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碰到一篇作文试题”言志”。他想起了清代一个文士的《咏蛙》诗：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他将此诗稍作改动交了卷：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此时，虎踞中南海的毛泽东可能已经忘了当年的抄袭行为。但偌大一个中国，的确没有一个虫儿敢作声了。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煞。”六百年前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中初露头角时写的这两句诗，正可以用来说明反右风暴落定之后的局面。共产党一鸣，百鸟齐喑，毛泽东一发，百花吓煞。百家争鸣没人提了。好像大家都忘了党是主张实行“双百方针”的。正如陆定一所说：
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
1945年2月，郭沫若、茅盾、胡风、老舍、夏衍等七十八位重庆文化界人士曾联署《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要点是：
取消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审查制度。
书刊出版以后，非经法律手续，不得禁止发行。
严令各地方当局切实遵守法令，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联署那份请愿书的人士中，除去已故的、出走海外的，再除去在反右中自杀的杨刚，和在监狱里的胡风，吴祖光、姚雪垠、沈志远、聂绀弩、彭子冈、浦熙修、徐盈、金满城、张申府、冯雪峰等成了右派分子。剩下的郭沫若、茅盾、夏衍等在北京当大官，早已忘了联署请愿书的事。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谁都不提了。
9月间，教育部通知全国的学校停止教授丁玲、艾青等右派的作品，以反右文章取而代之。
1957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曾通知诗人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志摩诗选》即将出版，希望她提供徐的照片和手迹。陆兴奋地写了一篇文章“感谢共产党”。然书未及出版即已反右，只许无产阶级鸣放，徐志摩不在内！陆小曼空欢喜一场。
1957年4月创刊的《收获》杂志第三期即将付印时，编辑部收到一位作者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的信，称那位作者“有问题”，不能发表其作品。主编靳以只得遵命。
青年作家李国文因为小说《改选》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河南、山西等地修铁路。他利用工余时间写小说，化名投到一家杂志社发表后，右派身份被查出，即刻被令：不许再投稿！
1956年春节，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黄源、剧作家郑伯永、陈静三人与昆苏剧团合作推出的昆剧《十五贯》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还拍了当时罕见的彩色电影。毛泽东连看了两遍，称赞说是“好戏”，周恩来则称许“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但黄、郑、陈三人都成了右派。剧本出版时，“编剧”一栏印的是“《十五贯》整理小组”。
电影演员李景波以右派身在完达山下的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期间，与黑龙江农垦局话剧团的范国栋合作，创作了话剧《夜闯完达山》。但作者署名没有他。二人合作的话剧和电影剧本《北大荒人》，均以“集体创作”的名义上演、拍制电影。
成了右派，学术上也不准放了。
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教授徐利治投寄给国内数学杂志的文章总是被退稿，他与人合作的一篇论文，《中国科学》编辑部审稿通过，印了清样，却被学校党总支否决而不能发表。他转而投寄给匈牙利、捷克、英国的数学杂志，却都发表了。
华东水利学院学生史伏初就沒这么幸运了。他在留校监督劳动之余继续其科学研究，写出了五篇论文寄《水利学报》等期刊，但编辑部回信说：“右派无权发表论文，今后别再寄来了”。史遂于1963年给苏联使馆写信。信被邮局截查，史被逮捕。检察院起訴说：“史犯四次与苏联使馆通信……称‘我们这里沒有做科学工作的自由，只有挨饿的自由……我希望到贵国去，为共产主义和科学事业而奋斗’”，接着以“叛国罪”判了他三年徒刑，直至1979年才让他离开劳改队。
清华大学力学家钱伟长撰写的《应用数学》，本已排好了版，现出版社不仅违约拒印，还向他索取拆版费。他曾说过“难道日本北海道海湾有（石油），我们的华北平原、渤海湾和辽东半岛就沒有吗？同一个地质结构”。他一成右派便遭批判，说他“冒充地质学家。”【十年后钱的推论获证实】
地质部的专家谢学锦与人合作研究，发现了通过在地表发现原生晕以推测地下深部矿体存在的方法。据此在辽宁找到一个大铅锌银矿，震动了全国地矿界。当时该研究在世界也属前沿。但冶金部召开有关会议前告诉右派谢学锦：“这个报告你不能作，也不以你的名义作。”谢的专著不得出版，而世界上第一部该领域的学术专著是两年后才由苏联人出版的。
董每戡刚印好未及发行的专着《说剧》，全部送到造纸厂回了炉。《诗刊》本已排好了唐湜的组诗《南方乐章》，拆版不说，连原稿也被丢弃，片纸不存。王利器以解经的方式为《水浒全传》作注，二百万字文稿已排版，他一成右派，清样即被毁弃。
其实，此为1949年后的惯例，只是1957年以后变本加厉而已。
