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中国只能由它来领导。但它和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雷天觉用提问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见：“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
全国各地类似的意见放了很多：
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山东青岛，民盟成员曲北韦】 [[1]]
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是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一点，越到下面越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广西省副省长李任仁】[[1]]
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为天生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代表上帝”了。【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1]]
党员很少同我谈话，就是谈话每次也很少超过二十个字。而谈过话后对我的回答却常常是四个字：“对党不满”，“（从）个人出发”等等……我们农业大学隔离党（员）群（众）关系之间的墙有复兴门那么厚。【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化学系女教授吴亭，复兴门，原北京城墙城门之一】[[1]]
早在3月9日全国政协的会议上，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就说过“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民主议会制度的一环”。现在，他的思路更明确了。在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召集的座谈会上，他提出：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1]]
章伯钧经验老到，意见深刻，口气却很平和，并不咄咄逼人。相比之下年轻些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鸣放，则颇有些锋芒。
说起来，这还是毛泽东自己挑起来的。4月28日他约见民主党派人士时，曾自称“老和尚”，说：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提意见。 [[1]]
5月10日，毛泽东讲话时在场的罗龙基将毛的话告诉了储安平。储觉得，既然“老和尚”征求意见，他不妨带个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6月1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作了一个发言。次日，人民日报将他的讲话冠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发表：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失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今后党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氏被打成右派，端祸起此言。毛自称“老和尚”，不等于你储安平也可以这么称呼他。更何况毛泽东只说过在“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从来没说过社会主义不搞一党专政。毛没说出的意思正是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
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搞一党专政。
这一点他虽沒公开说，却是向斯大林坦露过的。1947年11月，他曾向斯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只因斯大林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并指示毛“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毛才被迫许诺执政后成立“联合政府”。
但是，“联合政府”是皮，“一党专政”才是骨。政府里安插的各党派人士只是民主摆设。所以毛泽东经常对那些党派的人士说：“你们是上了贼船了”。
其实，对于中共执政后将实行“一党独占”，储氏也很清楚。1947年他就说过：
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的纷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所以，储安平或许是明知故问，向毛、周挑战。
“党天下”这个词并非储安平，而是罗龙基发明的。在其1929年的论文《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中，他指责国民党政府“抄写（苏联）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并预见日后“其他的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而今中共上台，奉苏共为师长，连《宪法》都抄写苏联的，其“党在国上”果然远甚于国民党。
其实，在储安平发言的半个月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说过类似的话：
“不要说政府机关，就是人民团体如作家协会等单位，也都是共产党员所包办的……现在批评的目标都集中在我们共产党身上，这是应得的”。
所以，储安平的意见发表后许多人表示赞同。如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说：
共产党就是党天下，没办法，这是根本制度问题，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意见……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无政！
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在民盟中央的会议上说：
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
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象的。[[1]]
这是个理论问题：如何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如何监督？这要毛主席继续发展了。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越整越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1]]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耿伯钊认为，储安平的意见提得很好，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说：
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施令的事情……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山西省政协委员赵子华则又是一种说法：
