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除肃反外，另一个便是对苏联的关系问题。
前述黄绍竑的鸣放座谈会发言，提到上海医学院女学生吴乃艺的例子。该女生只因批评苏联医学不及德国、日本，认为不应将苏联医学教条拿来误人，被指为“反苏”的反革命而逮捕。她母亲到处哭泣叫冤，说女儿被捕九个月，还不知道关在哪里。
这件“反苏”案很有代表性。当时的苏联是个宗教殿堂里的圣物，碰一下也算亵渎。
要弄清这一点，还得谈下历史。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俄国人乘人之危，入侵我黑龙江，扬言要与英法联合对华作战，逼迫清军在瑷珲【今黑河市】签订条约，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两国“共管”。俄举国欢庆，将与瑷珲隔江相望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报喜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咸丰皇帝出逃而告终，俄乘势逼迫清廷签署《北京条约》，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而且原定两国“共管”的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海参威也归了俄国。
1896年中俄缔结条约，允俄在中国境内筑铁路，使其西伯利亚铁路得以从满洲里穿过黑龙江与吉林连接海参威。中国占股三分之一，路权在俄人手中，路轨宽度与中国铁路不同，铁路两旁几十里的地区亦归铁道会社管理，形成一条狭长的特别区，称“中东路”。
1920年9月，苏联政府曾宣告：“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和永久地归还中国。”但不久斯大林掌权，否认那个《对华宣言》，并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列文-卡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1924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议》不提归还中东路权，而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实际仍由苏联人把持。
1929年5月底，民国政府派军警前往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联指示中共实行武装暴动的文件，遂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电报电话机构，将苏籍职员押送满洲里递解回苏。7月，苏联政府对中国发出通牒，国民政府则复照称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只为维护主权。苏联旋声明与华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军队，于8月中旬大举进攻中国。
就在中国军队在满洲里奋力抵抗苏军时，中共公开提出了“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坚决表示反对的中共创建者陈独秀等因此被开除党籍。【直到现在，中共仍然说事件起因是“东北当局……公然破坏中苏共管中东路的协议”，且回避苏联入侵之事实，仅称“东北军与苏军在边境地区发生战争……我们党正确地……采取了拥护苏联的正确立场。”】
中国军队抵抗失败，近万名将士伤亡。国民政府被迫签订《中苏协议》，使苏联继续保有沙俄在中东路的特权。
1931年9月18日，日本袭取沈阳，侵占东三省。中共认为其夺权的机会来了。20日，中共中央发布“党的紧急任务”，称全国革命高潮正在成熟，出现“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其“紧急任务”之一是成立国中之国：“中央苏区必须在10月革命节【俄历，即公历11月7日--丁注】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各苏区也必须于10月革命节前成立当地苏维埃政府。”
过了两天，中共又发布决议，一方面诬蔑国民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另一方面称日本占领我满洲“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宣布其“伟大历史的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
11月7日，即苏联国庆那一天，在苏共指导下，经斯大林批准，中共在江西建立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毛泽东从此成了“毛主席”。
当天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文宣布：“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力。”【丁注：中共建国后立场完全改变，称“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
辛亥革命推翻清廷，次年沙俄即策动外蒙宣布“自治”，实则独立。
1919年，北洋政府派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提一旅之师开赴库伦【今乌兰巴托】。蒙古王公及喇嘛等闻讯，数千人郊迎三十里，自动取消“自治”。时孙中山在广州，虽与北京政府对立，但致电徐氏：“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建五族【汉、满、蒙、回、藏─丁注】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之不已也。”
但是，孙中山高兴得过早了。
1922年，外蒙共产党在苏共支持下夺权，再度宣布独立。1941年4月，苏、日签署“中立协议”，条约所附《宣言》竟然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州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抗战胜利后，苏联逼迫国民政府承认外蒙独立。蒋介石为了换取苏不支持中共的承诺而作出让步，与之签订《中苏友好条约》。1949年，毛泽东亦与苏签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
“秋海棠”永远缺了一块。
中共执政前，抗战初的军援以及日本投降前夕出兵东北是斯大林做的两件好事。但细细说来，出兵东北这件事做得也不光彩。
1945年，日本在冲绳对美决战失败，海空军覆灭，只在苟延残喘。7月26日，美国、英国、中国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 ，向日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日本拒绝。
通牒被日本拒绝后，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少盟军伤亡，美国于8月6日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7月间才承诺将在8月15日出兵的斯大林，生怕日本即刻投降，匆匆于8日宣布对日作战。
