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江苏新华日报社论《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并刊登了郭沫若的诗：“右派猖狂蠢动时，哪许温情一丝丝！”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强调对右派“决不可温情放过”。
8月1日，毛泽东写下《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
党内右派，清华大学袁永熙是一例。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说“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报告敌人了。叫做起义分子”，指的便是他。
1938年，昆明西南联大学生袁永熙参加中共，并任校党总支书记。其同学、女友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也是中共党员。抗战胜利后，他们奉命到北平做地下工作。1947年袁、陈结婚时由北平市长何思源证婚。未及一月，二人身份暴露，与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陈彰远等一同被捕，被押至南京。蒋介石为收买人心，先放了陈琏。次年5月，又让陈布雷及袁的姐夫、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保袁出狱。不久中共建国，袁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肃反时因“自首嫌疑”被撤职，改任校长助理。
袁永熙怎么会“同党外右派政治面貌相同”呢？人民日报是这样说的：“在（清华大学）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当右派分子高呼‘反对共产党的特权’等等诬蔑性的口号时，他竟跟着群众一起鼓掌。”他的另一条罪名叫“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中央的方针”，根据是鸣放时他曾说：“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这样，袁永熙便成了党内右派的代表人物。
袁永熙不只一个。上海同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薛尚宝、党委副书记兼总务长刘准，以及校党委三分之二的委员，青年团的正副书记，也都是右派。
9月，总书记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重申毛的指示，并强调反对“温情主义”。他说：
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
反右不积极是不行的。毛泽东曾这样指斥抓右派不力的干部：“难道你那个单位是在真空中吗？别的单位有，就你的单位没有吗？！”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将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健定为右派交给群众批斗，省委书记夏征农持异议。不久，刘健自杀，夏被指“对右派有温情主义”而撤职。因为“对右派态度不明朗”，省长赵健民也被撤职。
反右运动铺天盖地，有的第一书记心有温情，也不敢表露。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收到下面报上来的大批右派名单，仅找了个借口将其中正在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几个干部剔除。而人在陕西的，就只好让他们做右派了。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眼见运动越演越烈，又不敢反对，便以“多日失眠，精神不佳”为由，向中央发电，请求休养，由周惠代理。获准后，他离开湖南，躲到青岛读《资治通鉴》去了。
周惠代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参加7月间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会议时，毛泽东问他：“湖南到底抓出多少右派？”周答“大约一二百个吧”。“真的吗？”毛泽东露出了不满的神情和口气。周惠知道万万不可“温情主义”，只好回湖南加紧抓右派。到9月上半月，右派数目就增加了几倍。新湖南报五十四名右派，约占职工总数三分之一。
1975年，周扬说：“关于反右的事情，以前不能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文艺界反右是主席亲自抓的”，“批判冯雪峰、丁玲，是主席亲自抓的。”事实的确如此。冯雪峰之成右派，便是毛泽东一手指挥领导的结果。毛泽东点他的名道：“比如冯雪峰，他是一个出版社的社长，他在那里放火……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
毛泽东对冯雪峰恨之入骨似乎毫无道理。1934年初，冯到达江西红军根据地后，毛常去他住处聊天。他告诉毛，鲁迅认为毛的诗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听了开怀大笑。此后两人过往甚密，毛曾对人称赞冯：“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1936年，冯被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找到了毛的失散经年的两个儿子，并安排将他们经由法国送到了苏联。以后冯被国民党逮捕，毛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辗转请国民党人胡秋原出面保外就医，使冯逃离险境。