省的党统战部叫人民各机关座谈鸣放，批评共产党。谁敢如此呢？我们只可代表人民说一句人民立场的话，就是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一切是人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警察是人民的警察，银行是人民的银行。以及法院、医院、剧院等等数不了的一切，无不是人民的。
若用实际情况说来，人民对此一切，连边都摸不着，一切是党的，党权高于一切，谓之“党领导一切”，载于宪法。党有党富，党享党乐……人民对党的这种一切用“人民”二字而所有皇冠，谓之正合俗语的“挂羊头，卖狗肉”……
民革女中央常委谭惕吾在鸣放会上对中共的批评甚为尖锐：
党领导国家，大家承认，但用什么方式值得研究……共产党应通过政权机构领导国家。
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却没有权。建议取消双轨制度。
为什么……另在政权之外来搞一套党的系统呢？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
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
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但在有些地方这三者都是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受党委领导。 [[1]]
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认为：“仅允许人民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产生三大主义的主要条件……要消灭三大主义，必须首先消灭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多数人仅供听命和驱使的现象。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交还给人民”。他提出：
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或支部……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全国人民直接选举各级人民代表，由各级人代会选举或罢免各级政府领导人，制定施政方针。
法院和公安机关不能归党领导。
消灭党的经济特权。党系统机关的经费开支只能由其党费支出。[[1]]
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秘书科科员陈维太认为：
共产党在中国实践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独裁政府。集中地表现在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上……政治特权反映在共产党要各民主党派必须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才准予存在，否则就消灭它……经济特权表现在什么都管。剥夺人民的经济权力。老百姓唯一的去路就是给共产党做工。
中共办党应当用自己的党费，不能从国库里“走私”。
国家的基本制度必须改革。否则任你采取什么办法，整风也好、什么民主集中制也好，官僚主义仍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和滋长着。[[1]]
科学院数学所研究人员徐刍说：
“所谓所有权，就是指财产支配权、使用权，现在不过是这些权归了党，由党支配”，“公有制与民主是否有根本矛盾还要研究，如果有，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就会日益萎缩”。
化工冶金所夏永年认为，中共不仅不给党外民主，连党内民主也没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个委员决定一切，中央委员会也不起作用，只是走走形式通过而已”。
对于中共党员领导一切的现象，河南省洛阳市九三学社成员梁中康鸣放道：“党团员吃得香，不管学历、资历和能力如何，不熟悉业务的人也可以当领导。没有加入共产党的人犹如前妻的儿女”。
国家计量局副局长、致公党成员严希纯在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说：
“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
广州市文化局局长、民盟广州市主任委员梁若尘说，广州市博物馆全馆仅一个人事干部是党员，他对文物史料一窍不通，却成了整个博物馆的实际领导人，大大妨碍了工作。他建议市委检查党委制在文化机关中究竟有什么作用。他认为副作用大于正作用。[[1]]
电力工业部工程师张金堂只谈实际例子：“云南烧坏了发电机，请了十个工程师去作鉴定。结论是技术操作上的错误，十个工程师都签了字。但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因而领导上不相信这个决定，结果还是把运行人员逮捕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药眠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党员一年可以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第一机械工业部老工程师戴占奎鸣道：“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旧有的优良传统给毁弃了”。
林业科学研究所就发生过“党员犯法，逍遥法外”之事。该所办公室主任两年前强奸了家中女佣，研究所党支部只在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官还可照当。鸣放中党外群众才得知此事，贴出许多大字报批评党支部包庇罪犯。
新华社记者戴煌是位老共产党员。他也认为党内情况非常严重：“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这一切“应该由中央负责”；如中央再不改变，他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员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不少人指出：“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说：
卫生部是“党天下”。上自部长，司长、科长等头目都是党员。政治不懂，业务更不行。不信任、不使用党外知识分子。
党教育党员，“吃苦在前、得利在后。”但有不少党员却在升级、加薪和福利等方面“得利在前，吃苦在后”……见了群众却冷冰冰的，严肃肃的，高高在上，站在人民头上，作人民的老爷。[[1]]
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王文写了一篇《两种工资》，指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名义工资”外还有“实际工资”：
（高干）房租低于市价十倍的小公馆，为私人和家庭服务的厨师和公务员，配备齐全的家具、设备，私用小汽车的汽油，各种免费戏票。
这些额外享受，往往高过他的薪金的二三倍。而且，这些薪金以外的额外享受，还到处得到制度的保障。薪金分级别，这些享受也分等级。[[1]]
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产数据，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
国务院参事徐行也说：“北京医院专门给七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看病，这种照顾也是应当的。但是有些高级干部的家属也去享受公费医疗的优待，有的甚至一起把四、五个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有的天刚冷就干脆把自己的父亲母亲送到医院住院了”。
