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反右已取得巨大成功。可是毛泽东发现，中小学，尤其是农村的学校基本上还未开展整风鸣放，是运动的一个死角，于是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说全国中、小学二百多万教职员，“社会出身和政治思想情况可能比大专学校还要复杂”，要利用寒暑假期间集中搞运动。
这样，从1958年初开始，全国两千余县陆续将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参加运动”，让他们鸣放，进而大举抓了十几万右派。
作家古华，反右时是湖南西部山区的一个中学生，据他回忆：“1957年反右，学校贴了许多大字报，凡是教书教得好的老师，不论教哪一科，毫无例外成了右派。”1960年全国大饥荒后有一阵，毛泽东容忍刘少奇等搞”右倾”，学校重新以教学成绩为考核标准。刚成为全国重点中学的长沙一中不得不把正在劳改的优秀教师请回讲台。据当时该校学生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凯】回忆：“那年我的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外语老师都是右派分子。他们刚被学校当局从劳改营请出来。”
各地都有例子可为佐证：
北京青年中学教师陶西平，曾经是一流的北京男四中的学生会主席。他1955年成为教师，1956年被评为“北京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57年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江苏嘉定县第二中学高中语文教师钱梦龙是学校的教学骨干，因写大字报批评一些党员干部，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农村劳动改造。
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到四川招聘青年建设边疆时，荣昌县知识青年林万涛报名到了中国最北端的黑河县，任黑河中学高中数学教员。自1953年起，他年年被评为模范教师，如今也是右派。
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的河北阜平县中学老师刘玉良，曾批评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干部，说“社员干，干部看；社员分八斗，干部分一担；旧的地主被打倒，新的地主又出现。”因此头一个被揪出。另一位老师袁满振说：“我看刘玉良够不上右派。”结果被反复追逼：“你说刘玉良不是右派，谁是？”无奈中，袁满振说：“你们硬逼我，那我就是吧。”这样，他也成为右派，被送到煤矿挖煤去了。
一生以教育为业的广州第十四中学教师叶非英，是该校前身新民中学的创办人。中共执政后接收学校，派他教数学，他毫无怨言。党曾遴选他为越秀区人民代表，而今一翻脸，即将他打成“右派”、“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分子”，送进了劳改农场。1962年初，他的老朋友、作家巴金到广州，“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
浙江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金海观，从1932年起就担任该校校长。抗战期间学校几度搬迁，他克服万难坚持办学，培养了大批乡村教师。这位老教育家也是右派。
1958年，毛泽东曾得意地说：
去年12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右派的三分之一。（反右后）他们还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右派）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括号内为引者所加】
人说毛泽东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当过小学教师，对小学教员总有点感情。他怎么会那样仇视小学教员呢？若按李维汉的说法，是罗隆基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刺激了毛泽东，使他改变整风初衷，发动反右斗争收拾那些“洋博士”、“大知识分子”，为何把乡村小学教师也打成右派？何况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里写下“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时，党还没让小学教员参加整风运动，还没轮到他们鸣放呢。在城市机关学校的右派们被斗得呜呼哀哉之际，再猖狂的人也不敢自投罗网。可是毛泽东却硬把一大批农村小学教员划进了右派堆里。
小学教师如何向共产党“进攻”？这里有几个例子：一位小学教师说了一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是资产阶级”，被打成右派。因为他“破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
一位才二十岁的小学女教师，自己并未鸣放，只是当着其他教职员工的面，念了一段报上刊登的一位民主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文章。后来，那位民主人士成了“大右派”，她也就成了小右派。被送往农场劳改几年之后，她有幸返回学校，但无资格教书，只能扫地洗厕所，默默渡过二十年，等到平反时，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湖南的乡村教师在1958年初的寒假期间，全部集中到了县城。乡村教师消息闭塞，对城里的事情不甚了了，以为城里的右派都是想推翻人民政府的坏蛋。他们是人民教师，应该听党的话，党叫大家提意见，大家也就多多少少说几句，结果胡里胡涂被罗织入网。
