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放刚开始时，各大学阅览室和报栏前总是围满了读报的学生，但校园相对平静，学生们只是注视着鸣放动向，未有行动。可是一旦进入政治漩涡，就不再是和风细雨了。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历史系学生张学仁等人质问学校团委，出席全国团代会的北大代表“是谁？谁选的？”接着，陈奉孝等贴出《自由论坛》，提出：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机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当夜校园骚动，次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到处都是大字报。中文系沈泽宜贴出了一首大字书写的诗《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1]]
在北大校园里，有的学生持脸盆在路边敲几下，等人们聚拢来便发表演说议论国是、抨击时政。八年来，党在思想文化界实行的严厉控制从未遇到过挑战。如今，北大学生激烈地批评道：
禁书、禁报、禁新闻、禁听外国宣传……这些都是向历代统治者和外国统治阶级学来向人民专政的妙计……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文字狱也不能相比。
应开放一切禁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登在报上。[[1]]
更多的学生张贴大字报，批评中共：
党把自己的领导强加于人民……既不让人民选择，更不许人民有另外的选择对象……不让竞争，排斥异己，不能不使人怀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
人民代表大会选几个人（当局先）圈定几个人，不实行竞选，不民主……应当让候选人到选民中说明自己的主张。
官选官，官派官。先基本决定了（当选人）才让大家举手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假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的旧形式如两院制、两党制、竞争、相互争辩，应当可以加以利用，加进新的内容，为社会主义民主服务。
取消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特权。领导权属于人民群众自己挑选的领导者（不要自封）。
取消党委制，一切权力归校行政、学生会、班会。 [[1]]
选拔留学生不要考虑政治条件，完全按照考试办法选拔留学生，任何人不得享有什么特权。
要求政治课选修而非必修，因为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学习马列主义。
公民有信仰自由，反对强制地把它（马克思主义）灌输给每个人。
国家建设人才，必须是有才能的，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不一定要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必信奉马克思主义。
数学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与学生陈奉孝，将英国工人日报刊登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翻译出来，何一雅同学写成小字报，逐日张贴在饭厅前的布告栏上，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挤着读。
张元勋、沈泽宜等编印了《广场》杂志，还组织了“百花学社”，搞演讲，还办刊物，主张“开展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并将油印刊物《接力棒》寄往全国各高校。
历史系党员学生庞卓恒在《致北大党委转中共中央书》中说：“党内相当多的人迷信地对待马列主义，而制定出些与客观规律不符合甚至违背的政策，已经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带来相当损失”，“鉴于在党内没有批判马列主义的自由，故只好退出党”。
青年助教左言东对毛泽东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异议：
马克思主义一旦规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人们就得按照这种思想来思想，就是写文章也……必须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马克思主义只有唯物辩证法是万岁的，其他一切结论都可以改变。
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认为，应该对资本主义有个新的解释。他主张全民直接选举，反对用法律规定共产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他还抨击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并对列宁与毛泽东予以批判：
列宁同志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在出发点上有原则性的错误……他一般否认有绝对的自然规律……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加在物理学上，所以他提出的物理学方面的一些命题，在科学上是没有价值的，而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毛主席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是一种古代封建意识。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种新颖名词。
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人民一切无自由。
另一位北大学生在大字报《自由主义者的宣言》中说：
不能简单的由苏联生产数据公有制得出人民生活中所应当有的一系列的美丽的结论。斯大林时代，实际上是奴隶社会和中世纪教会统治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的复辟（人权的丧失，对思想异端的镇压……）
理论上的错误：过低的估计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个别领导人物……
实际工作上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培养长期的个人崇拜……历史会使这种作法遗臭万年的。
苏联的很多错误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缩影。……[[1]]
有人用笔名「天水心」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民主乎？党主乎？》：
