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对藏独怀柔的中共主流派的努力再次遭到挫败。后来传召大法会发生了更严重的骚乱。这促使中央内部进一步反思权衡由邓小平制定、由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推行的西藏方针政策的利弊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主管治安政法工作的乔石到西藏考察，旨在探索西藏骚乱的根源。他发出了与赵紫阳“反左”不同的声音，讲话时说：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落实政策的目的和著眼点是要有利于广大藏族人民，落实政策侧重政治上的解决问题。对寺庙落实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乱，失去控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又不使寺庙成为骚乱的据点。
乔石的话反映了中共内部主张停止对藏独势力执行绥靖政策的那部分人的声音。根据他的指示，西藏当局成立了寺庙政治清理工作办公室，从八八年八月下旬起派出九个工作组进寺庙，对参与骚乱的僧尼进行“政治清理”。但这种政治清理，当时还是相当温和、有节制的，经过两个月的清理，真正决定当即清除出寺的只有二十五人。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毕竟还是赵紫阳当总书记，他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几次骚乱并未改变赵紫阳的看法，他还是委托班禅处理西藏问题，以抚为主。
但是在西藏一九八九年三月骚乱最后导致戒严，标志著邓小平制定的、胡耀邦、赵紫阳推行的西藏怀柔——绥靖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紧接著“八九6.4事件”爆发，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随之而来的，不能不是对赵紫阳的西藏政策进行清算，尽管其实大政方针打下的是邓小平的印记。而使这一切雪上加霜的，是当年秋天流亡境外的达赖喇嘛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一跃而变成国际政治明星！
正如不少识者所指出的，如果说一九八○年邓小平对西藏改行怀柔政策，可与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相提并论，那么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三次大骚乱，也正可与一九五九年叛乱相提并论。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再一次讨论棘手的西藏问题。
●从以胡罗卜为主改为以大棒为主
会议认为西藏骚乱是“境内外分裂势力在国际反动势力支持下掀起的旨在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政治斗争”。“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实宗教政策是为了照顾和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适应分裂主义分子或他们头子们搞分裂活动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寺庙干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恢复封建特权”。“今后要坚定不移地带领广大群众把反分裂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反对搞‘西藏独立’、‘半独立’和‘变相独立’的一切主张和行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西藏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关于宗教政策的那段话，显然是一年前去过西藏的乔石的意思。这次会议表明，中共决心改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继续用钜款提高藏人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严厉镇压一切藏独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摆出强硬无比的姿态，从各方面说，都是合乎逻辑的，也当然令中共新执政的江核心和本来就主张强硬的乔石和李鹏等人点头。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西藏：人权与法治》也承认：“自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示威与骚乱之后，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再发生向和平示威者开枪的事例。”
事隔一年，当《人民日报》记者刘伟采访胡锦涛时，他以肯定的语气说：“西藏局势已趋于稳定，平息拉萨骚乱取得胜利，治理整顿也取得成效。”他反覆提到“两手抓”：一手抓稳定局势，一手抓经济建设，还一条一条地举出了经济发展的成就：工农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三，粮食生产结束十年徘徊，总产达到五十三点二五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而物价上涨指数比前年同期有所下降；拉萨去年居民危房改造投入一千三百万元，使六百三十户居民迁入新居；今年又为此投资一千三百万元。
他著重强调的一条政绩，是“西藏地方财政前年结束负收入的状况，即地方财政收入超过了企业亏损额，去年收入达一千三百八十万元”。胡锦涛这样说并不是为自己评功摆好，这条政绩，只要将其时间算一算，就不难明白，归功于他的前任伍精华和在任的许多同僚。
●与藏族实权派官员苦心周旋
胡锦涛刚进藏时，难免也会碰到必然会遇到的处理人事关系的问题，区党委的实权派热地等人对他这个“空降干部”是满怀戒心的。
当时胡锦涛在区政府任主要负责人的搭档，前有多吉才让，后有江村罗布。多吉才让是一九五九年“平叛”后因西藏“民主改革”急需干部而从甘肃调入西藏，一路升迁；一九八○年胡耀邦讲话之后，由于汉族干部大量撤出，他这样的藏族干部身价百倍，一九八五年当上了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区党委副书记，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他与胡锦涛没有共同工作多久，就因心脏病而调回内地；而江村罗布则资格要嫩得多，接替多吉才让担任自治区主席，直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比起他们来，比胡锦涛大四岁的热地是当地的实权派。据在西藏工作过多年、曾经近距离观察过他的徐明旭揭露，此人实际上是个“大流氓”，利用职权强奸了一个汉族姑娘。他的从政经历虽然远不如胡锦涛丰富，但是其在西藏这块土地上如鱼得水。一九七七年，在“四人帮”刚粉碎之后中共举行十一大时，他就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填补了“四人帮”党羽被清除留下的真空，成为西藏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连续担任了两届西藏区政协主席；在中共党内，他不仅从十二大以后一直当选为中央委员，更从一九七五年起担任西藏区党委副书记。值得提醒本书读者的是：在西藏，由于藏族和藏传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特殊，政协的作用和地位都比别的省区要高得多。而热地长期经营，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网，不论中央空降谁来当一二把手，都得和他搞好关系才行。
说起热地以降的藏族干部，据徐明旭的看法，西藏闹事的幕后真正鼓动者，是中共自己培养提拔的这些藏族高级官员，即所谓“翻身农奴干部”。这些既得利益者尽管与汉族干部有矛盾，想挤走他们，但他们的腐败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从自己利益出发，既不希望达赖回来，自己会被轰下台；也不希望西藏独立，从中央再也拿不到大把银子；他们只想在这个高原王国独享权力。他们看清可以从一九八○年以后胡耀邦、赵紫阳推行的路线中渔翁得利：只要藏民闹事，中共就会批评西藏汉族官员“极左”，就会加快撤走汉干，加快提拔藏干，加拨巨额款项。那么，何乐不让藏民不时闹上一闹，好火中取栗？
徐氏看法，证诸事实，确有道理。不过，复杂的西藏方程式，当然并非只有唯一的解。
以胡锦涛之聪明，来到拉萨看一看听一听想一想，自然心明如镜。热地究竟是否也属这一类唯恐西藏不乱的藏干，不能骤下结论。不过，人生地不熟的胡锦涛总是小心为宜。他谨慎地不去触动热地等人的既得利益，也不打乱原有的权力格局，这样慢慢地化解热地的戒备之心，渐渐在区党委中站住脚跟。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写到的，胡锦涛的内敛圆融的性格，在以汉族为主的中共官场上，使他得分不少。但是与相对来说比较率直憨厚的藏人周旋，他这样的性格却未必能使他们打消心头的疑虑。据一位曾经多次进藏区采访、与多位藏人交上朋友的作家介绍，藏人给胡锦涛取了一个外号：“从眼镜底下看人的人”，意谓他城府很深，别人摸不透。这样一个评价，大概是为胡锦涛始料不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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