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校、院领导的四封信

 

  焦国标

  《讨伐中宣部》流传开来之後,我的多事之秋也到来了,其中包括我给我们大学和学院领导带来的工作麻烦。下面是这期间写给大学和学院领导的几封信,收录在这里,既是我的一段经历,也包含我的一些思想。

  (一)

  X校长,及其他校领导诸公:

  《讨伐中宣部》一文给学校工作带来的麻烦和困难出乎我的意料,这使我深感抱歉和抱愧。此前我以为,共和国里,公民时代,一人说话一人当可也。不意大谬不然,人们仍然沿袭人员的单位所有制思路和工作方式,“惹祸”的人不被找,法院不被找,单位领导被找,就这样校和院领导因我而平空多出来一个棘手的“工作项目”。

  在X校长和X老师与我谈话之後,我的确感到《讨伐中宣部》这篇文章无论内容还是方式都存在问题。平心而论,这些年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改进甚多,特别是 “言者无罪”一项,进步明显。虽然曾有人因言受处分,却没有谁因言获真正的罪。正如X校长所说的,如果对中宣部工作方式有意见或建议,可以冷静,理性,条分缕析地表达出来,“上书”中宣部领导人或具体部门,言路是通畅的。目前这篇文章,意气用事之词太多,像X老师指出的那样,凡词用到“最高级”,不仅不利於意见或建议的被采纳,而且也很伤人感情。在此我想郑重地对被我“指名道姓”的我们河南同乡吉炳轩副部长和刘云山部长道声:“对不起!请原谅!”我相信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国家,所争只是身份、角度和方式不同,的确不该采用太过火药味儿的文字。

  过去我认为,十几亿中国人,品种太单一,都是哼哈二将的余脉,我要让中国人的色彩丰富一些,基因多样一点。过去我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所谓研究都是煞有介事,连常识都没有恢复,谈研究是可耻的。所以我很抵触学界的那些所谓学术论文,所谓专着。现在这些都过去了,金盆洗手,我也要写我的专着了。我是河南大学的文学学士和古代汉语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误入歧途若许年,如蒙我们北大中文系不弃,我愿意在校领导的帮助下到那里去教古代汉语,研究文字音韵帮滂幷明。

  真诚感谢校领导的关爱,真诚感谢教育部领导的宽假,也真诚感谢中宣部领导的雅量,我们中国的未来未可限量!

  焦国标

  2004年4月2日於燕北园

  (二)

  X老师及新闻学院其他领导和校领导:

  一再给你们平添工作上的麻烦,真的很抱歉。尽可能不求人,更不连累人,是我的自律,也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处世哲学。在人们看起来,也许我是一个很张狂的人,很没边际的人,《了望周刊》原社长许博渊甚至指我为“持不同政见者”。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政见”在我心里是个中性词,我还写过《为野心家、阴谋家平反》的文章,先有独裁者,後有野心家,野心家、阴谋家是独裁者“逼”出来的。我自己知道,我没有任何政见,没有任何立场,我只有在一事一时上具体的、强烈的是与非。

  所以我没有任何小圈子。主流社会这么大个阔老板我都不“投靠”,干么投靠小圈子?值当吗?没圈子也就没门户之见,所以我敞开心扉接受四面八方的信息和观点。駡我,夸我,是駡者和夸者自己的事,我既不恨也不喜。写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事,哈姆莱特什么样,是读者的事。

  这些年来写言论,回味一下,核心动力就是一个词:仁慈。或“高攀”一下,是慈悲。什么责任心、使命感,只是表面的。现实的问题和灾难,我有一种强烈的不许它重现和重演的道义冲动。当今中国言论界对我有个评价:许多问题都是焦国标刨的第一锹。特别是农民的生存处境问题。这些我都不细说了,免得流於自矜自夸。