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都有权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人民，让人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分保障。[[1]]
还有学生鸣放说：
宪法规定的某些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没有充分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
必须从大的方面着手，比如我们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工厂管理制度、法制等。[[1]]
有的大字报直指共产党干部的特权：
（党的官员）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
这些特权不仅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集团的整体。
这种特权的存在，使按劳取酬分配原则挂上了虚伪色彩。
（官员）已开始自觉的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1]]
中文系崔德甫贴出大字报《最高法院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布胡风事件的下文》。哲学系黄学诗认为：“根据已发表的三批材料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的结论。”法律系潘世明则诘问当局：“胡风要当文化部长，不让胡风当文化部长就行了，何必要扣他一个反革命帽子？”
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到北大参加辩论。她在会上说，八年来中共没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爬上了统治地位，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局限性，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其实这是最笨的办法。
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这是最愚蠢的……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1]]
5月24日，清华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回族学生马维崎，以马崎为笔名张贴小字报，要求中共“还政于民”。有的学生要求开放禁书，有的要求公布将学生按政治思想分类的“黑名单”，有的要求取消政治课考试；有的还贴出讽刺大字报《党员特权万岁》、《入党三步曲》。
赵树范同学在校学生会所在地明斋前摆了一张桌子，拉电线借了一个扩音器，设《自由论坛》，邀请路过的师生上台向党提意见，自由辩论。头一场辩论就是肃反运动应不应当搞，胡风是不是反革命。
一个学生在自由论坛上抨击政治辅导员制度，并对听众说：“赞成取消政治辅导员的请举手”，这时大部分人举起了他们的手，而表示反对的只有四人。
肃反运动也是清华学生鸣放的一大主题。有的写大标语，呼吁为肃反中自杀的人伸冤。有的张贴大字报，“清华肃反只肃出了一个反革命，可是害了几百人”。他们呼吁“保障人权，保卫宪法”，要求公开审判胡风。在校长召集的华侨同学座谈会上，土木系印度尼西亚侨生潘志明诉说，肃反时校方多次派人半夜三更把他押到校图书馆半地下室，逼迫他承认在印度尼西亚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围着他高喊“不坦白，死路一条！”
肃反时，建筑系印度尼西亚侨生冯国将曾被勒令退学，一年后方获平反而复学。他在党委布置召开的全校肃反问题大辩论上痛斥肃反“破坏宪法，蹂躏人权，成绩是负数”。
孙宝琮等组织的“庶民社”，油印散发《庶民报》，抨击当局“发动群众搞肃反是没人权，没宪法，没常伦”，并提议“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真正的罪人”。电机工程系学生张行陶贴出大字报，呼吁“组织法庭，公审犯有逼死同学罪行的直接负责者”。
6月2日，一个自称“解放区土生土养”、为中共打过仗、颇熟悉当年延安内情的共产党员，署名“一个清华人”，张贴了一份显系草草急就的大字报《我控诉、我抗议》：
教授们，同学们，你们反对一个蒋校长有什么用呢？他在党中央面前不敢道一个字的。他太可怜了。他只是官僚主义的替死鬼……我们自己想想，蒋校长能给我们民主吗？他也是笼中的鸟，我们不过是楚囚对泣而已……
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惜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1949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独裁者，你们已是残暴成性了。在延安十二点钟一声炮响，你杀了多少所谓“可疑分子”呢？这就是你们的所谓“纯洁内部”，“三查”和“整风”啊！所谓什么圣地延安，王实味不过在《野百合花》中说了一声大伙、中伙、小伙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的学生他们在前线拼命，而你们在延安呢，花天酒地。什么窑洞生活，什么枣园清苦，抗大学生在看到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实后，在一个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条猪吃掉了。而你们利用了“纯洁内部”，活埋了多少人！这不是事实吗？你们自己也发现这样做会有根本的动荡时，你们的没有人性的理论出来了──委屈是应该的，为了党的利益受委屈以至牺牲是光荣的。
同学们，教授们，在苏联还有多少不知道父亲的成年了的（中国）孤儿？他们的父亲固然有些在战场上拼死了，但是也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里呢，他们遭活埋了，他们遭自己所依靠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这就是“同志”的涵义呀！
孙宝琮在《庶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神?鬼?人》 ：
神居天阙，难以呼人吸。久而久之，竟染鬼习。
人受命于天，而神主宰万物。人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人的悲剧，也是神的悲剧。
愿神弃神权，重返人间，神弃神皮，重新作人。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1]]