毛泽东起先说：对章乃器等，斗过以后，“还给他们饭吃，部长还给他当。”后来主意变了，饭还给吃，部长不给当了。
1958年1月28日，周恩来将章乃器召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徐冰在座】，说马上要开国务会议，要撤他和章伯钧、罗隆基三人的部长之职。不许章伯钧和罗隆基出席，但允许章乃器出席申辩。二人有下列对话：
章：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 ，你们看过没有？
周：没有。
章：那是很遗憾的。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
周：党中央决定了。
章：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
周：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
周恩来还告诉章乃器他与罗隆基谈话的经过。章乃器记述道：“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他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
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都被撤了。但花瓶总还要摆几个。例如史良的司法部部长就还可以当，尽管其弟弟及两个秘书都是右派。
“民主党派”早无还手之力，毛泽东还指示痛打落水狗：
广播、电话、电报、邮电要抓住，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在打的当中，建立领导权……全国人大改选……一定要换掉一大批。
所以，除个别人如梅汝璈等“人大代表”的身份保留到1959年期满为止外，右派们都立即被踢出了人大。
1958年3月，毛泽东指示说：“（民主党派誓师）可以搞，（向党）交心可以……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括号内为引者所加】于是各民主党派纷纷召开誓师大会，“向党交心”。
3月16日，万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一个“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八十三岁的民盟主席沈钧儒和七十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着长安街向西走，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的背后，八十岁的黄炎培、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队伍向东走，人们高举一个巨大的红布做成的心，上面写着“把心交给党”五个大字。
把心交给党，交给哪个党？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当“热爱党”比“热爱共产党”显得更亲切，却绝不会引起“热爱哪个党”的误会时，我们就知道，那些“民主党派”已经死去了。
毛泽东的“不举手就不给饭吃”，可不只是说说而已的。民盟各级负责人大多成了右派，如宁夏银川地区45个民盟支部负责人中有33个是右派。右派们的悲惨下场明摆在那里，谁还敢不把心交给党？
党外人士中公开对反右的做法流露出不满的，似乎只有张治中。他虽赋闲在家，却打破沉默，对沈钧儒等人委婉地说：“反右应着重摆事实，讲道理，情绪激昂一点还可以，但拍桌子、破口大骂是不是好？以势压人人怎服？”
民盟主席沈钧儒被中共确认为是左派。这位老人私下说：“这些人过去都是老朋友，做过许多工作，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右派’？”而在公开场合他还得表态：“章伯钧和罗隆基长时期以来和我共同负责民盟的工作……现在我很气愤、痛心，发现了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为……”
中共利用反右的机会，将各党派的首领换成了秘密的共产党员。
1958年12月民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解除章伯钧、罗隆基的副主席职务，换上杨明轩。以后沈钧儒去世，杨接任了主席。其实杨早在1926年就入了共产党。他1967年死时是民盟的中央主席，在共产党内却只是一名普通党员。1980年为他举行骨灰安葬仪式时，覆盖在他的骨灰盒上的却是共产党的党旗。可见民盟的的确确已在1957年死亡。
民盟北京市支部的领导人换成了吴唅。
1949年吴唅曾向毛泽东要求加入中共，毛给吴回信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五四年吴唅又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写信，表达加入中共的愿望：“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1957年3月整风前夕，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了，他指示让吴唅加入了中共。而且决定让他做“地下党员”。因此吴之入党民盟成员皆不知情。
吴唅这个新科党员在天子脚下卖力地替党看管民盟。他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会，外人以为是民盟内斗，其实是吴唅奉党旨斗民盟。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整死吴唅，那是共产党内部的事，与民盟并无关系。