湘阴县有个学习小组，除会议记录者外都发了言，因此都是右派。湘阴县的732名右派【含今汨罗县部分】中，629个是教师、医务人员。
山东安丘县604名右派，中小学教师占了480名。辽宁省锦西县153名右派，70%是教员；吉林省延吉县【今龙井县】169名右派，教师和医生占92%。
河北满城县从1958年6月才开始在文化教育界搞大鸣大放，然后反右，把216名教师和文艺界人士打成右派，占全县右派数的86%。
全国两千余县，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的普遍超过“百分之五”。例如山东莱西县、庆云县分别有9%、15%的教师被定为右派。
云南通海县将全县1300余名教师集中到县城，搞了四个月，揪出76名右派，外加164名”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超过六分之一的乡村教师入了另册。
再怎么“挖掘”，再怎么“反温情”，揪一百万右派还是很难的。好在中国有“株连九族”的老传统，如今不需株连九族，只要株连两、三族就不难完成“指标”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了。
兄弟称为手足，所以，若你兄弟是右派，你也就差不离。兰州大学物理系批判学生何之明时，批判者手里舞着载有批判他哥哥何之光【湖南省青年团宣传部长】的文章的新湖南报说：“你哥哥都是右派，你还能不是吗？”他的厄运自此开始了，先被送下乡劳动，以后又判刑15年，直到20年后才回到社会上。
章乃器一门三兄弟，老三章秋阳是中共早期在上海的领导人，曾任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后遭国民党杀害。剩下老二章乃器和老大章培都是右派。
河南省滑县的一个会计黄继亮，到北京看望了任北大讲师的弟弟黄继忠后，回到单位对人说：“我弟弟是右派。他一向热心工作，他怎么会是右派？”这就够了，“为右派鸣冤”，他也成了右派，被押送“劳动教养”三年。“劳教”结束后被送回原籍江西吉安县种田。不久闹起文革，吉安县“挖出”一个一万多人的“国民党组织”，黄继亮也算一个。他被抓到人民公社，用扁担拷打而死。
吉林大学教授陆钦墀、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陆钦范兄弟，不仅都是右派，还都是“极右分子”。
兄弟姐妹右派很多。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及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四人是右派。
湖南著名学者杨树达【1885-1956，文字语言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一年前去世时，毛泽东发了唁电，周恩来送了花圈，湖南省党政领导全体参加追悼会，护送灵柩至岳麓山。他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儿子是右派，两个女婿都是右派兼反革命。
其次子杨德骧，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水泥工业，一年前刚被重工业部评为先进生产者，转眼就成了右派。四子杨德豫在中共进入北京时，从清华大学外语系辍学，投笔从戎。他任职的广州军区《战士报》将他打成右派，送进了湖南大通湖劳改农场。所以，他的另一个右派儿子杨德嘉感慨道：“父亲死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上海文学》杂志副主编王若望是个大右派，全国各地都知道。于是他的在安徽劳动局任职的三弟王鹤受株连，也成了右派。在青岛海军服役的小弟王雷华也被扣上右派帽子押回老家农村，成为一名“监督劳动”犯。
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刘乃隆、北京电影制片厂福利科长刘乃中、新华社翻译刘乃元，也是三兄弟右派。其父原为国民政府外交官，中共执政后滞留香港。刘乃中奉党的指示赴香港，成功劝说家父回归大陆。如今三个儿子一并落网，老父亲心脏病突发猝死。
几年前，一位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的老医生欣闻“祖国解放”，携全家大小十一口人从香港回归，定居广州。五个儿子分别任大学助教、制药厂药剂师、中学语文老师、工厂宣传干事、中学生物教员。反右时，五个儿子一个没有逃脱！
中国人讲父子、父女亲情，彼此牵连的例子就更多了。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被打成右派，他的女儿王海容是该校学生。因认为父亲不是右派而被定为右派。她的男朋友曾在她家帮王造时誊写过讲稿，所以也算一个。
让儿子出来批判老子是一个创造。
当局为了搞臭右派，将章伯钧的儿子搬出来，让他宣布：“如果他（章伯钧）不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彻底承认错误，我就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储安平的儿子储望英是个军人。储安平刚被定为右派就受株连，被赶出了军队。但儿子批判老子效果最好。所以当局还是把他搬出来，声明与老子划清界线：
储安平反社会主义言论发表以后，已受到全国人民的严词驳斥。我身为革命军人、社会主义青年，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人民领袖的谬论。
