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号召：
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这个时候的右派，哪里有一根草，他就想抓了，因为他要沉下去了。
几天后在青岛对各省、市党委书记谈话时，他又强调说：
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于是人民日报发布社论，批评“部分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够，既不广，也不深。”随后，全国上下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将更多的无辜者投入了冤狱。
例如甘肃通渭县，县委号召用“挖洋芋”的办法，对“既不鸣又不放的右派分子，进行检举、揭发。”辽宁省当局宣布，铜铅锌矿务局工程师潘宝信是“深掘深挖”、从“地洞”里抓出来的右派。因为他“过去是个‘先进工作者’，大鸣大放也没有发什么言，已被揭露，原来他是个阴毒的家伙。”
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在南方日报上发文，号召采用广东农民冬天从地洞里挖田鸡的办法，挖掘潜藏的右派。党组织根据各人的家庭出身、向党靠拢的程度，判断其是否右派，有无“反党言论”已不重要。广东“错划右派分子三万余人”，许多是这样挖掘出来的“田鸡”。
河南商城县黄柏山林场的张培从大学毕业，还是地主家庭出身，县里指定他和另一名也出身地主的会计到县城去参加鸣放。领导对他说：“你是俺县里的大知识，高材生。你得带头帮助党整风。”张遂写了一张“县长不重视专家的意见”的大字报。够了，领导立即宣布：“经数月苦战，隐藏得很深的右派分子张培从终于被挖出来了！”张成了“右派劳改队”的一员。次年，二十名右派被送去修铁佛寺水库。因为是大跃进，没有图纸便施工。一天半夜，库水漫坝，继而决口。张幸得逃生，而另外十九名右派同伴，还有上千的民工和县城睡中的居民，被无情的库水吞噬。
8月8日，新华社报道说：右派正“一个一个地从各行各业中搜索出来”。这“搜索”二字真是形象而又准确。
首先被搜索的是报刊杂志。凡近年发表的文章都在搜索之列。
半年多前，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教师刘施任和学生蒋祖馨、汪立三合作写了篇批评音乐家冼星海某部交响乐作品的学术论文，寄给《人民音乐》杂志。文章发表与否一直没有消息，反右中文稿突然被搜索出来，成为他们的罪证。蒋祖馨因刚在国际上获奖而受宽大，刘、汪二人则都被打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去了。
反右前，沈阳市民政局干部陈以强针对有些干部进城后抛弃糟糠之妻另觅新欢的现象，曾写过一篇小品文《变心》，交给党支部书记，请其审阅并决定是否投寄给报刊。而今那从未投寄的文稿成了党支书的武器：“从《变心》看陈以强的黑心。”陈自然成了右派。
苏联作协章程规定，作家创作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学习苏联，也按此条文行事。1956年党号召百家争鸣时，《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秦兆阳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毛泽东“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提出若干质疑。随后，各地都有人着文响应。如今，秦兆阳成大右派，杂志社审查来稿，凡同意其观点、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稍有异议的，如丛维熙、周勃、姜弘等，都打成右派。
1957年1月号《人民文学》刊登的小说《明镜台》，以批判的口气讲述一个干部对待家中小保姆的态度。讲的是家庭琐事，却颇引人深思，《文艺报》等报刊对其思想、艺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今小说被指为“攻击党的干部”，作者耿龙祥成了右派。其实耿也是党的干部，是安徽农村的一位中共区委书记。
2月号的《诗刊》有陈梦家的一篇文章。陈原是诗人，1952年被批判后从清华大学调至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与文学绝缘。但受“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他建议重新出版二、三十年代诗人徐志摩的诗集。因为徐志摩反动，所以陈梦家是右派。
6月初，《人民文学》七、8月号合刊已经编好待发，排在头三条的是三篇小说：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其中《改选》的故事大意是，一家工厂工会改选时，党组织将深受工人爱戴的老工会干部排除在候选人名单外。可是，工人们不管党的安排，百分之九十九投了他的票。然而，唱票结束时人们突然发现，新一届的工会主席在坐椅上已悄悄离世。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后，编辑部有人担心《改选》犯忌，建议撤下。主持编务的李清泉坚持不作墙头草，保留该篇小说。