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本来就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主持民盟中央批斗章伯钧、罗隆基自然再合适不过。
民革中央批判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等右派时，领头的是王昆仑。他明为民革中央常委，实际在1932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民革同志都不知道而已。民革河南省主任委员侯建瀛，名为国民党，实际也是秘密的共产党员。由他来主持斗争河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张轸，实在是方便得很。
两年后，死去的不算，活着的右派又分成两类：一类叫“摘了帽的”，另一类是“没摘帽的”。前者又称“摘帽右派”，后者还是叫右派，并不叫“戴帽右派”。
自然，这又是出于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10月，他说：
一部分右派将来可能把右派帽子摘掉……可能有相当多数的右派分子，他想通了，大势所趋，他转好了，就不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置工作。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说：
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
把右派帽子摘掉，前题是“想通了”，即承认自己反党，承认自己是右派，否则帽子是摘不掉的。人民日报女记者刘衡坚持说：“我不是右派分子，就不是摘帽问题。我是平反问题。”结果帽子就不给她摘。
毛泽东让黄炎培给其子、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带一个口信，说只要写个自我检讨，右派帽子马上就可以取掉。但黄万里在给毛的回信中非但没检讨，反而重申三门峡大坝建不得的道理。他还指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言论自由，对不同声音的压制，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信中还附了几首诗作。毛泽东看了他的信，对黄炎培说：“黄万里的诗，写得不坏，但他的观点太反动。”右派帽子自然不能摘。
给你摘帽子时，你得感谢党的宽大，否则摘到一半的帽子会再落下来。1962年，上面找雕刻家高庄谈话，说是打算给他摘掉右派帽子。然后等他表示感激。可是高回答说：“我没有帽子可摘。”结果不仅帽子不摘，而且加倍处罚：开除公职，劳教2年。劳改期满时又强制留场就业。一“留”就是10年，70岁时才得以重回社会。
也有特殊情况，党需要把你的帽子摘掉。据剧作家吴祖光说：
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的全团大会上宣布摘掉的，因为当时这个剧团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认为我和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和京剧界关系都熟，需要我帮助这些青年演员打开局面，所以赶在出发前夕为我摘帽，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
摘了帽子，不等于你已经可以“回到革命队伍”了。吴祖光还谈到了他的妻子、评剧演员新凤霞的遭遇：
尽管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很短期间就给她摘掉“右派”帽子，但在剧院里……每次演出结束，观众欢呼为她鼓掌时，她却被安排去刷痰盂、清扫厕所了。甚至在去外地演出时，剧院在后台张贴大标语：“大右派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除了羞辱新凤霞外，为的是外地的记者或观众朋友不要接近她。
已经死于劳改农场的右派，也有幸运的一面。中共中央另有指示：“死去的右派，原则上都要给摘掉帽子。”他们是否“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似乎不再重要。例如，在北大荒八五零农场云山畜牧场监督劳动的交通部水运科学院科员赵杞，1960年5月死去，1961年初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当初抓右派时多多益善，给右派摘帽就没那么大劲头了：“控制在百分之十左右。”摘了一整年，才摘掉四万顶帽子。至于那几十万“中右分子”、“右言分子”、“烂言分子”和“疑似右派”，有多少摘了帽，当局一概不提，没有任何统计数字。正如“五十五万右派”里不包括他们一样，在摘帽的统计数字里他们也被忽略不计了。
毛泽东说：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了”。
那么叫什么呢？叫“摘帽右派”。
吉林省文联作家丁耶是诗人，在农村劳动改造时重操旧业，写了一篇长诗《鸭绿江上的木帮》，投寄给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社照例派人了解其政治情况，一听说他是“摘帽右派”，便不再理他。
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属首批摘帽的右派。1959年9月30 日中共中央批准给他摘掉右派帽子时，人民日报还发布了消息。但在一些图书馆里，沈的著作被盖上“此书作者系摘帽右派”字样的图章，警告读者勿中毒、受害。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概说》一书完成后，没有地方出版。而上海市委组织的对他的批判在1964年下半年达到高峰，他在1965年初心肌梗塞而辞世。
