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苏共、斯大林为师，社会主义模式抄自苏联。从1953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开始，中共就实行类似苏共“余粮征集制”的“统购统销”政策。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统购统销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
统购统销，就是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
按照这“统购统销”政策，粮、油、棉、麻等主要农产品，除了政府规定的可以留给农民自己食、用的份额外，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经销。实际做法是，中央政府在当年收获以前就预订一个全国的收购总指标，分配到各省各县。这是国家任务，非完成不可。本是强制性的征购，却又美其名曰“卖余粮”。如果农民有自主权，卖“余粮”自然是“留足口粮”之后的事。但是粮食收上来后如何分配，农民没有发言权。而掌握印把子的各级干部以完成“国家任务”为首务，剩下的才是农民的。所谓“留足口粮”只是一句空话。
例如，四川都江堰所在的温江地区，1953年秋实行统购统销。征购指标层层下达，村干部召集农戶开会，宣布摊派额。谁抱怨数额太多，当场捆起。“统购”是完成了，可是刚到1954年初，农民家中就纷纷断粮。要求“统销”，政府却不见了。素来最富的温江、郫县、崇庆发生骚乱，农民到集鎮抢购食物，甚至将集市哄抢而光。这时，政府出来了，逮捕、枪决了116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同时也“统销”了一些粮食。但数量太少，远远不夠。在6月中至7月底的一个半月內，仅崇庆县白朝村一个村庄里就饿死了18人。
到了1955年，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当年春天，中共中央书记处派到浙江的调查组汇报说：在15个县里，“曾发生六十多起群众性骚乱，开化县一个乡最近即饿死十个人，群众有挖树根吃得脸肿”，“衢州地委副书记，去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皮、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情况严重的有39个”。青田县的农民群起闹退社，殴打乡、社干部，甚至打死了一个乡党支部书记。
不仅农民，许多体恤农民的干部也“反对统购统销”。毛泽东采取高压政策，指责说：
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很兇，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
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女）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社长孟用潜等人被撤职后，怕被指“搞资本主义”的干部，只得竞相搜刮农民的粮食。浙江省称之为“挖粮”。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橡，在1955年4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承认：
挖粮挖的多。于是统购顶牛，强迫命令……全省公粮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统购中顶牛，死一百三十四人。
各省差不多都是如此。1955年赵健民调任山东省长后不久，就发现许多由强征强购而激化了干部和农民的矛盾的案件：
调查统计表明，全省每月非正常死亡约八、九百人，多数是自杀。干部强迫命令致死人命者……一年二百多人。
在湖南攸县，凡对粮食统购统销及农业合作化表示了一点不满的农民及基层干部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在县委领导下，批判、斗争了一千多人。
许多农民因“反对统购统销”而被逮捕。四川灌县于1955年8月开展“鎮反”运动，大肆抓捕“破坏统购统销、破坏农业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辽宁兴城县逮捕了55名“破坏统购统销”者。
云南通海县下渔乡【今兴蒙乡】王福祿等给上级写信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发动八百多人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被捕入狱。
湖北随县贫农陈平洲1955年征购粮指标欠了51斤沒完成，被县法院以“反革命现行破坏”罪判处15年徒刑。江苏省常熟市皮匠田小福说了一句“（统购统销）这个办法毛主席是想不出来的，啥人想出这个办法也是绝子绝孙”，被市法院以“反革命造谣破坏”罪判刑，也是15年。
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要“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我们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全党接受其主张，1956年在全国农村普遍成立了“高级合作社”。因为“初级社”按土地、生产资料分红是“半社会主义”的，而“高级社”社员仅按劳动领取报酬，所以是“全社会主义”的。几亿农民的土地证或者被强制收回，或者作废，从此就成了无产者。
被强制拖进毛式社会主义的农民集体抗争，闹退社、要单干。1956年单广东省就“有十三万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
连毛泽东的乡亲也不喜欢他的社会主义。湖南湘潭县韶山村成立“高级社”后的第一次分配，社员人均收入仅25元多，比前几年各年都低。部分社员闹退社，中农毛相钦把已入社的犁耙、风车背回了家，有的社员不准社里的耕牛到他已入社的田里耕作。但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只许进，不许出。“在上级的统一布署下，韶山高级社开展了‘反资’斗争……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快把退社风潮平息下来。”
毛泽东有强大的专政机器，对付几个农民不费吹灰之力。
河南临汝县近6千人闹退社，党说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和人民政府”，逮捕15个为首者，事情就解决了。浙江仙居县捕了9人、拘留42人。河南永城县马桥乡召集闹社、退社户开会，捆绑、吊打、扣押、罚跪，逼迫他们回到社里。云南江城县，据四个乡统计，三分之二的农民坚决要求退社。当局展开“反击”，说其中一些人是土改时“漏网的富农”，补划成“反动富农”。结果一个人都不敢要求退社了。
农民在毛式社会主义下的处境，并非难达天聪。1956年广西饿死数百人，毛泽东撤了第一书记陈漫远的职。但问题却日趋严重。