  如果我对自己有什么功利期盼的话,第一我想拿新闻界的普利策新闻奖,第二我想拿国际上的诺贝尔和平奖。也许诸位尊长要笑我了,但我认为在中国农民问题上和中国新闻自由的进程上,我已经做的,不包括将要做的,将要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就足够给诺贝尔和平奖踵事增华了。在中国社会文明的天空里,没有留下我的翅膀,但我艰难的飞过。在袁世凯拿20万银圆收买梁啓超的一篇反帝制的文章时,梁说:“我梁某不为袁氏一人一姓而生,乃为四万万中国人而生。”这样的风度和境界,足以令个别精神传人对抗任何横逆。

  根据我这些年写言论提问题的经验,一个社会毒瘤或问题,自被提到公衆视野到政府拿方子立法解决,短的二三年,长的五六年,个别的也可能是几个月,如孙志刚案导致的收容制度被废除。我相信,中国宣传部体系数年内必有大变。一句话,我目前的状态,根源於我大脑里贮存的各种人文基因、思想信息、价值理念和前贤楷模。不是无源之水,更不是轻薄子说的愤青情结或愤青人格。顺便说,愤青也是一个基因资源,在生物学上,它与其他任何人格等值,共同构成中国人的人格全貌。

  上面的话,与其说是反省,不如说是沟通。下面我要对各方领导作一个具体的承诺:第一,与中宣部的“恩怨”到此结束,不再谈,它能活一百岁或像秦始皇希望他子孙的那样千世万世,还是八年,还是八个月,是它的造化,与“贫道”无干,我不再想,不再看;第二,不再见外国记者。不过我要表明,2003年和1943 年,相隔整整一个甲子,是外国记者在两次大灾难,非典和河南大饥荒中,帮了一把中国人民(皆美国《时代》周刊披露,中国人欠《时代》一大笔恩德债)。当彼之时,中国记者安在哉?因而不管诸位师长如何看,我总体上是感恩外国记者,而不是视之为麻烦制造者。

  匆促报命,口不择言,若有不妥,敬请指教。

  愿我们各自保平安!

  焦国标 稽首再拜

  2004年8月27日

  附:给《亚洲周刊》江迅先生的电子邮件

  江迅先生你好!

  上面是我写的保证不再写时政批评中宣部和不见外国记者的文字。如果适合发表就请发表。我不再遵从中国社会现存的任何潜规则,我要向中国社会存在的任何潜现状挑战。当年梁任公自命“少年中国之少年”,我要自号“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一打主义不如一个行动,“阳光男孩”焦国标在行动。知而不行谓之恶,知而绕行谓之邪恶。让我们从此开始远离恶,掷弃邪恶。梁任公办长沙时务学堂时的得意弟子蔡锷将军,护国起义誓师时说过一句话:“此次所争不在胜败,乃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是啊,四万万中国人,一个袁世凯想帝制就帝制,四万万人的顔面在哪里?中国宪法,从《临时约法》算起,她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而今已然近百年,可她开出的言论自由支票仍然谁愿克扣就克扣,我十三万万中国人的脸在哪里?我几百万人文知识人子的脸,在哪里?

  我的课虽然被停,可我的沮丧已经过去,我发现我的心灵似乎越来越强大。最近脑海里常萦回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和苏轼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词句。真是奇怪,夜阑梦回,朦朦胧地总浮现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的影子。关汉卿写《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云长淩波涉江,顺流东下,豪迈异常,其词曰: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覰这单刀会似赛村社。”“好一派江景也呵!”“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写下上述文字,让我学关大王,也做一个“把盏科”,浮一大白,喝它一壶。哈哈哈哈!

  国标 於北大

  (三)

  X老师:您好!

