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初步定下由胡锦涛进藏。十月三十日，阎明复专门电召胡锦涛从贵阳进京，一同进藏考察半个多月。西藏经过二十年“休眠期”，已经成了不时喷发的“活火山”。中央要求胡锦涛即刻进藏赴任
根据什么，中共最高决策层终于选中胡锦涛来接过这个难挑的担子？据高新、何频《谁领导中国》一书披露，中共高层内部传出三种说法：一种是说发现胡锦涛这匹千里马的老“伯乐”——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宋平曾传胡锦涛赴京相
商，征求意见；另一种是说乔石曾向胡锦涛透露中央有意甄选伍精华的接班人，实际上暗示他主动出来请缨；第三种说法是，中共曾在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十来位候选人中“招标”，唯有胡锦涛毫无惧色，立即主动表态说愿意前往。
不论是临危受命，服从党的召唤，还是志愿报名，慷慨赴险，在西藏局势日益复杂的关头积极为党分忧的精神，无疑大得党内元老的欢心，为他日后一跃而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毕竟在中共老人眼里，关键时候是否能经得起考验，服从党的安排，是接班人最重要的素质。
高新、何频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稍嫌简单化。以上三种说法中，根据种种迹象分析，第三种基本可以予以排除。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事实：选派胡锦涛进藏，是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意图是要其贯彻当时中央处理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但是刚上任没几个月，中央班子就发生大变动，他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作了重大调整的西藏政策，接受他们的评估和审查。
吊诡之处正在这里：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认为能够贯彻对西藏怀柔政策而选定的胡锦涛，后来却执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对西藏强硬政策，而且被他们所认可！
八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初步定下来由胡锦涛进藏。十月三十日，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的阎明复专门电召胡锦涛从贵阳进京，然后带胡锦涛一同进藏考察了半个多月。这一来是让他熟悉情况，二来也对他的思想、能力和体质进行考察。
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权日。正当胡锦涛在贵州省委大楼向他的副手、后任刘正威交接工作时，机要员送来中央的紧急电报：拉萨又一次爆发更加严重的骚乱事件。
事后，中共官方承认在这次骚乱中，警方鸣枪示警，一名喇嘛死亡，十三人受伤。但是外电报导的伤亡数字却比这要大得多。西藏在经过二十年的“休眠期”之后，已经成了岩浆涌动、不时喷发的“活火山”！
中央要求胡锦涛能即刻进藏赴任。十二月十八日，胡锦涛出席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正式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任命胡锦涛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屋漏偏逢连夜雨——班禅突然圆寂
胡锦涛进藏听取各方情况汇报、办理交接时，就顾不得刚到高原由缺氧环境造成的极大不适，不断穿插著处理紧急事务。即将到来的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是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的三十周年。种种迹象显示，境内境外有人要以纪念三十年前“义举”为名，抓住这个关头再次发难。动乱在即，胡锦涛必须抢时间。
