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得到政权起，毛泽东就在思想文化界实行严厉控制，把所有的报刊杂志新闻媒介都当作“党的喉舌”，报纸通称为“党报”。这做法从未遇到过挑战。如今党欢迎人们说真话，在人民日报和各省、市党报上发表批评文字的人不但没惹上麻烦，甚至没有遇到反驳。人们日趋大胆，鸣放言论趋于激烈：
新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报纸上全是枯燥和教条的东西。【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彭文应】
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中宣部应该开放绿灯。【新华社记者邹震】
党报是机关所有制的报纸，有些话不便讲，不能讲，不准讲。【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
机关报是官方的，说机关话，打官腔，而不是与论机关。【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夫】
报纸只顾说教，忽视趣味，大部分党报还在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很少人不看人民日报，但却没有人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老朋友。【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许君远】
中国青年报编委兼记者刘宾雁认为，报纸应当是“群众的喉舌”，但该报也是“党报”：“党没有决议的不敢搞，团中央没有决议的不能搞……有关方面没有表态的也不能搞。”“事事请示，每稿送审”，“报社编委会的权力不过是讨论一下社论的题目……报纸成了团中央的传话筒。”
该报总编辑张黎群并不甘充当“党的喉舌”。他在新闻工作会议发言道：
一个什么会议以来，打开报纸一看，映入眼帘的全是（中央）文件、（党的）指示、（会议）发言等等，连篇累牍地发，报纸成了布告牌。
我们报纸太热衷于模仿，标题、用语、写文章都尽量模仿指示、文件的语气，越象越好，报纸仿佛成了留声机和翻版书。
文汇报记者杨重野还批评新闻稿一律由新华通讯社统一发的做法：“新华社这么一统，各报记者就没事做了，文风也变了，新闻的写法都是老一套。”他还批评新闻记者协会是“新闻记者首长协会”，因为其负责人全是“首长”，没一个编辑、记者。
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授们亦有相仿的意见：
党委认为报纸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所以讲党性，过份强调报纸是教科书，总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命令……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员莫如俭】
有些党委把报纸看成下达自己的命令和意见的工具，忘记了报纸还是人民获得知识和消息的东西。
有一个报纸要办个文艺副刊，党委不同意，说这没有思想性。
报纸是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觉得没意思，没兴趣，看不进去，那还有什么阶级性呢？【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
（过去）上海《申报》、《新闻报》许多老记者……在解放以后全被辞掉了。新设立了一个新闻图书馆，成为这些人的养老院……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报纸能够办得生动活泼，社会主义的报纸却做不到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执中】[[1]]
自中共执政以来，无论是文学、戏剧，还是绘画、音乐，一概以马克思主义来衡量，结果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冠以“封建”二字。对此，北京一位教授忿忿不平地说：
好像马克思未出世以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李白的诗，赵子昂的画，等等一切，都是封建，只有马列主义是人类的文化，岂不太偏太过！
北京国画院画家徐燕荪、书法家叶恭焯联合鸣放道：
难道中国的国画和书法，也要变成俄派吗？
那只会将中国的文化毁掉。
数年来，文艺家们不得不时时提防自己在阶级观点上裁跟斗。“阶级观点、阶级立场”无处不在，一旦出偏差，便永不得翻身。创作新作品时要当心地雷、陷阱。若作品中有党的干部，必须写成光彩照人的英雄，万不可写成坏蛋。抗战初由浙江长途跋涉到华北参加中共的队伍，在晋察冀边区任报刊编辑的作家萧也牧，1949年随大军进入天津后，以某些干部抛弃土包子前妻、另娶城市女青年的现象为题材，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结果成为新中国头一名被批判的作家，罪名是“歪曲了干部形象”，“违反了生活真实”，从此再也不得在报刊杂志发表作品。
出版旧作也有“观点”，“立场”问题。“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在世的作家出版旧作，须得仔细删削，以免阶级立场出问题。叶圣陶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
