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命如蝼蚁的小人物，毛泽东不存怜悯之心。在反右的高潮中，他指示说：
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孙大雨那些人怎么办？打他几棍子是很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
于是人民日报赶紧发表文章《应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说：
对于这样一些反动彻骨的人，难道我们还能够对他们温情脉脉而“不一棍子打死”吗？
……如果不想被狼吃掉，就得一棍子打死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右派是“阶级敌人”，要“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在所谓“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中，因为被认为有反对现政权的行为，右派受到的处置最为严厉。
北大经济系学生黄宗羲，被斗时突然爬窗，打算跳楼。几名同学及时抱住了他。他一时失控，拔出削铅笔的小刀乱舞，使个别同学受了轻伤。结果当局说他“蓄意杀人”，是“右派杀人犯”，判处死刑。枪决那天，还强令北大部分右派学生去刑场观刑。
许多入了另册的右派，在看到同这个政权无理可讲之后，只有以死抗争。北大西语系学生贺永增被判处5年徒刑，在监狱里自杀。北京图书馆专家张恕一被定为极右分子后，于7月22日自杀身亡。
北大校园内风景如画的的未名湖也成了右派的殉难地。鸣放期间，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则良【原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往东北】正在苏联开会。返国后，他到北大与原清华同事周一良合作编写教材。但东北人大编造出一个“余、丁、徐反党集团”【余瑞璜，物理学家；徐利治，数学家】，将他缺席定了罪。妻子担心他出事，从长春赶到北京陪伴。他不动声色，仍象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写好遗言，找机会避开亲友，投了湖。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大多是党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中63人被划为右派。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丁景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组长陈友伟、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杨賡自杀身亡。
自杀者并非“畏罪”而死。1956年9月，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契曾发表文章《南京市建设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反右中，他被指“借题发挥向党进攻”而成为右派。他愤而自杀，且留下一纸遗书：“我沒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据广东省人委1957年底发出的一份通报披露，“从11月20日至12月9日这一期间，在省人委系统先后发生了自杀事件六宗，其中：省银行一名，工业厅一名，外贸局四名……內有右派分子四名，疑似分子一名，中右分子一名。已死四名，未死二名”。
反右中全国自杀以及“失踪”的人数，很可能高达数万。如河北武清县632名右派中有9人“在运动中死亡”，另有3人失踪。其实失踪者多半是自杀了。
自杀者太多，多得无法统计。死者多，死法也多。有女学生在宿舍用头撞暖气管而死的，有服实验室的氰化钾而死的，有吞食火柴头自杀的。卧轨、跳教学楼、爬烟囱……北京颐和园后山有一棵歪子老槐树，早上时常有一、两人被发现吊在那里。浅浅的昆明湖，时常有人往里跳，有的人身子插在浅浅的湖底淤泥中，双脚还露在水面上。
云南昆明政协委员、原资本家汤汝光本以为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了河。
丁则良和汤汝光尚未被斗就先一了百了，没有受罪。有的人则是在被得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不得不寻短见的。
光明日报记者王少桐投江自杀，家破人亡。
广西文教厅厅长李春潮早年留日，抗日后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因他的诗集曾由贾植芳介绍给出版社出版，1955年贾植芳成胡风“骨干分子”，李受牵连。到1957年又成了右派。他是投河自杀的。
鸣放时云南大学中文系四名向系党总支部提意见的同学，全部成为右派。其中一位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跳湖自尽。
就像三反、五反、肃反时一样，大多数死者选择的是跳楼。
广东师范学院打了210多名右派，多名学生自杀身亡。“陈益勇事件”【见本书第十一章】的主角陈益勇，从教学楼顶跳下时幸被树枝勾住，仅瞎了一只眼睛。