不过，毛泽东用枪杆子打天下，文化人本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他一翻脸，冯雪峰便被打翻在地了。8月2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大标题宣布：“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冯成了“右派骨干分子”。
在世的文艺界人士中，胡风、冯雪峰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就如两年前将鲁迅夫人许广平请出来痛斥胡风一样，这次又用得着许广平了。8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开会批判冯雪峰、丁玲等人。当时还未成右派的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目睹了批斗他们的情景：
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
除冯雪峰外，毛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一个名单，指定给名单上的丁玲、陈企霞、萧军、艾青、罗烽等都戴上右派帽子，并要周每天汇报批判他们的情况。
周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
毛答：“翻延安的老账！”
1942年延安整风时，丁、陈、萧这批人都受过批判。毛泽东指示周扬翻出他们当年在延安发表的、早被批判过的文章，以“再批判”为名登在1958年第二期《文艺报》上。他还亲自修改编者按语，添上这么几句：
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
1936年丁玲到陕西中共中央所在地。她一度是毛的女友，是极个别不必预约便可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因这层关系，她曾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在1940年中共组织部对她被捕出狱一事作的结论上，毛亲笔加了一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1948年还说过两遍“丁玲是个好同志”。可如今一反目，毛就称丁玲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将她打成了右派。
丁玲被平反后有人问她：“反右派的时候，他【指毛】也不站出来讲句公道话？”丁玲答道：“我们经过这么多的运动，觉得不落井下石的人，就是好人。”她说毛没落井下石，那是因为不知道早在整风鸣放之前毛就说过要把丁玲“在社会上搞臭”。反右期间，毛几次点她的名：
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除开个别的人，例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例如冯雪峰，他是一个出版社的社长，他在那里放火，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数人，就是右派。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
只要不是冯雪峰、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
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
共产党里头，出了个高岗……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
“反共”、“高岗”，正是由于毛扔了这几块大得足以压死人的石头，丁玲就到北大荒农场劳改去了。丁玲始终无缘读到毛泽东上述讲话，以至到死还认为毛是“好人”。
对于中共将冯雪峰打成右派，文化部部长茅盾私下说是自己人中间过不去，“豆腐里寻骨头。”但在公开场合，他不敢说一句话。周扬将丁玲定为叛徒，同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说，已调查确定丁玲不曾叛变，无理由改动结论。周拿出毛的指示，张便不敢再坚持己见。
7月间毛泽东在上海的讲话中有这么几句：
（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也唯心论最多。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是中共党员。他闻风遵命，写了一篇《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指称“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不是学术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方向，替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这样，全国史学界除了几个党员学者外，大批人成了右派。若从雷海宗、向达数起，将是一条长长的名单。
中文系右派更多：浙江大学任铭善、四川大学张默生、武汉大学毕奂午、中山大学董每戡、厦门大学徐霞村、北师大钟敬文、江西师院朱企霞、湖南师院严怪愚、扬州师院洪为法、南京师院吴奔星……少说也数百。
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康白情1919年曾在北京大学参与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并介绍毛泽东加入该会。在批判右派的大会上，他故意说反话：“如果要中国共产党垮，只有出现一支能打垮几百万解放军的‘新军’，或是解放军内部腐化才行……这是常识，你要反也反不了”，“就是共产党是暴君，你也不要空口说白话，也要老老实实喊共产党万岁……”此外他还有“共产主义不一定实现”、“毛主席好象以前的皇帝”等反动言论，广东省委将他定为“一般右派分子”。1958年5月，他在被遣送回原籍四川的路上染疾去世。