曹禺则改动其剧作《雷雨》、《日出》，将原本在结局中死去的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老舍的《骆驼祥子》，末尾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属“丑化劳动人民”，再版时统统删去。
再版已故作家的作品，由编辑把关。若出“观点”“立场”偏差，责任由编辑承担。编辑怕栽跟斗，只得动刀乱砍。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是个记者。他访问苏联后写的《饿乡纪程》里，有海参威的华侨如何吸鸦片、贩毒的内容，给中国人脸上抹了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这些内容悉数被删。他的《列宁托洛茨基》一文，原是采访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个人的手记。可是再版时，标题被改成《列宁》，关于托洛茨基的文字被砍得一干二净。
任何作品都要经过审查。正如剧作家彭荆风所说：“写电影剧本要层层送审……过十余道关卡。那些来自大小官员的意见，有的如圣旨全是命令式的，不改就将犯罪；有的如天书般玄妙，苦思良久也难解其中奥妙。”结果是，作家轻易不敢动笔，或者只写些应景文字。为此广西文联副主席胡明树叹道：“共产党领导文艺，就使文艺枯萎了，没有生气。”
剧作家吴祖光在接受《戏剧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只讲是非，不讲等级；我们只追求真理，追求正确，而不论什么上级，什么权位；正如同最近不至一次听到周扬同志说：“文艺干部评级，最为荒谬，非取消不可！”这种荒谬的文艺评级的制度，是谁订出来的？是谁命令全国施行的呢？
写作的会罹祸，不写作的工资照领。吴祖光对此鸣放道：
（我）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
很多有称号的作家、演员，长期不写不演，不做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他们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
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后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
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其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
按首长意图改戏，这里有个例子：传统京剧《三岔口》，剧中角色刘利华本是反面人物，可是“有个领导同志看了《三岔口》，说刘利华应该是好人，第二天的戏台上刘利华变成好汉了。”
针对八年来许多戏被禁演，吴祖光批评说：
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
许多应当属于国家宝贝的优秀前辈艺术家，在这样悠长的岁月里，就是因此被剥夺了在舞台上生存的权利，穷愁潦倒，老泪纵横。
如果党一定要这样的领导，过去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的？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的？
其实，“禁戏”问题，党内意见并不一致。针对1956年全国戏曲剧目会议上对京剧《四郎探母》是否应禁演的争论，刘少奇说：“《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嘛，唱了这么多年了，不是唱出一个新中国吗？”北京市长彭真也说过类似的话：“文化部的同志真是头脑狭窄。他们今天说，这种题材不能用，明天说，那种题材不能用……其实，我们是听戏，什么题材不都是一样吗？”
可是刘、彭的话不算数，在毛泽东钦定文艺方针箝制下，旧戏还是照禁。鸣放期间，京剧演员筱翠花对人民日报记者说：“请你把我的心里话在报上也登一登吧：我要唱戏！我知道这几年观众很想念我，我更想念他们……一个演员不让他演戏，比死还痛苦。从九岁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这五年闭门在家，心情实在是痛苦之至。”
不让演的不满，让演的也有火。中国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说：
中国戏剧本来就是人情法理、善恶因果的社会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于社会人生的，也是促使改变不善的人心。凡一词一句，经过了许多文学家审慎鉴定，一排一演，经过了许多艺术家设计指导。如此而成为剧，流传数百年，博得群众的欢迎和爱好的非看不可。这是它的价值，亦是中国戏剧的历史光荣。
党领导戏剧，党（的）干部根本中国文化不够，历史不明，偏要来领导、要改剧、要改演，指出中国戏剧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余毒。又指出以马鞭代马根本是荒唐，三娘教子没有织布机也是错误，“要改要改”，指示纷纷颁下。
这些领导与指示，真是黑了天。中国剧的重点反映“忠奸功罪”四字，当然离不开帝王将相、富贵贫贱。也有呼帝王万岁，是表征实情实事，何谓封建以及资产阶级呢？要以这是“封建余毒”，那么主席、总理、部长、总司令、元帅、以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皆是封建余毒。
