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5、6月之交，人民日报虽继续刊登对中共的批评，不加反驳，嗅觉灵敏的人们还是觉察出了鸣放者与中共之间的紧张气氛。他们隐隐感到不安，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北大傅鹰教授对文汇报记者说：“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北师大教授顾执中也希望中共能听进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
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陈铭德也觉得鸣放的空气似乎在变。他认为“还要鼓励大鸣大放……不可能每个意见都完全正确。因此，也不要忙于批评，泼凉水”。
上海叶元龙教授在市委召开的会议上表示了类似的担心：“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鸣的时候，就一枪开过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川剧作家范朴斋想消弥、化解鸣放者与中共之间的紧张气氛，发表文章说：
今天全国鸣放，使大家发泄一下，把肚子里的闷气吐了，将会更主动地发挥出他们的热情和潜力，使国家事务得到更多的好处。否则郁塞更久，问题更大。我们知道哑子打人格外手重，就因为他平时一肚子闷气骂不出来。既然郁闷很久，一旦倾吐，难免感情激动，说得尖锐一些，这也是情理中应有的事。[[1]]
这时，八旬老翁、江苏古文家冒广生赴京省亲访旧，外交部长陈毅闻知，前往探望。交谈间，冒氏谈了若干看法：
既曰争鸣，又曰百家，那就人各异鸣，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不能只允许肯定，亦不能不允许否定。
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
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
陈毅以为冒的意见值得写下，并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
可是，在这之前，毛泽东已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人民日报已悄悄开始变调。
6月6日，人民日报发文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
当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冒广生的短文。毛读到此文，便让周恩来安排接冒广生、冒舒諲父子到其中南海住处相见【李维汉、胡乔木、吴冷西作陪】。二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毛：老先生讲的好啊！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
毛：“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送冒广生出门时，毛忽然停步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冒略一思索，答：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几只虱子所苦。虱子虽小，害莫大焉，请务必提防！
毛表情严肃，右手搭在胸口说：讲得好哇！我一定牢记在心上。[[1]]
冒氏不知道的是，毛的目标根本不在“几只虱子”。他与冒老告别那一幕，仅是演戏而已。两天后，空前的灾难即落到中国知识分子头上，连冒老的儿子冒舒諲也没逃脱。
也是6月6日，文汇报登载了一篇小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是姚文元。大意是：毛泽东日前接见共青团代表，解放日报用特大的铅字放在第一条报导。“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姚特别声明：关于其见解，他“不想说”。为什么不想说？“也不想说”。
姚文元是上海一家杂志《文艺月报》的编辑，5月间刚调到上海作协整风办公室。他与解放日报社长张春桥相识，而张是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亲信。由于张透消息说，对右派的反击即将开始，文汇报将是首批目标。姚遂闻风而动，漏夜爬格子，写了这篇言之无物的文章。[[1]]
毛泽东发现这篇无聊短文，即通知人民日报转载，并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文，夸奖姚“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是一篇好文章”。从此，毛将姚视作左派和文字狱的讼棍，使用了近二十年。后来，姚、张二人在文革中成为暴发户，究其渊源，竟是这篇文痞式的豆腐干文章。
6月5日，曾昭伦、钱伟长、费孝通等在章伯钧处谈论高等学校的情况。“三位教授一致认为局面严重，随时可以发生大游行，假使处理不妥当，学生若是和市民联合起来，也有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章伯钧和史良决定再约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三教授和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次日开会。这就是6月6日“六教授会议”。【一说6日的会议是与会者中唯一的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安排的。他通知六位教授开会后，打电话给章伯钧请他出席。[[1]]】据叶笃义回忆：
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做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由于我们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1]]
在这个会上，费孝通说：“共产党已经请别人大鸣大放了，此时不能收，收就会失去民心”。钱伟长说：“共产党有三百万大兵，掌握局面是有把握的。但如果大学生出来游行，到了必须派兵禁止的时候，同样也会失去民心”。曾昭伦也认为，如果学生上街和市民联在一起，事情就不好办。[[1]]他们一厢情愿地约请周恩来共同商讨如何平抚学生的情绪。而此时，周正等待毛泽东发布反右号令，根本不理睬他们。叶笃义回忆道：“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周的回音），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了”。
6月6日还有个卢郁文“匿名信”事件。卢在当日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人民日报发表《卢郁文提醒大家，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想法》后，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如果共产党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几年后公安机关查出匿名信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杨秉功，以“反革命”的罪名将其逮捕。】
6月6日当天，毛泽东读到了卢郁文的讲话，决定借此揭开反右斗争序幕。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匿名信的部分内容，并宣布“共产党的领导不容动摇，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