当时物理系的学生格外活跃。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纯自然科学，它是不分阶级的。但利用自然科学，谁利用自然科学，这是有阶级性的。北京大学《百花学社》的首领谭天荣，他就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现在讲物理学的人唯心论可多啦！
且不说讲物理学的人唯心论是否多，就全国而言，物理系学生被打成右派的确实最多。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右派超过全校右派的1/4。兰州大学物理系二年级150名学生中，近1/4是右派；其中一个班30人，8个是右派。复旦大学物理系应届毕业生40多位留在上海工作的人中出了15名右派。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甲班38名同学，右派有22个。
毛泽东虽然“杀得性起”，将原先许诺的“顶多十五万到二十万”右派一下子就翻了番，但并没有杀昏了头。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他也保了一些人：“对一部份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荣毅仁是上海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上边给他透信后，他闻知有救，赶紧在报上表态：“感谢党在我危险关头向我大喝一声……如果不是这一次党大喝一声，我就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的俘虏。”于是过了关。
受毛保护的，还包括九三学社社长许德珩。
4月2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的谈话纪录中有赞成取消大学党委制的话。章伯钧在民盟总部如实作了传达。会后，民盟中央将章的传达打印分发各省市。一些九三学社成员知道许德珩也亲耳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便质问许为何不传达毛的指示。许德珩偷懒，向民盟要了一份章伯钧的传达记录，除了将“章伯钧的传达记录”改成“许德珩的传达记录”外，对内容一字不改，印发全国各九三学社支部。而今章伯钧被指“篡改、歪曲”毛主席指示，许德珩当然也犯了同样的罪。
大概毛泽东自己知道许并没犯“篡改”罪，心里多少有点不安，报上批了一阵“许德珩的重大错误”和“右倾”之后，很快就放过了他。
许德珩后来规规矩矩地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替毛式“社会主义民主”充当花瓶，从未出过差错。
6月28日，毛将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召到中南海谈话，赵一见到毛便说“向毛主席请罪”，并泣不成声。其实毛是有心保他才召他去的，一句“最好回去还是当总编辑吧”，赵超构便平安了。
二十年代做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章士钊，鸣放时曾引用古话“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希望党引以为戒。全国政协领导人认为这是反党言论，要给他戴右派帽子。章赶紧给毛泽东写信求援。1920年毛曾从章处得到两万银元作活动经费。毛指示说章言词虽然过激，用意还是好的。章遂免了灾。
周恩来对某些可能落难的人伸手拉了一把。教育部长张奚若曾批评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换了别人必当右派无疑。但周恩来说张“好人说错话”，使他免了一劫。
对小人物，周恩来做得就极有限了。起初他曾说吴祖光讲了一些错话，但还不是右派；又安慰萧乾说“你不是右派”。但当吴、萧都被扣上右派帽子后，周却没再吭声。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和儿子吴平、弟弟谢为楫都成了右派，周恩来只是派车将冰心接到家中安慰一番而已。
国民党败退前夕，周恩来闻说上海名画家刘海粟因子女大都在海外，考虑出走，即托人捎口信给他：“我们了解刘先生，请他放心吧，新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才。”刘留了下来，现在成了右派。周只是让人转告刘保重，并聊以解嘲地说：“少一点社会活动，更可集中精力作画和研究。”
3月间周恩来在成都会见过银行家、企业家康心如。如今康成右派，周没作任何表示。3月份他曾请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到中南海共进晚餐、谈心。王落网后抱着一丝希望给周写信求助，然而周未予回答。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熏琴是中国现代工艺美术的开拓者。5月间周恩来出席中国画院成立大会时，曾在台上高叫庞熏琴的名字，要庞上台坐在他旁边。可是当人民日报发表《一个毒辣的右派集团》，大肆批判“以庞熏琴为首的右派集团”时，周恩来就毫无反应了。
反右前夕，周恩来曾同刘少奇一同观赏豫剧演员陈素真的演出，演罢又同刘一起上台与陈合影，陈立中间，他与刘分立左右。而人民日报刊登《“豫剧大王”陈素真原来是右派角色》后，刘、周均未作任何表示。或许因为陈有“共产党不得人心”一类的言论，他们认为她是真右派罢。