福建师范大学有17人以死抗争。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核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22位联署人的头一位。因而成“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3天，昏倒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喷水也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了楼。
广东汕头市1200多名中小学教师被集中一处，鸣放了45天后转入反右。市委书记林川到会场宣布纪律，有右派言论者一律被看管，来往书信须经检查，不得会晤亲友，夜间睡觉有人看守。第一中学教导主任在浴室自缢，中山路小学一位女教师投江身亡。
反右开始时，石挥【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得奖片《鸡毛信》的导演】正拍摄影片《雾海夜航》，暂未挨斗。等片子一拍完，他就成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批斗对象。影片改名为《夜航》公演，编剧兼导演石挥的名字被删去。连续斗了两天之后，石挥失踪。当局一度断定他“叛国投敌”，急印数百通缉令分发各边境口岸，欲将他捉拿归案。后来才知道，他登上自上海至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了吴淞口外的扬子江，年仅42岁。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学区右派指标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撤职，留校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算术及做杂工。工资没有，每月仅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分子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
死者听不到斗争会的口号声，但这不等于斗争会就可以免了。鸣放时，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黄倩，写过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她是旧上海闻人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当然是右派。接连几天斗争后，她在奉令打扫厕所时寻机自缢。第二天，设计院礼堂挂出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批判她“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自杀成功，痛苦也就消失。最可怜的数“自杀未遂”，继续在人间煎熬的。北京地质学院一个学生，被斗争后爬上了该校的大烟囱。他已打算一跳了之，可是禁不住校方在下边好言相劝，竟被说服，又爬了下来。他一着地，当局的好话便立刻不算数。他被逮捕入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张仁和的父亲在肃反中被逮捕，母亲和姐姐一起服毒自杀。她们死前曾留下一份遗书。现在，张仁和成了右派，决计随母亲和姐姐而去。他将那份遗书揣在怀里，跳了楼。可是他落地未死，仅受了几处伤。此时，一大群同学围上前去，高呼“抗拒，就是死路！”他求死不得，反落了个“用死来做最后的破坏”的罪名。
《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秦兆阳被指为“插在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受到全国批判。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宣布“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发布通讯电文，说秦兆阳“经常和刘宾雁通信，谈‘内心深处’的话，互相发泄对党的仇恨和不满，互相鼓励反党的‘勇气’。”他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有一天借口上厕所，离开会场，跑到中国文联的楼顶上，想一跳了之。就要抬腿之时，目光落到前方雄伟的故宫上，他犹豫了。站了半个小时后，他终于没有跳下去。回到会场时，斗争会的主持者劈头喝道：“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想自杀？”
秦兆阳只是挨斗，并没坐牢，有位工程师看了报上对他的批判，给秦写了一封问候信。结果犯了“为反党分子鸣冤叫屈”的大罪，被五花大绑送进牢房，押去新疆。虽只判刑2年，作为劳改犯和“刑满释放分子”，他在新疆当了整整20年贱民。
