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共抓了多少右派，连当时的中共中央也不甚清楚。毛泽东直到1959年8月还认为是三十多万。当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纠正他说“现有四十五万”时，他似乎有些得意：
好多？四十五万？哈哈，队伍不少。
从此以后，中共便采用“四十五万”这个数字，一直没有费神去统计全国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
直到1978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右派改正”工作，才发现被改正的右派总数超过了五十万。有人说：“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答道：“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最后，被“改正”者共计“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
此后，官方出版物都将此数当成右派总数，似乎反右运动仅抓了“五十五万多”右派。其实右派数比这要多。这里有必要论证一下。
百分之五的指标是所谓“控制数”，实际上毛泽东根本没打算用它框住自己。6月10日，毛泽东发出《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在7月青岛会议上他甚至说：“民主党派打它百分之二十（右派），也还有百分之八十（不是）。”
于是“民主党派”立即加紧清理自己的门户。例如天津市的民盟成员百分之十五是右派，计有一百十七名。陕西省民盟成员百分之十被划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计二百二十三位。其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百分之二十被扣上了帽子。
指标既然可以放宽，各级党组织纷纷超额完成任务。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将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六点五打成了右派，北京市委还是认为他右倾，“反右不力”，于9月间将他调走，派铁道部副部长陆平去主事。陆平一去，就在学校大饭厅作报告，说他手头有一张尚未划右派的学生的名单，这些人是否划右派，要看他们自己的表现。可是才过了三天，学生们还没来得及表现，近二百人左右的补充名单就公布了。最后确定右派八百名，近全校人数的百分之十，其中一百四十多名“极右派”被开除，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后来说：“清华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中划右派者约达百分之十八（可能记得不确切）。”该校师生共有右派571名【教职员222人，学生349人】，也超过了百分之五。
北京地质学院五千多学生百分之九是右派；一千余名教师，右派占了百分之十二。中国人民大学六千多学生，仅第一批右派就有四百多名。全部右派也在百分之十左右。
吉林省各高等院校，反右刚开始还不到一个月时，讲师以上的教员就已有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被定为右派。年底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报告说：“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右派只占百分之八点五。”太少了，所以1958年又补充了一批。
各大学的右派人数均在数百名上下。
例如武汉大学右派有四百三十名。五百三十位教师，百分之十四是右派；三千三百多学生，右派几达百分之十。中文系一共不到二百学生，右派有五十六名。其中四年级学生三十七人，三十五个是”右派”或”中右”。
上海交通大学三百多名，华东师范大学二百八十五名。其中中文系一年级揪了二十余人，超过百分之十。福建师范大学共三千多师生，右派抓了四百多个。中文系四年级一班共三十六人，右派有三十一个。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韦君宜回忆：
（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
后人也许会奇怪，哪里会有那么多学生出来攻击共产党？果真有那么多学生参加了“右派大合唱”？这里有个例子：清华大学一个学生拥护党，积极写大字报批判右派学生。不幸他的大字报里有“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这样的话，足证他与被批判的右派学生观点相同。结果他也成右派，与被他批判者殊途同归。
清华学生张德寰曾接济过几位经济困难的同学，给了几件旧衣服及几十斤粮票。那些同学成了右派，连带着把他划为右派，判处三年徒刑。
鸣放时，北大学生时荣章曾打电话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北大的运动。获准后，以他为首的十个同学，外加班主任黄继忠老师，于5月27【或28】日到中南海，对称为毛主席“办公室主任”的人鸣放了一通。十天后反右，这十一名荣幸到中南海去鸣放的小人物一个也没逃脱。黄继忠和时荣章一对师生成了河北清河劳改农场的难友。时荣章班上二十四名学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
5月下旬，兰州大学学生选出有十二名成员的赴京请愿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火车到达西安被阻。在从北京赶去的高教部副部长刘皑风劝说下，全体返回兰州。这十二名成员除了一名因“揭发”他人而“将功赎罪”未定为右派外，全戴上了帽子。不仅学生代表入网，连受校党委委托陪同代表团赴京的副校长陈时伟教授也被“揪出来”，被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