在广东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广州市副市长、民盟广东省副主任委员郭翘然发言说：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和中共党政机关干部的政治待遇不相同，机关中党与非党干部的待遇也不相同，彼此相差很远。[[1]]
外贸部民主建国会副主任毛宗尧鸣放道：
经理的保姆一人一间房，而一般干部是三代同堂。我是十口之家，只住了三十三平方公尺的屋子，白天把衣服放在床上，晚上放在桌子上……对面的空房空了几个月也不让我住进去……党员干部坐转椅，非党干部坐硬板凳。一样的科员，但是屁股不一样。
常言说：菩萨庙里的菩萨怎么坏的，就是被捧坏的。[[1]]
其实，很多正直的共产党员也对此不满。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这样说：“我是战时（1936年）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
不过，享有特权的，不全是共产党员，党外人士若有“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头衔，也享有特权。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人大）代表，行行出（政协）委员。……一当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苏制）吉姆牌汽车。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1]]
各党派人士平素最痛恨的是,共产党派遣身份保密的党员,到各党派中担任领导职务，把持一切活动。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便说：“共产党派党员参加民主党派，是封建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取的”。由于各党派对其内部何人系中共安插的“地下党员”,只能臆测，平白生出许多矛盾，积怨已久。
1949年，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曾要求共产党员退出民盟，但中共未理睬。经过八年的“共存”，民盟已经明白，要盟内中共秘密党员退出是不可能的，只好退而求其次，请中共公布何人系其党员。民盟副秘书长张云川说：
“请（中共）统战部将盟内还未公开的党员身份公开，看看他们的作法如何，以便互相监督”。
中共实行社会主义，一切归党所有，任何人的薪水都来自共产党的荷包。各党派欲使用的工作人员须由中共统战部派遣或经其批准。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在鸣放座谈会上，发了一点牢骚：
“社内所中意的人选，统战部不派，这样如何才能使本社社员安心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认为，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的通讯社，中共又实行保密制度，使各党派无法与共产党互相监督。他要求中共允许各党派建立通讯社，解除实为“封建愚民政策”的保密制度。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认为，“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互相监督”之不实。1955年肃反时，“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但是不久他又出来，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
作家萧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一位民盟成员的牢骚道：“从政治鉴定，评级评薪，到领结婚登记的证明书，孩子能不能进机关的托儿所，都掌握在（党员把持的）人事科手里，还谈什么互相监督”。
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副教授艾玮生真截了当地说：
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例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文件上改几个字，像“之”字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
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政治花瓶。如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马松亭就认为，政府把他和中国伊斯兰友好协会副会长达浦生当作两盆花，“一盆摆在伊斯兰教协会，一盆摆在回民文化协进会”。
可是，他们得从共产党那里支取薪水，除了跟着指挥棒转外，实在也无他路可走。于是便出现章伯钧所说的现象：“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协、人代会上的发言异口同声，千篇一律，直正的意见得不到发表，不满意的意见不敢讲。”民盟女中央委员周颖则说得更坦率：“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
“异口同声，千篇一律”，正是毛泽东蓄意造成的。毛从来不曾打算给“民主党派”参政权，他已说过“要把它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他将那些人安置在政协、人大，仅为叫他们充当表决机器，“不举手者不管饭”，所谓“人民民主”不过是个现代标签罢了。
原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当年身在曹营心在汉。1948年，他娶了个妙龄十八、实为中共秘密联络员的新夫人。在其安排下，他暗中去上海与中共接上了头。他领兵到湖北，即宣布起义。随后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亦起义，国民党在华中遂崩溃瓦解。有此巨功，中共任命他为河南省副省长，并授予国家一级解放勋章。然而那副省长是个闲差，他的日子过得很不如意。他这样“鸣放”道：
我是个党外人，做挂名的副省长里面的一个，是个闲散的人，称不上官僚。遇着党员要低头，开起会来是凑数的木偶，所发表的讲话，是党拟好了的文章，照章一读，或不须经过照读的麻烦，党就在报上替代发表了。
有一次，由于初次不了解党的规矩，在会的讲台上，我以为我是副省长，自然站在前排的正中。哪知领导干部指责我：“哪个排定你站在这里的？这里是省委书记、省长站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随便乱站，破坏会场秩序，是犯错误的”。我就知趣后退向台下走，那干部如巨雷一声喊道：“张同志你走到哪里去？你发态度吗？你真不进步，你的位置在前排右角”。
其实，不仅副省长，连副总理都是凑数的木偶。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年过古稀而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连他的子女也不理解。他这样回答子女：“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他自以为做了“人民的官”，其实是一厢情愿。有一次他要求得到一张全国各省工业厅厅长的名单，遭到拒绝，理由是“保密”。贵为副总理，尚且遭此待遇，所谓“联合政府”是怎么回事，就可想而知了。
森林工业部林业经营司副司长张楚宝是九三学社成员，有一次司内开会，身为共产党员的司长声色俱厉地对他说：“公文你要先看，你是正司长？你是共产党员吗？”张不敢顶撞，只是在鸣放时诉了一下苦，说“这些都使我情绪消极”。]
年届七十的陕西师范学院教授王尊一在陕西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时反右已经开始，文章就成了其罪证：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
