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间，毛泽东在青岛召开会议，为反右运动定下基调：
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资产阶级的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分化右派。
反右派就是肃反。这是新式肃反。
百万右派被斗得死去活来，无数人家破人亡，缘由皆出于此。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右派就是国内的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代理人。
右派、中间派与工人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
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
罗隆基、龙云实际是反革命，定为右派，以示宽待。
1956年，刘少奇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白，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地出来加以干涉。”言犹在耳，就来了一场国家政权大规模侵犯公民权的反右运动。
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干脆公开否定制定、遵守《宪法》的必要。他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也插话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
于是，中央政法小组向毛泽东、刘少奇打报告说：“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所以，凡在鸣放中批评中共不依法行事，而按其随时变更的“政策”处理事务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的人，都当上了右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贾潜、副庭长朱耀堂，就是例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抨击他们说：
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
凡主张办案独立、审判独立的司法工作人员，不论党内党外，都在“向党委闹独立性”、“闹独立王国”的罪名下罹难。
1957年底，中共中央批转最高法院和司法部的报告，指示全国：
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凡是党委规定审批范围的案件……都应当在审理后宣判前，报请党委审批。
在地方政法部门工作的法庭庭长、法官们，凡是主张依法办案，抵制当地党委干预的，差不多都被打了下去，罪名都是“反对党的领导，闹独立王国”。
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民事庭共20人，8个是右派。
北京市司法部门抓了83名右派，占司法人员总数的9.25%，其中包括36名审判员，以及高级法院院长王斐然，中级法院院长贺战军，北京市司法局局长贺生高、副局长楼邦彦等。其主要罪状是“诬蔑党委‘不懂法律’”、“曲解‘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反对党委过问具体案件”、“造谣、诬蔑党委审批案件是造成错案的原因”等。贺战军不仅成右派，还被扣上“泄露国家机密”的“渎职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北京市司法局三处负责筹建律师协会和法律顾问处，该处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包括律师协会副主任白振武、女法官梁文茜。
福建司法厅厅长何公敢，安徽司法厅厅长李湘若、副厅长陈仁刚都是右派。辽宁司法厅正、副厅长也都是右派。检察部门亦类似，浙江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广西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安徽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和副检察长李锐等，都是右派。
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光瑞被批判斗争后，获宽大未戴右派帽子。
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王范也够格当右派，但他多年从事中央负责人的保卫工作，1949年毛泽东等进入北京时，车队第一辆开道的就是他，所以只是“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撤职，未扣右派帽子。九年后毛泽东搞文化革命，上海市委被夺权的当天半夜，他给毛泽东写信说“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后自杀身亡。