8日，人民日报发表按毛泽东的指示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同日，毛泽东起草发给全党《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郑重宣布：
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使，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1]]
有一种说法，谓毛泽东本欲接纳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在鸣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转而决定反击。这与事实不符。这里不妨列一张时间表：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反复修改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放手鼓励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5月4日：毛泽东写下《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说要“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对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1]]
5月15日：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说明之所以允许报纸刊登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5月16日：毛起草《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要全党对批评“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5月20日：毛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说“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这暴露的不够”，“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从5月4日请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到14日指示各级党组织“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右倾分子即右派的言论，其间只有十天。这十天当中，小鸣小放是有，大鸣大放还没出现，更无所谓“毒草”，“出格言论”。
5月14日，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的前1日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鸣放，最出格的也就是批评中共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和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说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离事实上的真正平等还遥远得很”。若说毛泽东听了这些话，就怒不可遏，决定“反击”，那只能说明毛本来就没诚意请人说话。更何况当天的会议迟至晚上九时才开始，结束时已是15日凌晨。可见，在李维汉汇报之前，要各地“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右派言论的指示已经发出，“引蛇出洞”的策略已经有所透露，只不过那时还没人作此形象概括而已。
所有后来被指为“最猖狂”的“右派言论”，都是在5月20日以后在劝说、诱导下“放”出来的：
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第一张鸣放大字报
5月21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设想
5月22日：龙云发表“反苏谬论”，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
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演说抨击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
5月24日：清华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
5月28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同学学习》
5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鸣放发言被篡改为“杀共产党人”见报
6月1日： 储安平抨击中共实行“党天下”
不少对鸣放抱有疑虑、一直在观望的人，最后经不住劝说而搭上鸣放未班车。他们的发言被报纸刊登时，反右已经开始了。
记者陆铿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1949年4月退职，在广州与朋友合作办《天地新闻日报》报。因讽刺节节败退的国民党而入狱数月。到年底中共进城后，又被逮捕，这下关了四年。1955年，周恩来通知云南说，陆铿应是统战对象，于是他成为云南省政协委员，算“民主人士”。呜放时，他不想讲话。省政协秘书长几次找他，说：“你放心吧，陆先生，毛主席早就提出来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陆铿禁不住三顾茅庐，终于在省政府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向中共提出了三条建议：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化敌为友；各大学弃俄语，改学英文；准许民间办报纸。
反右开始后云南日报才刊出陆铿的讲话。刊登其讲话的同时就宣布：“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陆铿揪出来！”斗争了九个月后，以“意图推翻人民政府”罪判了他十年徒刑。 [[1]]
反右风起，北大学生谭天荣没有因而退缩。他批评人民日报说：
人民日报为卢郁文收到匿名恐吓信所发表的社论是煽动人们最卑劣的情绪，正如目前对某些所谓右派的言论进行群起而攻之的做法，像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一样，来转移这次整风的方向。[[1]]
科学院数学所研究人员徐刍也公开表示不赞成反右的做法。他说：
共产党想利用斗争来维持人民的战斗情绪，所以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找人来斗一番……现在反右派是党逼着所谓右派分子的朋友和亲人来斗他，人人自危。[[1]]
风暴乍起，北大中文系教授杨伯峻不知道比以往的运动远为残酷的斗争已经开始，委婉地说：
毛主席两次讲话精神似乎与现在做法不同。储安平是思想问题，“党天下”是从有职无权而来的，也是有根据的。党中央太不宽宏大量……对葛佩琦、储安平驳斥，显得党没有宽容的政治风度。[[1]]
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也坦率发表意见，说：
储安平说“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没有什么不对。 [[1]]