杂志刊行后，三篇小说均遭挞伐，三位作者都被打成了右派。李国文更被定为“极右派”，送去劳改。李清泉也成了大右派。上级从外交部调来俞林接替《人民文学》编务。谁料9月间外交部突然通知杂志社说，俞林曾经攻击肃反运动，已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农村劳改。
全国的报纸、期刊一齐搜索来稿，效率极高。鸣放时，武汉海军第一预备学校教员毛西旁曾给文汇报社写过一封信，表示赞成“自由办报”。文汇报将其稿件转给武汉海校，他便被揪出来，送到北大荒农场去了。
《甘肃日报》社记者王景超，写了本长篇小说。审稿的领导只看了提纲目录，就认定小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将他打成了右派。王景超被送夹边沟劳改农场，两年后死在那里。
诗人王昌耀，十四岁时参军，在部队文工团拉二胡。在朝鲜战场受重伤后作为残废军人归国。他报名去西北，在青海省文联做专业作家。反右时，他的诗集《花儿与少女》即将出版。可是，诗集中有两首诗突然被查出“有毒”，诗集即被扼杀。他愤而向文联辞职。次日，其辞职书被附以“向党要挟，气焰嚣张”的评语，抄成大字报贴出。他成了右派，送到高原劳动改造，旋因与青海日报社的右派难友交谈，被视为违反劳改规定，由监管民兵绑送湟源县公安局，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新中国”成立后，诗人公刘从香港回国参军。肃反时，被关押审查期间，他曾把腰带勒在脖子上，企图自杀，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黄宗江救下。如今搜索右派，肃反对象首当其冲。他一年前写的《怀古》诗被搜索出来。诗本为宋代诗人陆游之遭遇感叹，但其中有“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气”这样的文字。党认为他想“用这一类恶毒字眼来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一封电报将他从西北戈壁滩召回北京，将右派帽子扣在他头上，送到山西省一个水库工地服苦役去了。
与公刘同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的徐光耀正也没有反党言论。但肃反中审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时，他曾应党组织要求写过一份有关丁玲情况的材料，属“替丁玲翻案”；再是一位老同学曾对他说陈企霞被隔离审查近一年，家庭生活很困难。陈是他们在华北大学文学系学习时的系主任，徐便拿出几百元钱支援陈。这就决定了徐的身份：右派。
用笔名写文章的也难逃罗网。有一天，四川自贡市川剧团党组织接到了上海一家报纸退回的为诗人流沙河鸣不平的两篇稿子。于是党组织着手在剧团内部追查。结果查出用笔名投稿的是九岁登台演戏，十三岁开始发表作品，颇有些天才的魏明伦。本应给他一顶右派帽子。但他才十六岁，未成年，于是党决定：不戴帽子，批判后下放农村。
天津作家何迟写过一个相声段子《统一病》，批评什么都要一刀切，连卖早点、夜宵的铺子，营业时间也得统一。稿子投到《曲艺》杂志，杂志社将稿子寄给中宣部，请党审查。审查结果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何迟是右派。
四川医学院学生会主席宋乃湘兼任校刊编辑，手头有十余份鸣放期间的同学来稿。都是因版面挤而未及刊登的。那是搜索右派分子的最好材料。可是宋乃湘拒绝交出。他毅然将那批稿件烧毁，保护了那十几个同学，自己则被扣上右派帽，劳改去了。
不过，将稿件退回作者的工作部门，供党委去“搜索”，这并不是报纸、期刊的编辑、记者们做的事，因为他们本人就是被“搜索”的对象。《旅行家》杂志社审查已发表的文章的原稿，发现主编彭子冈“常常在原稿上删减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字句或段落”，“特别强调反映社会的阴暗面”，“毁谤祖国”，“向读者灌输反党毒素”。所以她是右派。
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何家栋，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被打成右派。
凡是采访、报导某处的“鸣放”，而党认为那鸣放属于“放毒”，记者或编辑就是右派无疑。如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奉派采访东北工学院的鸣放会，写了一篇《沈阳春讯》发回报社。总编室主任将文章改名为《第一朵迎春花》，于5月24日刊出。过了两个月，那些鸣放者被定为“以民盟右派为核心的反党集团”，“第一朵迎春花”是“向党进攻的第一枪”。殷毅“煽风点火，为右派分子撑腰”，也是右派。