云南省富民县县委书记李元慈1955年底下令逮捕“混进农业合作社内篡夺领导权”的“漏网富农”李凤英（女）时，公安局长王仕认为不合手续；法院院长沈俊提出李不是富农，不能判刑；检察院检察长杨明批评李元慈“不懂法律”、“恶霸作风”。现在王、沈、杨，以及法院的审判员都成了“不执行县委指示，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党进攻”的右派。对李凤英案表示过异议的县委副书记李义则是“全县右派分子的统帅”。楚雄专署中级法院派去复查的汪光谟曾指出李凤英案是冤案，李元慈骂他“你一个小小法官，为什么不听县委招呼？”汪光谟成右派。李凤英则被判无期徒刑。【二十四年后才获平反】
1948年底，哈尔滨市政府女职员邵玉魁与其兄被指为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谋杀了也被指为特务的赵洁珊。此案曾被拍成电影《徐秋影案件》在全国放映。1956年，哈尔滨市检察院复审，认定是个冤案。此时，邵玉魁的哥哥和妹夫已被枪决，邵玉魁因判死缓，还活着。法院认错，正准备释放她，反右开始了，主持复查的检察员和市法院副院长都成了右派，邵玉魁被重新收监。【八十年代才再次平反】。
安徽青阳县人民法庭庭长黄行，因为见到不少人只是对中共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不满，或对合作化运动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捕下狱，指出这些人并未触犯法律，不应判刑监押。结果他自己就罹了难。他被宣布成为右派之后，连见妻子一面的要求也不获准，就被押到山区一个铁矿“劳动改造”去了。
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民事庭庭长何济翔说，建国八年没一部《刑法》，更不必谈《民法》，于是罹祸，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江西铅山采石场劳动教养。
各级监察部门在同级党委看来，属于“找岔子”的角色，平时嫌他们碍事却又撵不走，反右运动提供了一个处置他们的绝佳机会，因此各监察机构里的右派便多得要用箩筐装了。有的省，监察厅的干部竟有百分之二三十被打成了右派。
国务院监察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王翰便是一个。由于主张使用知识分子，提倡学业务、反对老搞运动，又“因对一个下面干部的划右派问题坚持不要划，结果自己就被划成了右派”。
国务院司法部和监察部被指“脱离党的领导”，于1959年4月被撤销，全国各地监察机构均随之撤销，中共中央明文规定：
各级法院和检察院，均受同级党委的直接领导。
这是反右的一大成果。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由公安部牵头。法院和检察院唯党委之命是从，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那些党委书记们，以后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也就通行无阻了。
党内的“大右派”要严惩，如王翰被送到三门峡工程局监督劳动。党外的部长级的“大右派”则受宽待，房子还可以住，不受皮肉苦。
一般的“小右派”则不论党内党外，得到的都是“依法制裁”。8月20日，人民日报宣布：“右派分子不是自封为落水狗吗？一点不错，我们正是要打落水狗。不但要打，而且要狠狠地打。”年底开始对右派“依法处理”时，就是按这种逻辑行事的。
第一类叫做“法办”，逮捕、判刑，从几年徒刑到十几年、到枪毙，都有。
按毛泽东的说法，右派虽然“实际是反革命”，但不叫“反革命”，“以示宽待”。所以一般不按反革命处置。然而，“反党”和“反革命”只差半步，你若是“右派加反革命”，那就要逮捕了。
云南省富民县检察院检察长杨明曾批评县委书记李元慈“恶霸作风”，所以是“右派加反革命”，判刑15年。
山东历城县的177名右派中，有7人态度不好，“性质转变”成“反革命”被逮捕。河北迁安县98名右派中，有18名是“右派加反革命”。
广州市轻工业品出口公司经理潘以和是市人大代表。他不到三十岁，曾出席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为人活跃，在广州市委及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均大胆发言，所以是广州工商界首批右派之一。他不甘受辱，欲潜逃香港。被捕后被指“坚决与人民为敌”，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在监狱里吃白饭的极少。若不宜留在城市，一般送偏远的劳改农场，叫做“劳改犯”。若专业特长有用，则在称为“新生XX厂”的劳改工厂干活。
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内燃机专业教师郭作扬先被吉林省第二监狱“借去”试制柴油机。一“借”近十年。后甘肃省第五监狱又将他“借”去，把被服厂改造成机械加工厂。前后共21年。
山东青岛国棉一厂一位赵姓工程师【兼纺织研究所副所长】鸣放时说过“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但是外行应当学习，成为内行。现在的干部满足于当外行，不愿当内行。”因此被定为“极右分子”，判刑劳改。
