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继续进行被中断的政治改革，他就等于丢了魂。有“魂”还得有“魄”。胆魄不是天生的，既靠练出来，也靠逼出来！
●竞技节目的三种可能性
二ＯＯ二年秋天本书于中共十六大前夕初版时，胡锦涛已经走了十年接班的平衡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眼看就要走到最高权力宝座的终点了。我们当时设想，十六大上胡锦涛命运不外乎三种可能：
其一，在平衡木上平安地走到尽头，接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欢呼、拥戴；
其二，在平衡木即将走完之际，风云突变，坠下高台；
其三，平衡木又多出一截，更高了，更难了，还得再走下去，加时竞技比赛。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锦涛的命运介乎第一种与第三种之间：他在十六大上接过了总书记职务，江泽民却依然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一安排，使胡锦涛接班悬念延续到了二ＯＯ三年的十届人大：胡锦涛接过了国家主席的职务，但是身为党、政一把手，并不是军队一把手。
邓小平当年保留军权，将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党政一把手头上，殷鉴不远。所以，胡锦涛的接班程序，可以说并未完成，实际上是上面所说第三种可能，而未来的前景，则依然在第一种与第二种两可之间。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的党政军所有大权都应该集于一人之手才算圆满接班。但就胡锦涛这一具体个案而言，没有军权的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算不上真正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相信不会有多少人表示异议吧。
中共正经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次权力交接──我们说的不仅是十六大这一次会上的表演性、仪式性的交接，人所共知，中共的代表大会都只具有象征意义，真正的权力争夺、利摇颉蚧换，都在会前的密室中敲定，然后在会上展现出“团结、胜利”的表情就行了。（笔者听剧作家沙叶新说过一句诛心之论：中国任何会议，都只需要大家来“会”，而不需要大家来“议”。）
我们说的是，整体性的两代人的全面权力交接。这个过程或许要两年，或许要三年，或许更长。说这一次权力交接，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权力交接，也未必就是夸大其辞，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人民能否汇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世界文明主潮，决定性的选择机会就在这三五年的交接。
如果我们放开眼界，那么，即使权力交接完成了，也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任务。新一代人掌权之后，他们是否能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姑且不说历史啊、时代啊提出的使命），也还是成败未卜，胜负难料。
本书传主十二年前没有想到自己竟被选中担当起这样的重任。是邓小平、宋平等人选上他的，也不妨说是被历史多方面的因素推上去的。
与他出生的岁月比，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潮流变了。今天的世界，如果按他年轻时接受的教育、灌输的理想来衡量，简直是找不着一个出口的绝境。对于中国，对于中共，对于中南海领导层，对于胡锦涛本人，都严峻无比，而且，更糟的是，还紧迫无比。他上任一年多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不是证明了这一点么？
胡锦涛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或者，幸运的话，未来不久他也当上了中央军委主席），他仍然走在平衡木上，甚至是更为惊险的平衡木——带着中国共产党，带着中国。
●魂与魄
在紧紧跟随胡锦涛的人生步履走过六十一个春秋（对于本书来讲，就是近三十万言），跟得上气不接下气之余，笔者的思绪有时飞得漫无边际。
此刻我们想到了吴稼祥。这位政论散文的高手，不仅有鞭辟入里的见地，而且有摇曳多姿的文采。他常常用贴切而又形象的妙喻、或者类似言简意赅的“诗眼”的一两个词，点出问题的实质，让人印象深刻。
例如，他比较了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的异同说：邓小平时代是拆除这个国家旧建筑、建立新大厦的时代，江泽民时代就是进行内部装修的时代。例如，他说邓小平把全国人民都认为不可干的事情做成了，像改革开放，而江泽民对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应该干的事情却没有干，像政治改革。例如，他说江泽民在交班问题上的心理：“老婆可能是别人的好，儿子和接班人则是自己的好。”比如他说温家宝是周公不是文王；说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赵紫阳是中共的头脑，邓力群是中共的手段，可惜三者没有集中在一人身上，于是都未得善终。
