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一位封疆大吏不听中央调动，产生了连锁反应，间接促成了胡锦涛在中共十四大的青云直上
另外一种说法，倒是值得在这里详细介绍一下。
要从离题甚远的“天府之国”说起。十四大之前，中共最高决策层打算对四川省的班子作一番大调整。当时的省委书记是杨汝岱，作为中国最大省份的一把手，他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拟让他退下，次年进人大当副委员长；
当时的四川省长是年已花甲的张皓若，清华化工系毕业的高级工程师，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四年。张皓若与其两个哥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昕若，天津市副市长张昭若，虽然曾被列入“太子党”的名录，但他们的父亲张仲鲁尽管担任过煤炭管理总局副局长、河南省交通厅厅厅长，但基本上却是一个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文革”初期遭批斗含冤去世。张皓若很早就提出必须落实国营企业的自主权，按照“三资企业”的办法，促使企业走向市场，形成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体制。邓小平南巡之后，张皓若将四川省划为八大经济区域，放手让他们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建设，而不是全省一刀切，这在中国各省中尚属首创。海内外舆论都看好他的政治前途，中央拟将他上调京华，进中央委员会，担任国务院权力甚大的生产办公室的副主任——这个办公室将由从吉林省长任上调来的王忠禹领导。
杨汝岱和张皓若空出的位置，中央的腹案是：让当了八年重庆市长、时任省委副书记的萧秧为省委书记，时任省委副书记谢世杰接任省长。
邓小平、赵紫阳打算重用萧秧，盘算已久。萧秧原名陈峥，阆中县人，他也是“清华帮”，四十年代后期在清华电机系和建筑系学习，一九四七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干事、北京玻璃厂军代表、厂长等职务，还到民主德国硅酸盐研究院进修研究过。一九五六年回国，很长时间在北京玻璃总厂担任党委书记、厂长。一九七六年九月“文革”结束前夕，调到国务院任第九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后来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担任水晶棺组副组长——大概是根据其主管玻璃企业的资历吧。一九七七年秋他担任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很受邓小平、赵紫阳、尤其是万里等人青睐，八十年代中期，他被调去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市长，一九九二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央有意让他接替杨汝岱，在十四大上进政治局。
然而，人们却没有想到，张皓若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不肯接受中央对他的安排，去国务院担任生产办公室副主任。这就差点打乱了中央在四川的全部棋局，张皓若这个棋子不挪动，后面的棋子都没法就位。
●服从组织安排赢得元老欢心
张皓若这样“不顾大局”，不服调遣，造成中央人事安排的被动，使得元老们非常恼火。据知悉内情的人说，薄一波大为震怒，强硬下令张皓若必须出四川，听也得走，不听也得走！胳膊当然拧不过大腿，张皓若先暂时到了马上就要裁撤的轻工业部搞搞调研，次年三月才安排到新组建的由原物资部和商业部合并而成的国内贸易部当部长。他敬酒不吃吃罚酒，中央委员自然黄了，十四大上只勉强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让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吃惊不小。
不过，张皓若虽然被强行搬开，中央的布局仍然没有实现：萧秧很快就要被大提拔的阵势，在十四大上引起了代表反弹，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中，竟然不争气没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与张皓若一样只当上了一个候补委员。这下，当然没有办法安排为四川省委书记了，更没有办法进政治局。次年二月，中央安排他当四川省长。
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何频后来在《“十四大”人事布局透视》一文中写道：
两名颇具改革思想，而且成绩显著的重庆市委书记萧秧和青岛市市长俞正声，
未能如邓小平、万里所愿进入政治局或书记处，只被选上中央候补委员。