北京日报女记者张沪，一下吞服近百片安眠药，打算一了百了。被送进医院获救后，她与丈夫丛维熙向院方道谢。也是女人的院长当着她的面说：“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说完便逐客，好像在告诉张沪：“你本该死的。”12年前才16岁时就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共的张沪被党弃如敝屣，又因”自绝于人民”被严加惩处。她与丈夫从维熙一同被勒令签字画押，一同上警车，一同成了囚犯。
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陈祖沛在七斗八斗之后愤而跳楼，幸亏只断了一条腿。由于他是中共建国初期自香港挟巨资归国的，当局着眼于仍在香港、海外的资本家，未再对他穷追狠打，甚至还保留了他的“政协委员”的头衔。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反右运动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险被打成右派的作家黄秋耘说得对：“这些殉难者并不全都是右派分子，也有些是由于亲人或挚友被划为右派，悲愤填膺，忧郁欲绝，因而走上这条绝路的。”
有一位初中学生，在政治课堂讨论时说了一句“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学校将他内定为“右言分子”，并将其言论写成检举材料，送到他父亲工作的单位。其父单位便指其父为儿子的后台，并逼他检举儿子。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的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去火车站上夜班之前，将平时穿的毛衣留在家中，上完夜班后，选择一列货车，卧了铁轨。
蒋维乔，又名因是子，是一位有名的气功师，已八十多岁，著有《因是子静坐法》。毛泽东年轻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那是信了蒋氏“废朝食，可以二百岁”的说法。一天，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成了右派，他当即说了句“我不想活了”，转身上了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过来，奔上楼去，他已安静地死去了。
因家中出了右派，子女们不敢张声。外界不知因是子的死因，皆以为他的长寿诀不灵光。三年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写信给中共另一元老徐特立：“（因是子）1957年来北戴河疗养院讲法（即气功疗养）……估计他还可以活若干年。顷听黄任老（黄炎培）说蒋老死已二三年了。大概来此说法回去就死了。气功疗养也不过如此。”
还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落网后，老婆离婚带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吉从此孑然一身，开始了漫长的贱民生涯。
自然也有子女因父母成为右派而自杀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日报社长张春桥发表了《质问彭文应》后，彭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大右派。他的次子两度自杀后死去。
对常人来说，跳楼是最简单的解脱之道。但跳楼者并不一定就是右派。文汇报管理部副主任梅焕藻由于公开表示“徐铸成成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而受到围攻。他冲出围攻他的会场，跑上屋顶跳了楼﹗据徐铸成回忆，当时“为文汇报遭殃而自尽的，先后有十余位，其中最使我终生负疚的是梅焕藻”，“他是文汇报第一个壮烈牺牲者﹗”
中国青年报编辑戚学毅也不是右派。他曾对作家韦君宜说：“带着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是没有意思的。”他不愿违心地去批判自己的同事刘宾雁。在批刘大会的现场，他突然站起来，冲到窗口，鱼跃而下。一个出色的青年记者，就这样消失了。
有的人并没被打成右派，却在恐怖的气氛中走上了绝路。曾被毛泽东批为“教条”的马寒冰，随团出国前夕发现自己的名字被从代表团的名单中剔除，以为大限将至而自杀。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刚（女）在反右的高潮中丢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一时紧张，自杀身亡。
1958年春节年三十那天，北京各大学的“劳教”右派被押赴劳改农场。西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工业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等校的右派学生、助教、讲师接到通知，自带铺盖到校方指定处报到。报到后被摘掉校徽上车，开到海淀派出所，一个一个按指印。
北京俄语学院一位学生抗议道：“我没犯法，为什么要按指印？”几个警察立即趋前，给他扣上手铐，强行按上指印。而后将他们一一押上大客车。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端着手枪的警察监视，每个人必须低头，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车子开进市内的半步桥监狱。许多学生流着眼泪吃完了年夜饭。