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
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
这种政治的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邓季惺说：“局内的好多事情，往往是报纸上发表了才知道。自己分工主管的工作会议不让参加……在旧社会里，我没有当过太太、小姐，这几年在新社会里，我反而好像成了不劳而食的剥削者了”。严希纯也说：“我是国家计量局的副局长，形式上是有职有权，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什么都要自己插手负责，使人怕负责工作”。
厦门大学副校长章振干说：“学校里的一切，皆由校党委、书记主持一切，党外人士无论负何项职务和教授，皆是木头和猴子的听命……这种教育制度，好还是不好，也只有党自己反省。我个人的立场，还是不敢批评的”。
其实，即使党外人士任了正职，也一样是有职无权。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虽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中共首届宣传主任，但早在1923年就退了党，所以是党外人士。他就明白地说：“我校长是有职无权”。
天津市有间医院，院长是党外人士。党员副院长常独自决定问题，院长批评他时他竟答道：“有什么事，我负责好了”。院长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说：“这样，要我干什么？”
上海一间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外出，竟事先贴出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等于声明校长是个傀儡。
青岛市纺织管理局总工程师黄建章说：“局长郑家朴、杨樾林二同志，我担任总工程师。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挂名而已，一点实权也没有。党员同志根本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许多工程技术干部的调动、许多重大制度的改变、许多技术定额的制订，我们事先都不知道”。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騫说，他做内科主任，“应该对科内的医生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可是对内科的医生的去留，他沒有发言权，是个傀儡主任。[[1]]
在南京市的座谈会上，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说：“讨论科学研究方向问题时，学校党委会说，这是方针问题，要由党委会研究。问：要院长何用？说：我们决定了，由你们去贯澈”。
南京体育学校校长陈凌说：“我这个校长是个泥菩萨。学校里好多事情我不知道。党支书是办公室主任，他决定了就算了，只是出布告用我的名字”。
清华大学也是这样。在校长主持的鸣放座谈会上，无线电系系主任孟昭英说：“事无大小，都已由党员开会作出决定，交由秘书布置传达，我只好同意，盖上我的橡皮图章”。
连部长也不例外。邮电部长朱学范是民革成员，往往部内的事下边的党员司、局长都已经知道了，他还不知道。他在局长会议上作报告，只能照本宣科。有的文件干脆先由党员副部长签完字再交给他画个押，算是履行了手续。[[1]]
不过，交通部长章伯钧对此看得很透。中共建国初让民盟主席张澜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时，民盟成员颇觉与有荣焉，他却说：“不过是陈列（品）而已”。他知道“党外人士当人大代表是共产党恩赐的”，“党外人士当部长是形同虚设”，所以并不期望有职有权。[[1]]
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林汉达在中共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说的则与众不同：
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 [[1]]
章伯钧批评国务院道：
“每次开会，总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意见。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什么意见可提？”“这样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例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并未讨论过，就拿出已拟好的改革方案，向大会宣布，就算通过，强制执行。这算是人民民主专政？”
国民党左派卲力子当即批驳章，指他“放乱箭”，罗隆基则起而为章辩护：“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化）。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丁注：“拼音化”，即以拼音字取代方块字。当时有汉字难学，妨碍国家发展，放弃方块字之议。1952年，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郭沫若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曾经问郭：“你们文字改革，搞得怎么样了？”郭答，在方言不统一的情况下，汉字仍然有用。斯大林谓：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话，对于文盲，汉字是无意义的。郭答应说，我们一定要改。1953年初，毛泽东认为“方块字千年来害人不浅”，“如果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比别人多学两年，损失简直无法计算。所以不能不改用拼音文字”。在毛泽东讲话的次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当时曾有反对者作文《施氏食狮史》以说明汉字之无法取代。因“拼音化”碍难实行，“弃方块字”之议遂废，今之“汉语拼音”为学习、识别汉字之工具，并非斯大林、毛泽东力主的废弃汉字的“拼音化”。】
各民主党派虽不满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但其领导人皆有自知之明，无一要求政党竞选、轮流执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学教师黄心平这样说：
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
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1]]
而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组织部干事韩克才也提出了类似意见：“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回来”。重庆西南农学院教授李友霖在学校座谈会上亦表示：“共产党中央不改变政策，我就拥护第三党出来执政”。河南洛阳市九三学社的梁中康也主张：“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
在清华大学署名“一个清华人”的大字报中，那位共产党员要求毛泽东“答应保障人民的几个方案”：
给人民真正集会结社的自由。
取消党卫军和御林军，军队归各个党派所共有。
裁减军备。
政府主席和部长，由各党派轮流担任，缩减行政机构。
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废除共产党一切特权，实行教授治校。
允许（人民）自由脱离自己所不喜欢的国家和周围的人民。[[1]]
没有人公开主张让台湾的国民党回来执政。但太原铁路局技术员王少英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
