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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
(一)
《讨伐中宣部》风行之後，网上和周围的朋友交口称赞者很多，也有个别朋友求全责备，说文章写的还不够冷静，甚至有人不乏另外的深意，说作为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人，写这样的文章，是不适当的。这个意思说白了就是北京大学应该把我开掉。网上流传署名喻权域的文章更直白，剑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说把我弄到北大新闻学院教书，简直就是一项罪恶，是领导失察。实际上我根本不是邵华泽先生弄来的，这板子打得太冤，简直是冤案。这就是喻权域先生的风格，我看索性就叫“喻大炮”算了。
原《了望周刊》社长许博渊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焦国标现象》，说当初《了望》没有接受我的求职，“是马克思主义的”。按此推理，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接收我来当老师，显然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怎么管这么宽？我与马克思他老人家有什么过节，越一百多年还这么与我过不去？他就算出来他死後一百年中国必出个焦国标，这焦国标必到《了望》谋职，然後等在那么专堵我？天才马克思，是那么伟大，那么脱俗，到如今他老人家的主义竟变得如此不堪，如此恶俗，如此不招人待见，我原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自从许博渊先生说不接受我到《了望》工作之举“是马克思主义的”，我才明白，原来马克思主义就是让许博之流给糟蹋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被那些口口声声的马克思主义者污染了，强暴了，虎皮化了。
且不说这些。单说老师的“标准像”究竟应该什么样。老师就应该永远不温不火吗？哪个行当可以享有无须冷静的特权呢？父亲也需要冷静，那么爱发脾气的人是不是就不适合做父亲，是否都要被阉掉，或者剥夺其做父亲的权利？再说什么叫冷静？冷静与冷血的边界在哪里？也许当年陈独秀、胡适鼓吹新文化运动时，也受到过类似的误人子弟不冷静的指责。
如果要说我不够冷静，有愤青人格，那我看周恩来“难酬蹈海亦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於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邹容、陈天华、秋瑾、刘胡兰、江姐，毛泽东一家几烈士，更是愤青。
有人说，当初不必写成《讨伐中宣部》那样的声色俱厉，完全可以写成建议，写成论文、写成上书。是的，我可以写成那样的文字，可是一则他们会充耳不闻，上书、建议、请求之类，几十年来，他们看得太多了，根本不为所动，二则即或有些可取只处，他们取了也是贪天之功，不会念我一句好。实际上没有他们不懂的道理，他们难道不知道民主、自由不应该不让提？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讲道理没有用，像当年李敖先生那样祖宗、大粪全甩出来，才可能有点用。大陆缺少一个当年的李敖。
(二)
有人说中宣部现在变开明了，我写文章讨伐它，它也没有不依不饶。我说他们做的还不够。他们应该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枉驾顾我”，礼贤上士，向我请教宣传部系统的改革道路。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有刘玄德那么的古风，更没有刘玄德的责任心。刘备是个体户，成败自己担，中宣部工作好坏，部长们和部员们都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别人也没谁去追究其责任。所以我早就说，我们这套玩意儿，弄不好，不仅赶不上民主制，而且可能比君主制还坏。事实正是如此。
官方的思想园地是一个同声俱乐部，里面排斥异见，近亲交配，大家见面点头哈腰，嘻嘻哈哈，吹吹拍拍，没有思想交锋，失去杂交优势，品质不退化才怪。异见智慧进入不了主渠道，或进入得很慢，很曲折，很变态。不得已时他也参证、吸呐异见人士的思想，可是对异件见人士照样排斥、迫害不误。据《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说，六七月分，也就是《讨伐中宣部》风行以後两三个月，上面在各媒体搞过一次专门调查，徵求中宣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应该与我这写这篇文章有关，我应该是有功劳的吧，可是我没有听到他们答谢我的话啊。
2003年萨斯得到遏止和终止，人人都知道，多亏蒋彦永医生。可实际怎么样？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2003年5月24日接受中外媒体记者采访时称：披露瞒报疫情第一人蒋彦永目前“未受到任何限制”，如果有媒体希望采访蒋医生，“可以按照我们国家相应的管理规定，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据京华时报报道，这是官方首次介绍蒋医生的近况。
