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落网的右派，大多数是中国知识界的精华及共产党中的有识之士，一一列举不可能。但是不该被遗忘的人太多了。
地质学家谢家荣为中国的矿产勘探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貢献。他以其科学預见指导部署探矿并开发的矿区有湖北大冶铁矿、內蒙古白云鄂博铁矿、河北庞家堡铁矿、贵水城观音山铁矿、安徽銅官山銅矿、甘肃白银厂銅矿、山西中条山銅矿、陕西渭北煤田等。他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上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1945年日本人刚投降，他便指出：“将来的勘测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他给“北满松辽盆地”命名，提议在北满实地勘察石油，并亲自修订了勘探设计书。
反右前夕，他在青海柴达木盆地野外考察。回京后还带着一身风尘，就走进了右派行列。除了“反对苏联专家”外，1946年在淮南发现八公山大煤田竟也成为定他为右派的根据，说是煤田给国民政府输血，延缓了国民党的垮台。1959年，北京为在北满松辽盆地发现油田取名“大庆”而大加庆祝时，谁也不提他的名字，好像中国就不曾有过这个人似的。【1978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黄汲清曾写信给邓小平，详述大庆油田之发现过程。黄称：从1955年起，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负责全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勘探，他与谢家荣都是委员会常委。当时称为松辽盆地的大庆油田之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
工程技术界人士一向不为新闻重视，连姓名亦很少为世人提及。如安徽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盛德纯，三十年代起任安徽水利局局长，曾主持修复长江大堤安徽段，编写《安徽水利志》。这样的学者也上了右派名单。
右派名单中还有云南铜业公司及东川矿务局副总工程师励润生。他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46年从美国归来，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1949年，资源委员会迁台湾，他坚留大陆，长年在矿山工作，著有《金属矿的通风研究》等。
还有农业专家。安徽蒙城县有个南京去的育种专家丁震亚，鸣放时就省委书记曾希圣下令全省推广旱粮田改种水稻一事提意见道：“最好先试验，后推广，一个县不宜一下子搞几十万亩。”因此成了“反对省委第一书记”的右派。
不久前，华南地区柑桔树发生毁灭性病害，华南农学院教授林孔湘认为是传染病，而苏联专家认为是排水不良所致。虽然后来林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他还是被指“反对苏联专家”而成了右派。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余宝笙，曾获美国科学家荣誉学会授予金钥匙。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她立即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从事教育。这样的爱国者也落了网。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赴英国专攻冶金的赵天从赶回祖国效力。在日本飞机轰炸扫射的日子里，他主持建成了湖南冷水滩锡矿山纯锑精炼厂。他还研究出“赵氏炼锑法”，半个多世纪后还在使用。而今他成了中南矿冶学院的右派。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批农业专家。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病虫药械制造厂，制成中国第一架商用喷雾器及第一批商品农药的昆虫学家吴福桢，戴上右派帽子后被下放到宁夏。此外，家蚕育种专家、西南农学院蒋同庆，甘薯专家、中国科学院薯类研究所杂粮研究室主任盛家廉，以及专研究野生大豆的徐豹等，都是右派。
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聂毓禅，鸣放时只就护理工作对医院领导提了些意见，就被揪了出来。她曾担任原由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护理部负责人，是“美帝在旧协和的代理人”。而今新账老账一起算，她戴上右派帽子到安徽一家医院劳动改造去了。