辽宁省本溪钢铁公司有个燕京大学毕业的副工长倪亦方【香港作家倪匡（倪亦明）、（倪）亦舒之兄】，违拗在香港的父亲的意愿，参加祖国建设。1954年他曾经与苏联专家在工作中发生争执，被领导认为是“顶撞”专家，免职记大过。1957年他又旧病复发，对领导提意见，于是成为“双料分子”----右派加现行反革命，进了监狱。
也许1957年的法官认为“十五”比较吉利，很多右派被判了15年徒刑。
成都《星星》诗刊编辑石天河被判刑15年，实际坐牢22年。
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张紫葛是“大右派”，大小会斗争加严刑，右眼被打瞎，左耳被打聋。半年后，他由右派升为“反革命”，被判刑15年，先后在四川省第二监狱、华莹山劳改农场度过了那15个春秋。
哈尔滨一家工厂的青年技术员李嘉亮，1957年鸣放时在党内会议上说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样的话。反右时没整到他，可是在“补课”行将结束的1958年8月，他突然被逮捕，判刑15年。
清华大学好几位学生，如张贴大字报《还政于民》的马维崎、在校园设立“自由论坛”的赵树范、写《神?鬼?人》的孙宝琮，都被判了15年。“谋划”成立政党的刘世广被判13年。
一天夜里，高音喇叭突然在北大校园响起，宣布说极右分子刘奇弟打人，要求同学们到兼作大饭厅的礼堂参加斗争会。刘奇弟被拉到台上斗争。他不服，于是被公安人员押走，旋被判处15年徒刑。
北京大学发起成立百花学社的学生陈奉孝也被判了15年。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陆正因给外国驻华大使馆打电话求助而被捕，判12年。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何铁生因同样的“罪行”被判了15年。
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也是15年。到了1973年的一天，毛泽东不知何故想起了她，问她现在何处。工作人员回答说她还在监狱里。毛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回答是大约还有半年。毛说“让她出来吧”，于是林希翎未服满15年刑，多少也算“以示宽待”罢。
沈阳市政府的军队转业干部徐平华，在朝鲜战争期间是第六十三军的文化教员。该军在第五次战役押运战俘【以英国、土耳其籍居多】时曾射杀跟不上队的伤残战俘；在随后的“三反运动”中又曾秘密枪决连队司务员【1949年初起义的原国民党傅作义将军的部下】。在市政府召集的座谈会上，徐平华对此“鸣放”了一番。因此被宣布定为右派，戴上手铐，先后在十几个劳改场所里度过了20年囚犯生涯。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叶笃庄被打成右派后，又于次年被安上一顶“美国特务”的帽子，判刑10年，前后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呆了18年。
1957年底，北京大学右派学生张元勋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8年，先后在北京南郊之团河农场、河北宁河县之茶淀清河农场劳改。刑满后的十几年间又先后被押送到山东省劳改队所属的章丘埠村煤矿、山东济宁的劳改农场做苦力，直到1979年底获平反。
第二类处置的办法叫做“劳动教养”。7月18日，毛泽东在青岛会议发出指示：
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搞个劳动教养条例。
于是周恩来赶紧行动，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凡“不务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不断地无理取闹”的，都可送“劳动教养”。此外“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也可送“劳教”。
发布该《决定》的当日，人民日报发布社论说：“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所以，现在轮到右派体验劳动教养的滋味了。毛泽东说：“右派这么多，除极少数违法者以外，不捉不办”。
“捉”是逮捕，“办”是判刑。绝大多数右派的确既未被”捉”，亦未被”办”，就是被”劳教”。百万右派与“中右”，大多数属于该《决定》所说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百万右派中，最大量的就是”劳教”。
例如，云南省富民县法院院长沈俊成右派后，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蒙自县55名右派全部被送到农场“劳动教养”。
新华通讯社六十多名右派中，二十多被“劳动教养”。他们是这样开始其“劳教”生涯的：
就在他们平素工作的楼里，右派一个一个被带进屋子，由警察抓起其左手，将五指沾上油墨，在一份自愿申请劳动教养的“申请书”上按指印。然后是右手五指。完事后全体押往半步桥收容所。在那里缴出裤带等可能会被用来自杀的对象。各人拎着裤子走进各自的牢房，等候被送往各“劳教”场所。
