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向爱搞数字计划，最常用的术语叫“指标”。肃反时毛泽东曾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百分之五”，“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的指示。这“百分之五”便是“指标”。这“指标”在反右中发扬光大：各级党组织都按“指针”办事：“参加运动”的人头数乘以百分之五，便是该抓的右派数目。这样就省了很多事，不必“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指标”完不成是不行的。
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主管对国外广播部。局党委办公室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有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回答“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自己成了右派，罪名之一是“抗拒反右派斗争”。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是一例。他与中央的规定唱反调，主张不超过百分之二；县以下单位一律不划右派。于是他被指“阻挠反右派斗争”。但把省委第一书记打成右派有碍党的形象，潘复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省委书记杨钰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陪绑。接着全省层层抓“小潘、杨、王”，将一批“反右不力”的干部打成了右派。
鸣放初，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教授张紫葛决心三缄其口。党委书记刘佑东又是登门拜访，又是邀他到家中喝茶，请他帮忙带头鸣放，因为“如果鸣放搞不起来，我这党委书记就得垮台。”无奈中，张在座谈会上发了言。张因此成右派后，去问书记，刘答道：
我给你交底吧，这右派是有指标的！在市委分配指标时，各校党委书记争得面红耳赤，都訴说：我那里政治条件好，划不到这么多右派！市委书记恼了，叫：“放下指标，先反掉你们的右倾思想再说！”我差一点回不来！
北京石油学院因反右“指标”完不成，全校分摊。三年级某班团支部书记庞鸿伟，被配给了几个指标。他几经思想斗争，报告说：班上沒有右派。党说不可能，找不出三五个，有一个也成。他坚持说：一个沒有。党组织赶紧罢了他的官，另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
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负责人将编辑王利器找去，通知他：社内右派指标尚缺一名未完成，决定把他的名字填上。王答：“你们晓得我不懂政治的。听组织安排吧。”于是王成为右派，出版社党委完成了指标。
成都一所小学有二十几名教师，一个右派也没揪出来。1958年春，教育局把该校党支部书记叫去训话，要他回去补课，务必划定一名右派，以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标。党支书回校后左思右想：李老师正在度蜜月，刘老师父母七十多岁了，王老师是两个幼童的母亲……他怎么也下不了手，最后决定自我牺牲，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于是他被开除党籍、送农村劳动改造。
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方化在吕班导演的《未完成的喜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吕班先成右派，领导要方化揭发吕，他揭发不出来。正好厂里右派指标还剩一个未完成，领导就把方化也算上，完成了任务。
1958年2月，反右进入尾声，可是青海石油管理局尚未完成右派指标，只好往下分摊。地处柴达木戈壁滩的地质研究所也分到一个指标。所领导正为抓谁而犯愁，恰好回来了一个在北京石油学院进修的黄治中。于是把他叫去说：“你被划为右派了！”黄申辩道：“我一张大字报没写，一句话没说呀！”没有用处，党委已经将结论准备好了：“典型不说话的右派，从骨子里反党。”黄的女朋友龚德尊不肯遵命揭发黄，也是“骨子里反党”的右派----这两位大学毕业时主动要求去大西北的青年，分别被押送青海劳改农场和遣送回原籍四川。地质研究所不仅完成了指标，还超额了一个。
什么叫做“从骨子里反党”？不需要解释。我们知道，从秦始皇的“偶语弃市”到汉武帝的“腹诽”者斩，是一大进步；而“骨子里”的“反党”则比那“腹诽”又更上了一层楼。公元前117年，因“腹诽”而被汉武帝用朱笔勾掉了脑袋的，只不过是一个“农业部长”颜异而已；而公元1957年因“骨子里”的罪而蒙难的，就以千、万论了。
3月间鼓动鸣放时，毛泽东装得那样豁达大度：“有批评是好的，没有批评、压制批评就不好，斯大林就是犯这个错误……说不得共产党的坏话。一说坏话，风吹草动，就说你是特务，把你抓起来。”而今一句坏话也没说的人也照样抓，比斯大林还厉害！