这个首次介绍，潜在的逻辑让读者不舒服。蒋先生得到“未受到任何限制”的待遇，好像已经是蒙开恩了。他本就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不仅不应该限制，相反，他应该受奖。政府表扬了那么多医护人员，可是至今未见对蒋先生有半句誉词，试问他比哪一位医护人员功劳小啊？可以说，他的功劳与锺南山院士相比，只大不小。锺先生在中外媒体上露无数次脸，获得过许许多多社会赞誉，可是我们中国人谁知道蒋彦永这“反瞒第一人”长什么样？锺南山等五位医护人员荣获中国医学基金会“华源医德风范奖”，蒋彦永先生应该获什么奖？
有关方面如果姿态高一点，如果真正是从善如流、闻过则喜，真正希望在群衆中恢复公信力，让人民看到改革为政之道的希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就应该公开向蒋彦永先生致谢，幷隆重予以表彰。实际上蒋医生没有得到任何赞誉和表彰，反而因此失去许多自由。
蔡说如果媒体希望采访蒋医生，“可以按照我们国家相应的管理规定，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请问《时代》周刊采访蒋医生时向哪个主管部门申请了？当初如果《时代》周刊向北京市委宣传部申请采访蒋先生，会被答应吗？既然当初《时代》周刊的采访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事後官方也幷未追究采访与被采访双方的责任，为什么现在反倒需要申请了？蔡一面澄清蒋氏“未受任何限制”，一面要求“向主观部门申请”采访，这是矛盾的。不申请而采访就意味着采访程序非法，不经主观部门允许而接受采访就意味着违反纪律，这分明是采访和被采访已经受到限制，蒋医生分明失去自由。
正如蔡所言，中国公民依法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那么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究竟应该对谁负责？这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明确回答：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只对事实负责，只对真相负责。如果要它一定得对主管部门负责，这世界就没有“披露瞒报疫情第一人”的蒋彦永，也就没有《时代》周刊的报道。蔡的答记者问，不仅透露出蒋彦永先生到现在为止幷未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致谢和荣誉，而且透露出在新闻信息控制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过时的思想观念和严重过时的违宪做法。
不仅如此，更有甚者。另一次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询问卫生部官员，蒋彦永的现状如何，得到的回答是：“蒋彦永只是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六百万分之一，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他这么感兴趣。”这是什么话？还有人心肠吗？这是一个政府高级官员应该有的口吻和嘴脸吗？蒋彦永真的是普普通通的六百万分之一吗？他难道不值得记者感兴趣吗？
萨斯过去後不久，有一期《中华读书报》刊载一篇六七百字的书讯，介绍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新书《非典时期的中国人》。书讯里列举了包括锺南山先生在内的几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而不寻常之最蒋彦永先生却不在此列。书讯里没有，书里有没有不得而知。这决不是巧合，这背後应该有看不见的手在拨弄媒介。这是一只丑陋的手，这是一只愚昧的手，这是一只误国害民永不知足、永不醒悟、冥顽不灵的手。
我们从今以後必须确立一个明确的思想观念：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新闻报道只对事实负责，记者和采访对象只对真相负责，只要报道的是事实，无须任何部门授权，任何部门和个人也不得限制和加害真相的提供者。新闻审查，是欧洲文明国家三四百年前就已经抛弃的东西，是被马克思駡得狗血喷头的东西。一切无视事实真相，不能与时俱进的清规戒律，都应该让它见鬼去。
萨斯之後蒋医生的命运遭际，实际是中国政治文明程度的一块试金石。2003年5月下的《南风窗》，刊载署名汤本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细节：某人18岁被打成右派，原因是“大鸣大放”时说了句“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探亲假”。他当右派的第二年，他和他的同事开始享受探亲假。这说明他的意见是对的，已经被政府采纳，可是他的“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却仍然没有撤掉，直到22年後与大家一起平反。
类似的情况很多。远的，戊戌变法失败直到清朝灭亡，十几年里梁啓超一直是朝廷钦犯。可是与此同时，朝廷每出台重大的政治改革措施，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咨询远在日本的朝廷钦犯梁啓超，连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都是拜托逃亡在日本的梁啓超为他们写就的。梁啓超你是对的，我朝廷也可以吸纳你的智慧，可是要我给你恢复名誉，甭想，更莫提政府赔偿的要求。