1956年夏季，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湖南省后，在长沙的一个座谈会上这样说：
我到老家桃源枫树乡【维吾尔族民族乡】去了。我去时，农民包围了我。我只接见了解放前后都是贫农的人。我一问生活，大家就哭，说沒有饭吃，吃树皮、野菜、菜餅、糠。原因是去年定产太高，征收公粮后就缺粮。贫农就连糠也买不到，因为干部说：“糠不卖，要喂猪！”（章士钊插话：人还不如猪）。全乡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饭吃。现在已经饿死了一个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干部，他们说怕干部“戴钢盔”（即扣帽子）。有个老农民说：“满清时候的官，还让我们说话，现在干部反而不准我们讲。”（章士钊：现在还不如满清啦）
我在乡里给群众解释了党的政策，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好的。农民说：“共产党、毛主席好是好，就是吃不饱。”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脸。乡里的房子越来越少，鸡犬无声。过去是机杼之声相闻，现在一切副业都取消了。乡干部作风太恶劣，得罪了所有的贫农……上面的话，我发誓，沒有一句夸大了的。
1956年8月，老共产党员、作家赵树理给中共长治地区委员会写过一封信，也讲到农村的严重情况：
试想高级（合作）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1956年秋天，冯雪峰回了一趟阔别19年的老家义乌县农村。“他一路走来，访问了不少社员，发现不少群众饭都吃不饱。有的因为余粮（征购）任务重，把口粮也加进去抵任务，只好吃野菜过日子。这些群众有苦不能言。”冯问村干部：“你们都向上面反映过吗？”干部回答：“没有。现在到处都这样，反映了也没有用。”
所以，鸣放时，不少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意见。广州市轻工业品出口公司经理潘以和在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说：在他家乡广东南海县民乐乡，人民生活困苦，比国民党时代还不如。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在鸣放座谈会上说：“农业合作社，收尽粮食，人民有做无吃，已到饿死的边缘。这些情况，党矢口否认而不闻不理。长此下去，也不是一件好事，可能逼得饥民四起。”
鸣放时，西南农业学院四个学生以《请党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计农民的革命性》为题，联合演讲说：农民的负担很重。农民缴公粮、卖余粮，喂肥了猪但最少吃肉，辛辛苦苦种了水稻而最少吃米。由于没有自己的政党，农民在政协、人代会以及政府中没有代表，农民应组织自己的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参政。中共不应禁止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镇。宣传农民流入城市会影响工农联盟，是不公平的。
在四川大学的鸣放辩论会上，女学生冯元春说：“（中共）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
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财政部国际财务司司长齐佩轩在鸣放中说：“合作化冒进了”，“农民生活困苦”，“工农生活悬殊”，“统购统销有副作用，农村老百姓普遍不满”。他主张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好替农民说话”。
所以，在城市的右派被斗得呜呼哀哉之际，为反右的巨大成功而陶醉的毛泽东把视线转向了农村。在青岛会议上，他干脆不要伪装，直截了当地指示全党再次使用引蛇出洞的法宝。这次是针对几亿农民了：
我赞成迅速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
以后一年一次……
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进行“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批判之。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慔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体农村人口中”举行大辩论。辩论的中心题目是：
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
该指示说，这场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辩论。”接着，人们日报发表社论《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重复毛泽东在青岛会议的讲话，指示全国党组织“打击企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别的坏分子的反革命行为。”并强调“这样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每年进行一次。”
这样，对右派的斗争还在城市大张旗鼓进行时，全国农村开展了大辩论。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得很明白：“大鸣大放只不过是让大家把在高粱地里、在茶馆里议论的话，放到辩论会上来讲……让过去在各种伪装掩盖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和他的活动，显露出本来面目。”
在甘肃镇原县，辩论围绕“农业合作化制度好不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好不好”，“粮食够不够吃”等问题展开。凡是对这些问题持否定意见的便是批判、斗争对象。“大辩论中，共批判184人，斗争424人，（逮捕）法办50人。”
其实，农民们要是知道毛泽东根本不允许就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展开辩论，他们就会知趣地保持沉默了。1957年4月，在杭州开会发动鸣放时，毛泽东就声明过了：
（农业生产）合作化能不能批评？要批评可以登一篇，然后来一个反驳。一驳就臭了。他反对合作化就有证据，等于照了相。这不是诱敌深入，而是他自己钻进来的。
农民哪里知道毛泽东在党中央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在大辩论中，批评农业合作化，批评统购统销，于是一个个都钻进了罗网。
农村的“大辩论”与城市的反右派斗争遥相呼应，一样残酷。例如甘肃渭源县就粮食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开展农村大辩论”，让农民大鸣大放。在“大辩论”中查出一千余人“有不满言行”。继而在不满者中加以“区分”，将278人“列为斗争对象”，”逮捕法办175人……致使发生7人自杀事件。”