有了“从骨子里反党”的右派，指标很容易完成。按不可靠的程度，将人员逐一排队：在旧政府做过事的，海外归来的，以往运动中被整过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平时不那么听话的，有没有右派言论就无关紧要了。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十七岁的满族学生文彻赫恩参军，进入部队文工团，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肃反时他曾被批斗审查了一年多。动员整风时，党委副书记宣布：“我现在代表院党委宣布为文彻赫恩同学平反并向他道歉。”文彻赫恩有自知之明，对鸣放置身度外，但还是没能逃脱。院党委书记苏坤做报告说：“别看有的人大鸣大放时一言不发，一张大字报也不写，那也不行，他内心是仇恨共产党的。”于是文彻赫恩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曾看过他演戏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应云卫指名要调他去演电影，学院非但拒绝，反将他送进了监狱。
1950年，著名作曲家陈歌辛经中共人士乔冠华、夏衍的鼓动，携全家自香港回国，任上海民乐团团长。鸣放时，他没说过一句对党不敬的话，但音乐界须抓一名大字号的右派，他和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是首选。后来在一次会上贺曾这样说：“这顶（右派）帽子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上海市长】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陈被押送到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三年后死在那里，尸骨无存。
1949年年初，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让中共进北京，军队被改编、遣散。部下一名程姓军官回到老家江苏邳县，教点书，种点田。整风、鸣放本与他无关，谁知天外飞来反右横祸，当地党组织为了完成“指标”，将他的名字加进右派花名册凑数，他从此就成了“专政对象”。到了文革，他受不了折磨，自杀了。
因为有指标，总得有人去凑足数，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事：
（甘肃省）博物馆要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馆长鲁昌林）只揪出来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夠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吧。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改农场）劳动教养。
甘肃有个县，派两个人将20名右派押送到劳改农场去。途中有个右派逃跑了，一位押送者打长途电话回去报告。县委领导指示：“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夠上级给我们规定的右派指标了。就让他（另一位押送者）去顶那个空缺吧”。于是，另一个押送右派的人到劳改农场后便成右派，走不脫了。
上海有个警察带了一批右派去劳动教养收容站，交了差事正欲走开，收容站说：“还少一个”。警察说就这些，沒别人了。收容站说：“还有一个就是你”。于是那个警察也进了劳改农场。
军队里抓右派也有指标。北京军区空军驻河北宝坻县某团二营作战参谋董明道少尉、通信参谋王济远少尉奉命到北京南苑北空司令部航校集训。一星期后他们回到营部，卷了铺盖就走，因为他们都成了右派。其实他们出发前命运已经被决定了：营里分摊到了两个右派指标。这两位青年军官原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同班同学，同时参的军，不幸家庭出身都是小业主，指标便理所当然地由他们去完成了。
部队的右派指标，基本由参军前的大学生、家庭出身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下级军官来填补、完成。
全军仅尉级军官就清除了三万多名。
还有一种情形，与指标无关。若问题还沒你严重的人，已被定为右派，而将你放过，对别人就不公平。所以你也是右派。这叫做“平衡”。《文艺学习》杂志编辑李兴华本来沒事。但后来上级发现，其他部门情况与李兴华类似的人已成右派，为了“平衡”，李的名字便被补上了右派名册。
祸从天降，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1956年，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一篇通信《不应开设的商店》，批评哈尔滨市为干部开设了一家不掛招牌的商店，低价供应稀缺商品。文章与鸣放无关，但黑龙江省与哈尔滨市的父母官员将这一年前的老账翻出来，说记者未经许可，擅自将党內的事向百姓公开，意图在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同当年延安整风时，王实味因为抨击”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作了阶下囚一样，这群记者都成了右派。这一篇文章牵涉到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三家报社的三十多名记者，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如果做个文字游戏，将那篇仅上千字的报道均分一下，则每人只能摊到不足三十个字。就为了那三十个字，他们从受人尊敬的记者变成了新中国的贱民。
按说，有了“指标”，各级党组织各司其职，毛泽东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不，他仍不放心。1958年3月，他发出了一个新指示：