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1938年4月7日，武汉十万民众举行火炬游行。篆刻大师谢梅奴一天一夜不吃不睡，将“抗日必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刻入印中，公开展览。蒋介石等曾亲赴参观。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为感谢盟军援助，请谢刻了一枚带有三只狮子的印章赠送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1948年中国政府赠送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的礼品中，罗斯福总统的印章也是他刻的。他是湖南长沙人，1951年湖南省政府还曾委托他刻“毛泽东印”、“润之”两方印，作为礼品赠送毛泽东。可是如今却把他打成了右派。
1945年9月3日，日本外相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低头签字、向盟国投降。在场目击此一历史事件的人中，有一位中国人，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当晚，他写了一篇通讯《落日》。此文广为传诵，后来被列为大学新闻系学生必读教材。在鸣放座谈会上，朱启平提起一件往事：1951年，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地质学家翁文灏从法国归来后，朱为《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翁放弃了美国的高薪聘请，归国效力。可是上级审稿时不经他同意就硬改写成翁在海外走头无路，共产党宽宏大量接纳了翁。朱认为，那不仅背离事实，而且也是对爱国者的人格污辱。就这一条，朱启平被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去了。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因部份盟国法官反对使用死刑，代表中国的法官梅汝璈与助手商议，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九一八事件”策划者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松井石根等七名战犯的绞刑案不能通过，他将蹈海以明志。而后他日夜在各国法官中游说，终于使该案以六票对五票之微弱多数得以通过，为中国人民报了仇、雪了耻。一个月后，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司法部长。但他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拒绝到任，并于1949年底化装登上英籍货轮潜至北京。周恩来称他“为国家争了光。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整风中，梅汝璈在外交部老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党领导一切不等于包办一切，党应当给人民代表大会以实权。奉苏联为神明、把苏联专家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此，他也成了右派。
反右反到佛学界，和尚也难逃右派帽子。近代佛学界辈份最高的学者、吉林长春的澍培法师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还有道士。四川灌县将94名道士集中在天师洞鸣放辩论，划了5名右派。
还有教会牧师。广西灵山县基督教警世堂牧师苏子英便是一例。此外还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陈崇桂，天津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副主任聂国屏、常务委员高庆琛，中华基督教会鼓浪屿堂牧师周清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宁波教区主席范爱侍等。
由于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力主保护科学家，并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文件，明文规定科学院1955年日内瓦会议后归国的学人不参加运动，因此，科学院1955年后归国的几百学者均安然无恙。
在对外文委任职的丁耀瓒也是1955年从美国归来的。但是他不属科学院管辖。他不仅成右派，还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去了。
1955年以前来归的两三千学人均不享有豁免权。
1951年秋归国的一批二十多名留美学生，有七名被打成右派。其中一位曾任纽约中国学生会主席，父母兄长都在美国，但他一拿到硕士学位就偕同女友回了国。他成为“极右分子”，送北大荒劳改。
1952年从美国归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美工师陈尔真，英语特别好。每当厂内放映美、英原版的“参考片”，都由他现场边看边给大家翻译。那时，别人都说他翻译得好。现在，党却说他“狂热地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贩卖资本主义货色”，把他打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去了。