6月10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说是讨论“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实则继续引蛇出洞。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被引了出来。他为储安平辩护，说储氏“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誓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章乃器以己度人，仍然不敢相信鸣放已经结束。他说：“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许良英已看出风向突变。他认为这样做失信于人民：
（人民日报的社论）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了，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1]]
顾执中教授与许良英所见略同。他说：拿鸣放者开刀“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结果，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辱骂“顾执中之流”的社论。[[1]]他不甘受辱，以死抗争。他一头向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劲小，撞成重伤未死。
倒是女同胞有眼力。谭惕吾看出形势不对，6月10日对前去拜访的林希翎说：“我看整风……是一个大策略，是诱敌深入的骗局”。
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工人说话了》。早几天共产党不让工人鸣放，现在让他们说话了。农民也说起话来：“想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拆散农民的集体幸福生活”。在朝鲜战场牺牲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也上了人民日报：“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就要和他拼命！”
就在这一天，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要各地继续发表“民盟”成员的言论，因为“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1]]
辱骂虽不能使人折服，却多少有点威慑作用。从人民日报到各地方报，无一不连篇累牍地刊登用文学语言污辱右派的文章：
《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
《灵魂深处长了浓疮的林希翎》
《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
《一堆垃圾：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程元斟等「骯脏的一群」》
《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设计院总工程师高公润等》
《终于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长、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王毅斋》
《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
《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炸掉章罗联盟在四川的地堡》
《曾昭伦是章罗联盟的军师》
《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
偌大的中国，翻开任何一天的任何一份报纸、任何一份期刊杂志，打开收音机拧到任何一家电台，千篇一律全是这一套文学化了的辱骂。
6月6日曾昭伦等六位教授座谈会上表现的对中共的关心未得好报，毛泽东认定：“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于是“6月6日六教授”被缩写成“六六六”，与当时最毒的杀虫药同名。
毛泽东所说的“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右派被描绘成“披着人皮的豺狼”，到处都在播放新歌《社会主义好》：“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原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一个右派，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
5月25日，毛泽东大幅修改其2月讲话时曾说：“有意压一下再发表”。6月19日，毛泽东将该讲话冠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修改稿与讲话原文“有了明显的差别”【薄一波语】，加进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至是很激烈的”一类的话。[[1]]
修改稿中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同日，毛泽东会见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时重申“六条标准”：
百花齐放就是有利于团结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还有一条──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这算是标准，符合的就是香花，不符合的就是王八蛋。[[1]]
说起来，“六条标准”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次。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八岁的皇子赵煦继位，高太后听政。太后派人到洛阳问司马光何为当务之急。司马光答，通告全国鸣放，帮助朝廷整风。原话是：“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报言。”朝廷接纳司马光的意见，拟了诏书。司马光接了太后送来的诏书文稿，见文内有一段：“若阴有所怀，犯其非分……”共列出六条，“若如此，罚无赦。”译成今日白话，便是“若企图向朝廷的领导权挑战……则要严厉惩罚”。司马光当即表示：“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唯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他上书请求删除那“六条标准”，解除禁区，任人鸣放。太后纳谏，于是朝廷收到了成千的意见书。
当今毛泽东执政，谏言须合君意，“不符合的就是王八蛋。”至此，“鸣放”正式结束。
7月1日，毛泽东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针对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搞阴谋，巧妙地自辩为“阳谋”：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1]]
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汇----“阳谋”。
其实说新也不新，“阳谋”这套玩意早在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中就已经耍过了。当年，毛的副手康生就曾得意洋洋地介绍经验：“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刻反驳，也不加以压制……”那叫“暴露阶段”。[[1]]之后便是抓人、斗争，同1957年的做法一模一样。若当年有人抗议说是阴谋，恐怕1942年毛泽东就会发明“阳谋”这个词了。