被劳动教养的，俗称劳教分子，顾名思义，要在劳动中被“教养”，也不白吃饭。但中国只有劳改农场，没有劳教农场。所以劳教分子也送往各劳改农场，与判了刑的劳改犯关在一处。差别在于劳改犯没有工资，劳教分子不算犯人，每月按体力强弱发给24至32元的工资，再交回10元饭钱。另一差别是，劳改犯在农田干活时，四周有持枪的警员监视。劳教的干活时，农田四周无警卫，但有警戒线。再一差别是劳改的有刑期，劳教的不算逮捕，未经审判，没有刑期。由于不知道何时“解除劳教”，所以无刑期其实更可怕。在何济翔劳动教养的江西铅山采石场，劳改队的人就嘲笑劳教队的人说：“你们劳教是无期，我们劳改是有期，判5年就是5年，判10年就是10年，所以劳教不如劳改！”事实正是如此。何济翔52岁时被劳动教养，劳教结束后被强制“留场就业”，过了长达20年的囚徒生活，73岁时才获得“改正”回家。
留场“就业”，与囚徒几无区别。北京的一名右派大学生被判处8年徒刑，送江西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但他要求回家。结果被再次判刑15年。服刑共23年后，当局仍将他留场“就业”，不准回家。多次陈诉无效后，于1983年给也曾是右派、已获平反且成了全国政协常委的张权写信求助，公安部才派员赴江西，将他放离劳改农场。
依照《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无生活出路者可送劳动教养。
谁“无生活出路”？被开除公职者或被开除学籍的学生，想自谋生路或回家，不行，党认为你无生活出路，因此要送你去劳教！
依照该《决定》，拒绝劳动者可送劳动教养。
谁“拒绝劳动”？清华大学学生冯国将就是一例。他被开除了学藉，但他是印度尼西亚归侨，规定华侨右派不送劳动教养，只能送原籍。但冯只知祖籍在广东梅县，不知何乡何村，无法遣送，又不能送回印度尼西亚。还得送劳动教养。所以，在对他宣读的教养“通知书”上，他的罪名是“抗拒劳动”。
依照《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当局认为谁无理取闹，就可送谁劳动教养。复旦大学哲学系一位助教并无右派言论，只因家庭经济困难，多次提请补助，被指无理取闹而送劳动教养。他不服，在上海劳动教养收容站绝食抗议。管教干部利用刑事犯强迫他吃饭。到了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农场干部丢下一句“不吃就不吃”，不再理他。他很快就饿死了。
文汇报驻京办事处10名采访编辑人员，7人是右派。其中4名男性，劳改、劳教各2人。
湖南黔阳县150名右派、94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部分被开除公职遣送农村或劳动教养。”河北迁安县98名右派中，有18名又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另有18人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其余皆被撤职，“接受监督劳动”。
广西横县297名右派，全部受到了惩罚性处置：逮捕入狱5名，送劳动教养215名，撤职33名，开除遣送回籍10名，开除公职留用20名，在原单位监督劳改5名，降职降薪7名，逃跑失踪2名。未被处理的两名失踪者很可能跑到山里自杀了。反右期间各地都有人失踪。新湖南报编辑黄德瑜，给妻子留下一张写有“你母子以后相依为命”的纸条后出走，从此没有下落，极可能跑到偏僻处自杀了。
谁该“劳改”？谁该“劳教”？以北京大学为例，右派学生分四类处理：
一类：少数，罪行轻、认罪态度好，留校察看，以观后效。
二类：大多数，送农场劳教。名义上保留学籍，说改造好了可以回校。
三类：少数，极右派，送北大荒劳改。
四类：个别，升级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
历史系四年级一个30人的小班，有4名右派：一类2个，二类1个，四类1个。
留校“察看”者，是反面教员。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对学生们说：“他们是活的教材，你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阶级斗争。”1958年学生到京郊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留校“察看”的右派被分别安插到别的班级里，每日劳动之余接受批斗。非右派面对的是陌生右派，斗起来更不顾情面，效果、气氛更好，“活的教材”的利用价值也就越高。
天津青年诗人侯红鹅头顶“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到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场长对他说：“你这种人应该枪毙，现在不杀你，留你当个劳动力。你要好好干活。”一次挖河时，侯晕死在河道里，一个干部走过去，踢了他一脚，见他没死，便叫一个兽医给他打了一针，算是救活了他。
宁夏青年作家张贤亮成了右派后，在18年间被“劳动教养”两次，“劳动管制”一次，外加一次“群众专政”、一次坐牢。他在“劳教”时有位难友，原是自己单位的领导，并不是右派。由于他真诚地相信中共“在劳动教育培养”的说法，在将本单位的右派都送去“劳教”后，他觉得自己也应当接受教育、改造，于是主动申请去劳动教养。他与张贤亮等真右派为伍，不久就在繁重的劳动和饥饿的折磨下死了。
各地将右派送“劳动教养”的时间大致是1958年的头几个月。