1955年以前来归的学人中，六百多人是以“交换战俘名额”归国的。当时美国一方面许可中国学生永久居留，另一方面许可学生与朝鲜战争中的美军俘虏交换，返回中国。当时有两千多名学生填表登记，仅六百多名得到了“交换名额”。一位当时未获准离美的学生三十多年后这样回忆道：
那六百多获准回国名单发表出来，榜上有名的便不胜雀跃，那千多位榜上无名的，当年又懊丧何似？
命运多是和人开玩笑的，当年回去的六百多位同学，又有多少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又有多少在文革时横遭折磨？那几千位留下来的，今天是否会深庆自己是“漏网之鱼”？
不仅从美国、凡海外归来的都首先是抓右派的目标。
在香港执教的歌唱家黄源尹，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新中国虽穷，但是共产党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新社会。他鼓励学生不要在香港为资产阶级卖命，并带领他们跨进了祖国大门。这个满腔热血的知识分子中了毛氏“阳谋”，被赶出北京，送到青海去了。
五十年代初自香港回国的电影导演白沉，一年前刚获得文化部的优秀影片状，此时也入了另册，成为安徽劳改农场的一名犯人。
新加坡华人作家韩萌，1951年被香港当局驱押出境，回到大陆。初被怀疑是问谍，继而与胡风分子为伍，这次自然也躲不过厄运。
医生陈惠康，1952年辗转自台湾归来，在上海行医，仅因直言批评上级，也被扣上帽子，押往农场劳改，一去就是16年。另一位自香港回归的医生，因能操手术刀，党需要他，总算未被赶去劳改，不过工资减一半，当了20年贱民。
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华侨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了广东西部最穷的德庆、封开两县。在那没有什么文化人的地方，他们就算知识分子了。德庆县70余名右派，华侨青年就占了26名，超过三分之一。“侨青篮球队”成了反动组织，队员几乎全成右派。
中央广播事业局翻译陈润康1954年自法国归来。他曾批评其组长而被指为“用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来攻击我们不民主”。按照规定：华侨归国三年以内不划右派，而陈归国已三年零一个星期，刚好够资格当右派。七斗八斗后送农村劳动改造，一年多就死了。
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吕班鼓吹“喜剧就是为了让人笑一笑”，而今党批判他“极力以喜剧形式歪曲新社会的现实生活，丑化共产党。”他拍了一部《未完成的喜剧》，党认为是“一部讽刺、诽谤新社会的毒箭”，将他定为右派。
1949年时，诗人周良沛才十六岁，他拒绝随同亲戚去香港会见母亲，却参加了解放军。反右时，他正忙于校对其诗集的清样，突被通知说他是右派，第二天即去农场改造。诗集被拆版，军籍被开除，劳改、坐牢，腿被打断，成了残废。二十年后，在台湾的父母辗转寻到他时，他还是云南省公安厅属下一个农场里的右派。
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很多。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四十年代编过《诗创造》杂志的诗人曹辛之就是其中一个。
三十年代的诗人陈梦家早已离开文学的是非之地而在考古研究所从事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但他在2月号的《诗刊》上发表的《谈谈徐志摩的诗》惹了祸。巴人【即王任叔，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代表官方在1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也谈徐志摩的诗》，指陈“替徐志摩涂脂抹粉”，“想把徐志摩装扮为一个革命诗人”。陈梦家自然逃不脱了。
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访华时，诗人艾青远赴昆明迎接，并一路陪同他游览到北京。到北京后，艾突然成为右派。因为他曾经说过“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温暖”，总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他还写过一句诗“我们的世界/好像很大/其实很小”，可见“他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不自由，活动天地很小。”这样，艾青也成了北大荒劳改队的一员。
诗人公木作词的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中共建国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曲调源自民间情歌的颂歌“东方红”是他加以整理、改写后才传播开的。反右初批判诗人李白凤，他以一篇《致诗人李白凤》打头阵。然而沒过多久，他也成了右派，与李白凤殊途同归。