1960年当局摘了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的帽子后，仍然不准他上讲台。这时王造时才明白：“我虽然摘了帽子，还是个摘帽右派﹗”
黑龙江省黑河中学教员林万涛被打成右派后，工资被降低，一边当打扫卫生的工友，一边教他的数学。1961年夏被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什么都没改变。1963年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将开始。他对妻子说：“这回还得整到我头上，这算没个好了！”1964年2月的一天夜里，他越过冰封的黑龙江，投奔了苏联。
送劳动教养的右派摘了帽子，便可以解除教养。但是，当局在宣读《解除教养执行通知书》时会明白念给你听：“解（除劳）教摘帽，强制就业”，“就业”处就是劳改农场。
北京大学学生郑光第，一直深信“改造好了，还可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的说法。他在团河劳改农场拼命干活，终于在1963年“摘帽”，转到“就业队”。他以为自己已属人民的一分子，国庆节来临时，向队部提出国庆那天要进北京城观看节日之夜的烟火礼花，不料挨了一顿训斥。这时他才明白，摘不摘帽他都是个贱民。国庆节之夜，他溜进北京，当天安门广场烟火齐飞时，从北海公园的桥上投水而死。
他的死使其难友、清华大学学生陆浩青深受刺激，精神分裂而死于疯人院。
农学家陆钦范被发配新疆，十八年后还在靠近巴基斯坦的一个荒凉的农场里放羊。妻子雷念慈请人捉刀替他写检讨，摘掉帽子，方有资格退休。合家回到老家苏州，却发现无法落户，因为苏州明文规定“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不许迁入苏州”。原来，五类分子里的“右”，并不分摘了帽的和没摘帽的。
1962年1月以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暂时“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举国政治气氛较为宽松。他们通知全党，“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数百万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被整肃的人“一揽子解决”，平了反。
刘少奇还主张为部分右派平反。1962年初，李葆华赴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前，刘当面指示他可以为右派甄别、平反。李一到安徽，即开展右派甄别。他说：“我来安徽时，少奇同志当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中央吗？还不执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吗？”7月间，省委通过决议，从原省委书记到当年的大学生，一举为四千多名右派平了反。
刘少奇的主张在党内颇有市场。6月，中央统战部提出：“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一律平反”，“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7月间，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已摘帽子的右派分子”的著作“原则上可以发表和出版。”7月26日，统战部又提出：“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
人民日报记者刘衡曾到中央组织部申诉多次，一直得不到答复。现在，她终于从组织部得到了好消息：“现在中央接受你的意见，决定给右派甄别、平反了。你等着吧。”
但8月间，风向突变，毛泽东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
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在9月下旬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刘、邓等为右派平反之举，说：
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几天后，他看到《宣教动态》披露国家机关党委曾经准备给冯雪峰等人甄别平反，写了个批示给刘、周、邓：
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括号内为引者所加】
刘、邓等退缩了。被毛泽东批评“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的中央组织部赶紧发出指示：甄别工作“剎车”。
刘衡接到了组织部的坏消息：“现在中央决定不甄别了。”她不知道组织部变卦的背景，再三追问“为什么”，可是得不到答案，组织部只告诉她：“不甄别了，不甄别了。”
起先，李葆华坚持右派甄别工作“要善始善终搞下去”，但屈于毛泽东的淫威，他胆怯了，下令甄别工作煞车。9月19日，省委通知，右派一律暂停甄别处理。
这一个“暂停”就是16年。
右派甄别工作开始时，原安徽青阳县人民法庭庭长黄行已被“劳动教养”了4年。他被调回法院去搞右派平反。他夜以继日地为别人平反操劳，最后着手为自己写平反报告时，甄别工作突然“煞车”了。他再次被赶出法院，重回劳改农场。他的当教师的妻子被赶离学校，终至精神失常。儿子进了工厂，又因父为右派而被辞退，也患了精神分裂症。黄行几经周折才离开农场，到芜湖市搬运公司当车夫。他日复一日地拉着沉重的板车，在芜湖市的大街小巷里熬了16个春秋。
平反“煞车”后，全国形势再度紧张，各级党组织竞相严惩右派，不管是否“摘了帽”。复旦大学陈仁炳教授摘了帽，但他邀请朋友到家中聚会，又放唱片，又跳舞，被校党委指为流氓行为，赶到学校木工厂当工人。