再谓以马鞭代马、三娘割断布时没有织布机，皆成了荒唐与错误，那么以真马牵上台，千军万马摆在哪里……凡是斩首，也要以真人头乃合。究竟是谁荒唐与错误？
党（的）领导干部，根本不明艺术，一律以马列教条、社会主义的结合，为他高高在上的领导显威风，吓唬他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结合社会主义，才拉撒得正确。”
话剧作家曹禺亦对教条深恶痛绝：
照教条所写的戏剧写出来叫不响，价值安在？所谓重在为党宣传的文化，令人不看已讨了厌，有何收效？「三害」【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文艺界的大敌，此敌不除，今后文艺界没有搞头，都要被迫入土了。
中共执政以来，毛泽东和共产党即被尊奉为“红太阳”。每次集会，人们必须起立恭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鸣放时，诗人李白凤写了一封《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信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文字：“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射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接着又写道：“（这）在我们今天，不是可以参考参考吗？”
许多文艺家仅基于自己的经历而鸣放。
女歌唱家张权，1951年从美国归来，被闲搁了一年多才获准参加演出，但预演审查时，一位领导说：“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允许的。“歌剧《茶花女》主角的嗓子哑了，怕无人顶替，才给了她演出机会。她的一篇文章在《人民音乐》杂志刊出后，剧院党支书记责问她：“写文章应经院领导审阅，为何擅自发表？”年底给了她一个鉴定：“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位东德专家写给她的信也被剧院领导擅自拆看。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她把意见和盘托出，并说：“现在剧院外已不是早春天气，而剧院还是冬天。”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苦禅是位有名的国画家。他在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召开的会议上叙述了自己的遭遇：院方不让他教国画，把他打发到工会，专事给职工代买戏票。
主编《民间文学》杂志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在文化部座谈会上倾吐怨气道：“党员的文章不经我这负责人同意就可发出去，我自己的文章在《民间文学》上也登不出。”女舞蹈家戴爱莲说：她创作的舞剧《和平鸽》演出后，被扣上了一顶“崇拜西洋、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她是中央实验歌剧团团长、北京舞蹈学校校长，可是团内、校内的事务均由党员把持，“我只能听他们的，我的意见不被重视。”
南京的戏剧教授朱彤说：“我创作了《书香人家》，苏南文联却要我检讨。后来我又写了讽刺喜剧《贾医生的烦恼》，江苏文联连油印几份讨论一下都不肯……几年来，我的话剧创作生命几乎被窒息了。”
漫画家李滨声的画集出版时，出版社拒绝在封面上印他的名字，理由是“印上作者的名字会培养个人英雄主义”。他鸣放道：“有些人轻视漫画、轻视作者”，“粗暴到野蛮的程度”。
山东省的画家任迁乔画了个褓姆模样的女人，抱着个模样像成人的娃娃，娃娃手中捧着一张“升官图”，下边的说明是：“乖乖，听我的话听，我将给你个副局长的官作作。”到6月初中共“反击”时，共产党员任迁乔就成了“对党进行了露骨地恶毒地攻击”的“反党漫画家”。
几年来，知识分子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批评道：“几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利用和改造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方式……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这是必然的。这样做没有宗派主义就说不通”。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种孙说，当局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是“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他表示不满道：
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都）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
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1]]
他还写了一篇短文《中共失策之一》：
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最大的失策之一。