邮票设计家邵柏林设计了一套邮票《首都风光》，其中名为《天安门》的邮票画了太阳从云彩后面升起的情景，被说成“故意把天安门上空搞得乌云滚滚”，扣右派帽后下放农村。
国画家徐庶之长期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写生作画，一年前刚获得全国青年美术奖，画作《高原医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他当右派的罪名是“反对党，骂赫鲁晓夫。”
画家李丁陇，1938年从西安长途跋涉到敦煌莫高窟，是“第一个临摹敦煌壁画的人”【张大千语】。他与莫高窟唯一的居民藏族老和尚为伴，费时八个月临摹的壁画在西安、成都等地展出后，国人方知西北荒漠中埋着一颗灿烂的文化明珠。1943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李丁陇功不可没。上海师范学院定他为右派后，将他发配西北高原。他被迫隐姓埋名，苦度了二十多年。
沈阳美术学院副教授李浴，反右前一年出版了《中国美术史纲》，出版社又登门要出他的《西方美术史纲》。这个成绩斐然的学者戴着右派帽子被赶离学院，1961年方得回校。
《人民画报》两位副主编胡考、丁聪均以右派身，到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劳动教养。
青岛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石可是木刻家。中共执政后成立的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画册就是他的作品。如今亦是右派。
木刻家麦秆在上海举办过抗战八年木刻展，其中的《南京万人冢》、《富士山之会》曾送日本展出。日本出版的一本《中国现代木刻选》中的300件作品，有23幅是他的。他成为右派后，整整20年没有一件作品问世。
反右中，中国书法研究社被定为“反党组织”，主持该社的金石书法家邓散木和名学者张伯驹就都逃不脱了。
1938年，邓散木曾举办作品展，将所得数千元全部捐献作了抗日经费。1955年全国小学统一使用的标准课本，是由他一字一字书写而成。鸣放时，他曾作《救救书法篆刻艺术》的书面发言，批评文化部认为书法篆刻不是艺术的意见。反右开始后，他又批评中共“压制鸣放，自造宗派”，于是也被“揪”了出来。
张伯驹曾保留旧戏，以保存“传统京剧艺术正宗”。如今党批判他“企图用保存传统的幌子，取消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之类的毒草的存在寻找‘合理’的借口……妄想达到把戏曲事业引向脱离党的领导、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他便成了“右派分子张伯驹”。
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为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1937年，张伯驹用四万大洋从道光皇帝曾孙溥心畬处买下后，日本人曾出价三十万收购，他断然拒绝。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随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名画，自故宫流失，为奸商购得。张一面到政府奔走，下令禁止此国宝出境，一面变卖房产，凑了二百四十两黄金将此画收购到手。他还曾用巨款购得宋代名臣范仲淹的手书《道服赞》、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等稀世国宝。1949年中共执政，张将其收藏的国宝悉数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把他打成右派时，似乎已没人记得他捐赠文物的壮举了。
“戏剧界大右派”吴祖光也是文物大捐主。他父亲一生倾全部财力收集了一批贵重文物。1954年，他征得年迈老父的同意，请中央文物局长郑振铎和古文物专家到家中，当面点收二百四十余件珍品，无偿捐给了故宫博物馆。
北有张伯驹、吴祖光，南有潘世兹、丁惠康。
潘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他父亲是一位大收藏家，收有不少宋代以降古籍。1950年，他将父亲的藏书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1952年，中共解散教会学校，潘世兹被调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而今也成了右派。
上海的丁惠康医生从二十年代起即开办肺病疗养院疗养院。淞沪抗战期间，他将疗养院的手术器械送至市区伤兵医院，为抗日负伤官兵施行手术。日军侵占上海后，他在法租界重新办起疗养院。为防止文化国宝外流，丁惠康与父亲丁福保曾出售四十幢房屋，将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收购文物。中共执政后，父子将一千余件文物无偿捐出，其中包括稀世之宝西周青铜大鼎以及国宝级的唐代文物。文化部、教育部曾为此发给褒奖状。1956年，丁惠康又将疗养院捐给了国家。反右时，丁福保已死，丁惠康则成了右派。