6月12日，章伯钧主持农工民主党大会，主题却是批判章氏。在一片讨伐声中，唯有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张申府说：“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问题，并不一定是错了。”结果张也成了右派。
张申府去世时中共写的讣告说：张“1920年在北京随李大钊同志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这是事实。讣告没说的是，他1920年底离开北京大学到法国，组建中共旅法支部，介绍天津女学生刘清扬加入中共，随后又与刘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不久张、刘结婚，夫妇二人与周恩来一起于1922年2月赴德国，组建中共旅德支部。张、周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共。1924年张回国，参与组建黄埔军校。国民党领袖廖仲恺请他推举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第一个便是周恩来。周接受推荐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遂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1925年，因在中共“四大”上与众争执不果，张脱离中共。四十年代他曾参与组织民盟，但1948年民盟发布决议指他“公开承认蒋政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显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将其开除。
也许正因为张申府是其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为避嫌而不表态。也可能因为1918年底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张申府是其“顶头上司”【毛氏自述】，周畏忌毛的态度，未敢拉张一把。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由于延安整风民愤太大，毛泽东不得不让他屈任山东省委书记。中共执政后，康以休养为名长期逍遥。据陈毅的儿子记述：康生“常住院，据说神经也不太正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父亲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1956年闻知自己将在中共八大捞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位子，康生才结束“养病”生涯。反右了，他又成了一个好打手。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在一个整风座谈会上引用杜甫的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意指中共走出山沟进城后，变“浊”了。康生见到载有曾彦修发言的简报，批道：“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
历史博物馆的傅振伦和马非百，本单位拟不划为右派，康生知道后说：“傅振伦和马非百，知识最大，待遇最高，若不划为右派，岂有此理。”于是二人皆成右派。历史博物馆宣布对傅、马的处理时，陈列部党支部书记王镜如说：“你傅振伦号称专家，我们是‘大年初一捡个兔子，有你也过年，没你也过年’，你有什么不得了的？”
城市建设部的牟宜之，1932年参加中共山东日照暴动失败后，由其姨父，国民党元老丁唯汾资助赴日留学。三年后归国，担任《山东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抗战开始后，党让他留在国民党那里做官，以配合八路军在山东的行动。而今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这样，他就被送到黑龙江劳改去了。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与康生相仿。他口一张就有人要倒霉。话剧《布谷鸟又叫了》，深受城乡观众喜爱，柯庆施却下令禁演，给剧作者扣上了右派帽子。
怕丢官的总是多数。党的干部不能不考虑到“温情主义”的后果。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只是少抓几名右派而已。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赞成实行美国的“两党制”，足够定为右派。部长陈毅表示：“乔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领”，“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但处理右派时，他还是保了乔：“他的反党言论是零零碎碎提出来的，不是系统的提出来的，处理时要照顾到这一点。向中央书记处报告，给以严重警告处分，不开除党籍……不划为右派；不撤销职务。”风头过去后，陈还让乔升任了副部长。
但是，人民出版社法文翻译金满成被打成右派，陈毅就不帮忙了。陈与金1918年一起去法国，一九二一年又一起归来。陈仅托好友王昆仑转告金：什么人也有犯错误、受冤枉的时候。事情总会弄明白……。
连以敢说话着称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也也怯于“包庇右派”的恶名，不敢直言。曾被他称为“军中翰林”的西藏军区第一副政委范明落网，被押送劳改农场，彭没说一个字。直到1959年他才在庐山会议上说：“范明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像他这样的好同志，也打成了右派，那我彭德怀就是老右派了。”哪知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范明更因彭的这句话而被连累，从劳改农场转到了秦城监狱。