由于人民日报和各省、市中共党报鼓励鸣放，公开发表批评文字的人都沒惹上麻煩。偶有反驳，声音也十分微弱。人们日趋大胆，鸣放言论趋于激烈。清华一位学生党员后来著文回忆当时的情况道：“严重的不仅是右派的猖獗，还在于中间群众的向右转。当时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偷偷地在一个小房间里写大字报，深夜里两三个人去贴大字报。我们不敢轻易去联络同志，怕有人中途‘起义’”。
后来，清华校方将鸣放时的清华园描绘为“乌云蔽日的时候”：
（冯国将）在丑化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时候有多少人为之鼓掌，甚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赵树范主持的关于取消辅导员制度的民意测验，得到了多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右派分子的狂吠，得到的是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标驳斥冯国将的谬论的正义声音，除了得到少数的掌声之外，是更多的带着质问和谩骂：“不要再装老爷了”，“放下你的老爷架子吧”等。甚至演讲者只要在演讲之前先声明一下自己既不是党员又不是积极分子，就会得到一阵便宜的掌声。
6月5日，冯国将在阶梯教室再次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对党和积极分子再一次进行谩骂和歪曲。听的人还是同上次一样的踊跃，反应比过去更为热烈。
全国各大学学生的鸣放很少和风细雨，有的甚至行为激烈。
上海水产学院的学生，斗争了该校的党委书记；上海体育学院的学生，举行了罢课。
陕西师院的学生拿木板、铁钉，封了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占领了青年团委书记的办公室。物理系学生接管了校广播室，生物系同学将系党总支部书记半夜从被窝里抓起来，打了一顿。回族学生曾要求开设回民食堂，被党委以“经费困难”为由拒绝，令他们被迫与吃猪肉的汉人同餐。现在，他们署名“小民”贴出了一首打油诗：
共产党，像太阳，民族政策太荒唐。和尚吃狗肉，尼姑喝狗汤。回民啃猪骨，藏胞嚼鱼肠。不吃你的事，饿死自己当……
“小民”们得到了该学院大多数汉族学生的支持。
5月28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同学学习--让细流汇成江河》。中文系学生周福民将自己的白床单抽出，用毛笔写下一行大字，张挂在两棵树中间。那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之歌》的最后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6月7日，该校历史系系刊发表了一份《告全体同学书》：
“三大主义”是一母所生的难兄难弟，这个母体即是共产党人的专制集权，因此造成人与人之间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人身的生存没有保障。
此外还有一大主义危害更为凄痛。它使中华民族失去独立性，失去自尊心，遗弃了祖国五千年来的悠久文化。这一大主义即教条主义。在今天为什么会产生教条主义呢？主要是他民族的文化奴役的结果。
我们不需要提出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是向共产党呼吁，我们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要有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反对共产党人专制集权，我们要求祖国文化独立自主，我们要反对他民族文化的奴役。 [[1]]
肃反时，北京铁道学院学生杨献瑞被关押，妻子生小孩也不让回家。他鸣放道：“我要求领导上承认，肃反时把我关起来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同济大学一位学生被送到上海思想改造所“反省”了一年。他以“舒展”为笔名张贴大字报《索魂》，述说肃反时许多人因为恐惧而跳楼、割颈、割脉自杀。该校另一位也被停学一年的学生则呼吁肃反中被害的学生起来成立平反委员会，要求校方公布肃反中多少人被送劳改、被判坐监，多少人自杀死去。对于死去的无辜同学的家属，必须给以抚恤；对被送劳改而发觉有冤屈者，必须立即纠正并给予赔偿；对于被错斗者必须道歉……[[1]]
复旦大学物理系助教李梧龄受邀参加学生的辩论会时，发言说：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该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如果（宪法明文规）定死了（由某党领导），万一将来这个党蜕化变质怎么办？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1]]
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学生为生物基因学说的创始人、美国学者摩尔根鸣不平。他们认为科学无国界，不能因为苏联不承认基因理论，中国就跟着批判。十四位同学联署一份大字报，提出许多意见：
反对谩骂摩尔根、魏斯曼，对他们应作正确估价；
反对巴甫洛夫【苏联生物学家】学说教条化、庸俗化；
反对机械学习苏联，应学习一切世界先进经验。
不要只请苏联专家，还应该聘请一切文化科学先进的国家的教授和学者来华讲学。不仅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也应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反对等额选举，候选人应由下而上产生，和选民见面，发表竞选演说。[[1]]
福建师范大学的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由二十二人署名，内容是说校人事科长利用职权，威胁利诱并施，奸污女助教、女学生，而校党委熟视无睹，千方百计包庇，任其在高等学府中为非作歹。
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雷戟张贴了一份《二十条大纲》，提出“反对特权”：“特权是官僚主义的特征。它产生奴颜媚骨，阿谀逢迎，趾高气扬，鱼肉民众”。
四川大学学生组织的《论坛社》向兄弟院校发出“呼吁书”：“要重新燃起五四以来的火焰，以冲击的号角声和剑戟声夺回民主自由”。生物系女学生冯元春在事先贴出海报后，两次对学生、市民及郊区农民演讲，听众达万人。
冯元春认为，以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罪名逮捕其前领导人高岗、饶嗽石是违反宪法的。她认为，高饶没有反人民，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不应以暴力逮捕。她说：
从毛泽东把高饶称为“反党联盟”，和把主张言论自由的文学家胡风，指为“反革命集团首领”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个伪马克思主义者。 [[1]]
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还会是什么？
