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55至1956年的肃反运动在人民中造成的怨愤，毛泽东多少有些了解。在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中，为了鼓动人民鸣放，也为应付与会的党外人士，他说打算全面检查一下肃反问题。陆定一在5月6日中央机关整风运动动员大会上，也认为肃反问题在鸣放之列：“几十年的斗争，在我们的头脑中搞成一个条件反射，举例来说，动不动就是打倒杀头……肃反、三反都是这一套办法，不是实事求是而是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
人命关天，中宣部长又带了头，所以，鸣放一旦被鼓动起来，首先就是“镇反”“三反”“五反”和“肃反”。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鸣放座谈会上，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黄紹竑发言说：
我去各地视察时，亲眼见到的事，镇反、肃反运动中，处决冤枉，惨不忍睹。但死者已矣，不能复生，该他命短，不去谈它。然未处决还在押者，尚有五百一十二件冤案。其中举出几件冤案的情况为代表，和党的方面谈一谈。
他举的例子有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谢珍被指为反革命关押，不审不问，每天换一次牢房，致使其疯癲；广州八十三岁国民党老党员董福开，以反革命罪逮捕，长子被指包庇父亲判刑三年，次子亦被判刑，后经董福开哭号呼冤，查明董并无反革命行为，但仍然在押、不予释放；上海原沪江大学校长因早年代表国民政府赴德国签署贸易协定，被指为反革命，关押六年不审不判。举了这些例子后，黄氏总结道：
我认为这样的肃反，尽是冤狱……文明国家，有冤狱的賠偿规定，社会主义国家冤狱就冤死了结。……要人民如何信仰？国家社会如何安定？司法，尤其公安机关的粗糙与任意，是不有利国家社会前途的。
由于肃反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曾在4月间的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说：“肃反伤了知识分子的元气，至今未复。”
剧作家吴祖光在文化界整风座谈会上发言道：
肃反这种斗争形式，即使在专制时代，也是罪恶的。
建议文联出一个小册子，把文艺界内受冤枉者的名单，通知大家。
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说：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
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
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
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说：“别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广东省来说，肃反政策、农业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来的镇反、肃反冤杀了许多好人。”
民盟湖南省负责人杜迈之说：“肃反是全国性的错误”，“专政专到人民头上来了。”
天津市天主教人士聂国屏认为，中共把信仰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过去的运动“伤害了许多虔诚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过去判十年、二十年徒刑的，今天都应该宣判无罪了。”基督教刊物《回家半月刊》主编刘龄九认为，肃反运动伤害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他要求为基督教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
“民革”青岛市主任委员徐一贯说：
解放第一天共产党就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肃反……使大家有“知不敢言，一言难尽，言者挨整，闻者记账”之感……声明一下，肃反时我沒有被整、被斗，也沒有沾着边。
原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彥说：“肃反运动中，被整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整错了。”武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杨时展，在致毛泽东的“万言书”中说：“在这些运动中，知识分子因不胜精神摧折，不胜斗争之辱，不胜我们的董超薛霸式的‘帮’，跳楼、赴水、仰药、刎頸、投环、切腹而死的，擢发难数！”
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说：“过去，公安局逮捕人是不经过法定程序的，也不经过检察院批准。去年的肃反中，各校都有教授被捕，被捕时，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有的后来又释放。但不交待为什么捕和为什么放的原因，令人猜疑不定。”该校杨兆龙教授表示不赞成中共将法律定义为“阶级镇压的工具”：“中国今天镇压对象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要不要法律？”“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合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
