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人民日社论《这是为什么？》说，中共将继续“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可是“言者无罪”消失了。这是一个质的转变。你的批评是否善意由党决定，你是否无罪自然也由党决定。
可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交待呢？6月底，郭沫若以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面为党辩护：“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毛泽东不宣布“言者无罪”作废，只说：
（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至于那“行动”，唯一词而已：“放毒”。当时的一幅漫画将这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瞪大了眼，手握一只贴着“毒”字的瓶子，正在往桌上的药罐里倒，药罐上写着“给共产党口服良药”。从此，欲指某人为右派，只要说他“放毒”就行了。
对于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其事地宣布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该怎么说呢？党的答覆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宪法规定每个中国公民都有言论出版自由。但是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自由，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宪法规定人民有出版言论自由，并沒有规定人民的敌人有出版言论的自由。
大公报记者尤在是重庆人。在报社內的一次鸣放会上，他把在四川采访的见闻归纳为：“言论不自由，人权无保障，社会地位不平等。”因此是个右派。
自然，抓右派是有标准的。党宣布：凡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该“划分”为“右派分子”。按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的说法：“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所以，在这些地方，右派都是一堆一堆地抓。
6月8日反右号角已经吹响，感觉迟鈍的曾昭伦和钱伟长等，还按原计划在6月9日召开会议，决定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并商定由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担任第一个即将恢复的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如今中共正式答复道：“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在根本上说来，是反科学的。”“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打开复辟的道路也就是为了资本主义打开复辟的道路”。凡主张恢复社会学系的都成了右派。
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在鸣放时，曾说：“国家资料保密制度太严、太广、太死，以至经济学者无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有些外贸资料，在外国杂志上发表了，而我国经济学者反而看不到。”现在党答复说：沈志远“为反革命分子破坏国家机密敞开大门，有意破坏党的威信，反对党对经济科学工作的领导”。沈志远还呼吁过“开放聘用人才的自由市场”，让投闲置散的旧中国经济界人才归队。现在党告訴他：那“都是一些沒有很好改造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人”，你主张聘用他们是“为了招兵买马”，“为了恢复资产阶级经济学，从而为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铺平道路”，所以你是个大右派。
北大经济系教授陈振汉认为1952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以后，“经济学可有可无，可以说沒有”，“教的不是我们从前的科学……只是斯大林的语录，斯大林的话是主要內容，只是替大人物做注解说明，作为一门学问似乎不象”。他和经济系另两位教授徐毓旃、罗志如，以及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巫宝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宁嘉风，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联名起草了一份《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大致內容是：“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多数经济学家只是替政府宣传解释政策”，“我们不能从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是“敝屣就要摒弃”。
该文正在学者中传阅，反右已开始，结果未及发表就成了“经济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党说这篇文章对党“进行了兇恶的攻击和污蔑”，所以六个人全都是右派。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又出面说话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体现着客观规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又是一回事。这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是绝对不能混淆的”。至于谁个踩线，谁个过线，由党来裁决。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社会科学院前身】的44名学者，就这样成了右派。
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韩德培于二次大战结束后自美国归来。行前他曾对朋友说：当年陈独秀先生首先提出打破北洋军阀专制主义的特权人治，主张尊重民权、法治、平等精神；李大钊也曾提出“国之存也，存于法……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法制强国希望在他们。归国后，他在武汉大学执教。国共內战期间，他曾作为学校教授会的代表走进汉口警备司令部，为被捕学生辩护。学生获释后，他暗地对学生说：“到解放区去吧！”如今全国都成了“解放区”，党说他企图“利用法律武器和党对抗”，把他打成了右派。
南朝丹阳人陶弘景【公元452-536】隐居茅山，人称“山中宰相”；武汉大学在珞伽山，韩德培被指为珞伽山的右派“宰相”。武大法律系成了右派窝而被撤销。教授们被送到关押犯人的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教宪法的喂猪，教民法的剃头，教刑法的烧火，教法理的放牛……
