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胡锦涛在中共高层的崛起，“共青团派”又开始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焦点
考察“共青团派”，我们遇到一个特殊的困难：中共十六大临近，权力交接和政治布局步伐加快，共青团派成员的职务变动也加速，每个月、每个星期、每一天，都有人从一个岗位转到——往往是升迁——另一个岗位。我们只好将我们考察的截止日期定为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借用胡耀邦所创造的“第三梯队”和邓小平所创造的“第X代核心”这样两个词，合在一起，巧合的是，我们可以将“三胡”作为“共青团派”的三个梯队核心：第一梯队核心：胡耀邦；第二梯队核心：胡启立；第三梯队核心：胡锦涛。
胡耀邦是第一梯队。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曾经提到的，“共青团派”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了一番。那是因为胡耀邦任中共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最高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改任总书记；而那时的第二梯队胡启立任中办主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加上曾经在共青团工作过的许多人，这时候在政坛上都成了气候，呼风唤雨，煞是引人注目。反过来说，胡耀邦地位的巩固与共青团派的崛起也有密切关系。而一九八七年年初胡耀邦黯然下台，团派第一梯队使命结束，共青团派声势也随之重挫。不过，多数团派成员仅仅原地踏步，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升迁，却也没有跌落。胡启立当时也曾一度被人视作会随胡耀邦一同遭打入冷宫。后来却仍然保留在高层，“共青团派”将重新冒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团派第二梯队核心上。但胡启立不敢像胡耀邦那么锋芒毕露。一九八七年秋，胡启立在党的十三大上升任政治局常委，颇使该派成员喜出望外了一阵。但没想到刚过一年多遇到”八九6.4”事件，胡启立被赶出决策圈，后来贬为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再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光采和声势。“共青团派”即使还有受提拔重用者，像钱其琛就气势如虹，成为外交界说一不二的实际掌门人，但这些人哪里还敢、还愿凸现共青团色彩？
●共青团第二梯队核心空有其名
李瑞环也应算是“共青团派”第二梯队主要骨干，在胡启立下台之后，李瑞环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团派成员本来可以再投靠其门下。但是不然。李瑞环担任团中央书记之前，已经有了“青年鲁班”、“毛主席纪念堂工地指挥部党委书记”等多种政治资历——实际上，当时不通过共青团的渠道，他也能从别的门径在中共权力体系中登堂入室。何况，他在专职团中央书记的座席上没呆多久，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年，与上下左右没有来得及建立感情；后来虽然挂着这个“团中央书记”的名义，却走马上任到天津直辖市当上雄踞一方的诸侯。再过几年，风云变幻，他那一辈的“共青团派”已经花果凋零，没剩下多少——后来在部级岗位上的就剩了胡启立、高占祥、朱善卿等屈指可数的几人。他虽然在“八九6.4”以后进入中央常委班子，但走的是偏锋，起的是与保守势力抗衡的作用。而工作也不顺利，先抓意识形态，保守势力在老人支持下不买他的账，使他连连碰壁；后管政协、统战，也难有突出佳绩。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中共元老年龄老化不可抗拒，掌权者不得不重新重视选拔接班人。客观现实是：可以相对信赖、又可以相对避免社会反弹的人才群体，仍然是共青团的干部，他们比较接近中共遴选拔擢人才的标准。
一九九二年六月——其时胡锦涛尚未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仍是养病、协助十五大筹备并待分配之身——中共中央组织部与团中央联合举行过一个全国性会议，总结与推广如何以共青团组织向中共推荐接班人的经验。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国务院人事部长赵宗鼐在会上强调：“共青团员是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来源，团组织‘推优’（推荐优秀人才）是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渠道”，“这样是关系到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百年大计，是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这一形势，在客观上为当时即将上任的胡锦涛，形成了“共青团派”再次崛起的背景。而胡锦涛当时甄别审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对象，也无疑有相当一部分人曾与共青团有这样那样的渊源。
不论胡锦涛本人是否愿意承认，他注定要成为“共青团派”第三梯队的有凝聚力的新核心，他注定要被人们视作“共青团派”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掌门人。“共青团派”，指的是由共青团这个系统在仕途上升迁者。再要细分，又有广义狭义之别。
●太子党?秘书帮?共青团派