十天后，这些右派在半夜里被解押到火车站，转运到北京以东一百余公里的茶淀车站。下车时，有一支马队监视着犯人的举动。这是清河劳改农场的所在地，是北京市集中劳改、劳教右派的农场之一。
以其中的三分场为例，六七百犯人，大多数是劳教的右派，少数是刑事犯。住处是个“口”字型的建筑，中间是空地。干活时，午间在地头吃饭，玉米面窝头就萝卜条。从伙房运到地里，窝头已经冻得很硬，咬都咬不动。起初犯人们还大致能吃饱。不久，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经济崩溃，全国陷入了饥荒。劳改农场首先削减粮食供应。每个犯人，包括劳改犯和“劳教分子”，从1959年底开始，粮食锐减【劳教人员工资28元，硬行扣除伙食费25元(当时大学生的月伙食费仅12元)，食物锐减后，伙食费仍为25元】，可是劳动量并没因此减少。人们逐渐虚弱，连铁锹也握不动，收工回来连爬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当人都浮肿的时候，便开始死去。分场专门抽调壮劳力，任务便是埋人。
从三分场调到于家岭分场的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两位学生张行陶、刘雪峰，原来一个壮实得像张飞，大家给他起的外号叫“申公豹”，一个长得又高又大，身体特别好。他们二人都死在了于家岭。也是清华电机系的杨小平，当时身体虚弱得不行，无法出工，结果反而活下来了。
饿死可以，逃是不可以的。另一位清华电机系的郭道宏不忍饥饿，于1961年12月12日企图逃跑，爬墙时触电网，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司法部长史良的秘书孙文铨1961年1月死在清河劳改农场后，他的儿子曾去农场取他的遗物。他后来这样回忆去清河取父亲遗物时的情景：“当时死的人太多了……那天下着大雪，也没有马车，从农场到火车站几十里路，去接亲人遗物的人在雪地里连成一线，真是惨极了。”
由于不是犯人，无须审判，劳动教养的右派们不知道自己要被教养多久。捱过了1960年的饥荒，倒也不再有饿死之虞。大家只盼着能挺到解除教养、回到北京去的那一天。谁料北京市市长彭真指示说：“要把北京市搞得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样，没有不劳动的人，没有靠剥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扫干净，当然反革命也不能有。”农场当局于1961年年底宣布：教养是四年，1962年春天到期，但是北京要办成“水晶城”、“玻璃城”，不能收容坏人，所以右派解除教养后全部留场“就业”。
1969年，中苏在东北边境闹磨擦，中共怕苏军从渤海湾登陆，直取北京，而清河农场正是从渤海湾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劳教分子以及留场就业右派都是潜在的危险分子，一律不得留下。右派们被遣送回原籍农村，清河农场作为右派劳改场所的历史在1969年底前后结束，历时计12年。
在中国的东北角，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有一大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自从一百年前俄国人掠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那块丰腴的土地之后，那里就成了中国东北的边陲。这块面积为五万七千多平方公里的处女地，俗称“北大荒”。1954年初，首批解放军转业官兵到达那里开发荒原，一年后建立八五零农场。1955年，周恩来批准在中苏边界的兴凯湖旁建一座农场，专收北京送去的劳教、劳改犯，归北京市公安局管辖。到了1958年，那里便成了北京右派的集中营。
1958年3月，北京火车站忙了好一阵子。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凯歌，文化部、教育部、一机部、商业部、交通部等几个部的右派，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广场上集体发往北大荒。
文化部是由一位副部长的夫人、人事司干部督阵。她手持一份花名册，封面上赫然写道：遣送北大荒改造地、富、反、坏、右分子名册。
北京文艺界五百多人组成的右派大队到了北大荒。最严重的右派属一类，到兴凯湖农场；二类次之，到八五三分场；三类在八五零。
这里是劳改农场，对劳改犯的某些规则适用于劳教分子。例如擅自越出警戒线或劳动时的许可活动范围，武装人员有权开枪；有的衣服包括内衣裤还得用油漆写上“劳改”二字。家属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经当局拆阅；口粮以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标准配给。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文学组组长王正也是“劳教”右派。据他回忆：