国学家施蛰存写过一篇《才与德》，批评中共以替党打天下的资历核定干部职位的做法：“‘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顶事。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所以他也是右派。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从二十年代起便在文化教育界享有盛名。他长期与中共秘密党员夏衍、沈雁冰等合作，出版他们的著作。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后，鲁迅编辑其遗作《海上述林》，唯章氏敢承印，秘密出版。中共执政后，章主动将开明书店交与官方，自己则先后出任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他也成了一名右派。
原中华书局图画部主任沈子丞应中共之请，辞去职务去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并长期担任该馆副馆长。可是中共说他也反党，给了他一顶右派帽子。
五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相声《买猴儿》是天津作家何迟的作品。通过马三立的表演，一个大大咧咧不负责任的“马大哈”成为中国家喻户哓、老幼皆知的艺术形象。而今何迟头戴右派、“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帽子进了劳改农场。后因病累而昏倒在田里才被送回天津。文革中，再次进劳改农场，直到全身瘫痪被人抬回家。
演“马大哈”的马三立是著名相声演员。1956年毛泽东到天津，亲自去看了马的演出，还对他说：“过去只能在广播里听你的相声，没见过面。”只讲些同政治沾不上边的笑话是不会惹祸的。可是他演了何迟的另一个相声《开会迷》，讽刺专以开会为职业的干部。所以被扣上“反党”的帽子，成了右派。他被剥夺登台的权利，沉默了二十多年。
音乐家刘雪庵因为批评中国音乐家协会而被定为右派。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作的《空军之歌》、《海军之歌》等当然都是罪证。1938年，有人将他1932年创作的一支探戈舞曲填上词，取名《何日君再来》。党要他为填词的内容负责，也算一罪。
浙江琵琶演奏高手范志云早年曾与瞎子阿炳【华彦钧】交流琴艺，阿炳去世后，民乐界能再现阿炳演奏风格和琴艺的，唯范志云一人。1956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天才的民间音乐家华彦钧》节目，其中《龙船》和《大浪淘沙》就是由范志云演奏的。他被打成右派，乐器、乐谱悉数抄走，到农村当农民去了。
1956年，浙江歌舞团的笛子演奏家赵松庭参加首届全国音乐周，以其创作的一曲《早晨》轰动京城。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家里接见了他，并指名让他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家代表团出访西欧。反右时他正在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突然收到国内来的加急电报，称家中有要事，让他赶快回国。他回到杭州，半夜赶到歌舞团，方知自己已因“以笛子指挥党”的罪名被划为右派。他被下放农村，直到1962年周恩来陪同苏联国家主席伏洛希罗夫到杭州，问浙江省委书记“你们那个吹笛子的赵松庭到哪儿去了？”才得以回到歌舞团。
中国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倒没有去劳动改造。他出于京剧世家，演剧才能还有使用价值。1960年西藏成立京剧团派他去，1962年成立内蒙古京剧团，又派他去，而且夫妻、儿子、兄弟一起去，也算是发挥了他的才能。
那几年拍摄的较受欢迎的电影，如《山间铃响马帮来》、《边寨烽火》和《芦笙恋歌》，其剧作者白桦、彭荆风都成了右派。电影导演入网的还有沙蒙【导有《上甘岭》等】、郭维等。李景波等名演员也入了右派名册。
2月间毛泽东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上海电影界有四人应邀出席。如今除赵丹外，吴永刚、吴茵、石挥都成了右派。
作家舒芜曾因揭发胡风有功而免于坐牢。鸣放时，他忘了自己是有前科的，放胆抨击“用一篇批评可以判决一个作家的命运”的现状，还对党的文艺方针不满，说“好像有了毛主席的《（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好像真理到这里已经完了。”这一次他不再受宽大，以右派身份进了劳改营。
作家萧乾说过“教条主义者……大半都居于领导地位。教条主义者一棍子打死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所以也是右派。