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苏联出兵东北。
10日，日本内阁照会盟军，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最后通牒。
若日本的海空军、工业设施未被摧毁，单凭原子弹或许不能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原子弹无疑是摧毁日军主力后的最后一击，彻底打垮了日本的抵抗意志。而毛泽东罔顾事实，硬说：
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
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
中共在延安办的《解放日报》报导日本投降的消息的当天，毛泽东打电话责问报社社长秦博古：“为什么把美国投原子弹的消息放在头版头条，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倒放在第二条？这可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
毛泽东说，蒋介石下峨嵋山摘桃子、夺取全国人民的抗战果实，实是诬词，摘桃子的正是他的老师斯大林。即使苏不出兵，日本也一样要投降。那样的话，斯大林就得不到沙俄从中国夺去、1905年日俄战争后转让给日本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了。斯大林就对日作战问题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第一条就是要以出兵换取库页岛、千岛群岛。
此前，日本关东军的精锐近三十万人已经调往东南亚，并被美军歼灭。进入东北的苏军一场硬仗未打，就捡走了中国人的胜利果实。斯大林不仅得到了库页岛、千岛群岛，还把日军在华武器、飞机当作其战利品，统统运往苏联。此外，还在东北大肆劫掠，拆走工厂设备，甚至商店的布匹、百货，粮库的粮食及至各类家俱。苏军代表巴甫洛夫斯基对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公权说：“我们苏联红军来解放你们东北老百姓，流了不少血，要求这一点经济利益，难道你们都不肯吗？”
日本占领东北期间，曾经修了一条数百公里长的铁路，从北安通向黑龙江江畔的黑河镇，黑河的对岸就是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日本战败后，苏联红军将这条铁路整个拆走了。
当时，国民政府负责与苏交涉苏军撤离事宜的蒋经国曾对驻苏使馆武官李修业说：“要是东北的房屋和土地能搬走的话，他们都会搬走！”按李的估计，东北工业设备约被拆走了百分之六十五。为了搬运那些物品，苏军违约拖延撤兵。国民政府虽然发表声明，予以抗议，但未能有效阻止苏军的抢劫。
能搬的全搬走了，搬不了的厂矿他们也要。1945年12月5日，苏军统帅马诺夫斯基对国民政府代表蒋经国、董彦平、张公权说：“我方认为，所有东北的重要工矿事业，均为苏联对日作战所获之战利品。现在，苏联决定以百分之五十之股权让予中国，作为中国与苏联合作经营之资本。”并以拖延撤兵为要挟，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其要求。
当时，旅顺、大连归苏军管辖，中共关东行署副主席刘顺元在去旅大的火车上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驰去。”他又了解到：“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苏军队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
刘顺元抵制苏军劫掠，竟被驱逐出境。1947年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刘说：“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
就在这种所谓“合作”的情势下，毛泽东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英国人林迈可1937年与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船从美洲赴华，先后在北平和延安为抗日战争作了很多事。作为中共的老朋友，他一看完报纸便提笔给毛写了一封长信，说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将断送中国军民八年的抗战成果。1950年访华时，林迈可夫妇被告知：“毛主席一有空就接见你们。”但毛故意避而不见，他始终没能向毛面陈见解。
这“一边倒”的直接后果就是朝鲜战争。
1905年，日本佔领韩国，废其国号，改称朝鲜。
李承晚、金九先后领导的韩国地下政府迁到上海，被中国朝野认同。日本投降、韩临时政府归国前夕，周恩来在重庆曾设宴欢送。
美、苏、英达成五年后选举南北韩统一政府的协议后不久，斯大林即食言，封鎖“三八线”，指定金日成主宰北韩，充当其傀儡。后南韩按照联合国决议于1948年选举李承晚为总统。
在美国如约从南韩撤军后，斯大林却与金日成密谋一举“解放”南方。斯大林一方面批准金日成准备进攻南韩，一方面使中共做了进攻南韩后若美国介入就出兵援朝的承诺。
1950年6月，北韩突袭南韩的当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北朝鲜军立即撤至“三八线”。苏联代表不出席，故意放弃其否决权。连坦克都沒有的南韩军队潰败，仅仅两天，汉城【今称首尔】就落入北韩之手。安理会就出兵韩国举行表决时，苏再度缺席，听凭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
北朝鲜军被击败后，苏共政治局在10月5日开会，决定避免与美国冲突并撤出其在北韩的机构和人员。会后斯大林立即致电毛泽东，告以美国不可能进攻中国，敦促其立即出兵。
毛听命于斯大林，谎称美要侵略我东北，哄骗老百姓“保家卫国”，将中国拖进了韩战。
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撤军，并保证不会将战火烧到中国时，苏联却动用否决权否决了该议案。斯大林不要停火。甚至在朝、中都考虑停战时，他还要求打持久战。
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去，苏联新领导不同意再打，中共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毛泽东以伤亡上百万人（整建制拨给朝鲜的原第四野战军四万多朝鲜族部队还不算在内）的代价，为斯、金二人收拾残局。所得收益如何？一是保住了金氏独裁王朝；二是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可是战争一结束，斯大林就死了。中国人白为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忙了一场。与朝鲜“鲜血凝成的友谊”也仅维持了几天。尽管中国将韩朝战时期援助的物资和现金一笔勾销外，再赠送八亿人民币，朝共仍然说：中国人是怕战火烧到自己国土才出兵朝鲜的，吃亏的是他们。中共白白替斯大林、金日成打了一仗。