“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1]]
向中共提出各种建议的人还不少。
江西省公路运输厅工程师黄振藩写了一份《修改宪法要点》，建议成立各级“先进人民代表大会”，待“全国先进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现有的人代会、政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自动宣布解散”，“此后全国任何人不得另组织政治党派”。
王尊一教授以周厉王和秦始皇箝制言论导致失败的事例,建议中共汲取历史教训：
周厉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以告召虎，曰：「吾能弭谤矣。」召虎曰：「是障之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厉王不从，于是国人不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厉王奔彘。
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的办法。嬴秦的统治思想言论，不只对当时的思想言论，并且对历史上的东西，只要是不符合其专制口味的，都加以严厉的取缔。实行“焚书坑儒”，甚至“偶语者弃市”，“谈论诗书者斩”，“是古非今者灭族”。但是，嬴秦的残暴统治很快被人民推翻了。
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的自由而遭到惨败的事例是很多的。
湖南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浴新建议中共勿再遵奉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已不合潮流，请共产党将它早点收起来，不收起可能出大毛病。三害主义，就是从马列主义而来的。[[1]]
山东齐鲁大学张今铎教授也建议重新检讨崇奉马列的做法。他说：
我相信我是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型者，绝不反党的。但我不崇奉列宁主义的暴动思想，我就不赞同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之所谓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型者，是同意马克思一部分理论基础可为人类和社会作一种改造的参考数据。
然而现在的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则不然了。他是和（用）日本人造丝（织造）的绫罗绸缎（一般）的假货色，不是真丝所织成的，故价值很低……我希望（毛）润之、（周）恩来，将马列主义从新检讨。莫将列宁崇奉为中国人民革命的导师，以及那套否定民主、党专独裁、阶级斗争的残暴政策的苏联经验。他那套欠人性、无道德的非民主的主义政治，不能存用于二十世纪的现在与将来。[[1]]
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徐璋本在校党委邀请的座谈会上说：“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
他还呼吁结束一党专政，并提议成立劳动党。他起草了《劳动党发起宣言》征求签名，党纲主要条文有：
用和平的辩论方式谋求国内一切矛盾的解决。
全体人民的人身、言论、思想、结社、组党的自由，宪法中必须明文规定。
宪法和法律不能加入“主义”“革命”“反主义”“反革命”等字眼。
国家军队和警察属于全体人民，服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指挥。
军队警察成员在服役期间停止一切党派关系或活动。
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政府官吏。对共产党之施政方针，保留随时加以研究讨论、并请求人民代表大会加以更改和否定之自由。[[1]]
这个意见太致命了。虽然他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的近亲，中共还是将他抓起来，判了13年徒刑。1970年刑满本应释放，但当局无端继续关押他。其子见父亲入狱20年还无音讯，求父执钱学森出面询问。【徐、钱1935年一同赴美，又一同于1955年归国】徐才于1980年走出监狱。蹲了23年大狱，获释时已是年近70的衰病老翁。
三十年后，陆定一对这段鸣放历史作过这样的回顾：
1957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以“轮流坐庄”取代共产党领导……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失败了。[[1]]
其实，即使徐璋本那么几个人“妄图”取代共产党，也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本不必将其呓语当真。然而它不仅当真，而且草木皆兵，抓了百万从未对执政问题置一词的人陪绑，制造了规模空前的政治迫害。
大多数人就事论事，很少泛泛而谈。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本人的不多，却亦有人在。中山大学历史教授刘节说：“过去帝王还有罪己诏，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1]]
党的干部中也有放胆批评毛泽东的。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宁波市委书记刘德焜就指出：毛“缺乏自我批评”，“有时火气太大，不冷静”，对这次整风运动“要求过急，欲速则不达”，“又要犯错误”。
《广西日报》代理副总编王谭对毛泽东的批评比较委婉：“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
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部副主任刘晓晞则直截了当地说：“（党）把领袖偶象化，神秘化，以为领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可以独断专行，一切成绩归功于他，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他写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有些问题是毛主席一个人搞起来的。他想搞什么，就能搞起什么来”。刘晓晞主张“破除迷信”，“不能把革命理论当作万应灵药。迷信革命领袖，迷信革命理论，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
陈铭枢除了批评毛泽东“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还发表了一通议论：
凡是旧创造者，执国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
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
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什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什么经验……这些多余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着，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1]]
当时没有人反驳他。反右开始后，人民日报才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分子”。从此，陈铭枢这个人就在政坛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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