“温情主义”错误是不能犯的。反右高潮中，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从国外回来，在乌鲁木齐给北京打电话。当他听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揪出了17名右派时，不禁失声叫道：”损失惨重啊！”但他当时不敢提出异议。直到22年后的1979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才着手为右派们平反。当初是他将青年作家刘绍棠安排到《中国青年报》工作的，刘在他手下当的右派。于是他将刘请到家中，说：
你的右派划错了，团中央的右派通通划错了，百分之百的扩大化。(现在)一个不留，一律改正。当年是迫于毛主席的威望，执行他老人家的指示，没有办法。我是想保护你们过关来的，但没有保护下来，否则我自己也会当右派。
这种情况，各级都有。广东省乳源县县报编辑黄定良被打成右派，被送“劳动教养”。二十年后，当年的县委第一书记对他说：“你们的问题我知道，可是当时我也顶不住。后来到1959年我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东北人民大学教授徐利治是自愿从北京去长春参与组建数学系的原清华大学教授。校长匡亚明曾力图保他而没保成。多年后徐利治回忆道：“匡亚明一直把我保护到最后，但1957年底增补了一批右派，我就被划在其中了。”
东北有个机关刊物，编辑部九名成员有五名被定为右派。杂志主编在会议上说：“这几位同志有错误，但都不是右派，我了解他们。”他刚说完，主持会议的首长便拍桌子道：“就你这句话，决定了你的命运。你退场吧！”该主编被撤了职，虽未当右派，却于半年后的“拔白旗”运动被打成了一面“白旗”。
《大众电影》杂志社反右领导小组开会研究某人的日记以决定其命运时，兼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主编方诗说：“不要断章取义，我读了她的日记，人家不是那个意思。”第二天，他的组长职务被撤，接着他本人也成右派，发配北大荒农场“劳动教养”。
谁也不得抗拒运动。右派多少得抓一些。北京市委宣传部机关决定把女干部钟鸿定为右派，部长杨述听了汇报后说：“不够（划成右派）吧？”汇报人回答：“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杨述明白，若钟鸿不划成右派，他的宣传部将没有右派。他怕被按上“抵制运动”的罪名，同意将钟鸿划成了右派。
中央农村工作部主持部务的副部长王观澜，不赞成毛泽东搞反右，但为应付差事，还是抓了一名右派。
要是一个右派不抓，后果如何？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抵制反右，向全局宣布：“我们单位没有右派”，并指示烧毁群众在鸣放中给党委提意见的原始记录。上级将他调走，另换他人接任。但鸣放记录已销毁，新局长只好草草揪出几名办事员，发配到贵州了事。但顾准本人则被调到北京，成了右派。
运动开始时，杨献珍主持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个右派没抓。刘少奇、邓小平把校党委成员找去问话。
杨献珍答：“查了，一个也没有。”
刘少奇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
邓小平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
刘、邓决定让杨献珍靠边站，党校重新反右。校党委对杨下不了手，只好把杨的秘书马鸿模揪出来交差。所以后来马自嘲：“我替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
不过，一个右派不抓而未受惩罚的，也有。内蒙古巴林右旗旗委第一书记哈斯巴根坚持整风初衷，一个右派没抓。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在反右期间宣布乐团放假，使大家都避过了反右高潮。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市分会秘书长蒋燕顶住高压，说该单位没有右派。徐平羽主管的上海外事部也一个右派没划。当然，在“反温情主义”的大形势下，这样的单位、部门真是少之又少。
谁抵制反右，谁自己就会落网。中央监察部副部长王翰便是一例。“他历年负责监察工作，从来是反对制造冤案的，在中央监察部副部长任内，只因对一个下面干部的划右派问题坚持不要划，在那个不许有异议的政治环境下，他自己就划成了右派。”
上海第二商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杨延修，中共执政前长期以经商的身份在商界活动。周恩来曾在重庆几次秘密接见他，对他说：“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上一个师”，并面示他“坚守岗位”、“当好这个资本家”。他眼见许多商界朋友被无端打成右派，不免愤而直言，结果惹祸上身，也成了右派。
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司副司长李常青是该司“反右领导小组”负责人，却向群众宣布该司没有右派分子。部整风领导小组决定将天主教徒张月定为右派，他仍然予以抵制，要大家与张称“同志”，“不要叫张月右派分子”。部党委认为他“千方百计地抵制和破坏反右派斗争，包庇右派分子”，定为右派、反党分子。
在山东省整风领导小组的会议上，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冯毅之说：
当初，人家本来就不想说话，更不愿提批评意见，是我们千方百计来劝说和动员，好歹人家才开了口。现在又根据他们说的话来批判斗争打成右派。这不但违反党的精神原则，也违反了做人的良心……我不能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省委书记当场指斥他“同情右派，和右派穿一条裤子”，把他打成了“极右分子”。
