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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
自《讨伐中宣部》一文出笼，已过去两个多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基本上处於封笔状态，仅写了几份毕业生学位论文评议书，累计不超过1500字，文章是一篇也没写。这么长时间里居然没写文章，这是自从读硕士研究生以来，18年间从未有过的。眼下这篇日文版自序，是我结束封笔状态的第一篇文章，希望它能开啓我下一个阶段的写作。
中文里有一个成语，叫“洛阳纸贵”。中国西晋（公元265年—316年）作家左思，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世人争相传抄，京城洛阳纸为之贵。这个成语後来用以比喻着作风行一时的盛况。现代社会造纸业发达，纸为之贵不再，而就风行的速度和范围而言，《讨伐中宣部》则绝非《三都赋》可望项背。或者可以自夸一句，自有文字以来，没有哪一篇文章曾像《讨伐中宣部》一文如此迅速地在全世界范围内産生影响。当然这里有新传媒技术方面的原因。
起初我只是通过电子邮件，把《讨伐中宣部》发送给几个朋友传阅，不曾想有朋友未与我打招呼，竟然径直将其粘贴到某网站上。这下一发不可收，该文不是成风行之势，而是成爆炸之势，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开来。先是中文网站，很快被翻译成外文，登上外文网站。有学生从美国归来，告诉我，美国许多大学，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网站上都贴上了翻译成英文的《讨伐中宣部》。
传统媒体里面，最早刊登和报道此事此文的是香港的《开放》杂志和《亚洲周刊》。接下来是广播媒体，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和自由亚洲电台，或全播或摘播了这篇文章。就我所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法国《费加罗报》、《南德意志报》、《瑞士时报》、《赫尔辛基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台湾《中央日报》、韩国《中央日报》和《韩民族日报》，也都做了报道。德国电视一台和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录制了我的专访节目。
中国大陆，没有一家传统媒体报道此事，互联网上也迅速被封杀，但是几乎我所接触到的每个人，都陆续读到或听到了此文。其中城市文化人多半通过网络，包括电子邮件，穷乡僻壤上那些关怀时事的人们基本上是通过收听外国电台。江苏省淮安市政府机关管理局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有“中宣部的掘墓人中国人的引路人 声援焦国标教授”这些字。这是我最早收到的一份读者来信。
此後不断收到素不相识的人们发来的声援性或赞赏性的信函和电话。厦门市一位69岁的老人看了《亚洲周刊》的文章，来信表示：“我很赞同您的观点，幷敬佩您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福祉大声疾呼的精神。”广西融安县一位自称年过花甲的广播听衆来信说：“上月收听到你的《讨伐》，近日又听到你跟记者的访谈，两次都因干扰听得不清不楚，很是失落。但你声音镇定自如，甚感快慰。……唯《讨伐》不得全貌，於心不忍，望你不加嫌意，检寄一份给我。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钉在地球某处的我，渴望做你的读者，继续读到你的文章。”黑龙江等地的一些可怜无告的上访者，还有一位收听外台的山东籍盲人朋友，辗转到我家来探望我。
我的学生们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字条等多种形式，表达对我的支持和敬意。“焦老师，你要顶住！”“焦老师，我们都支持你！”“焦老师，需要不需要同学们声援？”“中国历史上不缺乏有智慧的人，也不缺乏有勇气的人，像老师这样既有智慧，又有勇气的人，实在罕见！”
上海《新闻晨报》的一位女记者，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很惭愧今天才看了您那篇《讨伐中宣部》的檄文，真的是酣畅淋漓，道出了媒体人的心声。您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才情和血性，也令人折服和热血沸腾。若将来中国新闻真有大改革，这篇文章一定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被人们记住的。…… 我会谨记教诲，争做精英。”
我甚至收到来自遥远北欧的一位芬兰诗人的来信，随信还寄来一份《赫尔辛基新闻》剪报，上面载有关於我的文章和我的照片。希腊驻华使馆一位女外交官，专程到北京大学拜访我，幷热心为我联系去希腊大学做访问学者。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出版社，来信表示要出版我的着作。美国耶鲁大学一位华裔教授，通过友人与我取得联系，表示邀请我前往访学。一位韩国女孩，是我班上的留学生，有一天下课後告诉我：“我在我们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老师的照片了，想不到老师这么有名！”这些来自国内外的宝贵情谊都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落款是“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一群爱国者”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读您的文章拍手称快之余，不能不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面对如此势焰熏天、横行不法、祸国殃民的中宣部，竟然几十年‘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您今天挺身而出，发出他们心中积压已久的义愤，大家在背後都在拍手叫好，对您满怀敬意。但是有几个敢公开站出来，亮出真姓名表示支持和声援呢？”