在乡间，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地主、富农。在城市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买办、资本家。在高等学校，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谁呢？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学生……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塌知识分子的。
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把这般知识分子打服了，骂服了，就容易驾驭了吗？
类似的不满十分普遍：
共产党不仅把知识分子当门下食客，而且每次运动都把他们当作批判的“罪犯”。【浙江大学教授董太和】
蒋（南翔）校长上星期在报告中，居然公开地说：“今日的知识分子，吃共产党的饭”。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之下，有什么出路……知识分子是凭本领卖劳力吃饭的，怎么吃到共产党的饭了？【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
思想改造运动说洗澡，结果给知识分子洗得腰酸腿痛。思想改造运动违反了中国的传统──尊师重道的精神。【北京大学王希光】
我国自古以来是尊重教师的，天地君亲师，教师在古代是有地位的。只有今天教师才没有地位，共产党不尊重教师。【沈阳师范学院教授徐公振】
许孟雄本是北京外语学院教授，因与党员干部难以相处而被迫换到中国人民大学。他发表了一篇《北京外国语学院鸣起来吧！》，批评外语学院“党党相护”，“党员欺负非党员”，还批评了“外交部一位大员”在外语学院师生大会上放的谬论“政治好英文也会好”。
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程应镠在市民盟的座谈会上说：“学校现在权威太多，党委书记是权威，校长是权威，一级一级的领导都是权威，只有教授不是权威……不去掉这些权威，学术就不能发展。”
北大王铁崖教授批评共产党把官气带进了学校：“我们现在是学校机关化、衙门化……人们不是以学术地位来衡量一个教授的学识才能，而是以什么主任什么长来表示一个人的学识才能；甚至在报上也出现了‘某某教授升为系主任’的可笑提法……”
著名化学家傅鹰教授说：“六年来，学校当局没有找过我们讨论学校的方针大计。”不过，他觉得北大比北京石油学院还强一些：“在北大，我只觉得党没有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在石油学院时，我可是觉得党踩在我头上。”
北大校党委委员文重曾公开对教授们说：“办社会主义大学是我们的事，不能放在你们手里，这样你们就会把我们的学校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所以，冯友兰批评学校某些共产党员“处处以救世者自居，自命为万能的造物者，对旧学者抱定一种我来改造你们的态度，优越感太重，这样造成了自高自大，目空党外一切。”
中国科学院也是这样：
科学院行政人员超过研究人员一倍，不像一个学术研究机关，而像一个衙门……科学院实际上是一个衙门，层层的领导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考古学家陈梦家】
科学院中阶层森严，以“长”为贵，不以研究人员才力为尊……最好恢复以前（国民党执政时代）的条例，即以研究员为主体，研究员才可兼所长或院长。【化学家黄鸣龙】
上海的学者也表示了类似的不满。在5月14日民盟上海市委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上，经济学家、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沈志远说：
在学术界，由于教条主义的长期以来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
八年来，我们学术界显得非常沉寂。没有任何的独立思考，听不见有什么自由辩论的空气，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
教师们变成了留声机，科学研究机构变成了死气沉沉的衙门，许多学者专家变成了鹦鹉。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王恒守的鸣放着重于教育工作。他认为“目前的教育工作中，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
高教系统的行政领导至今职责不明。一切由高教部指示，校长无权，教授听命；专科学校且由几方面领导，令出多门，财物和人力的调配彼此争执不让，或则都不负责。
在（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把有些大学拆散，理工分家，重视工、医、师范，轻视综合性大学。这些措施都应该重新考虑。
将来大学里必然要做到“教授治校”。因为全世界的先进大学的教育制度，没有不是教授治校的……“教授治校”就是依靠教授来办学，这和依靠医生来办医院没有两样。
在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中，凡是国民党政府时代的法学教授和司法部门法官，执业律师，一概被算作“旧法人员”清洗。上海的“旧法人员”被派到医院挂号室，去交通局售票，到火葬场做杂务，换上的是从农村和部队进城的文化很低、纯属“法盲”的军人。