对于“三反”运动，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长春市检察院副院长刘汉仁认为“是以官僚主义来反贪污浪费。”“只反了贪污、浪费，沒有反官僚主义。”另一位学员宁波市委书记刘德焜也批评“三反”运动是“大规模的逼供信”。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怨气更大：“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搖头。”“（我在）思想改造（时写）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
5月21日，上海人民电台举办座谈会，正在那里采访的的中国青年报编委刘宾雁应邀出席。说：“三反以来，人权受践踏，人的尊严受侮辱。肃反中错误更大。”“把人的尊严看成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全国问题，历史性问题，也是个小小的悲剧。”
山东工学院的民盟、九三学社成员召集了六次座谈会，请肃反时被斗的人訴苦。他们抨击肃反“乱点鸳鸯譜”，学院领导肃反的人“无理、无知、无情、无能，个别的无恥。”
东北工学院两千名教工，在肃反中受“审查”被批斗的多达数百名。在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参加的机械系鸣放会上，一位教师控訴肃反时对他的打骂：“我沒有问题可交待，可审查人员硬是认为我不老实，揪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另一位教师说：“请问焦书记，东工的肃反，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该校肃反时有一位受审查的教师跳楼自杀，但学校党委沒有给死者一个结论。鸣放者要求党委明白宣布，这位教师是“畏罪自杀”还是被迫害而死？
镇反对象主要是前朝人员，肃反则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大专院校是肃反运动的重点。各校的鸣放重点亦在肃反：
肃反运动，我院领导上假定旧知识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普遍搜查，翻箱倒筴，十家就有九家搜……【东北财经学院教授赵鸿翥】
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同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
把发牢骚的，就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逻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肃反运动的时候，使用极端粗暴的办法对待他们，把斗争、禁闭等办法施诸于他们。打击和斗争面太广，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真把他们搞得太苦了，太伤心了。【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
片面强调斗争与改造，使许多科学家心緒不安！算算账，解放后死了多少科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
肃反运动有什么成绩？文艺界又肃出了什么特务？许多人都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非常可怕。【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
（肃反）是历次运动最坏的一次。从头错到尾，沒有一点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项志遴】
党员搞肃反，唯恐搞不到大的。党员、搞运动的人，是想搞出个大的来表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戏剧文学系主任孙家琇】
对肃反重新估价的问题，关系到将来的历史如何写法。应该说肃反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严重的。因为斗了多少人，多少人被当作反革命斗了，结果都不是反革命。拿人命做试验，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呢？造成的罪恶是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阿房宫赋》中有“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不敢言不敢怒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啟贤】
有人说，肃反斗争走的是群众路线。群众是谁呢？我把它大致分成四种：打手、走上风的、走下风的、被斗的。如果硬要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大连工学院讲师彭声汉】
（肃反）损害了中国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使大家六亲不认。……共产党有无遵守宪法的诚意？【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副教授艾玮生】
上海市民盟负责人陈新桂也认为“肃反造成六亲不认，党内外都是如此，甚至夫妇之间。”他将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改成“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说知识分子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
其实，连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也这样看。鸣放期间，他曾私下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翎说：