的确，在一些陌生的读者朋友表示声援的同时，我的一些老熟人却不敢再打电话与我联络。有一天，一位文友在电话里半真半假地说：“焦国标你要付我一笔钱。” “什么钱？”“代理服务费。”“什么代理服务费？”“好多人给我打电话，让我代他们向你表示问候。我这不是代理服务吗？”我莫名其妙：“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他们说你的电话肯定被监听，不敢打。”听了这话，我的心里悲哀极了。中国人的安全感程度之低，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人的奴性之深，也由此可见一斑。用一句粗鄙的话说：“监听怎么的？给我打个电话，谁能把你蛋咬了？”可他们就是这么怕。
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80多岁了，住在偏僻的河南乡下，多年收听外台广播。从美国之音听到我这篇文章以後，老人想给他的学生打个电话，却不敢，怕监听。有同学自老家来，告诉我，老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江泽民迟早要对胡锦涛、温家宝不客气，等到江发动兵变，不仅收拾胡、温，连平时大呼小叫的民主分子都难逃被捉拿，就跟戊戌变法失败一样，就跟反右文革一样。毫无疑义，老人认为他的写《讨伐中宣部》的学生必然首当其冲。老人怕受牵连，因而虽为最得意弟子，电话却是不能打的。我听了只有难过：黄土埋到下巴颏的老人，尚且如此恐惧，足见过去几十年的邪恶政治，把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戕害到怎样可怕的程度！
《讨伐中宣部》出来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一部文集《乡土回望》，出版合同都寄给我了。责任编辑来信说：“国标兄，书稿我已经看了，十分满意。请把你的住址告诉我，我可以寄出版合同给你。”《讨伐中宣部》面世之後，编辑来电告知：“书出不成了，中宣部得罪不起呀，谁敢惹它不高兴？”北京一家月刊约我写专栏，一切都准备好了，编辑突然来信说：“领导把稿子都撤了，说你被中宣部注意到了，已被封杀了，不能发。”
《北京日报》一位副总编辑晓谕他的编辑们：“你们不要再约焦国标的稿子了。”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位领导也给同事们开玩笑似的说：“这个焦国标是不想活了吧？”一位在网站供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要封掉我这篇文章，也封掉一切赞美和肯定的跟贴，还要组织批我的文章上页面。
一家周刊的副总编朋友写来电子邮件：“国标兄：好！和许多人一样，非常惦记您的处境。如今约您写稿已是很……的事，但还是忍不住想问问：您还有无兴趣写点东西？我们现在新开一个栏目，叫观点。每次一篇文章，3500—4000字。刊有独到见解、有一定深度的东西。您若有时间、兴趣，请随手发点东西过来。不过可能只能署笔名了。唉！”我回信表示感谢，说：“我现在没有心情写文章，写了一定奉寄。”我没有写出的话则是：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由使用自己的名字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即便有心情写文章，也决不被迫使用笔名。
与此同时，我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常常被骚扰。有一次我在上课，竟一连接到18个骚扰电话，学生们很愤慨，说：“中国人安全感何在！”我十一岁的儿子也向我抱怨：“爸爸，这都是什么人给你的打电话呀？我说你不在家，他把电话挂了；我说你在家，他还把电话挂了！”
中国大陆网站上《讨伐中宣部》的任何信息都看不到了，新华网却在有组织地讨伐我。2003年4月15日，我写了一首诗《致美国兵》，贴在网上。一年後的现在被翻腾出来，大加挞伐：“这样的精英要警惕！”“把焦国标赶出教育界！”“把焦国标赶出中国！”“汉奸”，“教兽”，“沽名钓誉”，“新时代的汪精卫、周作人”，“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不敢把孩子送北大了！”连贪官污吏都没有我招他们恨。