我们以为，在谈到胡锦涛的未来是否能成功时，还是此公的两个说法精辟：
一个是说：现在不必担心胡锦涛的良心和头脑，但确实担心他的手段——怕他太嫩，而曾庆红手段与头脑都有，不知是否有良心。
另一个是说：
继续改革是他的“魂”，是他的继承合法性来源。不改革，特别是不继续进行被中断的政治改革，他就等于丢了魂。
只有“魂”，也未必就做得了胡（耀邦）二世，要做胡二世，还得有“魄”。
信哉斯言！怕手段太嫩也罢，要有魄也罢，指的是要有杀伐决断的魄力，胆魄。但是，我们更相信，“艺高人胆大”，胆魄不是天生的，既靠练出来，也靠逼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胡锦涛面临各种挑战，包括面临那位既有手段又有头脑、只是不知是否有良心的曾庆红的挑战，都是好事。如果没有这些挑战，胡锦涛不会做比江泽民更多的事情，不论是重新激活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进一步引导社会转型——毕竟，在胡锦涛这匹马的前面，是几辆倾覆的前车：中国的与外国的共产党前任政治改革者，几乎留下的都是失败的记录、负面的教训。如果不受逼，他是断不会再去重蹈覆辙的。
我们当然不能将中国所有重大的课题寄托于胡锦涛一身。他在政坛上，今后充其量毕竟只有十来年时光可供施展。许多观察家都认为，真正符合世界主潮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将在所谓“中共第五代”（不论那时执政党的名称是否还叫“中共”）掌权时期发生。第五代是在改革年代成长，较多接触全球社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给他们留下的历史负担接近于零。他们是懂计算机和讲英语，在知识经济和世贸组织年代里如鱼得水的宠儿。他们正在迅速成为社会中坚。不过，仍然需要胡锦涛这样的第四代为他们开启闸门。
在十六大开了两年到三年之后，也就是十六大到十七大（如果还有十七大的话）的中段，中国政治的走向和所谓“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倾向，将会从混沌中逐渐清晰，能站稳的站稳了，站不稳的就被冲走了，主张是这样，人也是这样。而期待中国政治发生大的变化，则要等到接近十七大的时候。
●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
毛泽东晚年有三句话广为人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这三策，后两策还说得过去，第一策完全昧于当时的国际趋势，对于引领中国走向富强，可以说缘木求鱼。
饱读线装书的毛泽东这三句话，是化用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典故。这个典故，恰恰跟本书写到的胡锦涛的故乡徽州有关。
徽州（今歙县）有个斗山街，这里最完整地保存了徽州深具特色的民居：曲径通幽，重楼叠院，高高低低的马头墙错落有致，砖、木、石雕的门额、花窗随处点缀……话说朱元璋攻打徽州时，亲自乔装进城打探，被人看出形迹，元兵合围追捕。情急中他躲到斗山街，遇到朱升。朱升向朱元璋进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深具战略眼光的三策比诸葛亮的《隆中对》还要言简意赅，不仅奠定了日后明太祖开国定江山的基础，还触发了六百年后毛泽东的灵感。
胡锦涛是否知道这段典故？固然，明代的历史教训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现代，他是否会将这三策，也化用到自己身上、化用到今日中国的战略发展方针上？
──“高筑墙”，在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今天，乍听这第一策，似乎不合时宜。但是如果将“墙”理解为法治之墙、民主之墙、体制之墙，实在非常有现实意义。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大交锋的时代，中国，需要尽快构筑起民主法治的完善体制，来保障民众的生存、发展和创造，来捍卫民族延续和繁荣的良性环境，来落实胡锦涛自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
──“广积粮”，在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大国转变为现代科技和经济大国，走向二十一世纪之际，人口、资源、生态和社会心理局势都不容乐观。这第二策，大概可以将含义扩大为：要将主要精力投放于狠抓提高综合国力、狠抓开发物质和精神资源这个根本吧！
──“缓称王”，从中国的角度看，用深通国际政治韬略的邓小平的话来说：“不要当头”，不是“缓称王”，而更要“不称王”：不仅不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不当亚洲的头，不当“东方世界”的头，也不要富了、强了，就想着当世界各国的头；从胡锦涛个人身处的地位和眼前的事业来看，在中国权力结构中也要“不称王”：不仅不要担当某个派系如“清华派”“共青团派”的掌门人，不要自封为党的第X代“核心”，“大树特树自己的权威”；而要积聚力量，厚植人脉，化对手为伙伴，变阻力为助力，真正认识到、真正去落实：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本书导言提到从西柏坡赶考的典故。胡锦涛带着他的同事，现在正每日每时地回答考题。愿幸运之星照耀中国，也照耀胡锦涛──平衡木上的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