光明日报女记者徐颖写过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的鸣放报导，是“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也算右派。光明日报社派到各地去采访鸣放消息的记者，“以及在报社内部鸣放而获罪者，总数达二十余人，约占编辑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五。”
凡事都有例外。采访右派鸣放者的记者不都是右派。
人民日报号召反击右派后，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教授王泽汉突然受到黑龙江日报记者的采访。采访记录未经王本人过目，第二天便见了报。哈工大根据记者整理发表的言论，将王定为该校第一号右派，而那位记者却平安无事。22年后，王教授找到当年那位记者，想要弄清真相。记者坦率相告，上面交给他到哈工大采访的任务，目的就是制造一个右派以推动反右运动。王是九三学社哈工大支部的负责人，又参加过国民党，故被选中。记者奉命采访时，王的右派帽子已经备好。记者奉命行事，当然不会因为报道右派的言论而入罪了。
4月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曾被毛泽东骂为“按兵不动”、“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毛泽东一度打算撤邓拓的职。【5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节日焰火时，陆定一奉命把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叫到城楼边上人少的地方，说中央已经决定调换邓拓，问胡愿不愿接替邓拓的工作。由于胡坚决表示难于担当重任，邓拓才又当了一阵总编辑。】因邓拓对鸣放较为节制，人民日报的右派不算太多，仅三十名。为此，邓拓欣慰地说：“现在看来，当初按兵不动还是对的。”他悄悄地对胡绩伟说：“好歹人民日报没有象文汇报、光明日报那样大鸣大放……”
光明日报、文汇报都被打成“右派”报纸，两家报社的总编辑储安平、徐铸成都成了“大右派”。据胡绩伟说：“因鸣放得好而又受到毛泽东赞扬的《中国青年报》，四个正副总编辑，三个当了右派，一个被撤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中青报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了。”
不久前还被毛泽东夸奖“放得好”的上海文汇报，百人左右的编辑部有三十多人落了网。记者范琰采访四川诗人流沙河后写过一篇报导。流沙河是毛泽东钦定的右派，范琰也是右派。
毛泽东曾夸奖过文汇报的文化副刊办得好，而今文化副刊编辑黄嘉音也成了右派。他的右派言论有“人事档案是一垛墙”，主张“开放人才自由市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地位应该一致”，等等。
文汇报驻京记者刘光华，因发表《北京大学“民主墙”》而入罪。他被指“心怀恶意，积极的要宣传北大民主墙，以便向各处点火。”在批斗他时，他的未发表的文章也被拿出来批判。他抗拒不服，进而成为“极右分子”。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十名采访编辑人员，七个是右派，两个“中右分子”。幸免者仅吴闻一人，不过吴的丈夫也是个右派。
在那“帮助党整风”的一个月中，一般人都做不到一言不发。连起先声明“坚决不跳”的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潘光旦，还是忍不住说了些“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社会学可以培养党政人才”之类的话。他成为右派，就此被剥夺了教职。
北大朱光潜教授，前几年吃足了苦头，整风时坚决不开口，结果平安无事。沈从文早已离开北大，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文物打交道。反右高潮中，他发表文章《我拥护人民的反右派》，谈及其新工作说：“目下作的事情，也远比过去我写点那种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人民有实用……（有人）以为我几年来不写文章，就是受了委屈，憋在心里待放……右派分子的算盘，打在我这样一个人身上，就弄错了。”当局因此放了他一马。
直到三十年后，沈从文才向外界透露其真实处境：他在博物馆写文物标签、当讲解员，“名义上是研究员，事实上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说明员……为各方面打打杂，过了三十年。”