所谓“工商界人士”，即交出产业后成为“公私合营”工厂或商店的“私方代表”的原资本家，被打成右派的很多。人民日报曾宣布：“全国工商界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大大小小的章乃器揪了出来。”如广州市工商界，1956年时有一万零四百多资本家，右派一千二百多名，超过百分之十。
结果就全国而论，右派总数超过了百分之五的指标。当时全国被称作“国家干部”的人数是九百五十三万，“五十五万多”占其百分之五点八。
各地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差异很大。上海郊区川沙县，仅二十六万人，右派有四百三十九名。同样是二十六万人的陕西西乡县，右派仅五十八名。又如同样是十五万人口，上海郊区宝山县右派为二百三十六人，贵州贵定县仅七十五名。川沙、宝山文化相对发达，文化人相对较多是原因之一。
湖南、河南、安徽、河北、湖北、四川、山东等省右派的比例较高，其中一些县份右派比例特别高。这就不是由于文化人相对较多之故了。那些地方紧跟毛泽东，也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最积极，饿死人比例也最高的省份。
例如湖南省，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周惠参加7月青岛会议时，发觉毛泽东对湖南揪出的右派太少表示不满，只好回湖南加紧抓右派。结果湖南省的右派按人口比例计算的话，在全国名列前茅。
胡耀邦老家浏阳县，561个右派；毛泽东的老家湘潭县，683名。毛泽东的外婆家湘乡县，673名。中共副主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县，1027名右派。全省第一。
河南省，23万人的延津县，532名右派，占参加运动人数的17.7%。27万人的西峡县，645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16%。35万人的伊川县，433名。49万人的息县，533名。49万人的西平县：517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12%。
河南汝南县有右派544名。商城县464名右派。80万人口的南阳县，右派数达1164名。在全国两千多县首屈一指。
按人口计算，安徽省右派的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数。灵壁县有674名右派。80万人的霍邱县，737名。76万人的濉溪县，903名。28万人的全淑县，445名；休宁县17万人，339名。祁门县10万人，241名。
河北武清县，右派抓了632个。湖北，49万人的江陵县，429名右派。70万人的襄阳县852名；77万人的随县741名。四川省新津县131人划为右派，为参加运动的人数的7%。仁寿县，”错划右派分子462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7.3%。”山东庆云县，19万人，右派划了114名。人口52万的昌邑县，右派有389名。
在同一个省内，右派人数相差很大。如江苏省东台县，人口78万，右派100人。而人口仅45万的江宁县，右派却有638个。
共产党组织严密，无远弗届，不存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黑龙江省嘉荫县隔黑龙江与苏联相望，全县仅六千余人，没有一辆汽车，知识分子屈指可数，右派却仍有15名。按人口比例计，比安徽还高。
官方各出版物都将“五十五万多”当成右派的总数。其实这“五十五万多”仅是右派中被“改正”了的人数。还有“不到一万名”不予平反的右派不在此列。而且那“五十五万多”右派都是上了“国家干部”花名册的人，“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
当时大专院校近五百所，学生右派应在五万甚至十万以上。其中究竟有多少不在那“五十五万”之内已难考证，但可以肯定“五十五万”右派之说不确。
十几万落网的小学教师中一多半是乡村教师。其中有些是所谓“民办教师”，即从农村生产合作社领取工资、不属“国家干部”的教师。“五十五万”里没有他们。
因种种原因不宜公开的“内控右派”也不在“五十五万”的统计数内。除前述北京大学马寅初、冯友兰外，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董希文画了大型油画“开国大典”后，毛泽东曾把他请去中南海做客，不好将他定为右派，所以也是“内控右派”。
大学生若是“内控右派”，还可分配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班学生靳景儒到了太原重型机械厂。厂里一看他档案里写着“内控右派”，便叫他住工棚，后来又说他是“坏分子”。他跑回塘沽家中，从此无正经职业。他的同班学生杨白桦也是“内控右派”，分配到沈阳拖拉机厂。他知道自己是另册中人，干脆回广西农村老家种田去了。
“五十五万”也不包括当作右派处理，但未列入右派花名册的人。
新凤霞是在1957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到七十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意迫害……
由此可知，新凤霞的名字并不在右派花名册里，”五十五万”里也就不包括她。
到处都有名字不在右派花名册里，却按右派处置的人。
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曾受总工程师特别器重。总工程师成右派后，不仅拒绝揭发总工程师，反而给他通了信。这一来，他也成了右派。二十多年间，不能升级、涨工资，也不能结婚。到了五十岁出头，当局才发现，他的档案里根本没有他是右派的记录。