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当时整风已死，唯余反右，因此所谓“补课”，是反右补课而非整风补课。各级党组织审查、计算其所辖的部门是否完成了右派指标，少一个也要补上。没完成指标的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纷纷抓无辜凑数，作为“漏网分子”补进新的右派名单中。
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三四十年代著名作家胡山源就是在“反右补课”时落网的。他被发配系数据室做数据员，工资降了四级。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张广达、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忠匡，也都是补课时落的网。
北京有所医院，须补三名右派。青年医生王贤才曾说过苏联医学不见得最先进，不应该只学苏联一家，于6月底被补成了右派。
举国讨伐右派时，傅雷发表了一篇长文。他谈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等，这都不会惹祸。但文章结尾处，他却表示还要“诚诚恳恳、切切实实地帮助党整风”。党不领情，将他补进了右派名册。
我国民族文化博物馆的创始人吴泽霖是西南民族学院的教授，该院未完成右派指标，补课时将吴先生补了进去。
上海有六七所职工业余中学，教职员工共约九十名，集中起来反右。揪出两名教师、三名教导主任后，完成了指标，正准备收摊，上面来指示说要“补课”。由于校长里没有右派，品种不全，便在校长中深挖，查出一位黄校长写过一张大字报说自己年轻力壮，又爱打球，食量大，粮食不到月底就告罄，需向亲友讨粮票。此言论属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黄校长被补成右派，发配去了青海。
补课又是整掉碍眼者的好机会。鸣放时，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主席尹瘦石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提过意见。反右时他已调到北京中国画院，部长整不到他。可是反右要补课，部长借机将尹调回内蒙，补成右派，发送北大荒劳改农场。
“补课”时，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员靳新民接到家中来信说老父病重，催他回家看看。他便回了一趟河北高阳农村。返回北京后，旁人问起家乡情况，他如实说农民缺粮吃。那正是“右派言论”，被人汇报上去后，他成了最末一批右派的成员。他被送到京郊房山县造林大队劳动改造。一天上山植树，他忽然默默走到山崖边，纵身跃下，结束了才29岁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从昆明搬回南京，夫人和三个孩子都死于日寇轰炸的陈遵妫出任代理所长。1955年，陈应中共之请，到北京主持筹建了北京天文馆。鸣放时他正在东欧、苏联访问，回国时反右已经开始。天文馆党委利用补课的机会，给了这位馆长一顶右派帽子。
三十年代日本在东北成立“满洲国”，颁布了“国歌”。次日，哈尔滨多处出现用其谱填了新词的传单：“九一八事变起满洲，我满洲变成殖民地……”其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任震英。之后他离开东北，到兰州以建筑师职业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活动。反右时，他是兰州市规划局长、总工程师。1958年夏天他从苏联等国访问回来，突然被宣布是“资产阶级右派”，开除出党。
作家汪曾祺也是“补课”时落网的。他后来这样说：
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完成得）不够。
“补课”，又与毛泽东指示的“（向党）交心”运动穿插在了一起。1958年3月，他发出指示：
（民主党派誓师）可以搞，（向党）交心可以……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括号内为引者所加】
于是各民主党派纷纷召开誓师大会，“向党交心”。
3月16日，万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一个“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八十多岁的民盟主席沈钧儒和七十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着长安街向西走，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的背后，八十岁的黄炎培、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队伍向东走，人们高举一个巨大的红布造成的心，上面写着“把心交给党”五个大字。
把心交给党，交给哪个党？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的民主党派已经名存实亡，没有人会把心交给他们。
“向党交心”是交待自己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不是鸣放，不是批评共产党。但与鸣放时一样，所有的人都得参加，都得把心“交出来”。老老实实向党交了心的，许多人成了“反右补课”祭台的牺牲。