吃了斯大林如此大的亏，宣传机器仍然天天在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全国城乡的广播电台则反复播放《莫斯科--北京》这首歌：
斯大林和毛泽东，领导我们，领导我们！
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们在前进、前进、前进……
1953年斯大林死时，全中国到处有人痛哭。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
1956年苏共首领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国人逐渐吐露实话、表达真实思想。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就对人说：“我看，斯大林将来要变成一文不值。”章伯钧也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1957年鸣放，中共许诺“言者无罪”时，人们心中的不平就一股脑儿放了出来。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时的中国陆军副总司令龙云鸣放道：
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苏联出兵中国的东北，将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机器和物资，搬去到了苏联，至今未归还，怎么算是友好和兄弟国家？
朝鲜战争是苏联指使北朝鲜发动的，反要中国去抗美援朝，而所用的武器又是用中国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向苏联换取的，一切战费皆由中国负担，这样是公平合理的吗？
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说：
苏联对别国之帮助已达到能决定那个国家的领袖应由谁来担任的地步！它代替了别国人民的意志！匈牙利人民无权来选举自己的领袖！这不是侵略吗？
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的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的专家被排挤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余地，这是什么样的社会？
精简全国苏联专家……需要者留下，蹩脚货叫他们回去！
文章所说中国专家受排挤的问题，可以下列事实为佐证。
曾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的王学文，1950年完成《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一部份“绪论”，在人民日报连载并刊印发行。但不久一位苏联专家指出这本书有问题，某些观点与斯大林不一致。王即被撤职，从此赋闲在家。
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顾准，在中苏联合开发黑龙江水利资源的谈判中抵制过苏方的无理要求。所以“反苏”，“破坏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是其右派罪名之一。
苏联专家良莠不齐，本属正常，蹩脚货是有的。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马干在鸣放中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
苏联老大哥派来的所谓专家，在经常来我们院的十几位中，除三几人真正够得上条件外，其他充其量只不过工龄较长的熟练工人，或刚从大学毕业而全无实际经验的黄毛小子而已。例如，驻钻探队的所谓专家，实质上原来是二级工段长而已……再如，水工组的一位所谓专家，甚至连计算排水隧洞的系数也不懂。可是他们仍被奉为和每每以绝对权威自居，乱下指示，乱发批评。另方面生活特殊，如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假日去从化温泉休养……难道这便是“一边倒”的代价？
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则对苏联的社会科学嗤之以鼻：
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
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的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等于不存在。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
更多人在鸣放中抨击苏联的社会制度：
（苏联）政治不民主，新闻不自由……农业上接近破产，革命后还未达到革命前的水平。农民不起来反抗，是由于秘密警察镇压。【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项志遴】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斯大林能）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北京大学物理系王书瑶】
苏联制度，无论党内党外，皆无民主，绝对是党阶级和领袖独裁。我到苏联去考察，所得的事实是如此。它那种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苏联人民的。人民穷困，物质缺乏，物价高昂，生活不易。社会主义不过是宣传而已，其实行不通。人民失了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连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也没有听闻过。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领导，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弄到党内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动辄镇压和肃反……实在太危险了。【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
今日新中国向苏联一面倒，飞机以及各种武器皆是自苏联买来的，专家顾问也是苏联人……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国人手里，总是不好的，迟早要出问题的。不问同主义不同主义，人种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苏联如何的好，他总是外国人，绝不是中国人……共产党昏迷沉醉，死投于苏联怀中必有亡国灭种之一日。【昆明航空工业学校学生许其武、童纫卿大字报】
不过，对苏共的专制制度，罗隆基的批评倒十分委婉：
中国的宪法，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行之于中国，不可能无问题。五年计划也是抄写苏联的，内中也有许多不妥……这部宪法和社会主义五年计划，似乎有修改之必要。【在民盟总部的鸣放】
苏联一手拿着和平以及平等的旗帜，向世界招手，一手指挥大军镇压匈牙利人民，干涉他国内政……中国共产党由苏联领导，将来是不是有麻烦的问题出现，累及中国，也要作个远见的估计……【在森林工业部小组的鸣放】