年仅21岁的作家刘绍棠5月间写了一篇《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认为文艺作品流于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在于“机械地、守旧地、片面地、夸大地执行和阐发了（1942年）毛主席指导当时的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的理论。”党说他“竟敢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起，连根推翻党的文学事业。”他后来自嘲道：“毛主席钦赐我为反党典型人物，全国批判。”
江苏青年作家高晓声、陈椿年、陆文夫、方之等认为，文学不应只是赞歌；要写人，探索人生的道路，不应当写政策，写运动。他们打算搞个以“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为宗旨的民办刊物《探求者》，并到上海去找老作家争取支持。巴金不相信中共会给作家这个自由，便告以不可。巴金后来这样回忆道：“我同情他们，但是我替他们担心，我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的打算。”受此教诲，陆文夫等立即打电报回去申明散伙，但为时已晚。过不了几天，风云突变，这些文学青年大多数被扣上右派帽子下乡劳改去了。
1955年，上海青年陈家楼串联了十几名青年人，组织成青年垦荒队，到江西鄱阳湖畔创办农场。因为曾经批评过乡政府挪用垦荒队的资金，陈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监督劳动。
杭州的大学生张惠欣，毕业时在工作志愿表里一连填上三个“西北”，告别父母、妻子和西湖的山光水色，到甘肃当了一名地质队员。为了找矿，他曾几次差点丢掉性命。这样一个热血青年也成了被强制劳改的右派分子。
香港青年陈植森，1950年拒绝家人要其出国留学的安排，回国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1957年时已是空军部队的一名军官。成右派后，被开除军籍、送劳改农场。
混血青年李铭义的父亲原为法国驻东三省的总领事，与李的华人生母回了法国。李1953年大学毕业后，利用父亲在哈尔滨留下的房子开办了一所成人补习学校，自任校长兼教员。当学校发展到两千人时，他把整个学校的财物、房产捐给国家，自己到北京又办了一所补习学校。如今他当上右派，学校被没收归公。他本人则被强制去当没有收入的街道清洁工。全家六口人，仅靠妻子的几十元月薪过了二十年赤贫生活。
天津市副市长毕鸣歧是天津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韩战期间独自捐献过一架飞机，每次认购公债都是全市之首。一年前中共搞工商业改造时，他还代表天津工商界到北京向毛泽东报过喜。毛泽东所说“对一部份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的“等”里，或许也包括他。可是天津市委不认为他在那个“等”里，把他打成了右派。
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陈祖沛原是香港资本家。中共建国初，他挟巨资归来，党给了他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光荣头衔。在5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召开的鸣放会上，他说过海口市工商联的工作由一名党员科长包办，正、副主任和秘书都有职无权，所以也是右派。
县城、乡镇、农村里没有多少知识分子，能找到个把就不容易了，抓右派当然优先。指标是非完成不可的。圈圈从文化高的人画起，正应了“天塌下来先砸个儿高的”这句老话。
江苏青浦县，当时是全国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几个县之一，一位祖传了十七世的中医陈祖贤参加了当地的血吸虫病抢护队。当他正在忙于为一个个病人医治时，上面突然通知他，他已被定为“右派分子”了。
浙江省四明山区有个留过美、在上海教过书的老知识分子，是全县唯一懂得英文的人。他当时潦倒无业，靠给人写碑帖和婚丧对联为生。一天，他为乡政府写对联，因为喝了点酒，将毛泽东说的“东风压倒西风”写成了“西风压倒东风”。这乡里唯一的文化人也就成了乡里的“大右派”。
“狡免死，走狗烹。”四十年代国共争夺政权时在国民党营垒里秘密为中共效劳的一批人，也成了“右派”。
原国民党将领刘宗宽，在中共执政前一直秘密与其合作。国共内战前夕，他赴重庆任行营参谋处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中共部队入川之前，蒋介石亲临重庆，他设计误导蒋，将布防重点放在川西北，而解放军实由川东入蜀，一举攻破了四川天险。当蒋决定将胡宗南的部队运去保卫重庆时，他又将此情报送给了中共。中共取得大西南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誉他为“解放西南第一功”。但他是农工民主党成员，不可能受到重用。1950年他到南京军事学院担任战役战术教授，1956年转到重庆市政协当闲差。如今党说他反共，把他打成了右派。