例如，辽宁省财贸部门有位共产党员张成仁，在“向党交心”的会上发言道：“我们家乡有些人到上级去‘报捷’，说是一个晚上打了十二眼井，实际是几尺深的坑，根本出不了水。这不是虚报、瞎扯吗？”这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他被开除党籍，劳改去了。
河南省从1958年7月开始“交心”运动。商城县“在全县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向党交心运动，随之又补划了一批右派分子。”睢县，“因向党交心时暴露出思想问题被划成右派”的，有202名。南阳县抓了892名右派后，又利用”向党交心”运动，再划右派272人。东明县【今属山东省】补划了191人。
没有可靠的数据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被补进右派行列，估计在十万以上。
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三年级共180名学生，1957年仅抓了3名右派，可是1958年4月间“补课”却又补了18名。这批右派中有12名获得宽大，留校改造，每日将自己的“改造日记”贴在墙报上供人监督批判。其余9名，半数被抓去劳改，半数被押送去了新疆。
华东航空学院学生常鹏北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只因对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表示了同情，1958年被“补”进了右派名册。
中学生不划右派，进大学后就不能豁免。所以，两名1957年秋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新生在“反右补课”时被补成右派，与其他右派一起，送到新疆去劳动改造。
湖南桃源县师范学校学生办的墙报《百草园》被说成是“毒草丛生的园地”，全部参与者都该定为右派。但师范相当于高中，不能划右派。于是待他们毕业分配到各学校就职后，再一一补进右派名册。
地质师顾树松，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春风不度”的玉门油田，但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到了更为艰苦的柴达木。在戈壁滩上踏勘时，他曾一度迷路，仅靠用自己的小便解渴，走回营地。这样的热血青年亦是补课中的右派，罪名是“要技术领导，不要党的领导”。
整风鸣放时，鞍山钢铁公司下属高炉公司三位工程师，奉党委之命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开座谈会，给党提意见。与会者凑出几件琐事，算是参加了鸣放。但是党委认为会议记录属反党言论，主持会议的老工程师和担任记录的工程师都成为右派。第三位召集人满开疆在会上一言未发，获宽大。1958年，公司人马调到了首都钢铁公司。一天，党支部书记把满开疆叫去，取出一张纸说：“你被划为右派了，签字吧！”他抗辩道：“我在鞍山做过结论，不划右派，为什么调到北京后还要被划为右派呢？”党支书答道：“告诉你，你是漏网的。在鞍山不够划右派，在北京不一定不够！”从此，满开疆开始了长达20年的屈辱生活。
不少鸣放时有“右派言论”、因上司保护而躲过了反右第一波的人，纷纷在“补课”中落网。《新观察》主编戈扬女士是一例。在深挖右派的压力下，连周扬都爱莫能助，任她被网住，成了右派。
北京高级法院院长王斐然因主张“审判独立”，“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法院党组定为右派。报告送到市委，曾说过“北京党内真正懂法律的就只有王斐然”的第一书记彭真保他，第二书记刘仁也说：“王斐然是老实人，不是反党的。”可是拖到次年5月“补课”，彭真不敢再保了。这位法院院长就成了右派。
反右时，辽宁锦西县高中党支部给校长董冷石罗列了十几条“右派言论”。但县委认为董仅有“右倾错误”，不是右派。但到了1958年，县委书记、副书记均遭批判，罪名之一是“包庇右派”。董冷石则由“右倾”改为“右派”，送到农村动改造。
周恩来年轻时的女友、云南大学教授张若名也是1958年反右“补课”的牺牲品。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与周都是天津学生领袖。1920年初，两人皆因向政府请愿而坐牢。7月份出狱后不久，一起赴法国。在法国，张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与周一起研习马克思主义。但1924年周归国后，张退出少共，远离了政治。1931年，她作为中国第一位法国文科女博士回到中国，终生未离教鞭。1955年，周恩来赴印度尼西亚路过昆明时，曾与陈毅一同会见张若名及其夫婿杨坤教授。
反右初，张的儿子、建筑工程师杨在道被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补课时，张若名亦被揪了出来。她在“思想改造”运动时写的“思想汇报”被拿出来作为其右派思想的证据，当年退出少共的举动，亦被指斥为叛徒行为。1958年6月18日，系里批判她的大会开了一上午，下午还将继续。此时，张若名说出了她平生最后的两句话：“现在比欧洲中古时代还要黑暗”，“你们想要对我实行专政，办不到。”午间休息时，她跳进了校园外的小河。当她被救起抬回家时，尚存一口气，但没有医生敢去抢救，她也就成了无数“畏罪自杀”者中的一员。
20年后，杨在道结束“劳教”生涯，给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写信，张若名方获平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