也有一些人，例如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为聪明或滑头，从网眼里滑了出来，躲过一劫。据他后来回忆，整风时文联开会鸣放，戏剧家吴祖光发表导致其入网的言论之后，他接着发言。他心知共产党斗了28年始执掌政权，决不肯与人分享，便避重就轻，讲自己有职无权，正好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搞创作；又说文艺界人士不该过分集中于京沪两地等无关痛痒的话，因此安然过关。
但是，也有人真正一言不发，却还是当上了右派。
画家刘海粟曾对女画家李媛说：“今天西画引进中国，只有你与我为先驱。”三十年代，李媛应聘到马来亚执教。她心系祖国，1941年曾将募得的万元金币托人带回重庆支持祖国抗战。老友徐悲鸿到南洋举办抗日筹赈画展时，为她的画集取名《青萍画集》，从此她改名李青萍。1950年中共举办建国后首次艺术展，陈列画作的众多画家中，她是唯一的女性。由于1952年因“特务嫌疑”被抓进牢房关了一年多，鸣放时她一言未发。但是全国各地都在“从阴暗的角落里挖”右派，沉默即意味着“对抗运动”，她成了“极右分子”。从此，“中国艺坛一娇娜”【在东京办画展时日本画坛对她的评语】便成了湖北江陵的一个贱民。她靠拣破烂、糊纸盒、卖棒冰为生，无钱买颜料，仅靠从荆州师范学校的垃圾桶里拣得的废弃颜料瓶中挖出一点颜料，继续作画。
诗人、文学家聂绀弩，二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共。鸣放时他未曾鸣一字、放一语。但其妻周颖正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其发言中有“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扩大化”等内容，党嘱她整理成文，并以此为罪证将她打成右派。党又指其发言稿曾经聂修改。周将发言稿交出，以示夫君不曾批改。但“幕后策划”也有罪，所以聂绀弩也是右派。
“右”不怕多，一“挖”就灵。“挖”法各异，从鸣放会的记录稿里挖掘反动言论太一般。值得一提的是从旧报纸上“挖”出的右派。
整风时，一贯紧跟苏联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骂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中共一反常态，令人民日报用两版的篇幅刊登了铁托的一份演讲文稿。因难得一见，有人仔细阅读这份文字，并在某些段落用笔画上了杠杠道道。而今旧报纸竟被挖出，划道道者被指赞成南共纲领，按上“赞美修正主义者，丑化我国社会主义”的罪名，扣上帽子送去劳改。
“思想界线”虽然看不见，也是可以挖的。粮食部老职员陆史一年近古稀，辛亥革命前加入过同盟会、二十年代做过江苏水利局长、写过专着《中国工役史》。鸣放时他抱定主意一言不发，不写一张大字报，可还是没逃脱右派帽子，因为他“追随章乃器，不和章乃器划清思想界线。”
你不发言无妨，你的行为会透露你的思想。
大革命时代投笔从戎的胡兰畦，在德国加入共产党，一度在柏林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而遭逮捕，经宋庆龄、鲁迅向德国驻上海领事抗议而获释。后长期在香港为中共从事统战工作。鸣放时她并未开口，仅仅去老朋友章伯钧家看望过他，而章是头号右派，所以她也就成了右派。
抗战期间的1941年底，中美两国政府决定，除以空运方式把物资运到中国外，由美方提供筑路机械和物资，修复被日军炸坏的中国唯一对外通道滇湎公路。工程师李温平是工程中方负责人。1944年，鉴于中印间“驼峰航线”之漫长而艰难，中美秘密商定再修建一条中印公路，使盟军的援助物资得以从印度经陆路运抵昆明。李温平又被委派与美军合作，修建中印公路。1945年1月，中美双方筑路人员在湎甸会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向李温平頒发了两枚勋章，美国总统杜鲁门也頒发了一枚自由勋章。他因忙于抢修黔桂公路而未及赴美领取。国民党败退台湾前，要求时任第一机械筑路总队队长的李温平将所有重型机械运往台湾，而他却悉数保管，连同总队的财产美鈔、黄金全部移交给了中共。
反右时，李温平是建筑科学研究院某研究室副总工程师。虽无右派言论，却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联络人，章伯鈞宴请工程界人士时，受邀者的名单是他提出的。人民日报发文《在章伯鈞直接指挥下，李温平在工程界搗乱》，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到黑龙江兴凱湖劳改农场去了。
直到1984年他才获准赴美，领取那枚睽违已久的自由勋章。
这次鸣放你或许没有问题，可是还有旧账。三十年代曾被誉为“闪耀在西南天角的诗星”的罗铁鹰反右前不久刚从云南省文联调到昆明师范学院任教授。在师范学院他没有右派言论，可是云南文联认为根据其以往的表现，他应该是右派。于是他便从师范学院去了劳改农场。
一年前，清华大学建筑系英若聪等三位助教都是研究生毕业，比本科生多读了两年书。他们觉得和本科毕业生拿一样的工资不公平，曾到党委去请愿。现在老账新算，把他们都打成了右派。
人嘴虽闭着，政治态度却闭不上。河南省文艺月刊《奔流》7月号，不仅没有刊登一篇批判右派的文章，反而登载了右派诗人李白凤的《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所以主编苏金伞也是右派。