“阳谋”的真意，当以毛自己的解释为准：
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让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然后……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辨事。[[1]]
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早先曾对百家争鸣提出异议，被毛泽东指斥为“不让人讲话是专制主义”。反右后再次见到毛时，毛非但没训斥他，反而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说：“你翻身了！”这时，毛才道出当初为什么斥责他：“毒草总是要出来的，不要怕，出来就锄嘛！”[[1]]
“擒贼先擒王”，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声讨的主要是章伯钧、罗隆基等人。
毛泽东说了“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民盟主席沈钧儒立即遵命发表公告，称“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
其实，章、罗都是中共的盟友。章伯钧1922年赴德国途中，结识后来成为中共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不久经朱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来脱离中共，参与组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但他响往民主政制，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民主相结合”。他曾经说过“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1]]
罗隆基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二十年代末自美留学归来。他不是马克思的信徒，曾发表过一篇《论共产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是揭发无余；对将来社会的建造，是全无把握。他的经济理论已成过时黄花。”然而在政治上，章罗二人都支持中共。1941年3月，二人与张澜、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左舜生等将其各自领导的党、会集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其宗旨虽为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但专事对国民党口诛笔伐，为中共造势，立场并不超然。
另一个“大右派”章乃器，也是在国共两党争斗时的中共盟友。抗战初期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时，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并为中共培训了一批财经干部。为此毛泽东曾向他致谢。战后国共内战，国民政府经济濒临破产，有人蒋介石建议起用章为财政部长，蒋叹气道：“我是要用章乃器，可他不为我所用。”1948年底，章氏接受毛的邀请，抛开在香港的产业，秘密北上。他见到颂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以为不妥，建议在“中国”之前加一“新”字。毛接纳其建议，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1955年，章乃器曾提出民主建国会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见。不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着章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现在毛泽东改口了：“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7月8日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他总结道：
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1]]
为了痛打落水狗，民主建国会内的公开和不公开的共产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出版了两本专集，往章乃器身上泼尽了污水。
罗隆基和四十年代在昆明被国民党暗杀的闻一多教授早年是清华大学同学，闻的遗骨迁到北京下葬时，抬骨灰的便是罗隆基和闻一多的长子。如今要搞臭罗，中共将闻的夫人高真搬出来，痛骂罗“想把千百万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的成果据为己有，你们实在太没良心了。”
罗隆基被搞得如此臭，以至人人都可以去侮辱他一番。在一次批判大会上，罗起立回答质问，坐下时却落了空，一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镜也跌落在地，原来有人抽走了他的椅子。在哄堂大笑之中，竟没有一人去搀扶这位已年过花甲的老人。
为了给镇压右派制造口实，陆定一宣称：
右派分子……一面到处高呼要绝对自由，一面高呼杀共产党人。他们要有杀共产党人的绝对自由。这不是明明要来一个反革命复辟么？[[1]]
“杀共产党人”这五个字，是中共享以说明反右之必要的重要根据。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还在说：
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因为）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1]]
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1]]
其实，“杀共产党人”这五个字，是共产党自己造出来的。细查全国的“鸣放”记录，唯一牵涉到一个“杀”字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的鸣放言论。
葛佩琦出身于山东平度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投笔从戎。由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程潜派往河南日占区，组织抗日游击队，不久秘密加入中共。他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并将获取的日伪情报，分别送往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站和程潜的司令部。1942年，他被任命为国军“少将参议”。1946年国共内战前夕，中共派遣他到沈阳，打入东北保安司令部。只因与他单线联络的上级被捕，中共胜利后无人证明其革命历史，他成了“党外人士”。在5月24日学校教师整风座谈会上，他发言的大意是“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1]]可是几天后人民日报刊登他的发言时却窜改成了“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于是葛氏成为最猖狂的右派的代表，全国上下家喻户晓，并被扣以“国民党少将”的罪名判了无期徒刑。[[1]]