中宣部关于“已摘帽子的右派”的著作可以发表的通知不再作数。刘绍棠、邵燕祥等又不能发表作品了。在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改农场的摘帽右派丛维熙写了一篇小说投寄给《中国妇女》杂志。起先，杂志编辑回信告以小说将发表，但到了1964年，杂志通知他：“因故不能发表。”
曾经历1934至1935年中共红军长征的冯雪峰写了一部五十余万字的关于长征的小说《卢代之死》。但党组织告诉他，象红军长征这样伟大的题材，不适宜由他来写，即便他已摘了帽。冯雪峰愤而将文稿一把火烧掉，再也没有动笔。
1964年，北京大学右派教授向达将唐代高僧玄装从印度取经归来后写的名著《大唐西域记》编辑完成。但曾承诺出版的中华书局以“须郑重”为借口，毁约拒绝出版。
吴唅受命主编一套通俗本中国通史后，约其老同学、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程应镠分写其中的魏晋南北朝史。程废寝忘食完成后，当局以程系右派为由，禁止该书出版。
新华社国际部翻译董乐山被“监督劳动”三年后，摘了帽子。他回到新华社，与同是右派的李慎之等人合作，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历史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1963年出版时，出版社不但不付一分稿酬，而且不给两位摘帽右派署名。
艾青写了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出版时成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集体创作”，艾青的名字不见了。
对于给右派摘帽，毛泽东的逻辑是：我可以给你摘掉帽子，但打你右派并没有错。你不能翻案，不能要求平反。他说：
不能让右派翻案，谁要翻案，已经摘帽子的再给他戴上。
广西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在农场“劳教”三年后，于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他八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四次向党中央、中央组织部申诉，属“闹翻案”，因此重新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浙江里安县农林科兽医冯志来并未“闹翻案”。在瑞安县监督劳动期间，他见到不少农民饿病而死，摘帽后于1962年初回家乡义烏县乔亭村探亲时，又听闻村里已有八十人先后饿死，还有人在村口涼亭里上吊身亡，包括他的一位堂叔。他不顾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写了两篇论证农村应当实行包产到戶的文章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结果被毛泽东指为“单干理论家”。浙江省委赶紧指示里安县委批判冯志来的“单干理论”，并决定给他“重戴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于是他被员警武装解押回了乔亭村。
摘帽后又再戴上的人倒不多，因为沒几个右派有胆量要求翻案。
顾准重新戴帽也不是因为闹翻案，但他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政治鸦片烟，只会越抽越厉害。毛泽东思想只是“斯大林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毛泽东以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假马克思主义，是挂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为其专制服务。1965年，他第二次被打成了“极右分子”。
1962年的“平反之风”被毛泽东打下去后，右派们还要继续受17年的罪，下一班平反车迟至1979年才到来
毛泽东钦赐“学生领袖”头衔的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就是迟至1979年才搭上下一班平反车的。1958年11月，他与其他右派一起被“收容”，送到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在那里，他利用工余时间学数学，被管教干部们认为是反改造的表现，属“反改造分子”。
后来，他们那批右派先后被转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改农场、河北茶淀淀清河劳改农场，直到1969年11月“战备疏散”，右派被遣送回籍。
劳动教养了整整11年后，尚未“摘帽”的谭天荣被遣送到湖南湘潭县老家。他一如既往，利用每一点工余时间从事其学习、研究。在家乡种了9年地后，他才被摘掉“右派”帽子，被分派到湘潭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从1957年到1979年，百万右派中的绝大多数，不管是右派还是“摘帽右派”，都和谭天荣一样，做了22年的贱民。
反右这场风暴摧折了无数大树，更摧残了数不清的幼苗。但是，也有一些小树在被巨石压倒后，凭着一股韧性，又从石缝中顽强地钻出来，在中华大地上继续高唱他们的生命之歌。
谭天荣对数理逻辑、量子力学的执着耕耘，终于有了收获。他成为大学教授，并出版了《哥本哈根迷误》等两本学术著作。
清朝乾隆年间有三部文学巨著问世：《红楼梦》、《儒林外史》和《岐路灯》。其中《岐路灯》始终没有付梓，一直靠抄本流传。右派分子栾星在穷愁潦倒之中，历尽艰辛，收集、校勘各种抄本，终于校注出完整的小说，并在八十年代出版献给读者。