由于肃反的原因，这些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太淡薄了，见面都是天气好，朋友互相之间沒有一句多话……这样做都沒有什么意思了。
现在到处都是官僚主义，沒有办法……到我们这里当记者，一点意思也沒有，这里的一些记者都很苦闷，哪里象你想象的那么自由。采访并不是按你们的兴趣选择的，而是为了完成任务，再多说一句也不行。
因为毛泽东指示各地将反革命“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百分之五”便成了肃反时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各地干部又竞相以超额完成为荣，结果制造了无数冤案。许多人就此鸣放：
肃反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中央决定肃反对象有百分之五，这是太主观了……这样就产生了超额完全任务的现象，许多人被迫自杀，但还被扣上畏罪自杀之名……肃反是集反宪法之大成。【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魏荒弩】
哪个单位打不出“老虎”，就要摘乌纱帽。肃反都要凑百分之五的数字，这就得从瘸子里面选将军。这些都是与中央的政策有关系。【山东省文联艺术部部长、画家任迁乔】
肃反是斯大林做法的残余……我们学校有三千人，说百分之五就有一百五十人，哪里来这么多反革命？人说毛主席是有根据的，我不信。【云南大学教务长王士魁】
在高等教育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顾执中教授说：
镇压，肃反，思想改造，几次暴风雨……完全破坏了宪法。
以第一次肃反为例，共产党不从细密调查工作出发，而是事先拟定必须打击的一张数字单，规定北京需要逮捕反革命分子五千名，上海七千名，武汉五千名，广州六千名……其他省也相等如此上下数字……结果，就使无数的人民受了害。
对并非畏罪，而是畏斗、畏迫自杀者，必须清查，予以名誉的恢复，并须照顾其家属。
由于毛泽东说过要检查肃反的偏差，罗隆基在5月22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建议全国人大和政协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訴。”他还主张主持“平反”的机构要同原来领导“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除共产党以外，也应该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
民盟湖南省负责人杜迈之也主张成立肃反善后委员会，专事平反工作。罗翼群在广东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由于）在三反、五反、肃反中，采取所谓“大胆怀疑，残酷斗争”的方针，有些被斗的人受不了当时的痛苦，虽非事实，也只得被迫承认，因此造成不少冤枉案。毛主席既然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因此，建议组织平反机构来处理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啟贤也说：
我同意罗隆基的意见，在我校立即成立“检查小组”，清查在历次运动中所受害者，为他们恢复名誉。
胡风案也是鸣放中的一大话题。
当时，中共让民主党派人士集中在社会主义学院，开会帮助党整风。民革中央委员周颖说：“胡风有可批评之处，但绝不是反革命。”她以作家骆宾基被冤为例，说明肃反扩大化了。但她未将肃反的问题全算在中共身上。她说：“在肃反运动中，我们民主党派不闻不问，不提意见，民革的成员被斗争，自己的组织袖手旁观。”因此民革也有一份责任，也应该改变作风。
顾执中也有类似意见：“共产党把国家事情搞得这样糟糕，民主党派也要负责任，因为民主党派过去都是捧共产党。”
为胡风鸣冤者相当多：
反胡风运动是“新文字狱”。（肃反）是在唯心主义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北京市司法局郭可宏】
胡风主张文艺要有自发性，不要钦定式。钦定式的文艺，是对文艺界头上插上一刀子，文艺要丧命。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外文出版社编辑冯亦代】
胡风有才华，为什么不把胡风放出来让他开开花？【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许君远】
我想共产党好比是和尚，胡风好比是居士，都信佛。居士虽不出家，本领不一定比和尚差。【复旦大学教授王恆守】
当今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比清朝的文字狱还要兇，还要厉害。【河南省文联创作部负责人栾星】
在《惩治反革命条例》中也找不到胡风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反革命。【北大法律系助教潘世明】
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都是非常苍白无力、荒谬的……说他们秘密通信，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誼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难，沒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
请问毛泽东同志，何（其芳、林默涵）等不也有小集团小宗派么？为什么只让他们放炮，不让胡风开口呢？路翎何罪？最高法院必须立即向全国人民公布胡风事件的下文，让胡风、路翎等出来鸣，繁荣我们的文艺。【北大中文系学生崔德甫大字报】
逮捕胡风沒有按法律手续，逮捕后也沒有按法定时间审讯。【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华桥广播部主任赵节】