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章伯钧曾提出：中共说要与各党派“互相监督”，而“互相监督要广开言论之路，这就要有园地，要有地方出版。”他提议由知识分子组织出版合作社，并由国家货款来扶持。当时不少人主张由作家、编辑自行结合办“同人出版社”。其中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主张国营出版社和私营出版社并存、竞争。他还主张“成立出版协会，作为出版界群众性的组织，也就是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现在这些都成了右派言论。
其实，周扬在1956年11月的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也说过“可以考虑允许办同仁刊物”。所以钟惦斐不服，说“怎么他说了可以，我说了就不行？”他不服不管用。人民日报告诉钟惦斐们：
右派分子要改变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倡大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他们是为着夺取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
这样，出版界的右派就论把抓了。
贵州人民出版社钱革等七名编辑，筹划办一个名为《文学青年》的杂志，与官办的期刊《山花》唱对台戏，全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积极准备出版反动刊物”。
青海省文联、青海日报二十余人提议改组《青海湖》杂志，或者自筹资金另办《夜莺之友》。党说他们“妄想在文艺界造反”，全都是右派。《青海湖》编辑、撒拉族青年韩秋夫为此蹲了23年大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顾学颉、李易、舒芜等筹备出版古典文学研究刊物《艺文志》，如今被指为“同党所领导的古典文学研究刊物唱对台戏”而全成了右派。该社副社长曾彦修也是右派，罪名则是“否定党对出版社的领导”，“追求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
副总理谭震林5月初到湖南透露中共将允许党外人士办报的消息后，新湖南报编辑唐荫荪即联络钟叔河等4位编辑，谈了编辑同人办一份报纸的打算。他们仅有打算而无行动，却也够“共同密谋开办同人报”之罪了。5个人都成了右派。
其实，从《新民报》怎样从中国消失，这些文化人就应丢掉独立办刊物的幻想，不该一听说中共答应给自由就昏了头。
1948年冬，国民政府建议同时发行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版的新民报迁台湾或开辟台湾版。但报社老板陈铭德与夫人邓季惺匿往香港，北上投共。然中共将其报纸全部接收，改成了党报；换给他们两个闲差：北京社会福利事业局及民政局的副局长。鸣放时，陈曾提议允许报刊同人独立办报。反右开始后他明白自己犯了大忌，赶紧在人民日报发文“声明撤回这一建议”。但泼水难收。夫妇皆成右派。
鸣放时，有些人对出版业学习苏联，出版、印刷、发行三家独立表示异议，主张恢复过去的做法，三位一体。现在党宣布：
在出版方面要不要学苏联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说首先要向苏联学习，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右派分子说，不要向苏联学习，因为苏联的“机构和制度都是落后的”，苏联什么都没有，只有教条主义。
所以，凡主张出版、印刷、发行联合营业的人都是右派。
6月初，高教界的民盟成员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刚完成一份《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其要点是：
我们不同意党和民主党派退出学校……相反，我们认为学校的党正应加强领导，民主党派正应加强活动。
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教授治校的提法，颇有和党的领导对立的意味……如果强调教授治校，则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都忽视了。
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成员包括教务方面的负责人，系主任，教授副教授的代表，讲师、助教的代表。
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议，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这个决议第二次再被通过的时候，则决议仍必须执行。
现在，党宣布：他们抛出这份“建议”，“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将他们全部打成右派。
科学界的民盟成员曾昭伦、钱伟长，以及数学家华罗庚、生物学家童第周、经济学家千家驹等也刚完成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意见书无涉政治，仅提出“应改变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态度”，“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等意见。可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称之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并当场责问曾昭伦“身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为什么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
参与起草者本都应划为右派，但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千家驹打招呼说，华、童、千若与他人划清界线即可免罪。时童第周在青岛，华、千即打电话给童，说将在光明日报发表《我们也被右派利用了一次》，把起草《意见》之事推到曾、钱两人身上。童不明所以，说：“我们的意见书，没有什么错误呵，为什么要否认呢？”华、千告以实情后，童同意照办。三人在全国人大的讲台上谎称“右派分子们……假借了我们的名义提出了这篇荒谬文件，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于是三人都过了关。自然，代价是要付的，那就是良心的折磨。
大公报总编辑兼报社党组书记袁毓明“无耻反党”，成了右派。报社社长王芸生则因毛泽东说要保，由陆定一指使作检查后过了关。但他必须公开表态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毛主席指示给我们的六项政治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立场。”他还得攻击老朋友，说储安平“耍种种花样，来破坏这六项标准”，徐铸成“加入章罗联盟一伙闹资本主义复辟”，“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老朋友而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从此染上了糖尿病。”
既然“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人口学专家的职责自然就是宣传党的人口政策。当时的情况是，地广人稀的苏联鼓励生育，生得多的便是“英雄母亲”。而中国人多地少，却也追随苏联老大哥，鼓励生育，奖励“英雄妈妈”。致使中国本已存在的人口问题日益严重。
实际上，毛泽东从农村来，鄙于了解近代社会的发展，又一贯鄙薄脑力劳动者，自然就为“人多好办事”的思想所左右。早在进城执政前，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他虽说过政府要有“计划生育部”，为了鼓励鸣放，他也就计划生育的发过些议论，如“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但他从没把计划生育当作一回事。他相信人越多热气越高、越好办事。只要人多，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还这么说：