1958年初春，我将临二十八岁，被当作”右派分子”流放北大荒，在八五三分场六队“监督劳动”。这是个“右派队”，有一百五十位与我身份相同的人。其中，有名作家吴祖光、陈明，名记者蓝钰、名翻译家李荒芜，高级编辑方诗、刘龙光，以及一批杰出的音乐家、美术家、演员、建筑师、医生、科学家、金融专家和级别很高的党政干部。
吴祖光以及“吴祖光反党小集团”的成员都去了北大荒。据他回忆：
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我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我要和一个有五百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到极北边的北大荒劳动改造。……那时我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吴还写过一篇文章，说“从此以后好多年都不知道胡考的去向”。其实，胡考也在北大荒，只是彼此不知音讯而已。
电影乐团团长李铮把对他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送到了北大荒。可是，后来李铮本人被“补”进了右派名册，也到了北大荒。
广西人谢和赓一九三三年秘密加入中共后，曾先后任国民党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秘书，参与机密达八年。1942年，其女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剧明星王莹被国民党派去美国留学，谢和赓也获派赴美。二人出国前曾在重庆秘密接受周恩来的指示。1943年，王莹曾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1952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王、谢夫妇于1954年被捕，经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等人的声援，于年底回国。
鸣放时，谢和赓提意见说：“1925年段祺瑞政府时代，北海就开放了；1929年中南海也开放了。现在，中南海应该对人民开放，中共领导占据着这处古迹是不对的。”这是右派言论。但是否划他为右派，人民出版社请示周恩来，周说叫他认个错就算了。但毛泽东说他也是右派，应当送去北大荒改造。于是谢便加入了去北大荒劳改的右派行列。
文革中，谢和赓又坐了8年牢，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则更惨，1967年被抓入牢房后，就再没有活着出来，1974年死去时，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一个代号”6742”。
到北大荒去的女右派不多，已故台湾大学校长许寿裳的女儿许世玮是其中之一。她是八五三分场右派队的炊事员。
这里应当为一些勇敢、坚强的女子记上一笔。总政治部歌舞团舞蹈演员胡秀玉的丈夫陶冶被文化部对外联络局打成右派送北大荒。她决心与丈夫共命运，主动要求到了北大荒。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翻译赵超群的妻子韩渊也不是右派，也陪同丈夫到了北大荒农场。
1958年春陆续开到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除部分领导骨干外，大多数是被部队刷下来的右派、中右、右言分子，以及不是右派但必须打发的人。例如解放军张家口通讯学院学员陶均模，从未鸣放，但父亲是右派；重庆第二步兵学校教官石邦杰，哥哥是右派。这批人绝大多数参军前都是大学生，什么专业的都有，光军事翻译人员就有一千多名。总之，“当年军队将这些在‘整风反右’战场上打扫下来的不顺眼、不听话的人，一古脑地倾倒在北大荒了。”
当时公安部所辖公安军有个文工团，其中的女兵都是从各大军区选拔出来的，品貌端正、能歌善舞。她们每周六都要到中南海陪中共首脑跳舞，已经跳了几年了。1958年，国防部长彭德怀自朝鲜归国后，才发现挑选女文工团员出席中南海的舞会，不仅仅为陪毛“共舞”。这正是毛选美人的途径。彭大骂主持遴选女兵的萧华、罗瑞卿为毛泽东“选妃子”。他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提出异议。那时，彭的声望甚高，中央接受其意见，解散该团。毛只好同意。
当时正值军队“为了巩固整风反右的成果”，将十万转业官兵送到北大荒。公安军那批女文工团员知道的事情太多，为“防止扩散”，当局竟将她们与其他“被部队刷下来的”人一起，送到了北大荒。
右派们在北大荒，才懂得了“比牛马不如”的含义。据大公报记者吴永良回忆：“在北大荒的流亡，将近3年时间，每天劳动12至16个小时左右。”有一天种黄豆，牛马放牧在地边吃草。管教干部巡视到地头时，突然下起雨来，他自己急忙穿上雨衣，却喝斥右派们“站着干什么，还不把牲口赶回去！淋病了怎么办？那是国家财产！”当他看到右派们也欲随牛马归营时，立即大呼：“不要走！把这块地种完再回去！”
右派早已不是国家财产了！因饿、累、病而拖垮、死去的不知多少。原国防科委精通英文的中尉军官杨崇道以右派身到八五三分场接受劳动教养，后来被“摘掉右派帽子”，留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民盟中央常委张式是越南华侨，因开办越华文化公司，向华侨出售亲华、亲共书刊，被法国殖民者驱逐到香港，回归祖国。他作为右派被送到北大荒，死在那里。
