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江苏泰州长大，关于祖籍故乡，似乎未必能说受到什么熏陶浸润。但是，对原籍故乡文化的理解，应该是广的。胡锦涛在走入政界之后，没有忘记原籍故乡
胡锦涛在江苏泰州长大，关于祖籍故乡，似乎未必能说受到什么熏陶浸润。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考察地域文化的影响，不能只看直接、有形的方面，只是从狭义上按图索骥，一一对应。对原籍故乡文化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相对的，无形的。一代又一代人积淀下来的文化基因，毕竟要在人的心理与性格的形成上发生作用，即便他已经与家乡有了某种时空距离。
对于徽州来讲，尤其如此。正如王振忠在《乡土中国?徽州》（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前言《梦中的故园》中所说：“徽州的民俗和文化就如同敦煌的藏经洞，而不是源于皇室的法门寺地宫：在时光的堆积中，它留下的是由最广泛的群体所创造出的民间文化，而这种文化所代表的正为煌煌正史未曾记录并流传。所谓乡土中国，也正由此源源不断的民间文化滋养哺育而来。”
例如，徽州重商但同时也重文，不像一般商人利字当先，唯利是图，对文化和学问不屑一顾。具体体现在胡家，由胡静之的几个兄弟虽然都做生意，但都让子女多读书，胡锦涛的几个堂兄弟都成了大学生，足作佐证。徽州文化对未到过绩溪的胡锦涛而言，影响不仅仅是表现在他对故乡名人名产的津津乐道上，而体现在更深层，例如他对学问和知识分子的尊重，他对经营与管理的熟悉，他对作为现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与契约精神的理解，可以说，在其祖祖辈辈所形成和延续的徽州文化中有脉络可循。
还有一点可以算得上故乡对胡锦涛的影响：他之所以在选择大学的专业时，报水利电力系河川电站枢纽专业，固然有竞争策略上的盘算（我们下文将叙述），还可能受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离绩溪咫尺之遥的新安江水电枢纽正在建设的影响。报考这一专业，预期在毕业分配时，回到故乡熟悉的环境来工作、生活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胡锦涛在走入政界之后，没有忘记原籍故乡，对故乡人表现出了适当的礼节与热情。这样的例子有两个。
前面提到的胡寿民，比胡锦涛高三辈，他是从胡炎算下来的第四十五代，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来是徽州师专的教师。他退休以后，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给胡锦涛写了封信。据其回忆，信中说：我写此信，仅仅是向您谈谈家乡的一些情况，并无任何请求和恳托。绩溪有十八万人口，还是个“扶贫县”……希望您在若干年内，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三月十四日，胡锦涛收到信的当天就给他回了信：“感谢家乡父老乡亲的关怀和支持，并请向父老乡亲表示亲切的问候。”据了解，胡锦涛办公室每天平均收到各类信件两百多封，而收此信时并非太平岁月：正逢胡锦涛刚从贵州省调到西藏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不久，西藏拉萨正巧爆发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这次暴动是三月五日爆发的，到三月七日即胡寿民写信的当天达到高潮，但胡寿民写信之际对这一点当然是不知道的），国务院七日宣布：从三月八日凌晨零时起对拉萨实行戒严。西藏的民族、宗教各方面的矛盾极为尖锐复杂，初来乍到的胡锦涛称得上是日理万机，居然能抽暇给一位不算熟悉的同族长辈、一封并非紧要的私人信件作复，如果不是重视乡情，何至于此？
不过，按说胡锦涛此日应该在拉萨，但不知为什么，回复胡寿民的这封信却是从贵州发出？
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九Ｏ年四月，绩溪的全国人大代表许家政去北京开会，胡寿民请他给胡锦涛带去一信，介绍家乡情况。胡锦涛率领西藏代表团也参加这次人大会议，还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许家政从未与胡锦涛见过面，又不知他的住址，就将信交给大会秘书处转交。不久，接到了胡锦涛打来电话，约定见面。胡锦涛提出这样的见面方式：为节约时间和方便起见，他问明了许家政在大会时的座位排号，请他在会前半小时入场，在自己的座位等候。许家政准时到达了，胡锦涛也准时到达。他询问了绩溪各方面的情况，一直谈到开会第二遍铃声敲响，许家政再三请他去主席台上就座，他才离去。
不能排除这其中有塑造自己形象的考虑，但是毕竟还是有对家乡出自内心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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