近一点的，秦辉先生因多次直言中国农民问题而蒙受从经济到名誉到心理多方面的损失，讲台不让上。他的研究成果最终进入中国政府核心决策层，其中“黄中羲定律”2003年春天两会期间还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事实证明他的研究成果是有益於国计民生的，可是他曾经蒙受的各种损失至今无人提及，甚至没见谁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历代统治者，向来都痛恨提意见的人，痛恨在他看来是越位、多嘴的人。即便政府和社会从他们的“多嘴”行为中得到难以估量的大恩大惠，可要想从政府嘴里得到肯定和奖励是万万不可能的。正如荣禄对维新派的态度：大清朝就是亡了，也轮不到他康有为、梁啓超去救！这些反动统治者的逻辑是：如此多嘴行为可不能鼓励，否则都来效尤，他们再想祸国殃民就难了。这种可耻的心理和做法，小而言之是受恩不报，是无赖行径，大而言之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障碍。
(三)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表驻北京记者孙传炜先生的文章，说中宣部决定对我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暂不追究，“放他一马”。我看了这个消息非常愤怒。中宣部有什么资格放我一马？我有什么错，得它如此开恩施仁？谁放谁一马，必然是强势对弱势而言。强势分道义上的强势和权力强势。试问道义上中宣部它哪里比我强，因而配放我一马？在我眼里，一切来路不正的权力，无论多大，我都视之蔑如也。因而无论是道义上还是权力上，只有我放中宣部一马的份儿，决不是相反。人们总问我怕不怕中宣部，错了，应该问中宣部怕不怕我。我不知道具体是中宣部哪位官员说要放我一马，如果知道具体是谁说的这个话，我一定找到他办公室，让他当面放我一马去。
《联合早报》这篇报道中说：“中宣部毕竟只是执行部门，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它身上。例如，广州爆出孙志刚案後，广东省的第一把手立即要求中宣部禁止媒体炒作，中宣部很难不买这些地方‘封疆大吏’的面子。”这里面实际上已形成一种交易。表面上这次是他广东的“封疆大吏”求中宣部，可是上次中宣部还求过广东呢！我这不是瞎说。《南方周末》记者曾告诉我，中宣部曾经向《南方日报》借钱，要建一个中宣部疗养院什么的。名义上是借，中宣部“不稼不穑”，它拿什么还啊，还不是敲诈勒索呀。一家地方报纸怎么能“赖”过中宣部！最後是：别说借了，算赞助吧，就这样送了几百万。这还是“公事”，私人之间呢？因私而牺牲的原则，而买卖的面子有多少，谁知道？所以我不同意说中宣部是没办法才“叫停”的，“叫停”意味着一桩牺牲人民利益的交易落棰了，意味着执政党的信誉又流失一大笔。
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改革，改来改去，喊来喊去，实际上都局限在国务院系统这一块，中共中央直属各部委几乎没受任何惊动。《讨伐中宣部》惊动了这一块。《联合早报》引用我的话：“我最近看丹麦和西班牙王室两位王储的结婚大典，感触很多。中国的清王朝如果早一点搞君主立宪，也许现在他们的子孙也可以举行这样的盛大的结婚大典，而今大清朝的王子皇孙安在哉？”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必须顺应时代作出调整，所谓与时俱进，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原则。时代变化了，你不管拥有多么大的权力，都应该懂得让步，这样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你觉得放权那是“与家奴”，很丢份儿，殊不知有一天你与家奴权利，家奴也不要了，家奴要你的命哩。
这篇报道配发了周锐鹏的一篇言论《焦国标冤枉中宣部》，最後一段写得妙，抄录在这里：“中宣部忙着指导别人，却忘了自己。它忘了自己也须‘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忘了自己也应‘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衆’。中国太大，甘肃刚刚解放了的思想，在上海恐怕是十年前的事；贴近广州小资生活的玩意，跟四川农民工的生活则是一代人的差距。中宣部强要东西同时进、南北一块贴，结果当然是大家都害病。硬要规定贴着跳舞有时也会令人作呕的——如果男的奇笨，女的奇丑。骆宾王写《讨武氏檄》，把武则天駡得狗血喷头，她却赞赏说，不用此人是宰相的过错。今天看来，不用焦国标，是中宣部的错。”呵呵，我可不希望中宣部用我，我与目前这个样子的中宣部不两立。
(四)
有人说我主张撤消中宣部不现实，中国现在还离不开中宣部。我不能苟同。中国离得了毛主席吗？中国离得了邓小平？没那么重要。三皇五帝、秦皇汉武都没中宣部，七国集团、八国联军都没有中宣部，照样。有人说，你焦国标不知中宣部之不易。是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把它撤消了就不作难了。既然不易，就说明它有问题，越不易问题越大。
你做中宣部长会怎样？一我不做那个部长，二如果一定要我做，就从第一天上班开始为撤消它做准备，为过度到依法治理新闻出版做准备。与其天天刨坑埋那些不该埋的人，不如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有人说应该换位思考，站在中宣部立场想想。我不是中宣部，为什么站他立场？它怎么不站我立场？它怎么不站上访者立场？西方有学者说：“谁对我谈文化，我就对谁拔出手枪。”意思是谈文化不容易。我说：谁跟我谈立场，我操谁祖宗。我没立场，我不懂立场，我压根不知道立场为何物，我只知道良心和道义。