作家巴金曾这样追忆其友人卢芷芬：“卢芷芬甚至给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竟然死在那里，据说他临终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
死者的名字无法一一追踪，但这里还可以再提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兼音乐指挥家莫桂新。1958年5月，莫桂新与其他文艺界的右派被送到北京市内的半步桥监狱。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张权送衣物去时，未被允许与丈夫见一面。从此二人未再相会。直到1986年才有人将莫桂新在北大荒死难的经过告诉张权：
整整三个月，劳改队让他和难友们饿着肚子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个个都浑身浮肿了。一次，听说上面要派人来检查，监管干部赶紧蒸了多少大笼屉的白面馒头，副食是肥肉炖萝卜，而且那天破天荒地不限量。多日不见油荤，有人不免多吃了些，旋即倒地，一命呜呼。莫桂新还算是谨慎的，没敢放量吃。但从那一天起就腹泻不止。农场当局拒绝让这些人就医……劳动不能停，又没药吃，莫桂新病势日益沉重。拖上十来天，奄奄一息时，一位难友偷了辆牛车把他往医务室拉，可是途中莫就死去了。
右派们葬身的乱坟岗的叫太阳岗，面临兴凯湖，“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XXX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有的人不是死于饥寒。中国协和医学院学生林澄为农场干部治病，有行动自由，住单间，还能吃上为干部设的小灶。但是有一天，他用一把手术刀割开自己的腿部动脉，死在兴凯湖边。
也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1958年大年三十在海淀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时拒绝按指印的那个北京俄语学院的学生，由于“态度恶劣”，须予严惩。在别的同学由北京半步桥监狱押往河北清河农场时，他单独被送到兴凯湖。在那里，这个性子刚烈的青年决定逃跑。可是，当他在冰封的江面上往苏联方向奔跑时，背部中弹，再也没有爬起来。
少数成功地偷渡到苏联的劳改犯，下场更惨。据北京大学学生陈奉孝回忆：“我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左右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都被送回来枪毙了。”有时候，苏方干脆将他们装入麻袋放在木筏上或将他们绑在木筏上，任其漂浮回来，有的中途就沉于水底，永无葬身之地。
因发表《第一朵迎春花》而罹祸的光明日报记者殷毅也被送到了北大荒。后来回顾半生经历，他这样写道：
那年我29岁，回京时已51岁……但比之经受不住北大荒严酷的劳役和饥饿的煎熬、最终埋骨于完达山下的难友，我总算侥悻地活了下来。
1961年，由于发动“大跃进”而引致全国性的饥荒，饿死了三千万农民，毛泽东的左调有所收敛，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借机向周恩来请示：“北大荒有不少右派上了年纪，可不可以让他们回来？”周问有哪些人，张答：“例如聂绀弩……”聂绀弩、周颖夫妇是被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称呼为“妹夫”、“阿妹”的。周恩来故作平淡地答道：“聂绀弩？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们回来吧！”这句话解救了一批人，使他们回到了北京。但是，不知多少人已葬身在全国各地的劳改农场、劳改工厂里。
从北大荒向西走是大兴安岭。北京曾一批送去过12名右派知识分子，后来活着回京的只有一位中国新闻社的编辑王孚庆。
往南到辽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是个劳改工厂。其中一个右派劳改中队，300人中死了227人。
往西到甘肃，1960年，宁县子午岭，“省办劳改农场犯人死六百余人”。
距离甘肃酒泉市不过三十公里的三墩乡有个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三千名右派。”据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1960年……有两千多名因各种原因挨整的干部在夹边沟劳改农场中饿死，”“1960年12月……决定释放右派回家时，夹边沟仅有数百人生还。”
甘肃农业大学教授，留美博士沈大文，1960年春死于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画家高尔泰当时也在夹边沟。只因被指派去画大跃进的宣传画，得以吃农场干部的伙食，才活了下来。
一位右派医生也活着离开了夹边沟，但比别人晚了半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历。夹边沟的领导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究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