在报纸上已揭发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充分证明他这种恶毒思想是长期存在的、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用《光明日报》做基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使我更认清了他反党面貌……
北京市政设计院总工程师陈占祥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他儿子陈衍庆正在该系读书。他被安排公开表态：
我的父亲陈占祥是建筑界的大右派……企图在建筑界里篡夺党的领导……
我要警告陈占祥，他不老实交待，彻底悔罪，他将走上众叛亲离、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不过，要是像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刘晨辉和其在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授的父亲刘旋天那样，父子都是右派，就没界线可划了。
父子右派不少。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司副司长李常青、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范政就是另一对父子右派。浙江湘湖师范学校校长金海观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金湘，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陈崇桂和复旦大学教授陈仁炳，也是父子右派。
地质部物理化学探矿研究所的谢学锦，是本单位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反右反不到他。但是他的担任地质部总工程师的父亲谢家荣被划成右派，且登了报。一天，地质部召开大会，有人在会上喊道：“谢学锦与他右派父亲唱的是一个腔调。”这一喊，谢学锦也成了右派。【谢家荣是原国民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谢学锦也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父子都是右派，又都是科学院院士，全国只此一例。】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农工民主党成员陈卓凡及其两个儿子，北京大学学生陈斯骏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沈阳东北设计院工程师陈斯骢，一家三个右派。
复旦大学教授杨兆龙、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四口是右派。
还有母子右派。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因为“破坏中苏友谊”戴上了右派帽子。其子文汇报记者刘光华则因报导“北京大学民主墙”而入网。1958年春节大年三十之夜，刘光华被警车带走，送进河北茶淀清河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后，“留场就业”。1965年，被押送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农场开荒，又是三年。再送龙江县农村”监督劳动”。直到1977年工伤致残，方获准回上海依亲。这时，他母亲早已死在狱中好几年了。他的父亲、著名学者刘湛恩原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1938年4月被上海日军控制的帮会买凶暗杀。要是刘湛恩也活到1957年，谁知道会不会同夫人、儿子一样成为囚犯？
夫妻都是右派的更多。如《人民画报》副主编胡考、《新观察》主编戈扬，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长陈明绍、教育部副司长陈霭民，北京日报编辑徐钟师、丁紫，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代理主任沈其东及妻子苑野，新华社记者姚昌涂、光明日报记者徐颖，大公报记者部副部长萧离、记者萧风夫妇；东北美术学院院长杨角、副院长张晓非夫妇，音乐指挥家莫桂新、歌唱家张权，浙江省长沙文汉、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化学系主任左宗杞等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穆木天、彭慧夫妇均成右派。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一对向党进攻的右派急先锋--穆木天、彭彗》，称他们“夫唱妇随……对党进行恶毒的诬蔑，企图搞垮党委。”
还有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徐盈、《旅行家》主编彭子冈夫妇。早年他们是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活动的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曾逮捕他们，只因不能确定其共产党员身份而予以释放。如今共产党把他们双双打成了右派。
北京日报女记者张沪之入网竟是由于一首打油诗。在一次采访后，她走在回报社的胡同土路上，一辆小卧车从身旁风驰而过，扬起滚滚黄尘。呛了几口灰尘的她回到办公室，仿照陶行知早年的一首打油诗，在黑板上随手写了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再加上有人揭发她说过“五一（劳动）节搞大规模游行实属劳民伤财”，这就够定为右派了。