省长是省委第一书记的下级。
各省都有被省委第一书记打成右派的省长或副省长。例如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湖南省副省长程星龄、陕西省副省长翰兆鹗、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河南省副省长张轸、王毅斋、刘积学等。此外，还有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新疆自治区书记塞甫拉也夫等。
浙江省省长沙文汉认为党的省委指挥地委，地委指挥县委，这一条线指挥下去，政府这一系统就成为多余的了。于是省委书记说他“反对党对政权的领导”，将他与副省长杨思一打成右派，开除出党。
后来，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游灵隐寺，发现“大雄宝殿”巨匾上的“沙文若题”四个字不见了，询问左右，方知下级干部弄不清沙氏兄弟谁是谁，只道沙省长是右派，便把“右派的名字”铲去了。周命人补上铲去的字，救了沙文若题的匾。而沙文汉的右派帽子是毛泽东听了省委书记江华汇报后，确定给他戴上的，周恩来自然不会过问。
省下面是地区或专区，专区行署专员是地委书记的下属。
四川宜宾地委第一书记刘结挺和宜宾市委第一书记张西挺夫妇在宜宾专区横行称霸，遭专区行署专员兼地委副书记李鹏与宜宾市长兼市委书记吕逢权抵制。刘、张便将李、吕二人打成了右派。
专区下面是县，县长归县委书记管。
被县委书记打成右派的县长就太多了。安徽太湖县长刘清洲就是一例。又如安徽桐城县，县委书记认为当年粮食产量为4.3亿斤，县长认为仅3.7亿斤。于是县委书记把县长打成了右派。后来才弄清，实际产量仅2.9亿斤。
中国曾经有过所谓“治外法权”，说的是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不受中国司法审理。而中共建政后不久就曾经下达过一个可以称之为“治内法权”的规定：行政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党内叫“中级干部”，十三级以上则称”高级干部”】非经其任免党委的同意，不受侦讯、拘捕和司法审判。
在整风鸣放时，有不少人对此提出意见。结果他们全部被打成了右派。10月间，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一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有一条是“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这样，不仅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连党的基层干部和向其靠拢的“积极分子”也全都有了免受批评的特权。他们想要置谁于死地，只要说他“攻击党的干部”或者“污蔑积极分子”就行了。有的大学党委书记指着在鸣放时对他提过意见的教授的鼻子说：“你攻击我，目的在于反党！”随即将那位教授定成了右派。
中医研究院老科学家刘绍光，四十年代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药物研究所所长。1948年，他谢绝美国医学界的邀请，留了下来。他对人表示：“我决定等待共产党，等待中国的新生，把智慧献给新中国。”但新中国当局把他按旧政府人员处理，几次拉他到野外去“假枪毙”。折磨持续了两年，直到中国科学院成立，通知他赴京报到，才告一段落。反右前夕，他闻知中医研究院负责人擅自烧毁了他一年前托其“转呈毛主席、党中央”的论文手搞，气得大骂那位负责人“吃人饭不干人事”。党委说，成立研究所表明党重视中药，他当场批驳说：不对，国民党时候就有中药研究所了。这样，他就成了“谩骂党的干部”的右派。他和也是美国医学博士的夫人被赶到一间原来堆放杂物的小窝棚栖身，屋门正对着公厕。刘绍光被“管制劳动”，职务正是打扫厕所。他就这样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将中央的“恶意攻击”、“污蔑”简化为“反对”二字，规定凡是“反对党委书记”的便是右派，至于何者“反对”了书记，则由书记大人判定。其他各省虽然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实际也是按此标准办的。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经在中共华南分局党校做过一个报告，说“广东地近港澳，封建势力浓厚，殖民地化最早、最深，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所以)……县一级的干部大部是我们的，小部分是人家的；区以下的干部则小部分是我们的，大部分是人家的。”华南分局党校干部林鵬写大字报《陶书记主观主义，干部受灾》，指出广东几次政治运动错伤很多干部，同陶铸的主观主义有极大关系。林鵬因此被打成极右分子。
许多人因“反对党委书记”，或者“反对党总支书记”甚至“反对党支部书记”而落网，成为大小干部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牺牲品。例如，一位中学校长看上了本校体育教员的妻子，将那教员定为右派送去劳改，进而将其年轻貌美的妻子弄到了手；有位中学教员因偶而撞见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女人的奸情，被扣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也就不可能对党支书构成威胁了。
当局批判罗龙基的檄文里有这样一段：
罗龙基居然引用胡适的话说：“国民党是不许人讲话，共产党是不许人不讲话。”意思是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最多不敢说话而已，在新中国，却是不敢不说话，可见不民主达到极点了。