例如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是5月间处理右派的。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8个右派“被正式开除军籍、党籍，分别送往劳改地点及管教单位，其他受了不同处分的同志也都或下放、或去农场、或遣回原单位……不久创作室被总政撤销。”
上海的右派分子主要送安徽巢县南白湖劳改农场、广德县白茅岭劳改农场。上海电影制片厂女演员吴茵、电影配音演员温建送白茅岭劳改农场。放映员殷春田随摄制组去云南拍电影时，与当地一位少数民族姑娘相恋，上司说他违反了“民族政策”，令他与那姑娘断绝关系。他不听，结果被绑架回上海，打成右派，也送白茅岭农场。
四川长寿县【今属重庆市】湖渔场是个劳改农场，光重庆就送去了392名右派。这支队伍的主要成份是教授、学者、工程师。同时送去的还有192名“历史反革命”，“他们被禁锢在渔场的许多岛上，与世隔绝。他们被社会所遗弃。”
相当多的右派在以后的数年中“转变”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处各类徒刑，成为“劳改犯”，甚至被枪毙。东北工学院冶金系讲师王格被送辽宁凌源新生焦化厂劳改后，屡次上书要求平反，但每次都被劳改队没收。一次火车拉焦炭时，他愤而冲向火车头，以自杀表示抗议，幸只被轧去一条腿。劳改队召开大会斗争仅剩了一条腿的王格。他抗辩道：“鸣放是毛主席号召的，我听毛主席的话难道还有罪吗！”不久，劳改队枪决4名“现行反革命”，其中一个就是他。
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造林大队劳动改造的右派王强在山上挖树坑时，对也是右派的廉德山开玩笑说：“这地方真不错，适合打游击。”廉笑着答道：“是呀，你当队长，我当政委。”说罢大伙继续干活。事后有人将他们的话汇报上去，当局竟凭此指控他们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武装暴乱”，将王、廉分别判处20年、无期徒刑。廉在狱中自杀身亡；王强一入狱妻子即与他离了婚，熬满20年出狱时，父母早已双亡。
新湖南报编辑李长恭成右派后在长沙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一天加班到深夜，饥肠辘辘，他要求将次日的早饭提前，好填腹睡觉。谁知饭没吃着，反被指为“企图利用粮食困难制造反革命暴乱”，判刑12年。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实习研究员葛运凌，1955年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时曾荣获《学习优良奖状》。鸣放时，他说自己原被选定留苏，但后来名额被其同班同学、一位高干子弟得去了；又说苏联侵占的我国领土、从东北劫掠的机器设备应当归还。于是被划为右派，另行分配工作。他的新工作包括登记库存物品。有一种价值仅十元左右的苏制电子管，登记了两个，清点时只剩下一个。他是右派，并不掌管仓库钥匙，说不出另一个的下落。当天即被逮捕，判了五年徒刑。
沈阳市民政局青年干部陈以强被定为右派。他不认罪，“转变”为“现行反革命”，被判有期徒刑15年。
重庆大学18岁的学生李天德，同其他几名右派学生一起劳改。其中一位云南省籍的学生建议大家一起去他的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的家乡混口饭吃，不料尚未动身就被说成是“妄图偷越国境”的“反革命集团”，分别被判了刑。李被判处5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又以“反革命罪”再度判刑。
1963年，复旦大学右派教授杨兆龙的一个右派儿子因绝望而企图出国，被按叛国罪处以16年徒刑。杨兆龙则被指“幕后策划”，被上海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妻子沙溯因自杀身亡。直到1975年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特赦时，杨兆龙才因当过国民政府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而得以出狱。
1957年8月6日，人民日报曾发文《新华社连日围剿戴煌》。而后戴煌被开除党籍，到北大荒“劳动教养”。1960年底，他万幸活着回到了北京。1962年，他写了一份万言书，为自己辩护，要求平反。正好毛泽东向全党下达不得给右派平反的指令，当局立即宣布他那封信是“进一步向党进攻的炮弹”，将他逮捕，押送西北的劳改营。他这一去，整整17年后才回家。
第三类是自古沿用至今的“发配”、流放。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送到长城脚下放过一阵羊。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尚丁则被从上海流放到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牧羊4年。
诗人艾青被发配新疆的16年间，有整整5年扫厕所，每天要一口气打扫十几个厕所。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协和医院院长李克鸿，分别被发送到云南、贵州，并死在那里。
第四类适用于获从宽处理者，叫”下放劳动”。
下放的右派还可尊称为“下放干部”，但实际境遇与罪人毫无二致。如上海名画家钱瘦铁，被“下放”到市郊农村，为人民公社食堂拉风箱。他穷得只好为人刻印章，以五毛钱一个字的廉价赚得一点生活费。