安徽省蚌埠市的《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成了右派，包括组长张锲。但是，拉粪车、扛麻包，改造了十五年之后回到蚌埠，军管会依例查看张锲的档案，却发现并无上级核准他为右派的批件。因此张锲不算右派，十五年右派是白白当了。
有一位青年军官，年方二十余岁，从部队转业到一所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适逢鸣放结束，反右开始。上级派下五个右派的”指标”。他只抓出四名，再也找不出第五个。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只好把自己的名字添上。上级照例批准，于是他被开除党籍、送劳改农场。妻子离婚，儿子亦随之改姓。在农场改造了二十年之后，右派们均获“改正”回了城，唯独他无人过问。原来上级右派籍册里没他的名字，“五十五万”里不包括他，故不在平反之列。
1979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右派都被平反，教师李树槐却无人过问。他申诉后被告知：当初上级并未批准定他为右派，“你不是右派，我怎么给你改正？”他在二十年右派生涯中遭的罪，就此不了了之!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班学生阎桂勋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分配到黑龙江一所学校【后改名为黑龙江工学院】教书。不久北大来通知说阎是右派，于是改以打扫厕所、下矿山、到北大荒农场。直到1999年北京大学才承认，阎的右派案”没有经过党委审批”，无效……
右派改正时，当年曾在北大荒农场八五三分场“右派队”接受“劳动教养”的原《大众电影》杂志主编方诗，见改正没他的份，找领导问话。领导说：“没有你的档案，你不是右派。”
显然，张锲、李树槐、阎桂勋、方诗都不在“五十五万”里。
不属国家干部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内控右派”，再加上“未经正式批准”的右派，全国至少有五万。这样，当初被按右派处理的总数就是六十万而不是“五十五万多”了。
不在“五十五万多”之内的还有“中右分子”。“中右”也是正式的右派帽子。自然，这也出自伟大领袖的指示。毛泽东说：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
于是在右派之外，又抓了几十万“中右分子”。例如，1958年4月，城市的反右运动进入尾声时，河北徐水县二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到孤庄营村鸣放、辩论。除150人定为右派外，还有46人定为“中右分子”。
什么人算“中右”？没有标准。例如四川西充县规定，凡“有右派情绪的”就是“中右分子”。
说起来“中右”不同于右派，但据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说，“实际上按敌我矛盾处理。”如河北遂平县，“划右派分子562人……划不上右派而定为‘中右’的501人……凡是右派和中右者，大多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家，由生产队监督劳动改造。”
被打成“中右分子”者，所受处置各不相同。除少数受的处分稍轻，如云南女作家季康【赵继康，《五朵金花》、《摩雅傣》等电影的剧作者】被宽大、仅下放农村劳动外，大多数受到与右派一样的处置。如中共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销职务，工资降三级。齐齐哈尔解放军第十一军医学校一位教员的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转业到边远的小县城北安。1949年渡江战役时登上第一船，获特等功勋章的新华社记者、军队作家寒风，留党察看两年，下放云南。《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的妻子郑重被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划为中右，内控使用”，送福建古田县的一个水电站工地。
河南信阳步兵学校把少尉助理员徐先国等“中右分子”送到北大荒农场。哈尔滨空军第一航校的“中右”和右派一起，都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不加区别。
北京大学的“中右”和被定为“右倾”而处理的人数为八百左右。右派应届毕业生不能毕业，“中右”们也领不到毕业证书，只能算是“肄业”。已经印制好的毕业证书捆成一堆，成了废物。
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32人，9个右派之外，又揪出7个人，分别定为“中右分子”和给予党内处分。加起来恰好是半数。
由于主持湖南反右运动的省委书记周惠说“新湖南报就是个‘小匈牙利’，抓右派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抓多少”，140多人的报社，除54个右派外，还有20多”中右分子”，合计超过半数。
一般说来“中右”比右派少。例如河北唐县151名右派，37名“中右”，江苏溧阳县171右派，33“中右”；安徽庐江县515名右派，98名“中右”。
不少地方的“中右”虽少于右派，绝对数目并不小。如甘肃武威县二百多右派，157名“中右”。广西大新县124名右派，100名“中右”；宁明县右派145个，“中右”100名。环江县“中右”为右派数的三分之二。安徽濉溪县有“中右分子”419名。江苏省宜兴县右派208名，“中右”169名。
有些地方，“中右”数与右派不相上下。如吉林省伊通县100名右派，97名“中右”。黑龙江省拜泉县137名右派，“中右”130个。
也有一些地方，特别在某些省，“中右”比右派多。如黑龙江省肇东县“共划右派193人，中右分子336人。”爱辉县20名右派，73名“中右”，为右派的三倍半。
内蒙古巴林左旗，25名右派，35名“中右分子”。
云南省镇雄县右派52名，“中右”140人；腾冲县右派101人，“中右”156人。