萧秧，是万里所赏识的人之一，已主持中共第一个综合改革城市——重庆市有数年之久，他原本内定接替为代表四川的杨汝岱进入政治局，未料竟成了中央候补委员最后一名。究其原因，是萧秧长期与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负责人不和，结果四川代表内部反对萧秧入局，宁愿四川这个人口逾亿人的最大省不在政治局占一席。”
何频也提到张皓若令人诧异，分析说“由于对三峡工程的上马持保留态度，使他在十四大上出乎意料未成为中央委员”。
四川省的人事布局风波，给中央有权拍板的元老们强烈的震撼。这时有人说：“要提拔干部就要提拔党性坚强、服从指挥的，就要培养胡锦涛这样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要好好煞一下向党讨价还价的歪风！”胡锦涛在中央需要人到贵州、到西藏时，服从组织安排，不说二话，不叫困难，这在中共的这些高级干部中，也并不多见，大得元老欢心。
●恩师还是老上级宋平
在十四大及随后举行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只反复宣讲了为什么认为胡锦涛优秀、合格，却没有讲为什么认为胡锦涛比别人更优秀、更合格，甚至是所有接班人中最优秀、最合格——人们也只好很自然地将之简单归结为元老青眼有加，幕后操盘，黑箱作业。
坊间出现多种传言，将胡锦涛仕途上所有扯得上的靠山都扯进去，例如，有传言甚至说宋平以提拔胡锦涛接班来作为自己告老归田的交换条件。据北京比较知悉内情的人士说，重用胡锦涛的主意，最早是宋平和乔石两人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率先提出的。此后，宋平曾向薄一波等老人作了游说——因为薄一波头脑中还有个团中央时期由何光炜等人打小报告而形成的对胡锦涛的成见。胡锦涛下去当省委一把手，尤其是驻守西藏高原，他说不出什么来，但是要提升，要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成为下一代领导核心——更要慎重地为党把一把关了。宋平此人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颇有口碑，曾有元老称赞他“党性很强”。这个评语，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他两袖清风，为人正直，人品上相当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本色”。这本来是十分可敬的品格，但是“党性很强”的评语还有第二层意思，称赞他的元老是作为优点提出，但是在一般人看来则未必是优点，抵销了他受人敬重的一面，即：他的政治思想十分僵化，谨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警惕性甚高，与中共党内思想开明人士也就格格不入。
●邓小平一锤定音
胡锦涛最为不利的，是年轻了一些，诸侯资历略嫌不够：六年来他统管的都是边远穷困省区，也是商品经济最不发达的省区；而他在黔藏两地并没有拿出出色的政绩，充其量只是做到了稳定局面，却未能做到腾飞和突破——中国现在最走红、在经济上最财大气粗的东部沿海诸省，对他怎么会服气呢。
不过，这条缺陷，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优点：江泽民、朱镕基都是来自最富裕发达的上海，那么政治局常委班子中有从西部落后地区来的，倒可以更具广泛代表性，形成制衡，减轻倾斜之感。
北京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一段故事说：邓小平找江泽民去谈十四届领导班子，问对胡锦涛怎么安排。江泽民说，他的身体不适应西藏高原气候，可以安排到水利部当部长。
邓小平一听大笑：太小了吧！这个年轻人，一是有人品，对胡耀邦有情有义；二是有原则，对西藏分裂活动不手软；三是有经验，干过基层工作，作过团的工作，当过贵州和西藏的一把手；四是熟悉西部，长期在西部工作；五是年轻，不到五十岁。（参见《星岛日报》二○○二年五月六日Ａ二○版）
这段故事很有演义的色彩，即使是“小说家言”，创作者也应该说揣摩了在政坛上三起三落、见惯冷暖炎凉的邓小平的思想和性格。当年邓小平看中顶住了“批邓”的王兆国，与其说是因为王兆国忠于邓的路线赢得他的欢心，不如说他憎恶“墙倒众人推”的小人嘴脸，于是便误以为王是不肯随波逐流，举动难能可贵。他没有想到自己会看走眼，王兆国在胡耀邦问题上的表演让他非常失望，相形之下，胡锦涛不肯跟风批判胡耀邦，自然也会让他印象深刻。
●胡锦涛是“young woman”
胡锦涛这匹黑马出线，让多少所谓专家出乎意料之外，从一件事可见一斑：
在十四大之前海外报刊上连篇累牍分析这届大会政策走向和人事布局的文章中，除了香港《明报》“引述北京消息来源指出，胡锦涛已内定进入常委会，并将接替宋平掌管中央组织部”，这条消息后来为台湾的《中国时报》所引用之外，评论家们、政治分析家们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胡锦涛。台湾专门搜集分析整理中共政情的月刊《中共研究》，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十六卷第十期，发表了署名“龙飞”的长文《对中共选拔培养“跨世纪接班人”之研析》，列举了很多活跃于中共政坛的新星，却一个字也未提到胡锦涛！