如果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至今还不审判？还不敢见人？【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师】
人民日报是新闻机关，不是法院，不能随便宣布人的罪名。【北大历史系学生张磊大字报】
对外贸易部法律室顾问董士廉鸣放说：因揭发胡风被中共宽大、不予逮捕的“胡风集团骨干”舒芜“卖友求荣”，而因为胡辩护而获罪的呂荧“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他的批评矛头直斥刊登胡风“罪行材料”的人民日报：
胡风不是反革命，人民日报犯了诽谤罪。
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发表了《为胡风鸣不平》的演讲：
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1937年作国民党中宣部三厅厅长及大部分起义人员将同罹此罪。
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詆毀、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辞汇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所用语词亦尖銳之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頗。
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的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
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刘奇弟本人在肃反中曾被关押，与胡风在同一所监狱呆过。他张贴大字报指出，当局以胡风与友人的通信作为定罪根据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它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搬进了法庭。”因风闻胡风已死，他在大字报旁边张贴了一副对联：“铁窗禁贤良，天昏地也暗；忠臣血洒地，鬼神俱哭泣。”
其实，对于肃反，毛泽东早在3月间就已定了调子：
要肯定，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不肃反，那可不得了。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而匈牙利沒有肃清。
反右开始后，他又下指示说：“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属于“在这次运动中闹得最兇的”。所以，凡对以往运动鸣了几句不平的人，都是右派。
文物专家王世襄就属于“三反中被整的人”。日本投降后，他曾代表国民政府赴日本交涉，追还被日劫夺的善本书；从德国人手中追回殷商、战国时代的青銅器；从末代皇帝溥仪的天津居处接收被溥仪私自带出故宫的大量文物。“三反”时，他被诬为“大盗宝犯”关进了看守所。尽管审查结果是王世襄无罪而有功于国家，故宫博物院还是将他开除，踢出了文物界。鸣放时他表示不满，认为对他“处理不合理”，结果成为右派。
华南工学院化工系学生朱静钦的父亲原是资本家，在“五反”中被指为“不法奸商”。因熬不住日夜的疲劳斗争而跳楼自杀。鸣放期间，他张贴大字报批评党在“五反”中追查“偷税漏税”不是以账目数字为根据，而是一口咬定“不止此数”，用饿饭、疲劳审讯等方式追迫。他说：“这和封建时代的严刑逼供有什么区别？我父亲就是在这种压迫下死去的。”大字报一出，保卫科立即用相机拍下照片备用。反右一开始，即将朱静钦打成右派，开除，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去了。
新华社外文编辑刘祖蔚则是“肃反中被整的人”。四十年代他在纽约联合国工作，1950年辗转回到祖国。肃反时，他被怀疑是“派遣特务”而审查、抄家。鸣放时他并沒“闹”，仅在鸣放会上说了一句“肃反工作以后要慎重”。就这一句话，他便成为右派，成了劳改农场的“劳动教养”犯。
肃反时曾被拘留关押的《河北文艺》编辑柳溪，也是一个。
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刘尊棋也是“肃反中被整的人”。他1931年加入中共，抗战初与胡愈之、范长江等创办国际新闻社，刘任社长。1941年被党派至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湎甸回国，受聘为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
肃反时，他曾被停职审查，但鸣放中并沒有“闹”，只是在会上泛泛的说：“在肃反运动结束以前的几年中间，被怀疑的干部名单，不是逐年缩小，而是逐年扩大。”“对非党干部猜疑、打击过重，团结帮助过少。”结果，也成为黑龙江北大荒农场的“劳动教养”分子。1960年，回到外文出版社，次年，又被“下放”到湖南农垦局。1968年，被押回北京，1969年，退回湖南继续关押在湖南省第一监狱，直到1975年才由湖南公安厅宣布无罪释放。这已经是肃反之后20年的事了。
上海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副校长范泉，肃反时被诬指为国民党暗探，隔离审查了两年，才说他“沒问题”。鸣放时他表示不满，认为不应该对他“先隔离，后调查”。于是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在一个名叫鲁沙尔的山沟里劳动改造，21年后方得平反回家。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捕后，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拒绝指称潘是“内奸”“特务”，于是被降职降级到淮海中学。他本人并不曾闹，但他的夫人、上海市妇联主任赵先却为他向中央写申訴。信转到市委书记柯庆施手里，赵先即被打成右派，送到长兴岛农场去了。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员、诗人天蓝在反胡风运动中，曾受批判，原因是他在延安时，给胡风办的杂志投过稿。他在鸣放时，对此提了点意见，却因此成了右派。