中国第一大省四川，“中右分子”有六万余人，比右派还多。
据本书作者抽样统计，全国“中右”的总数大约为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近四十万人。
此外还有“右言分子”【“有右派言论者”之简称】，或干脆就叫“右派言论”。如“广西上林县有127人被划为“右言分子”。江西武宁县，“右言分子”比右派还多百分之四十。
还有“疑似右派”。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说：
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对待他们。
中共中央下达文件的本意是说，对疑似者暂先不按右派处置，但结果适得其反。既有“疑似分子”一说，各地便索性将之另划一类，叫“疑似右派”。如安徽泗县将117人划成了“疑似右派”。既属“分子”，又“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之间”，所受处分自然也应界乎二者之间。总之，也是贱民，与右派处境无异。
此外，还有各地创造的“分子”。
例如，四川郫县唐昌镇揪出了31个“烂言分子”。黑龙江省拜泉县25人被定为“党的落后分子”。这都是不包括在那“五十五万多”之内的。
“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烂言分子”，全国的总数应在十万以上。这些也都不在那“五十五万多”之内。
所以，右派六十万、中右分子四十万、加上右言分子和“疑似右派”等，右派总数共约一百十万。
实际总数还不止于此。当年，还有成千上万的“以所谓’右派言论’戴上其他帽子”的人。
例如，云南省腾冲县“因右派问题划为地富反坏分子33人。”陕西西乡县3人“因‘右派言行’定为反革命、坏分子而被开除公职。”
安徽和县1500多中小学教师集中鸣放、反右，成果巨大。右派338名，已占教师的20%，可是还有481个人不能放过，又定为“反革命分子”。一场反右，半数以上教师成了运动的祭品。
广西上林县1070名教师中，除右派外，还抓了158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云南通海县1300多教师集中鸣放、反右后，除了右派，还揪了164名“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
浙江《东海》杂志编辑部，总共才13个人，除了7个右派和1名“中右”，还有1个“坏分子”。
“坏分子”定义含糊，形形色色。有的大学生，有“右派言论”，刚好借图书馆的书丢失，逾期未还，当局便宣布他是偷书的“坏分子”，抓走了。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舒展【笔名】无论怎么挨斗，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最后学校将他以“坏分子”的名义送到劳改农场，从此再也没人知道其下落。
全国因“右派言论”而被扣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者，应当不下数万。
还有许多“未戴帽而受到各种处分”的人。既无帽子，也就不在当局统计数之内。例如河南西平县，三百五十五人“因‘右派言行’被错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未戴帽而受到各种处分。”
《文艺报》专职评论员竹可羽，未定为右派，但被流放到怀安县农村改造，蛰居了三十多年。浙江嘉兴县的中学教师姚辛有右派言论，但念他是转业军人，不定右派，仅开除教职发送农村。安徽有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因“右派言论”被批斗、开除后，送回原籍青阳县农村“监督劳动”。
当时，北京郊区土城收容所是右派等候发配劳改农场时的集中地。清华大学一位学生，“因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子的身份进了土城。”
北京幼儿师范学校女学生胡慧芝的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她给父亲写的信和日记中同情父亲的话被一位学生干部偷看，报告上去，就够定为右派了。但她才十七岁，不够戴帽子的年龄，便给了她一个“反右期间有错误言论，不宜当教师”的结论，发配到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算是“支援边疆”。20年后她父亲平反回北京了，但她却回不了。她无反可平，因为她不是右派。她到《新观察》编辑部去请求记者为她申诉时，痛苦地说：“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右派！”
江苏省高淳县，“因鸣放（言论）受到各种处理”的有62人。江宁县有244人“以所谓‘右派言论’戴上其他帽子”。
广西，上林县有57人“因右派言论受到各种处分”。
河南，商城县有406人“因右问题受处理”。
云南，腾冲县，“因右派问题划为地富反坏分子33人。”
安徽省除右派外，还划定了“四种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右分子”，“疑似右派分子”以及“因右派言论受处分”的分子。霍邱县的“四种人”有483名。灵壁县“有977人被错定为四种人。”
安徽亳县，一百多人“因‘右派思想’及其问题而失去工作”，八人“因右派言论受到批判而失去工作”。
全国因“右派言论”、“右派思想”、“右派问题”受到各种处置的人，总数至少十万。
一百十万各类右派，六十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万“右派言论”引致的各色“分子”，1957至1958年间，一百八十万人被派发了一顶帽子，“未戴帽而受处分”者还不在内。
不论帽子有无，个个都是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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