不过，从张沪在北京日报当编辑的丈夫丛维熙、任高教部计划财务司司长的父亲张宗麟、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弟弟张闽都是右派这一点来看，即使她没那些言论，右派帽子大概也是逃不脱的。
中国人民大学林希翎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受党组织指派，关心林希翎的老大姐。林成了右派，她被说成是林的”褓姆”，也是右派。其军人丈夫和弟弟都受株连成了右派。丈夫在部队中的十几个朋友，因为是林希翎的“褓姆”的丈夫的朋友，统统成了右派。不少鸣放时听了林希翎的演讲或读了她的文章的青年给她去信，表示赞同。反右初起，林天真地把信件全部上交，请党审查。这一来，那些青年全部落网，无一幸免。
林希翎上交的信件中，有一封是1956年9月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写给她的：“看看吧，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人民日报在8月6日将信刊出，宣布这是“詹寰的反动思想”的证据，詹寰是个“反对党的‘勇士’”。
仅在北京一地，受林案牵连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便有170人之多。人大校长吴玉章的外孙蓝其邦，也是该校的学生，曾遵吴意，看望过林并转达过吴的话；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曾奉谢命写信给林约见，谢接见林时与林见过面。蓝、吉二人都是右派。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与林有恋人关系，就更跑不了了。
搞株连实在是件很容易的事。1956年秋，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吴奔星应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瘦竹之邀，指导南大几位应届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其中的骆运启研究艾青的抒情诗。艾青成右派后，骆运启【后改名骆寒超】和吴奔星教授便一起成了右派分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又是北京画院的画家。他曾称赞过徐燕荪的画有个性风格，并引用宋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形容徐代表的一派画风。而今徐是大右派，启功也就被罗织入了网。
不仅右派成了社会的贱民，连他们的家属也成了准贱民。江苏省江宁县有二百人因亲友或同事是右派“受株连而失去工作。”安徽省亳县有五十人“受右派株连而失去工作”。
复旦大学物理系助教李梧龄被批判后，无人再敢与他说话。而赵丽珠同学却不畏惧，当众与李说话。因此受到”严肃处理”：勒令退学。
反右时南京市儿童许聪年仅三岁，到该上学的年纪时，他的父亲许永璋还在劳改农场服刑，学校拒绝接受他这个”极右派”的儿子。他只能进条件很差、半天上课的私立小学。
杭州儿童叶辉反右时也年仅三岁。父亲被杭州大学定为右派，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全家都到了临海县老家农村。1965年，父亲被允许回杭州大学教书，但他与母、兄、弟四人却被杭州拒收，留在农村继续当贱民。直到1978年，全家才在杭州团圆。
广州话剧女演员章曼苹成右派后，儿子陶令昌就学的上海戏剧学院要把他赶走，不说开除，却说要他到西北去“支援边疆”。陶不服从，只好离校。一个才念了两年大学的青年就这样失了学。
1959年春，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何占豪、陈钢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陈钢虽一举成名，却洗不去身上的贱民记号：他的父亲陈歌辛是安徽劳改农场的右派分子，其女朋友家中一致反对她与陈恋爱：“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和一个右派的儿子好呢？”她退缩了，一段恋情就此结束。
北京师范学院学生陈祯祥是被中共开除的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孙女，父亲又在香港，所以是天生的右派。但她毕竟是陈独秀的后代，获宽大，仅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而她的一位同学，却因为说了一句“陈祯祥不象右派”而进了监狱。
作为右派的妻子，最痛苦的也许不是丈夫成为右派这件事本身，而是党的根本要她与丈夫划清界线、离婚的压力。
王若望成右派后，其任上海电机工业局党委书记的妻子李明被撤职。党还找她谈话：“要么你与他划清界线，要么你要王若望。”她回答：“我们有那么多孩子，我怎么能不要王若望呢？”于是她被警告道：“后果你自己考虑吧！”她没能考虑下去，疯了。被精神病引发的一系列疾病折磨了七年后，她丢下丈夫和一堆孩子，死了。
许多妻子既甩不掉政治压力，又摆不脱经济困境，不得不选择离婚。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干部刘俊卿成为右派后，被开除党籍，且被收押，预定半个月后送新疆劳改。其妻子的领导轮番找她谈话，要她在半个月内作出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她带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女儿，走投无路，只好要党，同丈夫离了婚。
还有一些妻子，因不愿孩子背“右派子女”的黑印记而选择了离婚。可是，离婚后才发现，孩子还是右派子女，还是进不了大学。一句话，还是贱民。