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上书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毛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他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1]]
沈阳师范学院青年团委宣传部长张百生等在鸣放讲坛上发言：
（中共）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
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
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
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是“人大”，而在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
“人大”和“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
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1]]
河南农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姜卓廉主持学生会通过决议，成立独立的、不受党委管辖的“肃反调查小组”，还召开了“控诉大会”。
湖北武汉大学中文系吴开斌等举办“民主论坛”，发起讨论“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吗？”“武大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吗？”
中山大学学生张贴的大字报上，贴了一帧肃反期间被逼迫跳楼自杀的生物系女生刘雪明的照片，写着：“被龙潜陷害而枉死的刘雪明。”大字报呼吁全体同学开追悼会，以慰亡魂。随后，二百多名同学出席追悼会，在她的遗像前默哀三分钟。多人发言要求追查凶手，要求已调职的原校党委书记龙潜回来还账。[[1]]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组织起《X光社》、《苦药社》，自办油印小报《底层之声》，要求监督学院党委，改组党委会，改组院刊《师大教学》。
北京俄语学院三年级学生主办了一个大字报刊物《破冰船》。刊头画着个轮船，正朝一座冰山冲去。发刊词批评校党委没有整风决心，官僚主义就是冰山。
湖南中南矿冶学院的学生组织了《解冻社》，向党委宣传部要求接收校内广播台，参与院刊的编辑工作。
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小北斗月刊》，发表了该校历史教授王尊一的文章《救救子民》：
秦始皇昔日的所作所为，至今还令人发指。可惜的是，我们的党中央和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步秦始皇的后尘。今天，特别是占全国总人口十分之八的农民，已经面临垂死的边缘了。毛主席！你还不下宝座来看看吗？[[1]]
但也有不少学生鸣放的话题，不涉及或并不直接涉及政治。
例如，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1895年，清王朝在天津成立北洋西学堂，即北洋大学，是为中国第一所大学。1951年，中共将该校与河北工学院合并成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校名遂废。鸣放中，天津大学的学生张贴大字报郑重呼吁：恢复北洋大学校名。
广东师范学院学生陈益勇因同宿舍的“调干生”【从干部中选调到大学读书的学生】丢了钱，被无端拘捕。同学集体到公安局和省委抗议，广州各大专院校均有人加入声援队伍。直到省委书记陶铸出面安抚才回校园。 [[1]]
1952年，中共强令全国高等院校改行苏联理、工分家的制度，清华大学的理、文科划归北大，医、农科亦分别迁出，只剩工科。6月1日，工程物理系首届“物八”班二十多人访问副校长钱伟长，谈及恢复理工合校之事。钱对学生谈他的主张：北大理学院并入清华，其他科系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这个教条主义的名字就干脆不要了”。次日，该班同学即成立“理工合校工作组”，在全校征集签名。几天后反右开始，党委说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教学制度”，将该班三十多位学生近半数扣上了右派帽子。
北京俄语学院学生听闻“许多苏联专家要回国，俄语人才将过剩，许多俄语毕业班同学将分配不出去……”大字报刊物《破冰船》的编委专访学院党委，消息被证实后，编委们骑车进城，向高教部长杨秀峰表达意见。又到国务院，欲向周恩来请愿。由于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的安抚，未再闹事。但反右一起，那些学生都被打成了右派。[[1]]
学生自身没有职业，天下大事他们都关心。不像文艺界人士大抵是就事论事，不出文艺本行的圈子。安庆师范学院学生李大祺贴出一份《古今谈》的大字报：
鞭尸！中国古今历史有两个被鞭尸者，楚平王是一个，安徽的陈独秀是一个。陈独秀已长眠于客地的四川江津，但是中国人有种特性，不以成败论英雄。陈独秀是中国有数的文学家、政治家，他是温和中国型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各阶层人民仍然崇敬。他长眠于江津，也时有文人学士，以及革命家常去墓前献花致敬，景仰其学术与其为人尚不恶，凭吊一代的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领袖……
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一群，得了中国一统政权后，尚不容陈独秀这堆死骨头存在，挖坟鞭尸，平毁无迹【丁注：1947年陈松年移父柩至老家安庆，江津另留衣冠冢，此当指安庆之陈墓】，使百年之后中国政治历史只有毛泽东而无陈独秀其人了。
斯大林已遭受后辈共产党的鞭尸，我相信中国鞭尸的历史要重演……[[1]]
虽然此时并无迹象明共产党反击在即，但肃反余悸犹在，不少学生家长对学生的激烈言词忧心忡忡。
据钱伟长说：“许多学生家长来信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都劝过了，但是学生们十分坚决。这好像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夕。”
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一度打算停课上街游行，党委书记武光控制不住局势，向教授们求援，一位名教授为帮党委摆脱困境，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劝学生不要罢课，终于平复了学生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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