据我研究，中宣部控制言论有几种类型：一是本能恐惧型。中宣部长期以来不能看见人家嘴角动，一动它就害怕，就想管，就想堵，已经成为部门文化，已经是部门本能。二是传统文化型。中国传统，大人不许孩子随便说话，老师不许学生随便说话，领导不喜欢下属随便说话，中宣部不喜欢新闻记者随便说话，一脉相承。在中国，所谓管你，首先就是管你不要随便说话，就是看紧你那张嘴。三是嫉妒型。中宣部官员一辈子没说过自己的一句话，一辈子都是嘴没张先探上级口风、揣摩上级的心理，看见那些口没遮拦、想到就说的人说话，他就心理不舒服。如果那口没遮拦的人说话还有不少人听，引起不小的反响和共鸣，他就醋意大发、嫉心大作，就想办法动用他手中的权力，去堵住人家的嘴巴。
现在咱中国，多亏有个殖民地过的香港，多亏有个要独立的台湾，天边还露一道缝。若是香港、台湾新闻界也是中宣部的一统天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全沉沦掉了。犹太人和美国人都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中国是一个不信神的国度，从不自诩是上帝的选民。是的，中国不是上帝的选民，而是上帝的鶏肋，弃之不忍，选之不配。毕竟上帝是慈悲的，没有完全抛弃中国，留个香港，备个台湾，给中华民族透进一些新闻自由的亮光。台湾大选那一阵儿，你知道大陆媒体怎样报道？你们看，民主有什么好？自由有什么好？瞧台湾大选，闹得没个人样！就这么个逻辑，借机把民主自由妖魔化一顿。大选是挺乱，比指定接班人乱多了，台湾该来“祖国大陆”学习指定接班人之法！
(五)
对《讨伐中宣部》一文，有两种相对的意见：一种说，看起来是讨伐中宣部，其实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另一种说，只敢拿中宣部说事，不敢拿共产党说事，竈火里刨红薯，净捡软的捏。
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写东西一定要不同流俗，不然写了也是白写，瞎耽误功夫。台湾国民党不一直拿共产党说事吗？海外许多人也总拿共产党为靶子，没写出什么新意嘛。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个比较虚的概念，中宣部很实在，而且我比较了解中宣部的工作，有的放矢，能打到七寸上。有什么错，应该追究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人，不能大而化之。同样在纳粹时代，有的德国人杀犹太人，有的德国人保护犹太人，不能太简单化。小平同志说，过去是全党犯了错误；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谁也不承担罪责。一切具体的灾难，都是具体单位、具体领导、具体人造成的，有具体的冤头债主，可是由於我们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该个人承担都没有承担。这个思维方式不变，今後许多人还可以借大气候之名，干尽坏事而逃过日後的追究。
有人问：如果不在北大，你会不会写《讨伐中宣部》？我会的。我随时在思考，随时在表达，不窥测风向，不问季节，不看脸色。言论自由不分季节，分季节是农民种地。言论自由不看脸色，看脸色是医生望闻问切。我不是农民，不是医生。有朋友说，再晚一点，评上正高，再发你的《讨伐中宣部》，就好了。我比农民已经高不少了，再高，越高越痛苦。正高罢了还想博导呢，博导完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鬼想头，反正这山望着那山高，望不尽的。中国人荒废在追求这些虚头巴脑上的时间和心血太多了。梁啓超说他不为一人一姓（指袁世凯）而生，我自己也自许不为正高而生，乃为正义、慈悲、仁爱而生。早一天结束中宣部对新闻媒介的掌控，中国的弱势人群就早一天结束其苦难。
有人说为出名，只有我自己知道完全出於慈悲。没有大慈悲，就没有大勇气、大决断。
我曾我说我想拿普利策新闻奖，想拿诺贝尔和平奖，也许看来名利熏心。实际上这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道理。一个新闻人，当然以普利策新闻奖为最高荣誉；一个怀大慈悲心的人，当然向那些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看齐。设想数年之後，宣传部系统拆销，报禁开放，一枝笔战败中宣部，那可是古今无双的勇士哩。据说《华盛顿邮报》刊载一篇文章，报道讨伐中宣部，称之为“一个人的战争”。加上早几年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最早以报刊言论的形式抨击农民的不公正待遇，按质论价，我应该拿一个半诺贝尔和平奖哩。“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讨伐中宣部》如果出单行本，光中国起码能发行六亿册，大约合人两手一册吧。一册我挣一角钱，就是六亿角，一个六千万富翁。呵呵，比余秋雨先生富多了。可现在，不仅出不了单行本，其他书也出不来了，白落个担惊受怕。要说对中国文明进程的意义，《讨伐中宣部》不比《文化苦旅》小吧？可《文化苦旅》哪儿都是，《讨伐中宣部》连网络上也禁绝。中宣部对新闻出版业的控制就是这样反向淘汰着中国出版物。不过，据许多朋友说，此文能进入中国史，差不多能达到列传级。果如此，也够本了，不跟余秋雨先生攀比了。
(六)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的诗意就是专门写给我的。
（编注：《讨伐中宣部》一文广泛传播後，作者断断续续随手记下了种种感慨，出版本文集时由作者整理成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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