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
吴景超曾写过《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和《展开人口问题的研究》，指出人口膨脹的危险，所以，毛泽东点名骂他：
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1956年的国庆宴会上，周恩来曾邀请吴景超到首席桌入座。现在，吴被批为“鼓吹马尔薩斯人口学说”，“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进攻“马列主义科学领域”，成了全国一致声讨的“大右派”。他被降级、降薪，剥夺教职。检讨、批判沒完沒了，直到1968年死于文化革命的批斗之中。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一个希望用二十亿条生命去换取“资本主义全部消灭”的人，不可能对控制人口感兴趣。马寅初是必须拔掉的钉子。“我跟他是同志”不过是戏言。在北大党委策划下，校园內贴出九千多张大字报围剿马寅初，说他“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搞垮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北大校园贴满了大字报，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臥室里，都贴了大字报。
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也指斥节制人口的主张“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宣称“人越多，就越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8年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报告，睨视旁边的马寅初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薩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薩斯的马”。
8月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又说：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是人少，不是人多了。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不成问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
北京大学党委曾经拟定马寅初为右派，统战部向周恩来请示时，周说马“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周找马寅初谈话，对马说：“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
马寅初不愿接受周的说项。他在给《北京大学校刊》的文章里加了一段话，表示对周的歉意：“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1959年秋，他在交给《新建设》杂志社的一篇文稿里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毛泽东看了马的文章后，向秘书口授道：
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辞职。北大党委将他定成“内控右派”，并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从此，他再也找不到一处发表意见的地方。他只能在家里叹息：“我如有一块阵地多好哇！”
这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1945年，专家们在重庆制定人口政策时，没想到战后又来了个内战，政策未得执行，更没料到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执政者的无知和专横，人口节制又被推迟了二十多年。
“错批一人，多生三亿。”这三亿人口成了中国的沉重负担，使今后十代、八代的子孙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备考：1983年，中国隆重办了个”学习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座谈会，称“计划生育是毛泽东同志人口思想的核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的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创举”。与会者称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口问题方面的贡献”，指斥“把毛泽东同志同马寅初对立起来，是不符历史事实的”。】
北京大学女学生林昭曾到共青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监狱）去，良知何在？”
林昭的质问自有其道理，但蔡元培向政府交涉时不必担心自己会被按上什么罪名。毕竟得当局对蔡元培退让三分，其保释才能成功。
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能成功保护学生，也与国民党尊重教授、学者有关。1936年2月26日深夜，三千军警进入清华大学搜捕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之前，梅贻琦在家中紧急召集叶启荪、陈岱荪、冯友兰、张奚若、叶公超等教授商议保护学生的对策。军警查到冯友兰家时，问：“冯先生，你家藏了学生没有？”冯答：”没有。”军警们便客气地离去。其实，姚依林等就躲在冯家，只要进屋，两分钟就能搜出来。
四十年代的北大校长胡适，也常为保释被捕的学生张罗，运用其影响力请国民党要员释放学生。
1947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准备游行，市长吴国桢派警察包围了学校。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与宗教界人士赶到交大，签字作保，迫使吴释放学生。次年1月，同济大学学生罢课，圣约翰的同学前去声援，被军警包围。涂先后到同济大学、警察局和提篮桥监狱，将被捕的学生一一保了出来。
中共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新政要的眼中，蔡元培、梅贻琦、胡适、涂羽卿都是反动派。蔡已故，梅、胡去了台湾。涂羽卿的夫人Muriel Hoopes是美国人，“三反”运动中涂被指“与美帝国主义有不可告人的关系”而成为“大老虎”，被斗得痛不欲生。他在跳楼之际被夫人拉住，方免一死。
肃反时，各校学生教员成百地被无端关押，的确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出头奔走、呼吁。须知校长们也有其难处。连校长都纷纷中箭落马，还会有谁去救学生？