后来广为人知的一个轻松小插曲，从侧面印证了胡锦涛在冒升为党中央常委之前，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是何等有限：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在十四大结束之际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江泽民率领新出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场亮相，一一介绍。当最后介绍到胡锦涛时，他说：这个年轻人只有四十九岁。翻译刚刚将这段话翻译成英语，会场内六百多中外及港澳台记者爆发出哄堂大笑。原来，外交部来的翻译马雪松，竟将“年轻人”翻译成了“Young women”（女青年）。江泽民抓住机会来显示自己英语水平，用英语纠正了翻译的口误，没想到这个翻译用英语重复江泽民的纠正，却仍然将“年轻人”翻成了“Young women”！
马雪松后来解释说：“我当时根本没看见胡锦涛长得啥样，隐隐约约将他当成了与他同时在团中央任书记的刘延东。”
●分工抓党务是中看不中用？
中央很快公布了政治局常委分工：“第三代核心”总书记江泽民，全面负责；李鹏和朱镕基主管国务院，其中朱镕基侧重抓经济；乔石管人大，李瑞环管政协；刘华清抓军队，剩下“老七”胡锦涛，管党务——这正是宋平以前所管的那一摊。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神权、君权、族权和夫权四条绳索，而现在中国，取代这四条绳索的则是无所不包、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党权的罗网。胡锦涛正是党权的主管：中共的组织发展、管理，党员、党干的升降进退、素质提高，党纪的执行，党风的整顿……全都由他来一把抓。然而，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共党内管党的这一岗位已经今非昔比，这有两条原因。第一，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和社会运转机制已经有了深刻变动。每一次变动，都是对原有的“党统管一切”权力结构的一次冲击和改组——经济实体内的主导实权由党委转到了行政主管手里；而中央向地方放权，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党权；党能够号令天下臣服，能够调动千军万马的手段日益弱化：经济？行政？法律？都越来越不在党组织手里。第二，执政党的党风败坏，是最触目惊心的现实。党风败坏，根源是由中共一党专制引起。一党专制不改变，无法起动自我更新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党风怎么扭转得了？这就像一个人拿起了手术刀，他要切掉的正是自己拿刀的那只手！
●管党务仍是实权在握的关键岗位
难道说，胡锦涛被放在这个位置上，对核心江泽民来说，是在无论哪种情况下都能驾驭局面，稳操胜券；而对胡锦涛自己来说未得其利、先受其苦？
却又不然。只说到这一层，又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
主管党务，不能只看眼前不看长远。虽则不如抓经济那么立竿见影，但是只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统治结构不改变，管党务就还是一个实权在握的关键岗位。不论是“改革派”“民主派”还是“保守派”，不论“上海帮”“北京帮”还是“山东帮”，不论是主张全面更新党的体制和机制，给党重新定位的势力，还是鼓吹完全恢复党的传统角色的派别，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都得集结队伍，在权力结构中取得尽可能大的份额——得让他们信得过的人上来。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过胡锦涛这一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由别人，而正是由胡锦涛，决定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的面貌。而从他个人来讲，这也是不折不扣的增强个人凝聚力，扩大自己领导基础的机会。
几乎就在胡锦涛当选之次日，他就以新的身份在公众面前亮相、处理公务了。从公开报导看，这些公务的范围虽广，从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会见优秀科技人员、发展中国航天事业功臣；从代表党中央出席全国总工会十一届五次执委会、会见共青团十二届五中全会代表并讲话，到出席授予警衔仪式……却都是不具有多少实质性的礼仪活动。这些活动，更好像只是中国最高当权者急于安排他到各个场合，让各色人等看清他，以及他手中那一柄崭新的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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