10月9日，毛泽东指示“县以下基层还要反右派。”于是，凡是在鸣放时同情农民的疾苦，为农村“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的处境呼吁请愿者，无论党内党外，一概成了右派。
1957年春，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仪征县大仪乡党委书记张志渠曾反映农村情况说：“目前有80%的农民对现实不满，他们不满的实质是要求改善生活。有的贫农劳动一年，连口粮都拿不回来，说沒有（过去给地主、富农）当雇工好。”仪征县委合作部长徐宽道说：“我对农民生活做过若干调查……农民生活……只是在日用品方面有改善，粮食方面沒有改善。合作化以后，大部分农民生活比合作化以前低，甚至不如解放以前。过去……猪子每戶四五头，车水时一天要吃六七顿，现在连粮食都吃不饱，豆腐也吃不到……”
因为替农民说了话，这两位党的干部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由于上级派下给甘肃成县的粮食征购任务太重，县委书记郝万杰、副书记马炎驹质问上级：“要农民还是要粮食？”他们要求多留一些粮食给农民，结果二人成了右派和“党的叛徒”。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有右派言论，如：“灾区不搞生产救灾，只搞合作化，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主义沒饭吃”，“农民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统购统销好比一根绳子，拴在农民脖子上。”
中共广西环江县委认为，该县是多民族杂居的山区县，一个合作社方圆几十里，他们决定允许分散的山区搞包工、包产到小组或包到戶。现在县委的三名书记、县委农村工作部正、副部长、四名区委书记一併成了右派。县委书记王定被打成“极右分子”，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浙江永嘉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曾搞过包产到戶的试点，被指为“积极主张‘包产到戶’，积极提倡‘多劳多得’，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墮落为资产阶级在党內的代理人”，扣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之后，送到一家小工厂当烧饭师傅。
中共执政后，全国各行各业几乎所有的职工都入了工会。但工会只听命于党组织，工人甚至无权选择其工会的领导人。1950年，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即使在国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任务，不能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支持邓子恢，刘少奇也赞成其观点。但不久，李立三被解除职务，并受到批判。其“错误”之一就是推崇邓的文章。而刘少奇也在1954年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就赞成邓文作了检讨。
从那时起，全国所有工厂的工会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工厂党委的附属品。工人揶揄工会，说工会的职责就是：敲敲锣鼓、挂挂红布，发发戏票、喊喊口号。
所以，鸣放时，工会纯为党的传声筒的情况是一大话题。
甘肃玉门矿务局文化教员王道九说：“工会不民主，工会主席是党委派的，不是群众选的”，“工会不能代表群众利益，只是党和行政的附属品。”
辽宁抚顺市工会联合会职工俱乐部副主任刘流说：“党包办工会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工会应当是民办！”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长高元则认为：“工会的作用只能从工人对工会的要求来考虑，不能从党和国家方面来考虑。”他提出：“（现在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工人不相信工会。”并主张“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
这些人自然全都是右派。
反右之后，“东风压倒西风”，上海市委认为工会属“西风”，“工会离开党搞独立王国”，成立于1951年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也撤销了。
中国建筑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张进是少有的工人出身的高级干部。他认为各工会的干部不代表工人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在那里，他们不代表工人利益就会失业。我们（的工会）干部怕什么？不干工会还可以干别的”，“粗暴地对待工人的现象太多了。工人忍不住了，要罢工，要请愿。我们的工会干部还出来干涉说：‘你们被坏人利用了’”，“我们工人反对官僚主义倒成了坏人了。这怎么体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呢？”他主张把全国各基层单位的专职工会撤销，让工人自由选举工会干部。
4月间，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刘少奇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予以报道。于是中国青年报编委兼记者刘宾雁被紧急派往上海。
只有二百来人的永大纱厂，1955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但工厂公有化后，工人们的权利反倒不如以往工厂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任命的干部不称职，工人被迫“选举”他们不信任的人担任工会主席。党、团、工会一心抓生产，不管工人死活。在工资、借款、评级、困难补助、竞赛评奖等方面，都厚此薄彼。工人的困难无人过问。工人写了许多信给党的区委和报社，一概石沉大海。于是发生了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的事件。
就在刘宾雁在上海采访期间，工厂罢工迭起，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请愿。已有五名公私合营工厂的公方代表被打伤。刘宾雁写了一篇《上海在沉思中》。党的报纸报导工人罢工反对党的干部，这是唯一的一次。
5月25日，刘宾雁直接向毛泽东写信进谏：
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反右一起，刘宾雁即首先成了右派。据他后来回忆：