批判斗争右派分子，主要力量是“革命群众”。这与当年延安整风时的情况一模一样。当年蒋南翔曾给刘少奇写信，认为“（延安整风）普遍盛行的群众斗争大会”，“无限地发扬了群众的盲目性”，“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成了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1]]如今反右，普遍盛行的还是群众斗争大会。这是毛泽东的法宝。1957年斗争右派分子的大会，就是当年延安群众斗争大会的翻版。群众的喉咙、拳头，迫使右派们一个个低头认了罪。连严厉批评毛泽东的陈铭枢也不得不公布《自我检讨》：“我一生的历史都是丑恶的……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1]]右派的认罪书纷纷被冠以“向人民伏罪”、“请求人民的宽恕”的标题，印在人民日报上，发到全国各地。
反右初，费孝通不察形势之险恶，提醒当局“言者无罪”，要求当局“以理服人”。到6月17日，他就低头认罪了。他揭发“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中共）党员，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新华社发专稿报道：“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他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跟野心分子走。”
起先，文汇报社长徐铸成以为4月间毛泽东刚请他率领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出国，革命不会革到他头上。他在报社编委会上表示：“我们不要做人民日报的应声虫。”可是顶到8月中，他屈服了，交出《我的反党罪行》，并揭发罗隆基“想把上海文汇报从党的领导下拉出来，作为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罗隆基多年的女友，如今被迫与罗划清界线，揭发罗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1]]罗“散布了许多反苏论调，如苏军解放东北时，如何违法乱纪，搬走机器”，“认为苏联对于匈牙利的援助是干涉匈牙利内政。”罗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要比无产阶级专政来得好，因为专政就是独裁，用强力的独裁政治来治理国家，不是长久之计。”
但是，共产党并不认为他们和罗之间有什么界线可划。毛泽东看准了他们的侥幸心理，先利用他们出面将罗搞臭，再将他们同罗扫到一堆去。费孝通、徐铸成、浦熙修等仅比章、罗晚当了几天右派而已。
至于拒绝低头的，则“抗拒从严”，即刻逮捕下狱。
杭州市青年团干部邵奇惠被当作“右派集团的后台”揪出来批斗。他不懂得在大风前折腰，竟然跳起来反驳批判者。他立即被逮捕，剃成光头，成了杭州市监狱第“556号”囚犯。[[1]]
日本归侨郭作扬在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今吉林工业大学】给从德国归来的徐教授作助教，而徐是“大右派”，所以他是“小右派”。郭不服罪，被认为是“抗拒运动”，进了监狱。党告诉他：“这是党给你一个更好的改造自己的条件。”于是他先后在七个监狱和劳改队里改造了21年。
抗战时从海外归国投身八路军的版画家艾岩，在1942年日军扫荡晋东南期间，曾因拒作俘虏而舍身跳崖，幸未牺牲。这样一位壮士，自然不肯低头。领导认为他“实际没有多大事儿，就是态度特别恶劣”，将他定为右派，开除党藉、军藉，送进了劳改农场。[[1]]解放军某通讯学校一位黄姓学员被政治部叫去谈话：“承认自己反党可以从轻，如不承认反党，你的问题虽然不重也要从重。”黄问： “从重怎么办？”回答是：“从重就送到北大荒！”黄坚不认罪，于是被开除军籍送到了北大荒劳改农场！[[1]]
北京日报编辑徐钟师，因同意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而被揪出斗争。在斗争会的台上，人们突然发现他穿着中式蜈蚣扣儿的裤挂，剃光了头发，刮净了脸上平日的拉茬胡须，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他“态度恶劣”，没过几天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1]]
浙江黄岩县海门镇【今椒江市】中学语文教师施因被打成右派后，不肯认罪，在众多学生面前被拖到厕所，插入粪池以资惩戒。他的学生后来记述道：施老师被拎出粪池，“头发上闪耀着黄色的粪便，粪尿顺着他瘦削的脸额徐徐向下淌。” “没过多久，施老师的岳母跳河自尽。再不久……听到了押往外地劳动教养的施因老师的死讯……”[[1]]
储安平被批斗后，章伯钧仍然说：“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是要成为历史人物。”[[1]]
罗隆基表面上认了罪，却在检讨中对中共明讽暗喻。他说：“（主张）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肃反的错案），却另外组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点。” “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点。”[[1]]
龙云也是如此，他的《书面检讨》是这样写的：“由于忝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也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关于苏联战后拆走东北工厂一事，他不无反讽地说：“那时苏联搬走（东北）机器一事，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识别。”
章乃器也不是软骨头。他在7月15日全国人大的发言名曰“我的检讨”，实为自我辩护。“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
他用“我本来说……”，“我并没有说……”，“我没有这样说”，“这不是我说的”，将对他的指控一一驳斥，并讥讽“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他拒绝在其右派结论上签字，当局只好单方面宣布“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将他定成了“极右分子”。[[1]]
储安平受到全国的批判围剿。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样批道：
（上海）790名市人民代表中，中共党员只有326人，还不到一半……右派分子攻击“党天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美国通讯社和报刊，把解放了的中国，叫做共产党中国，这同右派分子说中国是“党天下”，一模一样。
储安平不得不低头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
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不过，他打了个埋伏，在其检讨中故意重复其十年前说过的话：
在解放前，我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方面反对共产党……错误地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1]]
他显然意在“立此存照”。话外音是：既“无”自由，枉谈其他！
自然，“伏罪”、“投降”不济事，“请求宽怨”也枉然。罗、龙、章、储的曲笔隐喻和反讽，都不能唤醒当政者的良知。毛泽东玩弄“阳谋”理直气壮。反右运动越演越烈，共产党那部庞大的组织机器疯狂地运转，把上百万它昨天还信誓旦旦地认作朋友的知识分子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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