当时中共奉苏联为“老大哥”，盲目学苏联，言必称苏联。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干才批评高等教育部说：
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是主观主义加教条主义再加宗派主义，三样俱全……我们学习苏联，许多是生搬硬套。有一个时候，曾经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闹了不少笑话。好像只要是苏联的，就是好的，就是先进的；只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就都是不好的，就不能学……有些东西苏联没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们就闭着眼睛加以批判，结果现在苏联也有了，我们就只好自我解嘲一番。
经济学家千家驹在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说：
有些学科，只要苏联没有的，我们就一律否定，认为一无是处，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律学等等全部加以否定。这种故步自封的办法，实在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在司法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郁去非说：
司法部学习苏联也是硬搬，苏联有运输法院司，司法部也就成立这样一个司。但是，这个司在去年一年只审判了一件案子。
对于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冶金部设计局工程师阎绍玺有类似的批评：
我们学习苏联来进行设计，全部是教条主义……我们采用的标准、规范是照抄苏联的……不合苏联的标准（上面）就不批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抱怨道：
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大部份力量和纸张都用于翻译苏联的小册子，这简直没有用。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说：
在学习苏联的时候，迷信了苏联。这种迷信的表现，就是以为苏联在一切方面都是世界第一……这就使我们变成一种目光如豆的人，视野中只有苏联。
反右一开始，“反苏”便是右派的一大罪名。有位学者说过“不要因为反美而反对学习英文。现在世界科技文献中，百分之七十是用英文写的，而用俄文的不到百分之二十。”这就够定为右派了，罪名是“反苏亲美”。
在1957年的中国，苏联是碰不得的禁区，谁碰谁遭劫。
几年前，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高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浮雕制作者】访问苏联时，对招待演出的话剧里中国人留有辫子提出了批评，结果被指“破坏中苏友好”而遣送回国。1955年肃反，他被定为“反苏、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1957年又成了右派。
中共党员“反苏”，也是右派。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修良记述她落网的经过道：
1956年，刘晓任驻苏大使，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寄给了中央，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一份报告，认为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搞个人迷信是完全错误的，赫鲁晓夫揭露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我同意刘晓的看法。在讨论苏联问题时，我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时这却成了“反苏”言论，成了把我打成“极右派”分子的罪名之一。
我在讨论苏联问题时，说过斯大林处死布哈林等人是错误的等意见。但想不到在反右斗争时，被扣上“反苏”罪名。
“反苏”有罪，反俄也不行。北大历史系学生陈斯骏，写过一篇文章评论沙俄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被冠以“反苏”而扣上了右派帽子，尽管乌沙科夫是沙俄将军，并非苏联人。
在黑龙江北岸近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布着64个中国居民村屯，共约两千户、一万余人，史称“江东六十四屯”。1858年《瑷珲条约》规定，那些中国人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1900年沙俄在海兰泡一带“将华民之在俄界者十余万人”，“尽行屠戮”。事后，六十四屯人民纷纷避往黑龙江以南。7月20日，沙俄骑兵闯进六十四屯，将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国居民全数杀戮，将财物抢劫一空，放火烧掉全部村屯，从此霸占了那片土地。
当年12月，列宁曾著文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是，如今中共为了向苏共示好，不准人民议论此事。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雷光汉说了一句“苏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就被打成右派，发配到中国最西边的塔城劳动改造去了。
北大还有个学生在大字报中说：外蒙的主权是在蒋介石手中丢失的，我们有理由不承认。他被指为“名为批蒋，实则批苏”，也是右派。
北大图书馆正门外，摆着莫斯科大学赠送的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塑像，一些学生建议校方搬走罗蒙诺索夫塑像，换成李大钊或者鲁迅的塑像，但校方毫无反应。十几位同学行动起来，自己动手搬迁塑像，结果参与此事的学生大多成了右派。
南京工学院学生陈森辉看了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对同学说：库页岛原本是中国的，是被沙俄夺走的。这便构成右派罪了。
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参加苏方归还旅顺港的活动时，秘书吴占一随行。甘泗淇对旅顺、大连的苏联驻军不甚满意，说了几句。回京后，吴占一曾将甘泗淇的话转述给几位同事听。吴被定为右派，罪名仅一条：“反苏”。
哈尔滨市一位中学教员上课时，曾画过一幅东北地图让学生认。学生看不明白，他将被沙俄割去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的轮廓勾勒出来后，再问学生：“看这剩下的，认出是我们东北了吧？”所以，他也是右派。