毛泽东亲自过问此事，说我想把中国“搞乱”。结果举凡我在上海的讲话、文摘都构成了罪状，成为第一批党内“右派”中的一个，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达几个月之久，名声被搞得很臭。
对“闹事”的工人怎么处置呢？右派又叫“资产阶级右派”，给工人扣以“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实在有些不伦不类。所以毛泽东指示：
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
“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不等于一个不可以扣。甘肃通渭县就将八个工人打成了右派。
北京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朱魁岭，原是河北的农民，日据时代被抓到东北做苦力，后加入解放军。受伤复员后到该所当勤杂工。右派帽子本扣不到他头上，可是批判右派的“农民生活苦”的谬论时，他说：“农民的生活的确苦。我刚回过一趟老家，亲眼看见人拉犁。”党认为，不能因为他是工人就放过他。他也成为右派，与其他右派一同送北大荒农场“劳动教养”。但1961年北京文艺界的右派回北京时，工人右派不能走。他“在北大荒度过了二十二个春秋后，才离开那片劳改之地。”
河南洛阳市五金交电公司有一位蔡姓职工，鸣放期间出差外地，见别处鸣放挺热闹，曾写信给同事鼓励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公司党委将他定为右派上报洛阳市委，但因蔡属工人被驳回。公司党委将其成份改为“学生”再报，果然批准。这下他便以右派身份发配到农村去了。
四川灌县有个能工巧匠罗文洲，党给他“人大代表”光荣头衔时，把他算作工人，可是现在县委说他是建筑师，不配享有工人的豁免权，给他扣上了右派帽子。湖南临湘县有个自学成才的农民养蜂专家李忠谱，成了专家就不能再算农民，也不能豁免，他被打成右派进了监狱。
第一机械工业部打字员戴菊英才十七岁，尚不够公民资格，也不能算是干部。但她曾经说过“美国鞋油真好使”，被指“崇洋媚外”后还不服，竟敢顶撞领导，领导便给了她一顶“右派”帽子。
甘肃省，有“右派言论”的工人虽不戴右派帽子，也一样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惩处与右派并无二致。
学历太低，不便将其成份改为“学生”的，还有“坏分子”的帽子可用。上海岳阳路小学的右派名单中有一位不足二十岁的女工林凤美，文化程度很低，上级不予批准。于是校方将她改成了“坏分子”。她被赶下乡不久就精神失常，再也没有痊愈。
湖南长沙学徒工粟异邦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学徒只要达到了满师的条件就应当出师，不必非得学满三年不可。结果党说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将他定为“坏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
因身份被改动而成右派的工人、农民毕竟很少。而工人、农民里确实有大量右派，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党决定称工人农民中的右派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以示区别。这自然又源于毛泽东的指示：“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凡给共产党提意见“不善者”就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在辩论会上讲了话而成“反社会主义分子”者，到处都是。安徽庐江县有164人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河南西平县有355人“因‘右派言行’被错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未戴帽而受到各种处分。”
再看四川的几个例子：灌县一千四百多农民及基层干部因“否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挑拨工农关系”，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荣昌县由于县委书记1956年强行推广双季稻，致使六万亩稻田颗粒无收，鸣放中许多农民及基层干部抨击县委瞎指挥。于是县委说他们“放毒”，将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
宜宾县804名“反社会主义分子”，超过右派数的一倍。仅二十几万人的什邡县，有“反社会主义分子”978名，是右派数的8倍。人口仅十六万多的温江县，揪了”近千名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充县337名“反社会主义分子”，除27名工人和商店营业员外，都是农民。
有的地方觉得，给贫农扣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多少有些不妥，便改以“忘本分子”。四川宣汉县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违法分子”、“忘本分子”共有三千多。
据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说，全国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总数超过了右派的数目。仅四川一省就有40万人“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全国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至少有60万，可能多达80万。他们就是工人、农民中的“右派”，只不过为了表示与“资产阶级右派”有所区别，不用“右派”这个名称罢了。
“反社会主义分子”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少一个“反党”，所以也按敌人处理。
此外还有大量的没名目的分子。正如廖盖隆所说：
一些在农村里头划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呀，什么等等，或者没有名称的，那就更多了，恐怕总有几百万人。那些没有统计的不算。
毛泽东的“阳谋”不仅使百万知识分子落网，还将几百万工人、农民打成了各类“分子”，大会小会斗争。中国人民从未见过这种规模的政治镇压。反右运动不仅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也使几亿工人、农民心惊胆颤。1958年，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运动，基本没有遭遇阻力，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