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陈昊苏对王兆国、胡锦涛看不顺眼，主要是他的书生气与他所认为的官场习气颇有隔膜，何光炜则完全是出于权力的计较了。一些因为王、胡来团中央而权力地位受到威胁的人，不时闹点地震
当然，如前所述，太子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像陈昊苏，是研究军事史出身，当年他的父亲、中共著名的儒将陈毅，对他寄予厚望。他爱好舞文弄墨，书生气十足，不像一般官员那样好弄权势，也不那么谨言慎行——在他来讲，或许是无所求也就无所畏。他自己的兴趣，更多地在于战争史。谈起战例，如数家珍；而混迹官场，如坐针毡。
这样的性格和领导风格，与团中央那些基层来京的机关干部（第二类），自然难以说到一块去，倒是与更后来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机关来的新干部有些共同语言。他的思想也逐渐趋向于开放。本来在团中央当书记时，他还狠抓共产主义教育，认为青年尤其是他所分管的学校部的工作对象——大中学生，“非政治化倾向”要抓紧扭转；可是后来调任北京市副市长，转管文化教育和卫生，形象大变，深为李锡铭和陈希同不满，说他“向右走得太远”；再后来，他在北京市开党代会之前识相地提出不参加差额选举，被调任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主抓电影时，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思想更加“自由化”，与中宣部长王忍之、广播影视部部长艾知生等人更尿不到一个壶里。终于在一九九○年三月七日，被安插了一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的闲差，近几年更是在政坛几近完全消声匿迹。对于一个当时才四十九岁的帅门之后，这确实是相当异乎寻常了。
如果说陈昊苏对王兆国、胡锦涛看不顺眼，主要是他的书生气与他所认为的官场习气颇有隔膜；何光炜对王、胡看不入眼，则完全是出于权力的计较了。
何光炜是另一种类型的“太子党”，就像他的父亲何长工没有陈毅那样的满腹经纶一样，他也是典型行伍出身，又娴于权术。而倚仗父辈馀荫，口气狂妄。在公开场合，他满脸不屑地当众评论另一个军队团干：“他神气什么？！我们那时候，他还在穿开裆裤！”那么，依此类推，王兆国、胡锦涛这样的干部，更不在他眼里，集结了一些因为王、胡来团中央而权力地位受到威胁的人，不时闹点地震。
这些人擒贼先擒“王”——王兆国。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团中央书记处的新班子中，胡锦涛可以与“太子党”多少扯上点瓜葛，因其岳丈的关系，他虽非“太子”也可算是“驸马”；而第三把手刘延东，是如假包换的“红色后代”，其父亲刘瑞龙论资格比陈毅、何长工并不逊色多少，他一九二六年秋入党，参加过长征，官至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中共建政后担任过上海市委秘书长、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一九八三年又当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相比之下，王兆国没有这些显赫背景，只是自恃为邓小平点将来此，锋芒毕露，上升势头正猛，自然就成了“太子党”集中攻击的目标。站在第一把手身后保持低调的胡锦涛，作为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与管后勤行政的何光炜工作接触甚多，二人还能相安无事。
但后来情况逆转：王兆国调升中办主任之后，胡锦涛接替团中央第一书记，没了屏障，首当其冲；王兆国这时翅膀稍硬，也不是他们几个人能扳得倒的了。于是有人便退而求其次，来跟胡锦涛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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