中央美术学院学生袁运生，鸣放期间在旅顺写生、作画。见到用俄国将军命名的街道时，他对同伴表示过：“真叫人扫兴”。回到学校，言行被告发，领导将他叫去，说：“经过研究，你被划为右派了。”他就成了京郊双桥农场右派中的一个。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的“中立协议”公布时，举国舆论大哗。王造时及张申府、刘清扬夫妇等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并推举王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声明，苏日协议“显然妨害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他们要求斯大林说明：
尊重所谓“满州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1924年中苏协议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份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
从此，王造时在中共那里入了另册。而今新账老账一起算，将他打成了“大右派”。
1957年春夏间，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陆钦墀写了一篇论文，详述帝俄如何在一百年前夺走中国领土，指出苏联的历史书籍“有粉饰历史事实……不真实地阐述历史的情况”，同时还批评中共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中国近代史》“竟然没有一句话提到1858－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胡绳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宋云彬【浙江省文联主席】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同样不提这件事。”
反右了，中共说陆钦墀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捏造了一些……史料，向社会主义、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攻击。”把他打成了右派。陆钦墀一没捏造史料，二没攻击苏共和中共。从中共指斥他“狭隘民族主义”即可知道，中共为捍卫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连国家领土完整这一民族大义都可以弃之不顾的。
雷海宗曾这样评论中共：“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到了1957年，雷教授当然也是右派。
自然，毛泽东不是石敬塘。他只是斯大林的小兄弟而不是儿皇帝，心中或许也想把沙俄抢去的中国领土要回来。但他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一直依靠苏联。既然苏共不肯归还中国领土，他只好禁止人民发议论了。
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事件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马云凤曾张贴标语“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苏军滚出匈牙利”。当时倒没将他捉进官里去。毛泽东说：马云凤“有反动的思想，这个人后来开除了党籍。但是还留他在那里读书。”而反右一来，马云凤便锒铛入狱了。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说：
有人企图抹杀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就是在这个会上，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为苏劫掠东北一事辩解道：
苏军帮助我们解放东北时，美国正大举帮助蒋介石空运军队到东北，要使东北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些工业装备如果不搬走，不是直接帮助了美、蒋，大大地阻碍了全国的解放吗？
陆定一则宣布：
我们同右派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
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
右派……就是要把苏联说成是“赤色帝国主义”……
右派的反苏活动，在我国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容许的。
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
鸣放者多半没有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还真有那么一个关于中苏友谊的条文。
1945年苏联红军到东北后，到处奸淫妇女。【1945年时尚是中学生的一位干部告诉笔者：当时他的女老师剃了光头，混在男学生堆中清理战争废墟，才未被红军官兵认出拉去奸污】早在1949年，东北作家萧军就因为批评苏军强奸中国妇女而被整肃，从文坛消失。现在民盟女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又因抨击此事而被指“造谣”，“破坏中苏友谊”，成了右派。
其实，苏军在东北奸淫妇女之事毛泽东知之甚详。他后来这样说过：“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是要面子。”但是，所有批评苏联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无一例外。
辽宁金州城外的八里村，原本没有学校，1945年日本投降后办起了小学。来了个大连师专毕业的女教师，模样俊俏，才十八九岁。她家在县城，每天步行到学校，必经之路的道边有个苏联兵营。
她的学生中有一个是后来成了作家的柯兴。他回忆说：
有一次，早晨，已经上课了。可她没来。我们去接她，一直接到苏军兵营也没接到。我们正愣愣地朝城里的方向眺望，突然，看见她披头散发，衣服撕破了，半裸着上身，嚎叫着从兵营里跑了出来，仿佛是疯了一般……
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见到她。
后来听说，苏联红军在小北山上要枪毙两个犯纪律的士兵，正要开枪的时候，她跑到山顶上，苦苦地哀求，才把那两个士兵从枪口底下救了下来。
1957年整风的时候，听说她把这件事的经过谈了出来。接着反右。她因为“美化自己”，“诬蔑苏联老大哥”，“破坏中苏友谊”的罪名受到批判。
1958年，因为她后来执教的那座学校所定右派名额不够数，便给她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一年，我考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离开了家乡……有一年暑假回家，听我额娘说，那年第一个来到我们八里村办学的女教师投海了，身后还扔下个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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