人们说惯了中共政坛上几个板块：“太子党”、“共青团派”、“秘书帮”。其实，“太子党”并不算党，“秘书帮”难以成帮。 当今的“太子党”只是一个特定的基于革命高干血统的集合名词而已，中共上层的长期政治争斗在太子之间留下的创伤和其它后果，早已把“太子党”拆得支离破碎。在军政两界——现在又加上商界——中共高干子女，要么因父辈的恩怨，要么因彼此的竞争，往往各立山头，相互之间往来不少，但关系未必融洽，未必能协调口径；而由秘书而青云直上者，多与其昔日的上司构成纵的渊源关系，与其上司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却很少能与别的前秘书们横向同气相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太子党”与“秘书帮”很难上下提携呼应。例如，我们很少看见某位高干子弟，拔擢另一位高干子弟，将之收揽到自己门下；高干子弟在游乐中固然可以呼朋引伴，但是在“事业”上很少结成一团一伙，多半都是各人凭藉父母庇荫，单立门户，独当一面。我们也很少见到某位曾任秘书的官员，看在其上司也曾任过秘书这一点，而死心塌地对之忠诚效力。近年来，情况出现了某些变化：在王宝森案等重大腐败案件中，都可以发现秘书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联手作案，利益均沾。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是以“秘书”为结帮标准，有什么相近的政治目标，说穿了，他们不过是以利益为旨归，包容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不过，“太子党”虽未成“党”，太子与公主们却都具有极大的能量，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共产党权力体系中的要害系统和部门，就拿军队中的太子党来说，已经把持了作战、情报、军工、国防科研等等极多关键性岗位。
我们不用专门去调查统计，把手边大家耳熟能详的列一列，就有：邓小平家族，叶剑英家族，王震家族，薄一波家族，李维汉家族，乌兰夫家族，贺龙家族，江泽民父子，李鹏家族，习仲勋家族，粟裕家族，彭真家族，万里家族，聂荣臻家族……还有曾庆红，俞正声，何光炜，刘延东，王歧山，陈元，廖晖，潘岳，林用三，布赫，周小川……这是一个长得看不见尽头的名单；尤其值得重视的，就是部队的这一大批太子党：聂荣臻之婿、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和妻子、中将聂力；罗荣桓之子、二炮后勤部政委罗东进；谭震林之子、总参动员部部长、少将谭冬生；李先念之婿、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亚洲，周恩来之侄、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尔均；原副总参谋长王诤之子、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苏民；董必武之子、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董良驹；贺龙之子、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贺龙之婿、前武警总部政委李振军；贺彪之子、解放军总参装备部长贺平；粟裕之子、北京军区某集团军长、少将粟戎生……
●共青团派的共同特征
与“太子党” “秘书帮”这一“党”、一“帮”比起来，倒确实是“共青团派”像个“派系”的样子。在中共对党内小团体如临大敌，绝不给予任何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共青团派”固然不可能有成形的组织，更不可能有什么成文的纲领，但是“共青团派”的存在则无可否认，其成员不仅有感情的纽带，有昔日上下级隶属关系，还有很多在后来工作任务中互相配合的机会。共青团派的官员非常普遍地上下提携呼应：一个前共青团干部，很可能将他原来的团内下属继续提拔重用，逐渐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形成气候。我们所观察到的“共青团派”成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点：其一，五十到八十年代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过的人，由于共青团这一组织在中共体制下被设定的性质，在政治上都有较强的企图心和使命感。在这个系统工作的干部，除非不想在政界发展，“中途挂靴”，激流勇退，一般来讲，总是希望在这一领域干出一番成就来，有比较强的仕途功名心。其二，由于工作对象所决定，直接面对青少年的共青团干部，比较活跃，比较热情，富有朝气。其三，由于工作任务所制约，共青团干部擅长于政治动员、思想教育、组织主办造声势的宣传活动，他们打交道最多的一般是党委及其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由此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方式、能力结构以及政治联系，后来往往在政工（包括外交、社会团体和某些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等等）、政法领域去施展。其四，由于工作性质所限制，各级团组织基本上都是清水衙门，共青团干部相对来说比较清寒，而对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现象也就保留了比较多的正义感和批评的勇气。
说到底，“共青团派”的凝聚力，来自于人之常情：在共青团岗位上工作的人，往往都是在青春年华。人生中最美好的的事物如恋爱结婚等，都与共青团的岗位，甚至与他们曾参与的、团组织发起的一个个具体活动相联系。这段岁月很自然成为他们在今后的生涯中长久保存、十分留恋的回忆。
●共青团派任职前后有别
我们几年前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革”后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的“共青团派”干部的前途，在屈指可数的几个特例之外，就普遍情况而言，胡锦涛之前和之后，情况很不一样。在他之前到团中央工作的，“转业”之后基本上都一直在地方工作。如：
王建功，后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逝世）；
刘维明，这位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侄子，任广东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他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度还代理全国青联主席。但后来就连走下坡，一九八五年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回到广东省担任省委常委，八八年始任副省长，后退居二线。他是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候补委员，十三大时则只是普通代表；
