵，夏衍寄了一首打油诗给他。那是雪庵和尚打油诗《剃头》之仿作。清初满人入关，强令蓄发的汉人剃头，反抗者杀。这就是史上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雪庵打油诗是：
闻道头需剃，何人不剃头？
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如今夏衍改写道：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文革后，陆定一曾对人说：“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周扬听到此话，苦笑道：“可不是嘛！事情就是这样。”
陆、周们跟着毛泽东一批一批地整人，最后各自被毛一个巴掌打下，各自坐了十年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点也不错。
“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反修”、“反帝”，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一个“反”字贯之，这就是毛泽东时代。
“反右派”运动则是承前启后，极为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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