  这几天整理《对外传播学》效果很不错,已经有7万字彻底理顺了。我希望能一鼓作气写完,应在25到30万字之间吧。是阿富汗战争打断了当时的写作。

  当年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下卷终身没写出来。我想写完整《对外传播学》,里面的原创性我很看重。我希望它能成为被翻译成外文出版的第一部中文新闻传播学专着。中国近100年新闻学史,没有一部被翻译成外文,太可悲了。

  今天有朋友说,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开会提及我被学校批评幷停课事。据说网上已发此新闻。昨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来电话,印证我是不是被学校停课。我问他们从哪里听到的这个消息?她说是香港成报。

  也有学生问我是不是被停课,我都没有正面回答。一是我觉得我自己羞耻,二是我觉得北京大学羞耻。但是如果停了,我说没停,就更可耻。总之一个耻字缠上我了。

  当时您告诉我停课时,我没问从哪里来的力量让我停课。据说是我们学院打报告停的课。这其中的的运作过程我不想让您一定现在告诉我。本着对历史负责,我将来再请您告诉我真相吧。

  我这封信只是告诉您不用为我的状态担心。

  这几天我很有成就感,很充实也很有收获。

  祝学院里一切都好!

  焦国标2004年9月15

  (四)

  X校长并X老师:

  调我到校文献研究部门一事,初听之下,虽有些意外,同时也深获我心。我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目前这样的现状我幷满意。如能躲进我们校园里的哲学楼成一统,做学问,我真是谢天谢地。

  可是细想深感不妥。

  第一,这个校内调动不告诉外界,我做不到。为什么呢?通讯地址就是个大问题。我总得对外人告诉我的通讯地址吧?再者,虽然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临时保护措施,可是日後两位先生必落駡名。至於我本人,外人必说这个焦国标缺心眼,领导把他卖了,他还帮领导数钱。

  第二,这对我们学校声誉有害无益,甚至比把我开除更不可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把杨支柱放到图书馆,青院是什么地方?野鶏学校而已,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北京大学大门大户,老师因言论而冷藏若此,实为不妥。清华待秦辉老师,仅限停课。北大若把我送进文献研究部门,後人、外人看来,将比清华更等而下之。曹刿说: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处於领导的位子,情急之下,出饮鸩止渴之策实属难免。可是眼光稍稍放远,不用放太远,一月俩月之後,就会发现这真不是最适当的爱校之策。一阵政治妖雾袭来,令人晕头转向,可是转瞬也就过去了。妖雾毕竟是妖雾,不是泰山磐石。

  第三,对我自己而言,也未必都是好处。首先,我最後的学位是新闻学,我安身立命之具应以新闻学为有利。今年已是我晋升副高职称的第六年了,我在文献研究部门再待六年能拿正高吗?我一辈子学术职称方面的前途不就完了吗?当然,目前这样挂着,不上不下,也许一样是完。可是我认这个完,不认那个完。这个完有意义,那个完没意义。“赖”在新闻(教育)圈,即便职称一辈子泡汤,我还有讨伐中宣部的老本,最起码是风操方面的老本,这也是个人需要或个人实现的一部分。中宣部当然不可能伴我一辈子,它的阳寿不多了,可是伴我二三年的可能还是有的。到那时,X老师该退休了,X校长也到了调我走时灵,调我回未必还灵的时候,我欲回新闻学院,得乎?人事代谢,两位先生即便欲帮我回,可乎?

  为领导计,现在怎么办?上策,下学期安排我正常上课,出一个让中外大跌眼镜的险招。回国後学校没处分我,世人很多“想不通”。继续走下去,让世人更加想不通去吧。人家猜到哪,您就做到哪,不能叫技高一筹;人家(误)指到哪,您就打到哪,不能叫择善固执。中策,继续挂新闻学院这儿不上课,等这股政治妖雾自然消退。下策,调我到文献研究部,留千古微词。为学校百代声誉计,如果硬调我到文献部门,我只能写着杂文走,正如三年前我写着杂文来,挥挥手不带去燕园半片云彩。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做孙大圣不易,起码可以做个沙和尚,无论如何不能做猪八戒。

  国标顿首

  2004年12月11日晨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