胡锦涛进藏不到一个月，万万没有想到，突然间又一场灾难降临：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唯一能和在境外挑战中共的达赖喇嘛相抗衡的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突然在西藏日喀则圆寂，得年仅五十一岁。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出生于一九三八年，俗名贡布慈丹。一九四一年仅三岁时，卷入西藏独特的灵童转世制度，从此开始了他极为坎坷的一生：他被班禅堪布会议厅选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后被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 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班禅率领班禅堪布厅官员到北京，拥护中共对西藏“和平解放”。此后被中共委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五九年，西藏爆发反抗，达赖喇嘛成为叛军拥戴的领袖；中共派兵平叛后，虽然恢复了青藏高原表面上的安定，但是班禅仍然感知到藏民内心的激烈不满，感到了巨大压力；他也耳闻目睹许多中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二十四岁的十世班禅向毛泽东、周恩来递交了尖锐批评中共民族政策的“七万言书”，本来中共对他就心存疑忌，这下他批了逆鳞，冒犯了天威，马上遭到了批判。“文革”中更遭批斗并被投入监狱，关押九年八个月，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重新被安排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次年又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班禅被中共暗杀的谣言不可信
据知情人称，班禅一再要求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赵紫阳都已松口，但邓小平坚持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正当盛年的班禅，尽管偶尔透露出内心的痛苦矛盾，但是经过权衡，仍然基本上扮演了中共所要求他扮演的角色。毕竟从他自己的利益考虑，如果达赖不回来，他在中共面前就是境内藏族第一号精神领袖、第一号依靠对象；如果达赖回来了，且不说他在中共面前便会贬值降为第二号，而且不论是从两大活佛的历史矛盾看，还是从现实利益看，他在达赖这边都绝没有什么好处可言。
班禅这次奉命安定人心，总的看，是忠实执行了当时中央尤其是赵紫阳的方针政策。赵紫阳这次委托十世班禅回西藏，本来是出了一张好牌：十世班禅开口毕竟在藏民心中具有重量级份量，回藏可以未雨绸缪，先发制人，稳定民心，化解矛盾。一月十七日，班禅在日喀则扎什伦带病主持迎接五至九世班禅遗体入灵塔仪式；二十二日，又主持了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大典。五至九世班禅的灵塔于“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捣毁，塔内木乃伊被扔进河里，由信徒捡起秘密收藏。此时由北京政府出资出料修了班禅东陵，把五位班禅的遗骸全部供放在内。班禅在开光大典上作了高昂振奋的讲话：“宏伟壮观的灵塔和灵塔祀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象徵，是藏汉两大民族团结的象徵，是西藏宗教界和广大僧俗人民爱国主义的象徵。”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月二十八日，班禅由于不适应高原缺氧加上连续数天操劳过度，心脏病骤然发作，在中共为他建造的宫殿德钦格桑颇章圆寂。班禅在这一关键时刻突然辞世，人们难免有各种猜测，谣言风起云涌，说他是“被中共暗杀的”。然而，此说肯定不可信：中共领导人一心依靠班禅安抚西藏喇嘛，他死了，中共到哪里去找像他那样身份的藏人帮中共说话呢？
●暴乱提前爆发
在西藏事件三十周年倒计时之际，三月五日，终于提前爆发了暴动。
关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至七日的拉萨骚乱真相，至今疑团重重，真伪莫辨。海外民运杂志发表的《刺刀直指拉萨——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其描写的情景骇人听闻，后来被多次引用，被视为描写那一事件的权威之作。但有多人指出“纪实”不实，达赖喇嘛自传就讲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仅举一例，在《刺刀直指拉萨》中说，第一天（三月五日）军队和武警就动用武器大开杀戒，甚至向无关民众开枪；而达赖自传却说：“中国的安全部队改变策略，第一天一整天，他们袖手旁观，只拍摄一些照片，晚上在电视上播放。”