文汇报记者江显良被定为极右分子。但获宽大，仅“下放”上海郊区农村。不过，别的“下放干部”有星期天，他没有；别人八点钟上班，他得七点就去作准备工作；别人下班了，他得留下收拾；别人下雨天不用干活，他还得下地去“改造思想”。到1964年，他盼不到出头之日，终于跳楼自杀，死时仅三十出头。
1958年5月，河北阜平县优秀中学教师刘玉良，先被“下放”到煤矿挖煤，后又被送进监狱，于1961年自缢身亡。留下遗书：“我死后请把我埋在阜平这块土地上。”
上海有一对青年知识分子，两人均在美国长大。1952年左右，两人告别父母兄弟从美国归来。而今双双成了右派。丈夫张X被“下放”浦东农村，不久自杀，死时才二十多岁。
第五类是“遣送回籍”。
中国以农立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个农村或某个县为其“原籍”，哪怕你从未去过那里。若某人罪行不大，从宽处理，又不能宽大到“原单位留用”，便“遣送回籍”。例如，云南省富民县公安局长王仕被撤职后遣送回原籍农村。华南师范学院教授康白情就是在被遣送回原籍四川途中染疾去世的。
浙江剧作家郑伯永一家七口，被遣送原籍乐清县农村监督劳动。省文联除每月给他四十元生活费外，便什么也不管。他生活艰难，在乡下染上肝炎，肝硬化了。向干部请假看病。对方竟用一根棍子戳他的腹部，说：“你说硬化，我戳戳不硬嘛！”他终于在1962年去世。
四川医学院学生李树楠，给院刊写了一篇文章，建议不仅要向苏联，也可向英、美学习，不要将学英语看成落后，结果戴上了“极右分子”帽子。他请一位同情他的高年级同学、学院广播站管理员给他对着话筒向全校师生讲话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两人一并被送去大凉山劳动。因配给的口粮不及常人的一半，他长年在饥饿的折磨下挣扎。就在他奄奄一息时，学校怕他死在农村“影响不好”，将他“遣送回籍”。他在云南下关市街道当搬运工，拉了20年大板车。
天津一位刘姓建筑设计师，被遣送原籍山东省东明县，在黄河故道的荒地上种瓜。他没钱买被褥，只在土炕上撒一层细沙，又当铺又当盖。当地人均尊称他“瓜匠”。20年后，原设计院决定为他平反而找到他时，他已得了癌症，不久于人世了。
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朱梧槚被送回原籍江苏宜兴后，继续与也是右派的徐利治教授通信来往。徐在给朱的一封信中感叹，若朱有机会出国深造几年，必大有益处。此信不幸被抄出，成为朱企图“叛国”的证据。他因此被判了10年徒刑。
第六类是被“原单位留用”者。
他们虽未失去人身自由，还被允许留在正常社会中，却也属社会的贱民。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杨敬年是极右派，被市法院判处管制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学校“留用”他，让在系资料室就地“管制改造”。那已经算十分幸运了。武汉大学的“右派元帅”、名教授程千帆也被学校“留用”。但实际留而不用。直到1978年，他的工资还只有49元，不及一名大学毕业生。据他回忆：
打成右派以后就不能教书了，到数据室去抄卡片，抄了好几年。还有就是劳动……有的地方要砌房子，把你弄去搬砖；或者是有淤泥的地方，让你用铲子把淤泥铲走……后来又到了一个很大的农场，叫东西湖农场劳动……没有人种菜了，你们就马上去种菜；没有人养猪了，你们就马上去养猪……后来就比较长期的待在沙洋（农场），大概有五、六年时间。沙洋是个劳改农场，离武汉有好几百里，根本不能回家。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或者可以，还要抽签。表面上说（右派）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表示宽大。而事实上呢，处处都是不平等的。比如说夏天洗澡，右派只能有一瓢水，一瓢水怎么洗法呢？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洗过澡，最多只能拿个帕子这样擦一擦……
自己最适当的做学问的年龄，全给放牛放掉了。
第七类是被“解职”者，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不举手就没有饭吃”者。
中山大学教授董每戡夫妇都是右派，被“解职”后立即面临“没有饭吃”的困境。二人只好一起回到妻子老家长沙，依赖亲友的接济糊口，直到20年后被平反。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英文编辑韦丛芜因右派罪判刑三年，缓期执行。当然也就被解了职。为了有口饭吃，他从此开始扫马路的生涯，一扫就是22年，挨到平反没几天就死了。当时天津某工业设计院的一位主任工程师，曾这样告诉作家冯骥才：
我们总共五百个知识分子，一下子打了八十八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七……上边又下个命令，说所有右派都不准做技术工作，一律做体力劳动……每天早上工人师傅没起床，我们“老右”就得拿桶把洗脸水放在他们门口。
什么是新中国的贱民？这就是，尽管党认为没把他们送去“劳教”已经很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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