在北京大学，谁在大字报栏前读后来成了右派的人写的文章时点过头，就是“点头右派”。谁看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摇了头，那立场也就一目了然，是为“摇头右派”。
年初邓小平到清华大学做报告时，用词凌厉，不少学生退场。校长蒋南翔认为是对总书记大不敬，站起呵斥：”你们对小平同志什么态度？小平同志也是留学生……”但还是有学生退场。事过半年，搜索右派，当时退场者多被搜索出来，成了右派。
查日记是个每试皆灵的法子。北京地质学院学生臧孝安，平素话就不多，鸣放期间更是沉默。党支部强令他交出日记本，从中找出几句话，将他定为右派。过后，党支部下令所有右派嫌疑交出日记，据此一一定为右派。
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二年级读书的韩桂良的日记里有对苏联和国內某些情况不满意的言词，不知怎么被他所属的留学生党支部发现，发动该校中国留学生开了几天的会斗争他，上报大使馆后将他定为右派，与另外三名也被划为右派的中国留学生一起遣送回国。回国后不准许在学校读书，也不许找工作，行动由当地公安派出所管制。
中国科学院青年俄文翻译徐志国的日记被收进《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汇编》，整整六页。清华大学学生何宝珠的日记也被抄出，冠以“毒蛇的唾液”公布于众：
党在认为党的一切政策、措施、观点思想均是正确的情况下来检查错误，显然这是极可笑的做法。
即使十颗子弹穿透了我的脑袋……我也不会说出一句“我错了”。
喊某个人万岁在我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我对他有一定的评价。
今天校广播台的广播中说：“苏联的科学水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是任何国家不能比拟的。”据我看这些话太可笑、太骗人、太不合乎事实了。
毛泽东鼓动鸣放时，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表过态，说是没有政治错误。反右时王蒙被批判，刘少奇特意找来这篇小说，读后让夫人王光美打电话给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说王蒙不应划为右派。据安的秘书陆沅回忆：“安子文完全同意刘的意见并向有关方面作了传达。但是后来不知怎么阴差阳错，还是把王蒙划为右派分子了。”
陆沅有所不知，王蒙入网实际是日记惹的祸。他被批判时交出了日记，其中有“英国有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中国连这个也没有”一类的话，那是十足的右派言论，当然谁也救不了他了。
搜查信件也是个好办法。文汇报社长徐铸成的办公桌被撬开，来往信件都被收去搜索了一番。9月3日，光明日报将搜查所得的罗隆基等人的信件冠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作为其“罪恶活动”的证据公诸天下。自然，这技术倒不算新，早在两年前就对“胡风分子”用过了。
鸣放时，复旦大学数学系学生李治章在报上读到本校教授舒宗侨的文章，写了一封信给舒表示敬意。舒被定为右派后，李的信被抄出，成为反党证据。李被扣上右派帽子，送安徽白茅岭农场【属上海公安局管辖】“劳动教养”。
正在苏联攻读数学的留学生曾肯成听说人民日报点名说许良英是党的叛徒，给国内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说对许成为右派想不通。那封信里的话不知怎么被党知道了，立刻将他召回国，给了他一顶右派帽子。
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新生杨万才，买了一本华东师范大学许杰教授的文集，写信去请教一个问题，许回了信。名教授给大学新生回信之事一度在同学间传为美谈。但没过几天，许被“揪出来”了，而且是个“大右派”，从未鸣一字放一语、与许教授也未见过一面的杨万才竟成“右派分子的喽罗”，被扣上右派帽子，流放到新疆伊犁劳改去了。
杨万才的父亲是黄包车夫出身的汽车司机，真正的无产阶级。他见号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把刚进大学门的儿子“充军”到新疆，绝望地糟塌自己，慢性自杀死去。杨母也服毒自杀。二十九年后，杨、许渡尽劫波，居然还都活着。杨又给那未曾见过面的老教授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劳动、折磨、牛马不如的待遇，几次险遭不测；挖地、放羊、采石、赶车……但我坚强地要活下去，心底深处，盼望有朝一日，能雪耻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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