三月六日与三月七日的情况，《刺刀直指拉萨》的描述与达赖自传所说大同小异。
《刺刀直指拉萨》说：三月六日上午，武警用自动火器“铺天盖地地向八廓街藏人射击”，密集的枪弹把藏人当作活靶。武警向受伤藏人补枪，将他们击毙，甚至冲进一居民家里打死全家九口人。三月七日武警沿街搜查示威者，许多被捕者被拷打致死或致残。
根据徐明旭《阴谋与虔诚》一书中转述在现场的朋友的回忆，经过大致如下（以下根据该书原文摘要）：
三月五日中午，照例由喇嘛尼姑在八廓街游行并用石头攻击八廓街派出所，拉开骚乱序幕。武警奉命不得朝人开枪。与前两年相比，这次骚乱参加者更多，组织得更好，估计有好几千人。加上以同情态度围观、喝彩的，有上万人之多。当时有人用哨子指挥，有人用摩托车联络，许多骚乱者脸上缠着毛线套头帽或带著口罩与墨镜，怕被录像、照相。他们集中攻击八廓街与北京路上的机关、学校与商店，特别是汉回个体户。二十四个政府机关与学校被攻击。工商管理局被打砸抢后点火焚烧，全部档案化为灰烬。九十九家个体户商店与饭店、八家国营与集体商店遭到彻底破坏，商品与设施几乎全部被砸抢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次进行城市戒严
徐明旭认为：在实施戒严前，中共严禁武警对人开枪，所以骚乱才会延续三天之久。
这次事件的伤亡数字，也如后来的“八九6.4事件”一样，众说纷纭。中共公布有十六名藏人死亡，一名武警班长被藏人用枪打死。《刺刀直指拉萨》则说：“截止三月十日，拉萨市民共有三八七人在骚乱中丧生，多为被枪弹击毙，七二一人在骚乱中受伤，三五四人失踪；宗教界人士八十二人死亡，三十七人受伤，一百多人失踪。外地藏人死亡数正在统计中。”将市民死亡数与僧尼死亡数相加，总共四六九人，外地藏人死亡数还不在内。
而达赖自传说：“中共至少杀害二百五十名无武装的藏人。”在当年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达赖喇嘛把被杀藏人数缩小到二百多人。国际大赦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的镇压，一九八七——一九九二》中估计，中国警察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拉萨骚乱中枪杀了六十到八十名藏人。美国众议院一九八九年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决议说，被杀人数为三十到六十人。
这些数字尽管说法不一，但都远远超过中共公布的数字。
三月五日爆发的骚乱事态空前严重，愈演愈烈，胡锦涛和他的同僚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控制局面，眼看越闹越大，便一再紧急报告中央。
中央举行了紧急磋商。三月七日，由国务院出面下令：从三月八日午夜零时起，对拉萨地区施行戒严。七日晚上七点零五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同时宣布了这一戒严令。而当天下午，这一消息已经走漏给了示威者。徐明旭介绍说：骚乱者本打算三月七日下午三点进攻拉萨市政府。有中共高级藏官把中国政府要在次日零点戒严的消息提前泄漏给骚乱者，下午两点多钟，一个带口罩的喇嘛与一个带口罩的尼姑站在八廓街与北京路之间市场货架上演说：“今天的游行就到这里结束了，晚上共产党要采取行动，大家散开吧！”
中共法律规定，对省、直辖市、自治区实行戒严，需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而对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则只需要国务院批准。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国务院批准就行了。没有想到再过两个多月，五月十九日，李鹏下令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镇压学潮，也是根据同样这条权限规定——在决定对拉萨实行戒严时，中央决策层对这一条款就研究过了，拉萨的戒严，实际上成了北京部分城区戒严的预演。
●在拉萨戒严成为“污点”
不管怎么样，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以他的身份和承担的责任，只有先来硬的一手将暴动弹压下去一途了。三月十五日，年轻的“驻藏大臣”胡锦涛回答新华社记者采访，专门论证了国务院戒严令的正确和及时，也重申了中共关于宗教、民族、统战的政策界限。
