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包含“中右分子”、“右言分子”、“疑似右派”在内的一百余万右派，尚活在人间的，无论是否摘了帽，无论是在劳改农场“就业”、在绝望中等待生命耗竭殆尽的，还是已经回到社会、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都已经做了十九年贱民。又过了两年，中共才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决定“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
中共悄悄地将《社会主义好》那首歌里的唱词“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了“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同时却又说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不过反右“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扩大化”这个词，源于苏联三十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事实上毛泽东也说反右就是肃反，是“新式肃反”。反右就是苏联三十年代肃反、“大清洗”的翻版。自然，毛泽东只说“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不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杀人。但劳改、劳教皆学自苏联，北大荒的劳改农场就是西伯利亚劳动营的翻版。
中共坚持说反右扩大化而不是根本错了，理由是并非百分之百的右派都搞错了。除江苏省属于胡耀邦所说的“百分之百的扩大化”外，其它各省都有“真正的右派”，可见反右之必要。例如四川省五万余右派（不含“中右分子”、“右言分子”等），四川大学女学生冯元春等21人不予改正。河北省两万五千多右派，6名是真右派；山东省三万四千多右派，80名不属错划。各地不予改正的，江西景德镇市有7人、河南南阳市2人、南阳县3人、辽宁台安县1人、贵州兴义县1人、青海互助县1人，等等。全国不予平反的右派，不到一万名。
全国知名的“大右派”中，被宣布不能平反的只有5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和彭文应。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能被平反，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右派，反右就根本站不住了。可是许多人纳闷：怎么法学家彭文应也不能改正呢？
原因是他“态度恶劣”。当上右派后，彭拒不认罪，结果上海政协常委的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子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子女们跪着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直到1962年去世。所以，右派改正没他的份。
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亦未被改正。该校党委《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是这样说的：
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
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
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
林希翎的这些言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些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然坚持其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用1957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
有这些不属错划的右派在，中共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反右只不过是“扩大化”而已。
可是，历史的账永远不会烂掉。中国人民或迟或早，总会有起来清算反右的那一天。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曾经说过：
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现在苏联已经变了，中国一定也会变。到那时，我们的后代或许会在北大未名湖畔竖起一块小小的石碑，将为了民主中华而殉难的林昭的血诗刻在那里。人们不会因为岁月的磨蚀而忘记她和她的同志，正如那诗里说的：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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