当然有落井下石的妻子。某单位党委开会，投票决定某干部是否右派。一位党委成员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党委认为他与那位右派是一路货，定他为“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他妻子认为，既是右派，戴不戴帽并无区别，同他离了婚。
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地位丧失殆尽，与其结婚共同生活四年的女士立即主动与他离了婚。
与右派丈夫离婚并不能保证从此平安无事。清华大学校长助理袁永熙入网后，被发配到河北农村劳动改造，赶大车。陈琏跟党走，与他离了婚。但文革中，她母亲的家被抄，父亲陈布雷当年任蒋介石秘书时留下的的日记被抄走。日记中有蒋介石下令释放袁、陈夫妇的记载。陈琏为陈布雷披麻戴孝的照片也被抄出，陈琏就再也活不下去了。她写下一份绝笔书后，从上海居家所在的十一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济南卷烟厂党委书记朱平，在丈夫、山东省文化局局长冯毅之被打成极右分子后拒绝离婚，但最终走了与陈琏相同的路。文革中，她被逼迫揭发囚禁中的丈夫，交出丈夫的“黑材料”。她谎称藏在老家农村，遂被押到益都县农村老家。当晚，她就跳了井。
有的妻子被迫离婚，还苦苦等着，希望有破镜重圆的一天，却最终梦碎。中央歌剧院一位演员在去北大荒劳改农场前，主动与妻子离婚。但妻子愿意等他。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另一方不再结婚。他的妻子靠离婚保住了工作，但他残疾的老母被遣返农村，因孤独无靠而自杀。他在北大荒得到母亲自尽的消息，一病不起，夫妇从此天人永隔。
上海一位妇女，丈夫被打成右派后死于劳改农场。她为亡夫呼冤叫屈，竟因此而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十几年后死于狱中。
破镜重圆的情况也有，但极少。雕刻家高庄【原清华大学教授】成右派后，妻子便同他离了婚。1975年，他获准离开“就业”的劳改农场回江苏宜兴老家，才发现十八年来妻子竟一直在等着他，两人由是复婚。
有的妻子既拒绝接受丈夫成为“敌人”这一现实，又无力抵御社会的压力，只得以自杀作为解脱，家破人亡。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就这样在反右的凯歌声中撒在了中国大地上。
当然，还有更多的坚强不屈、不向暴政低头的妇女，在这里应当为她们记上一笔。
中共全国作家协会作家支部的书记罗烽成右派后，党组织告诉其妻、同出于东北作家群的白朗：可以不划她右派，条件是站出来揭发罗烽。白朗回答：“他不反党。我坚持到底。”于是她也成右派，与罗烽一同被开除党籍，送到辽宁阜新煤矿改造去了。
诗人艾青被打成右派后，妻子高瑛拒绝离婚。在青年团员大会上一片要开除她的喧嚣声中，高瑛站起来宣布：“不用开除，我自动离团。”艾青被发送北大荒劳改农场，高瑛带着孩子随了去。
被打成极右分子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被发配新疆前，钢铁研究院党委找其妻、化学工程师雷念慈谈话，说她是科研骨干，可以留下，但条件是必须和陆划清界限，否则就得和陆一起去新疆。雷表示“我跟陆钦范走”，随即与丈夫同赴新疆。
铁道部出版社编审、老作家王余杞年过花甲，仍被送去劳改。多年后，他的也已年迈的妻子与儿子颠簸千里去探望他。到了福建的一个采石场，远远看见一个老头，在烈日下戴着一顶散了圈的草帽，正坐在地上用铁锤敲打碎石。她对儿子说：“这就是你爸。”
剧作家吴祖光被指为文艺界“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其妻、评剧演员新凤霞“感谢党和同志的帮助，给了她力量能站起来揭发吴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其实那是人民日报编造的。
有一天，人民日报报道说一位女同志与其右派丈夫离婚后光荣入了党。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把新凤霞叫去，让她读那篇报导，说：“这就是划清界限了”，“你应当向她学习。”新凤霞拒绝后，副部长说：“我们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
新凤霞：我可以等他回来。
副部长：噢！你能等多久？
新凤霞：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副部长：……你给我出去！
副部长说话算数，不久便把吴祖光送进了黑龙江北大荒劳改营。
新凤霞不取党票而取了后果，也成了右派。但右派是不能登台演戏的。没有她的演出，剧团便要垮台。为留着这棵摇钱树，当局将她定为内控右派，不对外公布。剧团女团长动不动就训斥她：“新凤霞，你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是右派！”“你是反革命右派！”“你别以为不给你登报，你右派分子的身份人家不知道。我们可以给你登上报。”
黄梅戏名角严凤英的命运与新凤霞差不多。她在鸣放时说过，要“头顶状纸告到中央”，剧团决定将她定为右派。材料报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那里，曾说：“这算什么反党呢？中央不是党吗？”正在此时，周恩来到安徽，指名要看严凤英的戏，严由是过关。不过她的丈夫王冠亚却因一篇文章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农场劳改去了。
像新凤霞一样，拒绝与丈夫离婚的严凤英照旧可以演戏。她可以在舞台上饰演一个“女驸马”，将一个奇女子扮男装入深宫救丈夫出冤狱的故事传遍全国。然而，她在戏里做的，不能在生活中再现。她无计将在农场劳改的丈夫营救出来。到了1968年4月，她不堪文革中的凌辱，终于自杀。一代名优弃世而去，年仅37岁。
拒绝与右派丈夫离婚需要坚强，嫁给右派更需要勇气。