在反右中，恰恰就是不许人不讲话。批判右派时谁不吭声，谁就是右派。批判别人是唯一求生之路。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所说：“除了被批判的人以外，我们只能做批判者、只能做应声虫，别的路是没有的。”
每个人都有一些人性的弱点。所以，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奉命在批判“京剧界的败类李万春”的大会上发言。京剧新秀杜近芳亦登台批判吴祖光。【二十多年以后，杜在纪念田汉的会上见到吴，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两个躬：“吴先生，我对不起您。1957年，我在大会上批判过您。我向您道歉！”】
“肃反”等运动的恐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懦弱，使得作家巴金不敢表示异议。二十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冯雪峰是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
巴金曾预言“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这话不对。祸到临头仍然敢说真话的人总还有。《戏剧报》编辑张郁就公开站出来说，中共拿吴祖光开刀是对中国善良的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戏剧家协会为了要在戏剧界抓一个右派分子报成绩。很自然，他为此付出代价，成了“反党急先锋”。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许杰被打成右派，该系助教、团总支书记曹鸿梁挺身而出，说：“许杰不是右派，我愿以团籍担保！”结果曹也成了右派。许杰被报刊点名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程应镠为之鸣不平，说：“倘若这样，以后知识分子都不能讲话了。”这样，他自己也成了右派。
小人物中也有敢于站出来为“大右派”辩护的。北大学生谭天荣顶反右派运动的潮流，站出来说：
章伯钧、储安平、章乃器等人并非什么右派，而是代表民主力量的人。
化工部小科员阎义采写了一篇《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说：
民盟章伯钧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国学习，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主张，对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两党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针对人民日报渲染葛佩琦“杀共产党”的言论，外贸部行情研究所严文杰说：“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啊！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
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吴中也挺身而出批评反右的做法：
被指为右派分子（者）的背后，没有政权，没有法律，没有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他们所有的只有道理和真理。而党却有一系列的政权机构为它撑腰，具体些说，所批评所维护的对象是有枪杆子握在手里的。今后谁还敢再开口？言路岂不从此阻塞了吗？党本来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忽然来了这么一手，不由人不联想到“叶公好龙”这个故事。
阎义采、严文杰、吴中都是中共党员。可是党不搞温情主义，所以他们都成了右派。
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有一位1953年在法国殖民者的枪口下冒死泅水从越南回到祖国的学生被定为右派。他班上的团支书李淦林表示异议，结果也陪绑做了右派。
武汉水利学院反右运动一开始，一个学生就成革命对象，放在一个笼子里在学校院子里游街。班上几个同学一起为他鸣不平，写了一张大字报。一位女生也在那张大字报上签了名。她被告知，若承认错误就可放过她。可她就是不认错，党给她下结论道：“情节轻微，性质恶劣。”所以是右派。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生党治国、张荣龄认为反右派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先给蚂蚁按上一条“颠覆大象罪”。他们决定为蚂蚁说话。
一天晚饭后，学校召开批判黄万里教授的”辩论会”。北京电影制片厂特到现场安置摄影机，以拍摄反右运动记录片。党治国踏上会场上的桌子。张荣龄则捧着他准备引用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站在桌下，随时递给他。他的半小时发言没人打断。接到的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对他支持。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人则因出乎意料，满脸困惑，待机未拍摄。
后果不言而喻，党治国也成了蚂蚁。这位1954年陕西省的高考状元被打成“极右分子”，劳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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