克尤木?巴吾东，他横跨了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团中央书记处；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书记；
唯一的例外，是李海峰，但她也是长期在河北省工作，很晚才调到国务院侨办担任副主任。而与胡锦涛同时或在他之后进入团中央书记处的，“转业”后多半都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例如王兆国（中间有几年被贬抑到福建）、刘延东。
此外还有：
张宝顺，副部级的新华社副社长；
李源潮，原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九六年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宋德福，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国务院人事部部长；
刘奇葆，八十年代中调到团中央，在以宋德福为首的书记处任书记。后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陈昊苏，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赵实，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一九九八年政府机构改革，该部撤销，合并到文化部，成为广播电影电视局，赵实任副部长待遇的副局长。
但是上述情况经过四年多时间，已经大变。这些在中央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士，在胡锦涛于十五大上第二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说，其接班身份被江泽民正式认可之后，不少人被安排到省里去了。这些人“下放”，明显与前面所说那些到省里工作的人不同。那些人下去了就难以再回到北京（李海峰是唯一例外），而这些人，放下去获得地方领导工作经验、准备日后提拔重用的意图极浓。
●“共青团派”第三梯队特点鲜明
考察“共青团派”未来的走向，我们有把握地说，这个派系虽然具有前面所说的共同特征，但下一拨人马将呈现与老“共青团派”不同的特点和面貌。
以年龄来看，可以说，大体上以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为界，在此之前出生的为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共青团第三梯队成员，在此之后出生的为第四梯队。我们先来看看“共青团派”第三梯队成员，具有什么样的角色特征——其中某些特征与第二梯队（胡启立、李瑞环那一梯队）相比较一下，就更为明显：一，他们教育水准较高，普遍受过大学教育，而第二梯队则有不少是在干部速成班受训或是所谓“调干生”；但是第三梯队的大学教育，有不少被“四清”冲淡，甚至被“文革”打断。二，他们专业经验较强，多半有工程师、地质师、机械师、编审等专业资格；而第二梯队大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后期间参加革命，多半是传统的政工型；但是，第三梯队的专业经验，多半偏于工科或理科，其它各科较少。三，他们多半在学校就读期间就在政治上靠拢中共，被吸收为党员，或作为又红又专的典型。四，他们多半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资历和经验，是在中共战略重心转移、推动社会转型初期，由于急需“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人才，而从各个科技业务和经营管理岗位上搜罗来的。但当时急于使用，破格提拔，致使他们中也出现“经验断层”，有的后来不得不“补课”。五，已离开共青团系统的第三梯队大都担任党务（包括组织、宣传、统战等）、群众团体、政法、文教方面的官职，也有一些担任了政府行政管理官员。他们变换角色的适应能力较强。同时他们因为经历过残酷的文革，对拉帮结派整人之类政客手腕也不陌生。
●共青团第四梯队的跨世纪素质
“共青团派”第四梯队（比胡锦涛更低一批的梯队）成员，五十年代出生，是文革中的“老三届”、文革过后最初几届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中多数现在正在共青团岗位上，等待或者说争取调到更有发展前途的岗位，向权力中枢逐步位移。这些人在二○○○年前后开始，被陆续提拔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最后卸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到河南任省委副书记兼省长（十六大后升为省委书记），可以看作是他们的排头兵。 这一梯队的特点是：一，他们学历更高，百分之八十以上具备大学本科学历——而且，拥有的是不折不扣、非常正规的本科学位；其中拥有硕士、博士学位者也越来越多。二，他们所学的专业，不再像前一梯队那样侧重于工科与理科，而是向法律、经济、金融、哲学、教育和其它社会科学等专业倾斜。具高中级职称者相当普遍。三，他们具有更多的商品经济知识和眼光，更多的现代价值观念，更多的现代实用技能，对接触洋务，与国际接轨，也有更多的积极性。有人归纳为是新一代职业文官，比起前一梯队「技术官僚」，又进了一步。四，理想主义色彩在几个梯队中呈现递减趋势，而第四梯队比起前面一个梯队，更接近于剥落殆尽。意识形态教条，在他们头脑中进一步淡化，或者只是作为一个装饰、幌子。与此相关的，是整体道德修养不如前代，更为虚伪。他们的心理驱动力，主要是个人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和权力欲望。五，他们的适应性更强，对自己的未来有更清晰的设计，除了进入权力体系，他们也有意识地为未来在商界、在学界有一番作为铺路开道，有的现在就「官学两栖」。六，由于更讲求实际，对于现在的社会弊病也有更多思考。其中有些干部，转任过多种职务，更为了解下情。第四梯队接班人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拼命弄到文凭——不仅仅是大专或者大学本科文凭，而更盯住了硕士、博士文凭。由于他们所处的高位，能比一般人更轻易地得到高学位。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康晓光，十六大前夕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种精英结盟统治中国，证诸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的师生合作，互通有无，庶几可信。尤其是要看到《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这本书早在一九九一年夏就上市了，其写作当在更早，不能不佩服这些学者与官员早有前瞻，三种精英的结盟十多年前就静悄悄地开始经营了。