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历……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
从酒泉往南不远便是青海。“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1957年底，广东203位右派分子被押往大西北“劳教”。押送他们的闷罐车行至甘肃武威，右派们转乘汽车至甘肃皇城，再步行至青海一处名叫黑石头的劳改场所。劳教三年期满时，大多数已死去。幸存者除钟顺源【广州民主党派人士】等少数获释回广东【但不予安排工作】外，全部留场就业。1993年统计时尚存活于世的仅剩十人。另有人称，“从广东押往青海劳教场的右派能生还者仅有二成。”
复旦大学教师李梧龄曾在江、浙、皖三省交界处安徽广德县境内的白茅岭劳改农场【辖属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多年。据他回忆：1960年前后“和我同过小组的难友直接去医务室后就死掉的，算起来就有27人之多。而调往病号队（后死去）的就无法统计了。”同在该农场劳教的上海外语学院学生王升陛说：“我们劳改队四百多人，差不多都饿死了，最后活着的只剩下二十几人。”曾得过全国运动会百米赛跑冠军的上海育才中学体育老师刘某、作曲家陈歌辛、剧作家汪照，均死在白茅岭。
北京司法局干部郭可宏与其在上海的妻子，均被划为右派。郭去安徽的一个农场劳改前，二人曾约定每周一函。后妻子在上海开煤气自杀。农场队部扣押妻弟所发电报，却派专人伴他，寸步不离。郭猜到妻子出了事，寻隙在鸭棚里自缢身亡。
在南方，距广州不到百里的三水农场是广东省右派的主要劳改场所。曾在该场劳教的右派医生曾恩涛博士告诉友人，该农场的死亡率约为百分之二十。广东还有个矿体分散无法使用大型机械的老矿，在井下挖掘的不是挂白牌的刑事犯，就是挂黑牌的右派。原始设备加低贱的劳力，几年过去，21名右派中，除跳崖自杀者外，因坑道塌方被压死4名，因病死去2名，因伤致残者4名。
1958年秋，广西的三百多名右派被押送到柳江县新兴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因饿致病而死的劳教人员有几十人。”
若细述各地死难的右派，将是长长的一串名单。
上海新民晚报副刊编辑王湛贤【笔名阿湛】因将宋代郦道元着《水经注》中的一则秦始皇见海龙王的故事译成白话文刊登在该报副刊上，被指为影射共产党而打成右派。被送青海劳改农场，不知所终。
文汇报文化副刊主编黄嘉音被关押在青海的一所监狱里。因中共惯将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任刑事犯欺凌，黄在狱中总是受流氓犯的气。有一次吃饭时，一个流氓又欺侮他，他忍无可忍，将饭碗朝那流氓扔去，虽未击中那人，但监狱当局却说他“蓄意杀人”，枪毙了他。
“1958年，西南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或被押上警车，逮捕判刑；或背负简单行李，泣别妻儿家人，被投入劳教；或成群结队，到农村去接受监督改造。”文学教授刘盛亚是”劳教”。
四十年代闻一多教授到成都时，曾与四川大学同行刘盛亚等到望江楼饮茶。众人曾戏拟各自将来的墓志铭。刘盛亚说的是：“沟死沟埋，路死插牌。文豪不到，哪个敢埋？”谁知此话不幸应验，刘盛亚被打成右派后送峨边沙坪农场劳教，两年就死了，年仅45岁。他真的成了“沟死沟埋”的孤魂。
该校还有个1955年才从美国归来的教授董时光，也死于劳改队。西南政法学院的彭望雍、吕瑾、熊集生、郭先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黄永亮等，亦先后死于劳改农场。
而更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则已湮没在历史的尘灰之中。
右派们绝大多数是饥饿加劳累而死的。只要管理农场的干部通点人性，多给犯人一点食物，其中大多数可以免于一死。据某省冶金设计院送到新疆塔里木去的一位劳改犯的回忆，那里南接戈壁滩，东邻罗布泊。1961年4月，劳改犯的工作是挑土筑坝，可是“每餐只有二克玉米面掺骆驼刺【一种野生植物】做成的淀粉馍。过了不久，一些反党分子就进了坟墓……（陈处长）派人送来十七匹骆驼的黄豆粉，从此，每天早午两餐加勺豆浆，这才减少了死亡。”
湮没在历史中的还有一批青年。1957年6月12日，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对官方制订的升学政策不满而罢课，游行示威，并冲击了县委、县政府。为给反右制造气氛，当局马上宣布那是“反革命暴乱事件”，逮捕了十几人，并宣布判处学校副教导主任杨松涛等四人多年徒刑，副校长王建国及教员钟毓文、杨焕尧死刑，并当场执行。二十八年后中共中央批准为此案平反后，新编官修《汉阳县志》仅因为王建国是副校长而记载了他的名字，其它受害者则连名字都没提一下。
即使一千年后，人们也要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黑暗的一章。我们不说最黑暗，那是因为这三个字属于毛泽东在9年后制造的另一场灾难----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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