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虽然一穷二白，但许多中共红军元老提起它还是很有感情，贵州的遵义是中共毛泽东派由遭贬黜而东山再起的地方。胡锦涛来这里工作赶上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纪念，主持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藉此鼓舞士气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钱银。”提起贵州，人们很自然想起这句民谚。说得或许有点夸张，但是贵州确实在中国称得上“一穷二白”之最。
穷，指的是经济；白，指的是文化。这里地处边陲，山势高耸，河流湍急，气候多变。八山一水一分田，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省份。全省谩颉螨十七点六万平方公里，喀斯特岩溶地貌占百分之七十三，人均耕地只有零点八亩，由于土地零散、贫瘠、破碎，耕种条件差，发展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受到制约，每年都要从省外调进粮食弥补缺口。
中国以土为本、以农立国，如果无田耕种，可想而知会如何困窘！这里又不像胡锦涛的祖籍安徽绩溪那儿，那儿虽然也是山高路险，土地贫瘠，却地处中国经济重心地带，靠近商埠，又文化源远流长，百姓见多识广，有国内甚至国外市场作依托，可以发展其它各种副业手工业；贵州这里却属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地区，又交通不便，民众与外界很难交流，耳目闭塞，发展生产简直就束手无策，因此人均生活水平多年来在全国排在末尾，不是倒数第一就是第二。一九七八年，符合贫困户定义的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八；一九八六年，贵州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仅为四百六十一元，相当于同年西藏人均七百八十一元的百分之五十九，排在全国各省市的末尾。直到一九九四年，贵州省每人平均收入仍仅为一五○七元，而同一年度全国最富的上海，人均收入一四五四二元，后者为前者的九倍半以上。
胡锦涛走马上任之际，贵州情况还在不断恶化，与全国差距越拉越大。整个“六五计划”期间（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农民纯收入在全国的位次，由一九八○年的第二十二位，连年下降，胡锦涛履新的一九八五年，正赶上贵州的重灾年，旱涝交替，灾重面宽：一月到五月，三十六个县出现春旱，一半以上稻田没有水；进入汛期之后，又普降暴雨，洪水肆虐，三十七个县被淹；暴雨过后，又是两个多月连晴高温，八月中旬时，受旱谩颉螨每天增加六十万亩。这一年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三○二点一四元，比全国平均数低百分之二十四，竟惨跌到第二十八位，即全国倒数第二。
对于封疆大吏来说，更棘手的是这里有苗、布依、侗、水、瑶、壮等多民族杂居，从省一级到基层，都有不少“民族干部”（意指少数民族的干部），处理关系更得分外慎重，得有本事保持平衡。
贵州虽然一穷二白，但是许多中共红军元老提起它还是很有感情，不时要说句话，插把手——贵州的遵义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是毛泽东派由遭贬黜而东山再起的地方，后来被认定为中共党史上的“转折点”；贵州许多地名都因为毛泽东重掌军权之后，指挥仅剩的红军忽东忽西，成功摆脱蒋介石军队围追堵截而出名：四渡赤水，强渡乌江……还有娄山关，因毛泽东写有《忆秦娥》词而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扬名天下。这些史实，胡锦涛在贵州可没有少讲——他来这里工作期间，赶上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纪念（一九八六年十月），省委书记参加和主持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藉此鼓舞士气，激发贵州民众的地域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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