广州的青年中学教师龙潜庵成为右派后失了业，寄居亲戚家中，靠改名换姓向报社投稿，挣点稿酬维持生计。他已着手三年的编写宋元断代词典的工作却没有中断。以后他进了街道小工厂，工余仍潜心研究，持之不懈。整整30年心血，凝成一部百万字的《宋元语言词典》，使中国有了第一部断代词典。
江苏作家、新闻记者梅汝恺当右派后的二十多年，始终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他找到堆放杂物、破门被钉死的斗室，每日劳动之余，偷偷从那破裂的地方钻进去，躲在那里研究波兰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克微支的作品。多亏监管人员同情其遭遇，不加干扰，他得以日积月累，完成四百多万字的译文，等到文化革命结束，陆续出版见天日，并于1984年荣获波兰政府颁发的文化艺术金质奖章。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金湘在学院少年班时，才华便被院长马思聪赏识，保送入音院。可是成右派后，马院长保护不了他。他被分配到新疆阿克苏地区文工团，整整13年搬布景、打灯光、扫厕所。但他没有在逆境中消沉，在1973年创作了一部歌剧。1979年，他回到北京，担任北京交响乐团指挥、音院作曲教研室主任。其歌剧《原野》还越过大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连续上演11场，使中国歌剧第一次登上西方的歌剧殿堂。
青年医生王贤才成右派后，曾将他翻译的医学专着《希氏内科学》的译稿扔进火堆。文革中，他因“吹捧美帝国主义科学文明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被判处12年徒刑。但幸遇劳改队政委为人正直，又得助于同牢室因被指为“日本特务”而入狱的山西大学教授罗元贞【罗氏1952年曾致函毛泽东，建议将其《长征》诗中“金沙浪拍云岩暖”句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获采纳】，王贤才终于在狱中再将该书的最新版译成，在文革后出版。
作家姚雪垠被打成右派后，与武汉的一批右派到东西湖农场劳动改造。白天在荒草滩劳动时构思，晚间躲在蚊账里以记日记为掩护写作。到1962年，终于完成小说《李自成》第一卷。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熏琴被打成右派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批斗他的消息，正在医院卧床的妻子听到后病情加重，不久去世。但庞熏琴没有倒下。他积数年心血完成了一部巨著《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开拓了一个从来无人问津的研究领域。
甘薯专家盛家廉下放农村后，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新品种选育，终于在1982年培育出“徐薯18号”，在全国推广种植2800万亩，一年增产折合粮食20亿斤。他获得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吴越先被囚禁，后是劳改。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编了一部《汉语拼音自修课本》，一部《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一部关于浙江方言的专著。文革中，他又在枪口下被押到了渤海湾边的一个劳改农场。在难友们和基层干部保护下，成功瞒过农场当局，完成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
青年知识分子陈以强在狱中，能够得到的唯一的书只是字典。因“四角号码”难学，他决定改造字典，重编检字法。后此，白天和其他犯人一样去劳动，夜里等其他犯人都睡下了，他再悄悄地工作，对上万个汉字逐一反复推敲。15年后，他走出牢门，被平了反。那本检字比迄今任何汉语字典都快捷的字典终于出现在全国各书店的书架上。
杂志编辑尚丁，流放青海牧羊4年。放羊之余，他以藏族历史题材创作了一部诗剧《达赖喇嘛传奇》，还编写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
中国特有的中华蛰绒蟹，由于长江及支流筑坝建闸，回游通道断绝，产量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上海水产学院右派学生赵乃刚，坚持研究十余载，试验上千次，终于人工半咸水育苗成功，挽救了濒于绝灭的蛰绒蟹，获得1984年国家发明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仇士华、蔡连珍右派夫妇被逐出了实验室。当时，中国在利用同位素碳14测定古生物年代方面还是空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鼎找到物理所所长钱三强，要求将这两位“闲着不用”的右派调给考古所。从1959年起，仇、蔡二人在夏所长的保护下，用了7年的时间，终于制成了中国第一台碳14断代仪。
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将三名在研究领域中成绩斐然的学者越级提拔为正教授，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其中项志遴和曾肯成当年是右派，方励之则是被批判后开除出党的准右派。
但就百万在反右运动中横遭迫害的右派而言，这样的例子极为个别。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的终身事业被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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