拉萨戒严震动了全世界，达赖喇嘛马上谴责中国政府镇压“和平的示威者”，欧洲议会与美国国会也相继发表决议谴责中国政府。
主政伊始就在拉萨戒严——在胡锦涛成为中共第四代接班核心之后，在海外反对中共的各派政治势力眼中，这成为他最主要的“污点”之一；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眼中，这也是产生对他的极大疑虑的根源之一。二○○二年春，也正是因为胡锦涛有这样一段经历，当他访问美国时，许多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团体，才动员力量去向他示威抗议。
我们无意为他开脱，只是想指出，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是并不妥当的。
胡锦涛这一头戴钢盔的形象为自己立了威。过去，人们对他的印象是细密有馀，魄力不足。或许正是这一点让邓小平印象深刻，埋下了日后钦点他为第四代核心的伏笔。据说邓小平看到报纸上这张胡锦涛头戴钢盔的照片称赞说：“他在原则问题上立场站稳，决不手软。”
●五月学潮拉萨师生也声援北京
人们应该记得，八九民运中赵紫阳表示同情，不准镇压，还命令全国新闻媒体正面报道。邓小平下令戒严时，赵紫阳公开抗命，始终拒不检讨。赵紫阳在西藏问题上的温和态度，与他在民运问题上的温和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当整个社会的躁动略微平息了一点之后，胡锦涛批准了对年初动乱中最活跃的僧尼的司法处理。像元月份哲蚌寺喇嘛阿望平措“策划成立反革命组织”，成员均为寺内喇嘛，“搜集情报，油印反动传单”，年底宣布判刑；三月十一日拉萨近郊的堆龙德庆县尼玛、平措多吉等四名喇嘛“密谋书写反动标语”贴在慕龙寺大门口，十月二十日被公判……
值得一提的是，八九民运期间，西藏也曾声援响应，当年五月二十日的《西藏青年报》，曾登载了“西藏一一一名新闻、文艺工作者发往北京的声援书”，声援北京大学生和新闻工作者要求民主，铲除腐败，以及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和绝食爱国运动。声援团来自区内数十家新闻和文艺单位，包括汉、藏、回、彝等民族。这个声援团的成员相当识大体：考虑到拉萨正处于戒严期，为维护戒严令的严肃性，决定不搞上街游行声援活动。但委派专人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声援横幅。
而西藏大学的大学生们就没有那么理智和克制了。五月十八日上午，西藏大学六百馀名大学生打著横幅，喊著口号，走上拉萨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高校学生。胡锦涛等自治区党政有关领导高度紧张，他们担心的是再次引发藏独暴乱。派出负责干部赶到西藏大学，与校方一起同大学生们协商，指出拉萨目前正处于戒严的非常时期，西藏当前最大矛盾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同学们在表达爱国热情时要考虑妥当的方式方法，以免给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但是，当时正在气头上的学生，哪里听得进任何劝阻！他们走上了大街。自治区领导又赶到街上劝说游行队伍不要“走得太远”，学生总算适可而止，走到拉萨市政府门前停住，在市府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声援演讲，在向区党委提出三点要求，得到肯定答覆后，于中午十二点过后返回校园。他们提出的三点要求是：
一、立即向北京致电：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尽快与绝食学生见面对话；
二、北京的绝食请愿不结束，西藏大学同学就保留继续罢课、游行请愿的权利；
三、拉萨新闻单位要如实报道学生爱国请愿。
从当时西藏当局的态度看，确实对请愿学生极为忍让：毕竟这是在戒严期间，是在三次藏独暴乱的阴影之中。当然，这更多地是出于大环境：毕竟当时以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对北京的民运还是主张对话解决问题的。而一旦北京开枪镇压了，以胡锦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也很快作出了反应：给中共中央拍发了电报，表示坚决拥护“平暴决策”。
●抓住机会向藏民表示亲善