北大东方语言系一位讲师，因与胡风通过一次信，肃反期间曾在全校大会上被逮捕。鸣放时，他不免埋怨了几句，结果当然成了右派分子。
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朱企霞，与胡风是中学同学，又一起赴日本留学，1955年6月曾被当作“胡风分子”拘捕。1956年春获释时，公安部对他说：“师院会向你道歉，会给你作政治结论，会熱情欢迎你。”但回校后，党委不仅不向他道歉，还禁止他再登讲台。鸣放时，他表示了强烈不满。经省委书记兼省长邵式平的过问，他才拿到“朱企霞不是胡风分子”的结论。但高兴了沒多久，校党委就给了他一顶“资产阶级极右分子”的帽子。
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尚丁，被当作“胡风分子”坐牢一年多后，当局承认“错捕”，平反复职。如今成了上海出版界的头号右派。
“胡风分子”张中晓的弟弟，“鸣放”时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座谈会上说了一句“胡风等人并沒有触犯刑律，不能定为反革命”，即成“替胡风分子鸣不平”的右派，发送新疆，劳役20年。
司法部部长史良的秘书孙文铨在鸣放时说：“我明明沒有问题，偏偏在肃反中把我列为重点。审查结果证明我是清白的。但审查我时是在机关大会上宣布的，为什么审查结束不在大会上宣布呢？这不公平。我的肃反调查结果也应在大会中宣布。”这么几句话，构成了定他为“极右分子”的依据。1958年8月，他被逮捕，从北京半步桥监狱，转至河北茶淀清河劳改农场。从那时起到1961年1月死在农场，他就再也沒有见过同在司法部工作、也被打成右派的妻子赵霞清一面。
肃反时，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蓝曾挨整，后学校宣布予以纠正。但反右一来，又把他打成了右派。该校物理系教授束星北肃反中曾被停职审查。1956年青岛市肃反领导小组对其作结论说：“尚未发现其反革命政治身份……应摘掉反革命的帽子。”学校党委也给他写信，说：“政治嫌疑应予取消，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应予摘除。”鸣放时他并不曾“闹”，他只发言说：
肃反时，毛主席说了一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为肃反的指标……我们看，靠“人治”是多危险。
这就引祸上身了。他不仅被定为“极右分子”，“反革命”的帽子重新落到了他的头上。他被开除，“管制劳动”三年。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继续管制，直到1965年才撤消管制。
同济大学有个学生，肃反时被斗争、停学一年。鸣放时，他张贴大字报，要求学校公布被斗、被捕、劳改及自杀者的名单。学校据此定他为右派。他的同学严公政认为，党已经亏待过人家一次，不该再度粗暴对待人家。结果，严公政也成了右派，被送黑龙江劳改去了。
肃反期间，一辆囚车开进复旦大学，铐走了中文系学生施昌东。一年后，施被释放，说是抓错了。鸣放时，他在会上说：“我是把党认作父亲的，即使对我有错怪，打了我一顿，也都改不了我的赤心！我相信父亲会汲取教训的”。可是党认为，要党汲取教训就是反党。他成了右派。
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助教王承炤，在肃反时挨斗自杀。鸣放时，该系几名学生将大字报贴到系党总支部书记办公室门口，谴责其“草菅人命”。反右一来，系党总支将这几个学生全都打成了右派。
其实，1955年肃反时无端被肃的人，此时大多数不须鸣放就自动成了右派。东北师范大学肃反中被关押和被勒令停职交待问题的，共有二百多名师生。当时榨不出油水，不久全都放了。到1957年抓右派，这批人全都落了网。
江苏师范学院美术系学生高尔泰，也是这样落网的：“反胡风时我们班被审查的五个人，此时全部被打成右派。两个人被开除公职，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其中一个就是我。”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学生傅小石曾被许多人包括院长江丰认为是个“天才”，其父是名画家兼学者傅抱石【抗战初蒋介石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即出自傅氏之手】，抗战时与胡风一家是邻居。1955年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时，傅小石公开表示“胡风不会是反革命”。当时他就被批判、受了处分。为此他对朋友诉说过冤枉。反右后被揭发，他被扣上右派帽子，送河北双桥劳改农场。四年后，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父亲给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写信求助，他才被放回，在江苏省国画院当勤杂工。
有的鸣放者，本人并不是肃反的受害者，有的甚至是肃反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只是替别人申诉，鸣不平。例如，上海同济大学卫生工程系青年教师汪长风是该校青年团委组织部长、上海市人民代表，肃反时，曾搜查过学生的日记告信件，使部分被斗者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自杀身死。现在，他在全校近千人的教师大会上说：