北京画家王复羊成右派后，被强制劳改，每月十八元工资，仅够糊口。亦为画家的女友崔振国决心与之结婚。领导警告她，如与王结婚，便将她发配大西北。崔不为所动，与王结婚，与王一同被流放到青海去了。
上海岳阳路小学女教师金美梅的未婚夫李梧龄被复旦大学打成了右派。她仍决定与李成婚。当她去请婚假时，学校工会主席惊讶地说：“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为什么不能？”“他是右派!”“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果然，没过多久，金美梅也上了右派榜。该小学总共只有17名教职员工，定为右派的竟有7人。
嫁给右派所需要的勇气，后人已经很难想象。曾获华东地区戏曲汇演一等奖的安徽省坠子剧团演员陈元萍，在男友吴杰成右派后仍坚决与他结了婚。结果马上被剧团除名，成了在街头卖大碗茶的大嫂。文革中，鉴于不少右派被活活打死，他们不得不逃到大别山里，隐姓埋名，流浪行乞。直到1979年，听说右派全部“改正”，他们才回到人间。但一年后，吴杰又因批评上司被斥为“反领导”、“反党”。他的顶头上司说：“他的右派问题虽然改正了，但右派的立场没有变。右派毕竟是右派，这种人和共产党不是一条心的。”吴杰给中共中央留下一份万言遗书后，以自杀结束了痛苦。
女性成为右派，受的罪丝毫不比男性少。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费璐璐，夫妇是成功富商。抗战期间曾在日占区冒险掩护过中共高级干部。1947年，二人弃家潜赴中共解放区。中共执政后，她将其工厂、商店全部捐给了国家。只因鸣放会上说了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以党代政”，她被打成右派，遣送农村六年，文革中又被关押了六年。
1928年，蔡元培在武昌珞珈山办武汉大学，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被称为“珞珈山三女杰”。中共执政前，苏、凌分别去了台湾、英国，唯袁留在国内。她一成右派，即被武汉大学开除。次年又被判为历史反革命，交街道监督劳动，每日拿着长长的竹笤帚在人来人往的地方扫街。直到75岁时，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醴陵乡下，三年后死去。
成了右派的女性，需要更大的勇气才能活下来。
1949年，宁夏六盘山区首位女大学生夏莲芳从重庆高等师范毕业，与新婚丈夫回到家乡固原县，到山沟里当教师。寒暑八年后，她被宣布是右派，赶离学校；丈夫则成反革命进了牢房。没过几个月，丈夫死在狱中，她便成了“反革命的右派寡妇”。然而，这位山村女教师走家串户，动员老乡们把孩子送到她自家的窑洞里读书写字、唱歌跳舞。当了21年的业余教师，其右派案和前夫的反革命案才平反。
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女同学中，林昭、韩其慧等六位成了右派。林昭在一个夜里留下一份绝命书，吞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及时抢救。当局认定她对抗运动，宣布劳动教养三年。经副系主任罗列担保，把她留在数据室监督改造。后转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不久病退回上海家中。
1960年初，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已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在甘肃武山县和天水县劳动的几十名兰州大学右派学生编印了一份刊物《星火》。刊物指出：农村正在大量饿死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后果。共产党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该刊还印了林昭的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批年轻人同时又写了意见书，拟寄给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希望靠他们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但是，文章尚未寄出，《星火》第二期尚在编辑中，他们即于9月间全部被捕。
几年后，林昭的妹妹去探监，只见她用一袭白布作裙子，拖曳在地，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窦娥冤》中的那位女性。
1968年，由于林昭不服判决，原先的二十年徒刑被改为死刑。差不多同时，同案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及中共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在武山县被诬以“密谋暴动越狱”而枪决。
1968年4月28日，上海当局派人到林昭家中，告诉她母亲：“你女儿被枪毙了。要交五分钱子弹费。”此人接了五分钱硬币，却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字不答，扬长而去。林昭老病的母亲从此精神失常，直到有一天倒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
林昭接到死刑判决书后，曾剖开自己的血管，留下一份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是一位纤弱而又坚强的江南女子留在人间的血诗，我们不妨抄录几句在这里：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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