我的一些领导忠告我，不要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压力，甚至是最大的压力，比骚扰电话压力还大。因为中国人重人情，轻原则，我不怕不许我说话，我怕拜托别再说话。《国际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保障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宪法义务里面没有中国公民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一条，北京大学教职员工行为守则里也没有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一款。中国外交部既然允许外国媒体进驻中国，即意味着这样一个契约关系的形成：外国驻华记者可以采访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新闻自由不应该停留在新闻学课堂上，言论自由不应该只是外国人的福利，而是现实的、全人类的权利，我要做一个新闻自由的行为主义者。在与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授的信中，我写道：“我誓以我稚嫩的行为和躯体为北大肥田，再滋养她五十年。北大地力已尽。”由此我还领悟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摧折者，不只是中宣部，还有中国一个个具体部门的领导。有意无意之间，他们做了中宣部控制中国人嘴巴的同谋，恶化着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环境，控制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势力像空气一样遍及每一个空间。
如今，中宣部炙手可热依旧，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依旧。驻伊拉克美军虐囚丑闻暴光，中宣部命令各路媒体，开足马力，务必从各个角度丑化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的形象。因为自己是小人，就不许世界上有君子；因为自己是秃子，就不许人家头上长头发；因为自己是恶棍，就不许任何人是义人；因为自己是畜生，就不许任何像人的东西存在，这是中国人做人的心理逻辑之一。颠倒普世价值，诋毁基本的文明常识，如果这个势头不被扭转，不出十年，十几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将变成野蛮的荒原。这将是近百年来，继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之後，人类的第三大精神毒瘤，而因中国人口之衆，其可怕程度将超过前二者百倍。它将像当年德、意、日法西斯和眼下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一样，不仅把本民族带入灾难的深渊，也将把人类带入灾难的边缘。自由、民主、文明的世界，应该像当年决战法西斯和眼下决战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一样，同心协力决战这种以民主自由为敌的愚蛮行为，以避免遭受即将到来的人类文明的大灾难。
正是基於这样的理念，我个人对日本政府在国际事物中追随美国的做法，表示由衷的赞赏。我认为日本不是东亚乃至东太平洋的威胁，而是该地区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是该地区的一枚定海神针。如果没有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民主、自由的桥头堡，东亚和东南亚将没有未来，像美国对阿富汗战争前的穆斯林世界没有未来一样。
有朋友问我：“这么另类的观点，另类的言辞，另类的行为，你不害怕吗？”我答以陶渊明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我与人类文明大潮同在，不喜不惧。曾有美国之音记者问我，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答以杜甫的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天性如此吧。
最後再说几句话。这本书是中国新闻学着作的第一个日译本，也是中国新闻学着作最早的外文译本之一。据新闻学教授陈力丹先生讲，此前曾有孙旭培教授的一些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结集出版。自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翻译英文和日文的新闻学着作，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日文着作是松本君平的《新闻学》。此後近一个世纪，中国居然仅有这么两本新闻学着述被翻译成外文，真是中国的耻辱。人类文明总量里面，中国人这一百年里究竟奉献了多少？说起来真是叫人无地自容，太寒碜！成千上万的中国新闻学学者都把精力放在论证新闻媒介自觉当喉咙、当舌头的合理性和崇高性上去了，怎么可能有学术创造力，怎么可能为人类文明的宝库增添新藏品。
收入这部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没有在中国发表过，多亏阪井臣之助先生慧眼识珠，勉力将其翻译为日文，这将是中日新闻学交流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我的中国同胞，版井太太葛朔然女士，为出版此书穿针引綫，劳神不啻，在此一幷致谢。草思社增田敦子女士，乐意出版这部文集，也是我一定要道声“谢谢！”的。
(编注：此文写於2004年6月，系作者应日本草思社之约，为该社出版的文集《讨伐中宣部》日文版作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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