原复旦大学校长、教育学专家章益也曾多次保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师生。中共进入上海前夕，国民政府令复旦南迁，他拒不迁校，并组织护校委员会，将学校完好地交给了中共。但中共不让他再当校长，也不让他干教育学，只让他教外文。如今把他也打成了右派。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1946年任贵阳医学院院长时曾“以身家性命，力保”被捕学生林敦英，并安排林在校当实验员，使其完成学业。如今李宗恩也被揪了出来。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参加了批判他和协和医院院长李克鸿的大会后向毛汇报，说大会批判他们向党争三权【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毛笑着说：“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人民日报则宣布：李宗恩“从章伯钧手中接受圣旨兵符”， “在西药界挂帅”，“和党争夺医学界的领导权”，是医学界的头号右派。
河南农学院院长吴绍骙批评过河南省的党政领导“把群众路线当成灵丹妙药，认为知识分子的科学放狗屁”，而今自然是右派。二十年代一度加入中共的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过“高等学校因为有了党委制，才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学校、工厂要取消党委制。”，所以是右派。贵阳医学院院长张舒鳞曾说肃反“惨无人道、丧尽天良”，又“违抗省卫生厅的领导”，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4月28日，毛泽东关于学校党委制的谈话成了“章伯钧、罗隆基的捏造”。浙江当局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文联主席宋云彬“传达章、罗捏造的材料”，说” “毛主席说‘我提议，首先撤销学校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在浙江闹得大专院校黑云乱翻”，“妄想将中共党委赶出学校。”当然也是右派了。
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陈新民，五四年自美归国，回母校任教。1956年，中共请他去中南矿冶学院当院长。因在新湖南报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唯经典论”、“唯苏联论”、“唯成份论”、“唯鬼神论”，他便成了“要和共产党争权夺势”的“右派在学院的代理人”。
打成右派的大学副校长就多了：山东大学陆侃如，东北工学院张立吾，河南医学院张静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庞熏琴、四川大学潘文炳，四川财经学院曾庶凡，甘肃工业大学王佑民，兰州大学陈时伟等。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陈霭民是陈新民之胞妹，比其兄晚两年毕业于清华。她也成为右派，被送到东北边陲的劳改农场去了。
还有部长。除我国实验化学的奠基人曾昭伦外，著述甚丰的学者、教育部副部长柳湜也是右派。另一位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曾鸣放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储安平作了那个“党天下”的发言后，他又私下对人说“今天的发言储安平最好”，此话被揭发，他就逃不脱了。
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讲师李畅、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演出队队长赵森林、总政治部歌舞团舞台设计师刘世彩谋划成立一个“舞台美术设计公司”，因而被指为“企图这样来篡夺舞台美术界的领导权，脱离党的领导”，成了“右派小集团”。在这罪名之外，李畅另有一罪：“李畅是大汉奸李鸿章的后代。”
李畅与李鸿章隔了几代尚且有罪，不隔代的罪就更大了。
中共打进北京前，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家。儿子胡思杜拒绝随行，留在了大陆。中共执政不久，胡思杜曾在报刊发表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称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表示与乃父“划分敌我”。反右中，人民日报说：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并特别注明胡思杜是“胡适的儿子”。胡被押送农场劳改，一个月后自缢身死。
除了胡思杜，文化名人的子女被打成右派的甚多。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报界闻人俞颂华之子俞彪文，曾任职于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国民党撤退台湾时，他拒绝随上司而去，却到了北京。他参与组建的中国保险总公司将他打成右派后，从家居宿舍的四楼跳下，死时仅三十出头。
抗战期间在印度尼西亚被日本人杀害的名作家郁达夫的两个儿子郁飞、郁天明都是右派。郁飞入狱多年，郁天明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打成右派后，送农场劳改。五年后郁氏旧居被邻居锅炉炸塌，郁达夫遗孀【郁天明生母】几乎丧生瓦砾，郁天明才获准离开劳改农场。
1948年底，中共的部队刚包围北京城，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决定南下，三番五次地劝说正在北京大学念法律的女儿梁文茜同行。但梁文茜决心留下，为将来的新政府服务。她把父亲和弟弟妹妹送上了火车。1950年，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法官。如今也落网成了一名右派。
此外，沈从文在北京工业学院工作的儿子沈龙朱；已故台湾大学校长许寿裳的女儿许世玮；民初国民政府总理李根源的儿子、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李希泌等，也都是右派。
名画家徐悲鸿的儿子徐伯阳中学一毕业就响应国民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军到缅甸前线抗日。胜利后从事音乐工作。反右中，音乐研究所将他打成右派。二十多年后，他生母蒋碧薇在台湾去世，当局鉴于他的特殊身份，特准他离开大陆。在香港，记者问他怎么会成右派时，他这样说：“因两句话便可入罪，谁能避免？……如果鲁迅在，恐怕也逃不了。”
鲁迅若在世，会不会成为右派？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三十多位文化、电影界人士，市委书记柯庆施等作陪。在场者中有一位罗稷南。罗曾任原国民党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造反，派罗赴瑞金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协定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他。毛入座后对照名单扫视会场，发现了他。两人聊了起来。
忽然，罗稷南向毛发问：“假如鲁迅先生活着的话，现在会怎么样？”
“鲁迅么──”毛爽朗地答道：“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识大体”者，“识时务”也。倘若鲁迅活到中共建政、活到1957年，会如郭沫若那般识时务，“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么？如果他不“识大体”，不加入反右大合唱，或者如当年抨击国民党那样抨击中共，毛泽东会把他“关进牢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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