作为一个干部，作为一个积极分子，我曾经昧着良心斗争和迫害过不少无辜的青年，搜查过他们的日记和信件，使部分被斗者精神失常，情绪消极，甚至因此而自杀。如今我觉悟了，我愿意向被斗的人道歉，向死去的忏侮……我认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肃反问题现在党委采取个别道歉，我是不同意的……肃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不单是方式方法的错误。
对于中共不依法行事，人们不满已久。顾执中教授的意见十分尖锐：
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
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
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
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刘少奇─引者）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过去八年中，公安、司法部门执行党的指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捕人、杀人，冤枉了许多无辜。其实，他们中间不少人心里也有气。他们的意见几乎都围绕法制而发。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认为：“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度法律来实现的……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说：“市委不懂法律，还阻碍法制建设。现在审判独立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党委干涉。”北京中级法院院长贺战军说：“市委领导不是学法的，又没搞过司法工作……案子送给他们（指市委书记）批，我看行事也不一样，犯人有走运的，也有倒霉的。”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说：“法院有时不顾法律规定，而单凭市委的指示办案是违法的，破坏了法院进行审判的独立地位。”
这几位领导干部带了头，北京司法界的鸣放十分尖锐：
党法不分、党委审批案件是造成错案的原因。党委过问具体案件就是违法。很多（司法干部）不能胜任，很多根本不懂法律，真是祸国殃民。[[1]]
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主要法律没有公布，造成审判人员无法可依。所有刑事案件都没有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现在只有人治，没有法治。[[1]]
在这个社会里，无法可依，有法也不依，谁有权，谁的决定算数。审判员凭空气办事，中央说宽就宽了，说严就严得要命，凭风办事。我们遇到运动就要找典型，群众一反映，就要判罪。群众运动破坏了法制。[[1]]
公安部的一位干部也参加了鸣放。他批评当局说：“无反也肃，有错不纠，言者有罪，闻者不戒。”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俞钟骆也批评司法工作“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审判人员判案可以随心所欲。”“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在不久即展开的反右运动中，上述对“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人治现象表示了不同程度不满的司法人员，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分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
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因，批评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被指“诬蔑1955年的肃反运动”，成了右派。广西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成右派，罪在“恶毒地攻击肃反成绩，替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申冤’，硬说所谓‘冤案’、‘错案’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其实，谁都知道他们说的是实话。肃反中的错案远不止徐江萍说的百分之五十。连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都这样说过：
我们（肃反）的缺点错误是很多的，我们决不隐讳。
斗了、捕了、搜了一些好人，有些好人自杀了。有人说，“镇反、肃反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这种说法……是有一些根据的……有冤枉，可以平反……
我想黄绍竑等人所列举不人道的事例，事实上是远远不能代表我们现在真实存在着的严重事实的。我们有少数劳改队的一些干部对待犯人比奴隶主对奴隶还要残忍……不仅是违法，简直是惨无人道。[[1]]
我们的劳改队、监狱……有的不给水喝，不让睡觉，有的劳改队，使犯人每天劳动到二十小时，死后解剖，肠子和纸一样薄，这简直是惨无人道，而且是犯法的。[[1]]
那些不过讲了一些事实、鸣了一些不平的人，那些抨击中共将宪法当手纸的人，无论如何料不到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右派，成为罗端卿所批评的那些劳改队、监狱的“奴隶”。
当然，这是毛泽东发起“反右斗争”之后的事，我们还是继续述说1957年春中国人的“鸣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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