由于法律学、政治学、人口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讲授的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从根拔掉”，各大学的相关院系于1952年被强令解散。
几年内，全国的法律院校从三十六所减至八所。
杨兆龙教授有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两个法学博士学位。1948年，他正准备去广州任教，忽然接到代总统李宗仁的任命，要他出任最高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其妻妹沙轶因是中共南京市委的委员，她偕同市委策反组组长做杨的工作，使杨接受了任命。
之后，杨以表明国共和谈诚意为由，劝说李宗仁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经李宗仁签字同意，杨下令释放了全国的政治犯，总计万余人。
中共执政后，曾给杨安排过官职，但他退而出，任苏州东吴法学院院长。不久，学院被并入复旦大学。复旦校方说他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拒绝聘用。幸亏他懂俄语，才安排他教点课，未沦至失业的地步。
1945年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军国主义头目进行审判，我国民政府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东京的外交、司法人员，曾参与分别在1943年至1945年签订的《中美平等新约》、《中英平等新约》、《中苏友好条约》谈判的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吴学义被聘为参审团顾问。审判结束，七名战犯在东京郊外被处以绞刑，尸体烧成骨灰，撒于荒野。吴学义也属“旧法人员”，从1952年起就失了业，和赵之远教授一起被打发到学校图书馆去了。
武汉大学法律系八个教授，都被取消了教书的资格。燕树棠教授说：“我们八个人全为此感觉得非常难过。我们难过的是，我们不能像别人一样对社会主义建设使尽一切力量。”
南京大学法学院也是1952年解散的。原国际法教授孙煦存说：“政治、社会、法律究竟是科学还是万金油？是否有了马列主义就可代表一切？这个问题要首先解决。”原政治系教授王辉明说：“解放后，高等学校的变化很大，但没有学语文的去教化学，而我们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的人却你到图书馆，他到参事室；你在教美术，他在教俄文……已经五年了。”该校原法律系教授祝修爵就在教俄文。他忿忿地说：“这真是我一生以来精神上最大的打击，最痛苦最耻辱的事！我看共产党处理问题太主观、太武断，不讲理，前后反复无常。”
其实祝教授改教俄文，比中国人民大学原社会学教授李景汉的命运还强一些。李1924年自美国归来后，在燕京、清华、輔仁等校执教二十多年。但从1952年起便如一名小工被驱使，这学期做机械学教员的助手，下学期做纺织教员的助手，再下学期换个学校，做劳动保险教员的助手。再下学期，工作沒有了。他鸣放道：“于今党不仅要洗脸上的灰尘，需要洗脸，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资产阶级教授不配研究国际关系。所以南京大学史国纲教授被遣散，到江苏省政府参事室挂了个“参事”的名。他认为，“在（江苏省会）南京的情况看，国际关系学这一门整个已经绝种了”。
国际法也是被废除的学科之一。北京大学王铁崖教授说：“国际法科学在中国已经中断了七年，这是由于对法律科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的结果。”他呼吁赶快让国际法教授们恢复教职。
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在大公报召集的座谈会上发言说：“组织、法律、社会学、英文的教授都成了无业的人……特别是社会科学这一门科学，等于连根都拔掉了”。天津南开大学王赣愚教授在人民日报举办的座谈会上提出：“过去好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都取消了。我希望：重新考虑恢复某些被废除的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陈友松教授说：“解放以后，搞教育统计的，被一棍子打死。现在全国的高等学校里，没有人学教育统计学，也没有人教教育统计学了”。
鸣放期间，1952年被剥夺了教席的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律学的教授们大多表达了希望恢复社会学系的意见。由于中共对教授们的呼吁不置可否，大家颇以为恢复院系有望。于是社会学家吴景超建议：在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恢复人口理论及统计、都市社会调查及农村社会调查、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课题的研究。他还建议加添若干课程，“谈谈马列主义系统以外的理论，以及苏联以外的经验”，“提倡大学教授聘任制，不受政府委派”等。
他们哪里知道，中共对教授们的呼吁未立即表示反对，只是因为时候未到。没过多久，上述鸣放者就都成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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