1948年底，国民党陆军大学机甲战术系中将主任章培【章乃器之兄】赴香港，途中曾动员浙江省主席陈仪起义投共，获陈承诺，决不与共产党打仗。1949年2月，章自港到京，受周恩来及朱德总司令委托，参加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也成了右派。
1949年春守卫上海的国民党部队中，有个装甲师副师长邢必成。他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赴德国学习，1946年经复旦同学杨辉介绍秘密加入中共。在中共围城时，他将一个装甲师和一个炮兵团拉到了中共军队这边。但中共仅委任他为华东车辆管理所所长。在三反运动中指他制造车牌太多，“浪费”，将其发配到南京栖霞中学做校长。如今又打成右派，送去劳改。
1949年10月，在四川的国民党第九十五军成立川康人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不久就地起义。该军少将参谋长转到中共的四十一军任参谋长。1951年被指“假起义”，分配到山东财政厅任副科长，“内部控制使用”。他不服处理，向上级申诉。如今自然是右派。
湖南省公路局副局长程炯原任国民政府湖南公路局局长时，他的家就是当地共产党搞地下活动的据点。1949年秋在湖南主政的程潜、陈明仁起义投共前夕，他不仅参与其事，而且和平起义之通电就是在他家里起草定稿的。而今他也是右派一个。
1949年底和平起义的广东兴梅地区保安司令李洁之【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连长】是农工民主党党员，国共内战时在兴宁倒戈投共。如今成了“大右派”。
1949年底在甘肃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军队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副军长蒋云台，也都是右派分子。
许多国民党执政时期被中共视作“进步青年”的国民党子弟，如今成了右派。原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的儿子、话剧界人士王大虎是其中之一。
1927年，共产国际决定由日本共产党帮助筹建台湾共产党，并派遣在苏联学习的谢雪红回中国。她到东京会见日共领导人渡边政之辅，渡边为台共起草了政治和组织大纲。次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共及朝共派员参加大会。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时，台共乘机发动起义，攻打台中市政府机关，令台中的部队全部缴械投降。国民党第二十一师在基隆登陆后，谢雪红等台共骨干逃至上海，旋根据中共的安排，潜至香港成立以谢为主席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宣言谎称成立于台湾北部某地】。
1949年中共准备攻打台湾时，内定由粟裕任台湾省主席，谢雪红任副主席。但谢认为，中共原先承诺台湾自治，上至省长下至乡长均应由普选产生。台湾之役因韩战而流产，谢的主张却使毛泽东认定台共非我族类，将谢手下多位台共骨干清除，仅留谢氏一人空挂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的牌位。到反右时，这个牌位也不需要了。将谢打成了右派。
1947年5月上海大学生展开示威运动时，国民党当局将一批学生投入了监狱。复旦大学教授孙大雨与其他一些知名教授踏进市政府，同市长吴国桢交涉、抗议。不久，学生全部获释。
风雨十年后，孙大雨却被中共打成”大右派”，关进了监狱。
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中共进入上海时，离开“民主教授联谊会”多时的原干事李正文穿着军装回到学校，召集联谊会开会，并操纵选举，将干事会中的民盟成员全部选掉。以后李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主持思想改造运动，孙大雨是批判重点。1955年，新党委书记杨西光主持肃反，孙又被“审查”。后来校方只是口头向孙道了个歉。孙不卖账，坚持说整他的人才是“反革命”。上海市委曾备席两桌为他们调解，未获成功。4月间，毛泽东发动鸣放时已在党的高级会议上点了他的名：
孙大雨说人家是反革命，最好在报上注销来。
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
6月7日，孙应邀出席座谈会，作了自投罗网的发言。第二天其发言上报，正是“反击右派”开始之日， 于是成为围剿对象。
在柯庆施亲自导演下，上海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及杨西光、李正文等，加上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联合控告“孙大雨诬蔑诽谤、蓄意陷害好人”，“遂行反革命目的”，判了他七年徒刑。
要是将1947年孙大雨教授踏进上海市政府大门营救学生、韩德培教授步入汉口警备司令部为被捕学生辩护的故事，以及1957年孙教授被判刑、韩教授被劳改的故事都告诉我们的后代，他们谁能相信后一个故事发生在“新社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