国内最近一份学术报告指出，共青团干部升任中共副省部级以上干部人数大增，不过多数在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历练，很少担任经贸、管理、科技等部门主管，在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今天，可能成为人事更迭隐忧胡锦涛的第二任政治局常委任期开始到世纪之交的三年间，共青团派势力进一步向上渗透。以下名单中括号中为该官员曾担任的共青团内职务（为简便起见，一般只列入团内最高职务）。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宋德福（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云山（曾任内蒙团区委书记）；
副部长刘鹏（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副部长刘延东（曾任团中央常务书记），
万绍芬（曾任南昌团市委副书记），
李德洙（曾任吉林团省委副书记）；
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朱善卿（曾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汪家鏐（曾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
副校长刘胜玉（曾任西藏团区委副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团委书记）；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传华（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
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只列正职）──
副总理钱其琛（曾任团中央研究员），
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曾任新疆策勒团县委副书记），
公安部长贾春旺（曾任团中央常委、北京团市委书记），
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曾任团中央学校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学联主席），
民政部长多吉才让（曾任西藏团区委书记），
司法部长高昌礼（曾任山东团省委宣传部负责人），
文化部长孙家正（曾任江苏团省委书记），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见上），
人事部长宋德福（见上），
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任山西团省委书记）；
新疆区委书记王乐泉（曾任山东团省委书记），
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曾任大连团市委副书记），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孙英（曾任山西团省委副书记），
海南省委副书记、人大主任杜青林（曾任吉林团省委书记），
河南省长李克强（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北京市委副书记张福森（曾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北京青联代主席），
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曾任江苏常州团市委宣传部长），
贵州省长钱运录（曾任湖北团省委书记），
海南常务副省长王厚宏（曾任安徽团省委书记）；
……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上是四年前的不完全统计。到了二○○二年十月，更是今非昔比，放眼望去，到处「团徽在闪光」。共青团派的官员升势猛，调动快，让人眼花缭乱。在胡锦涛担任第十一届共青团常务书记、第一书记期间的二十二位常委，目前已有二十一位成为副省部级以上干部。中共中央系统：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和常务副部长刘延东，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令计划，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蔡武，中央宣传部两位副部长吉炳轩和刘鹏，中央外宣办两位副部长李冰和李刚，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刘胜玉，中纪委秘书长袁纯清，副秘书长金道铭，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长赋……国务院系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文化部长孙家正，国务院计划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汪洋，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国务院监察部副部长李至伦，国务院质量监督总局局长李长江，国务院气象局局长秦大河，国务院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吉炳轩、赵实……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学者寇健文的调查分析说，根据国内最近一份学术报告指出，由于胡锦涛的崛起，使共青团干部升任中共副省部级干部人数大增，不过这些人多数在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历练，很少担任经贸、管理、科技等部门的主管，在中共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今天，可能成为中共人事更迭的一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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