胡锦涛明白，硬的一手必须辅以软的一手。硬的一手固然万不得已，其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只能治标一时，更重要更长远的还是治本。但是，如何治本？其实胡锦涛又何尝端得出新意良策？
纵观他在这一非常时期所作的工作，不外乎三大方面：
一是促进各方——包括僧俗双方、官民双方、军（警）地双方、藏汉双方的沟通了解，缓解极端激化的矛盾。其实，西藏问题发展到今天地步，征结并不是什么各方之间“体谅不够、沟通不畅”；但是胡锦涛的权力所限，无法突破这一传统樊篱，也只能沿此思路花工夫。
胡锦涛四月二十日出席西藏党政军各界庆祝实行“民主改革”三十周年大会（也即是平叛三十周年）并讲话；七月十七日，参加西藏军区举行的“热爱西藏、向西藏人民学习”动员大会；九月十九日，出席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第五届二次理事会，苦口婆心地宣讲“宗教政策”不变；次年开年，他在拉萨参加纪念十世班禅圆寂一周年集会，二月中下旬逢藏历“铁马新年”，又与江村罗布、热地等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马不停蹄，先后到基层向居委会干部、上层爱国人士和郊区农民拜年；五月，率领西藏党政军几套班子的领导参加维修布达拉宫工程的义务劳动……
说起布达拉宫的维修，中共不惜耗费巨资。从胡锦涛上任后的那一年——一九八九年动工，到一九九四年第四期工程完毕，共耗资六千万元人民币。据统计，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二年这十年间，国务院和西藏区政府拨出维修宗教场所的专款达两亿一千万人民币，维修一千四百多处宗教场所，其中寺庙九百八十二座。这用大陆一句话来说，就叫“花钱买稳定”。胡锦涛多次参加过布达拉宫和其它寺庙维修的义务劳动。
已经圆寂的班禅大师，被胡锦涛利用最后“发挥馀热”，“死人做给活人看”。
班禅圆寂第三天，胡锦涛就与西藏藏干商量，请国务院做出三项决定，“由扎什伦民主管理委员会按照藏传佛教仪规，举行宗教悼念活动，经费由国家拨专
款”。
●参加迎请班禅法体仪式
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惯例，历世达赖和班禅圆寂后要完整保存法体，实行塔葬。塔葬前要对法体长期保存。班禅法体用藏红花、檀香料、盐巴等精心沐浴、擦洗，再用绸缎密密裹紧，吸出法体水份。在四个月内按期更换绸缎，使法体内水份完全吸尽。在这种问题上，当局是最舍得花钱的，西藏区政府当即提供五公斤藏药花，随后几天再次提供五百多公斤、一○八种名贵药品。
班禅法体于五月二十六日吉日良辰，从德虔格桑颇章迎请到扎什伦。
这时西藏局面大体稳定了下来，但胡锦涛等党政军领导人仍不敢掉以轻心，进行了严密戒备。国务院、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等及青海、甘肃省军致电预祝迎请仪式圆满成功。国务院又送了缎子、茶叶、酥油等厚礼和上等哈达一条。
胡锦涛等党政领导人参加迎请法体仪式，手持藏香走在八抬法轿前面。来自西藏和青、甘、川等地的三万群众，手持燃香、哈达，夹道迎送。法轿所经之处，人头攒动，顷刻间数万条哈达犹如白练飞舞，轿顶哈达堆积如山。在一片佛乐声中，法轿被迎进则甲大厅供奉。
胡锦涛以前在甘肃工作时，与藏胞多少有过接触，但那时一则是“文革”期间，宗教活动遭到禁止，二则那是民族杂居之地，感受零碎，而这一次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盛大奇观。供奉班禅大师法体的则甲大厅，四年共接待瞻仰班禅法体一千万人次以上——比一比在中国的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数，不难比较这个数字何等惊人：相当于西藏总人口的五倍！江泽民、胡锦涛、阿沛?阿旺晋美、迟浩田等，都曾经瞻仰过班禅法体。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日——那时胡锦涛已经离开西藏了——扎什伦又一次举行宗教仪式。法鼓螺号声中班禅法体，被迎请进国家投资六千四百万元专门修建的黄金皮灵塔祀殿释颂南捷。从内地专门订做可耐两千度高温的钢制保险柜，还制作了精致的檀香木灵柩。数千名僧俗群众手持哈达，参加班禅法体入塔仪式。
胡锦涛作为唯物主义者，本不信宗教。但是斯时斯地，他是把举办宗教仪式当作政治任务来确保无虞的。而在一次又一次隆重而狂热的宗教法事中，他不能不感到藏传佛教对于藏民的至高无上的感召魔力。对信仰的力量，也是只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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