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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公馆依然像从前一样热闹，访客不断、宴会不断。所不同者，是袁先生不再是锦缎长袍或者西装革履而是一身黄布解放军装，现在他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统管巴城工商业。袁蕴天先生可谓富比陶朱，他起于蓬荜，贩盐起家，跟贩云南烟土。有了基础他便不甘做边鄙土老财，转入正道，向地产、轻工业、金融发展，几十年苦心经营成为巴城第一富商。解放前夕他做到了巴城银行的行长，上海有钱庄、盐市有盐井，泸城有酒厂、土地千顷、楼房栉比，执巴城工商业之牛耳，富可敌国。他更雄心勃勃地转向政坛，巴结权贵、培植亲信、扶掖后进，集聚力量，寄望有朝一日成为政要，左右时局。他慷慨解囊资助青年精英留学欧美、日本，资助进步学生赴延安参加革命，他曾从上海将大笔资金送给地下党转往解放区，是响当当的进步民族资本家。他乐善好施经常救济贫民，在巴城口碑极好，被称为袁善人。他家教甚严，几个儿子规规矩矩读书，从不敢上街去玩的。
一九五一年底三反运动在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内展开了。一九五二年二月共产党在天津的两名高级干部因为贪污被枪决，他们都是战功累累的共产主义战士，由此拉开了五反运动的序幕，定下了铁面无情的调子。杀一儆百，各省市纷起效尤，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每间工厂、每间店铺都有干部、工人组成的调查组调查资本家贪污、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科、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盗骗国家财产…揪出来的贪污分子又叫老虎。没收资本家财产的行动正一步一步深入展开。
袁先生首当其冲，成为巴城第一大贪污犯、第一大老虎。贪污分子被扣押，工业局属下的几十只老虎就集中关押在周家祠堂的戏楼里劳动、反省、坦白交待。
他们睡地铺，每天自己挑水、煮饭、打扫，去工地抬石头…干部训话，反复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虎们分组学习，写坦白书，听坦白得好，认赔认罚的资本家上台现身说法，齐唱打倒贪污分子的歌曲。稍有不服者，便被吊起来打，平时养尊处优的资本家哪里受得了，戏楼里时时传来喊爹叫娘的告饶之声。这办法和打土豪分田地是一脉相承的，惊人地有效，三下五除二，短短几个月，被扣押的资本家们乖乖地交出所有财产，能保住条命算是上上签了。以革命的名义嘛，大权在手，让群众来搞搞便足矣，何须动用武力？苏联那个列宁做得可绝啦，中国共产党人就温和多喽。
这戏楼正是由侧院进出的，每天小春秀便忙招呼纠察队的干部们，端茶送水，嘘寒问暖，留心犯人们的动静，她的家也成了干部们休息的好去处，哎呀老陈，哎呀老黄地亲如一家。
一天，工人纠察队提步枪押十几个贪污分子去三元坊南街口挑水，老虎们担起水桶排成一字长蛇，歪歪扭扭、踉踉跄跄地往坡上爬，个个满头大汗，气喘如牛。袁先生年近五十，早已做不动粗重活路，实在受不了，刚巧走到他从前的家门口，身子一晃，“吧哒”一声摔倒，木水桶挞成了几瓣，水顺斜坡往下流。一个工人纠察队员上前对袁先生就是几枪托，袁先生老泪纵横，跪在地上求饶，“不要打，不要打，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赔，我赔。”磕头如捣蒜…这工人见围的人多了，存心羞辱他，停住手道：“唱打倒贪污分子！”袁先生跪在地上边哭边唱，“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选，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坦白要严办…”这时，一声么喝，“箍脚盆扎甑底！”一个竹篾匠挑担儿正好兜到面前，袁先生如见菩萨显灵，连忙掏出仅有的一点钱请他箍桶。
袁先生是国大代表，当然和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商勾结、结党营私、通同作弊还少得了？何况还贩过烟土，最后转捕，判处无期徒刑，劳改终身。他的财产以官僚资本论，全部充公。他万没想到当初那样出钱出力帮助共产党却落得个年过半百身陷囹圄，劳役终了。好在他本是穷苦出身，身子骨还算硬朗，无非打回原形罢，粗重活路慢慢也惯了。不知道那由商入政，支配时局的旧梦还在吗？
袁太太一下子落到贫穷如洗的境地，带五个儿子靠亲友帮助，租下周家祠堂从前的厨房安顿下来。那屋早没有人住，黑得像地洞，在后院最西边，挨后花园和厕所。袁太太胖胖的，本就十分勤劳，一家人的生活就靠她帮人带孩子、纳鞋底慢慢捱，奈何几个男孩胃口又大，惟有稀饭菜帮子熬成一大锅填饱肚子算数。贫困如此，袁太太还坚持让孩子们读书，直到老大高中毕业去工厂当工人。
么哥和袁二少爷成了邻居。袁二少爷叫袁义中比么哥大两岁，瘦高个子，也在达志小学念书，高一个年级。他性格内向，木讷，喜欢画画，和么哥很快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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