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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
《讨伐中宣部》一书编者按：此文系作者根据《亚洲周刊》资深记者江迅先生的报道《南大先锋博士论坛胎死腹中》改写而成。原报道有如下提要：“南京大学邀请北大学者焦国标、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等出席先锋博士论坛，开会前受到当局的压力被迫取消，出席论坛的研究生对於官方干预感到惶惑。……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办的“先锋博士论坛”的新媒体论坛讲座，原定十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大学科技馆举行。来自京、苏、沪等地的传媒学专家、学者原本已备好演讲内容，殊料，开讲前夕突然飞来‘魔剑’，腰斩论坛。事缘受邀的演讲者，有来自北京的焦国标、卢跃刚等多位颇受当局关注的传媒热点人物，而演讲的内容又特别‘敏感’。论坛组委会先是接获教育部‘指令’，而後接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安全部的‘要求’，这届‘先锋博士论坛’的所有活动取消。”
自从《讨伐中宣部》流传开来之後，我的活动半径大大缩小了。南京大学邀请我前往演讲，我愉快地答应了。西谚云：“乌云总有银边。”信然！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上，夜里十一点，从北京到南京的火车上，正睡得迷迷糊糊，手机突然响了。我心想：糟了。果然糟了。南大“先锋博士论坛”组委会电话告知，说教育部、中宣部和国安局先後致电南京大学，要求取消我的讲演，说：“不能给焦国标在这种场合说话的机会。”校方无奈，只能照办。我说：“怎么办呢？我人都在火车上了。”那边说：“那就来吧，不演讲，看看听听别人的演讲也好。”这是一个有近十人的系列演讲。二十三日早上七时许，火车抵达南京。上午又传来消息，卢跃刚先生的演讲也被取消。接着又得令，下午的开幕式也取消，论坛近十场演讲全部取消。是的，所有的乌云都是有银边的，还得看你摊上摊不上，我这次就没摊上。
南京大学“先锋博士论坛”是为研究生、博士生设立的一个多学科论坛，其中的人文学术讲座已经举办多次。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新闻媒体，邀请的演讲者都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专家。我演讲的主题是《新闻之外的敏感》。根据海报显示，卢跃刚先生的演讲主题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中国经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中心主任、教授胡正荣的演讲题是《媒介市场格局：中国的与世界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展江的演讲主题是《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化”》，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李良荣的演讲主题是《中国传媒发展态势与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系主任戴元光教授的演讲题是《论新闻的价值重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孙旭培的演讲题是《新闻自由的渐进发展》。此时正逢江苏电视台举办一次业务研讨会，还有几位与会学者将到论坛讲演，总计十场左右。
南大研究生院主办的这一期论坛，由南京大学研究生会博士部承办，南京大学团委、《中国研究生》杂志、南京大学研究生报协办，筹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早就透过各种渠道对外发布消息。前来参与论坛的有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温州晚报》的两位新闻记者坐了十多小时的火车赶来，到了演讲地点南京大学科技馆报告厅，才知道论坛已被取消。
南京大学校门口贴出的通告说：“先锋博士论坛本期讲座（新媒体论坛）安排因故变更，今天下午和晚间所有活动取消，论坛其他讲座待进一步通知。由此给大家造成的不便，请谅解。先锋博士论坛组委会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国的事都是这样，“因故”、“衆所周知的原因”等托词随处可见，搪塞人，欺蒙人，谈什么知情权！
演讲取消後，与会学者和学生们还准备组织一场沙龙性质的聚会，随意交谈。校方已成惊弓之鸟，什么活动都不要再搞了，因而最後沙龙也没办成。
晚上，南大新闻系的几个研究生找到我和卢跃刚先生住的旅馆房间，看上去显得很紧张，很凝重，很沮丧。他们还年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第一次感到在中国做新闻怎么这么难啊！中国新闻究竟怎么啦？做记者难道真是要冒风险吗？他们希望我在这小范围内把我准备演讲的内容告诉他们。我没有写出演讲稿，原准备的演讲内容是当今中国大陆的报禁和新闻改革问题，还有我最近的遭遇，以及新近写作的一些文章的观点。
我原准备这样开始我的演讲：“当年梁啓超自命‘少年中国之少年’，而今我自号‘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是阳光就要照亮，今天我要照亮的是，就在我赶往这里与你们见面的火车上，教育部、中宣部和国家安全局电话通知南京大学，取消我的这场讲演……”
我原准备的结束语是：“最近，印尼选举国家元首结束，大选成功，阿富汗也正在大选，选举自己的国家元首。印尼是由一两万岛屿组成的国家，阿富汗还几乎是停留在一个部落文明水平上的国家。这些国家都能大选，我们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整大块连在一起的国家，我们什么时候能举行大选？从清末以来，统治者总是说老百姓的素质太低，不能有大民主，不能有大选，难道我们中国人民的素质比阿富汗部落民族的素质还低吗？我们的大选难道比两万岛屿的印尼在技术上还困难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大选？我给你们在座的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们留一道作业题，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的胡锦涛主席写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不要再像前几代老一辈领导人那样，做那种劳心劳力遴选和指定接班人的工作了，也让中国人过一把大选的瘾，让他们自己选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
最近中国大陆接连不断出现不稳定因素，重庆的万人骚乱，河南、河北、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矿难，这些都是有关联的。这么多年来，新闻媒介控制如铁桶，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更得不到及时解决，社会舆论没有表达渠道，整个社会就像正在加热的压力锅，没有出气的地方，压力必然越来越大。是谁堵塞了排气管道？是主管新闻舆论的各个职能部门。有气不让出，会把人憋爆，自己炸裂，周围的人跟着遭殃。唯有开放报禁，让新闻媒体甩开膀子自由行使舆论监督之责才是正路。起码在中国当下，一份报纸比一千个法庭更能保证社会公正。
我从南大方面了解到，教育部指令“不给焦国标这个讲坛”的具体部门是它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简称社政司。10月25日，我一回到北京，就与社政司电话联系，要见他们的司长，我要问他：“我去南京作学术演讲，究竟错在哪里？取缔这一论坛的理由何在？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你必须向我道歉，向远道去南京却因论坛取消而一无所获的各方人士道歉，幷赔偿其经济损失，教育部必须反思这种压制学术自由的丑陋行径！”
连续数日，我打电话务必要见社政司的领导，那里的工作人员只说一定转达我的意思，可始终没安排与司长通话，更没见面，直到我11月4日离开北京去美国。
中国的官员们现在只剩有权，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不敢见人，从《讨伐中宣部》风行至今，我没见过中宣部的任何官员。他们不屑於见我，还是不敢见我？社政司的官员也是一个德行。所到之处，人们与我谈论《讨伐中宣部》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我怕中宣部，我说：“呵呵，哪里是我怕中宣部啊，是中宣部怕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1993级四位博士研究生合影（左一为焦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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