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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
编者按：2004年11月5日至7日，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三一学院共同主办的“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主题研讨会在美国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市的三一学院举行。这是该基金会举办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第四届主题研讨活动。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北美等地的四十多位中国问题专家、新闻工作者和网路技术专家共聚一堂。此文由作者根据其在这次研讨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略有删节和改动。
焦国标（左）在研讨会上演讲
大家好！首先感谢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决定让我参加这个会议。
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讨伐中宣部〉》，主要谈谈这篇文章出笼前後的一些情况，包括我在这段时间里的所思所想，特别是我所遇到的一些压力和约束，以及我是怎么样冲破这些约束的。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我是1989年开始接触新闻的，六四期间才开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此前从来不看新闻节目。当时我在开封读河南大学，专业是古代汉语，觉得新闻离自己太远了，与自己无干。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心生想做记者的念头，就给当时的新华社社长穆青冒昧写信，我们是河南杞县的老乡。他居然推荐我去新华社河南分社实习。由於一些具体的原因，我最终没有去成新华社。1993年我考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三年後去中国文化报作记者、编辑，後来又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至今已满三年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接触新闻学和新闻业，相对於一般的新闻记者或新闻学教师，我的涉猎要稍宽泛些，对中西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有更多的体认，对中国整个宣传部系统，从中宣部到省、市委宣传部，对新闻业的管理和控制，有特别多的感触。去年年底，我参加了一个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研讨会，会上大家都在抱怨中宣部和各地省市委宣传部统辖得太死，触发了我的灵感，我在会上作了五分钟的发言，题目叫《拯救中宣部》。这实际上是後来《讨伐中宣部》的核心内容。会议结束後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写了四个月，今年三月底完稿。
《讨伐中宣部》写毕，最初是发给一些朋友看的。到第二天、第三天，有朋友就把文章转发给我，说是推荐一篇妙文章给我看，因为当时幷没有作者署名嘛。我的文章转两天居然转到我这里了，当时挺兴奋的。有一个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就是浦志强律师，大约三天後给我打电话，说把文章给放到网上去了，担心引起什么
後果，一定要告诉我，愿风险共担云。我说没有关系，既然写出来了，就是让人看的，而且已经放到网上，不可挽回了。
文章在网路上迅速传开，估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香港的媒体如《开放》和《亚洲周刊》发表了压缩或截短的文稿，一些国外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电台、德国之声都陆续做了报导，一些外国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周看（Joseph Kahn）先生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先生专程到北大来采访。我们在万圣书园见了面。一些北欧国家的媒体也用地方语言也作了报导，采用的是《纽约时报》上的照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我所知的，有好几十家媒体报道此事，有的是或摘译或摘发或摘播这篇文章。我不知道的媒体也许更多。大约是九月份，一个毕业於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朋友告诉我，据他掌握，当时这篇文章最少已经被翻译成二十二种语言。
争取会见外国记者的权利
这篇文章在香港的纸媒体上发表以後，学校挺紧张，校领导和院领导都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见外国记者。在大陆，我们知道，即便是那些很知名的人士，在单位领导提出不见外国记者的建议和要求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言听计从的。最初的五至十天我也决定不见，後来我觉得不对。我为自己找了好多理由，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不能见外国记者这一项义务，我们北京大学的教师行为准则里面也没有说不能见外国记者，而且外国记者是外交部把他们请到中国来的，他有权利在中国境内采访，中国公民自然也有权利接受他们的采访。见记者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想清楚了这些道理之後，我就突破了这个给自己设置的樊篱，凡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约见采访，我都说行啊，什么时候见都可以，只要时间允许。
大概到七月份的时候，日本一家出版社要出我一本书。书名拟叫《讨伐中宣部》，收录“讨伐”一文和我写的关於中国新闻业其他文章，结成一个集子，翻译成日文出版。译者是日本共同社的资深记者阪井臣之助先生。阪井先生驻过香港和大陆，他的夫人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是我们的一个中国同胞。从三月底《讨伐中宣部》在网上传开到七月份，有三、四个月时间，我没有写东西，我失重了，不知道该写什么、该做什么。这时要结集出版，阪井先生让我写个日文版序，我说可以。写什么呢？想来想去，就写我的後讨伐中宣部时代吧。
这篇序文本不打算发表，因为那时候心里还是有点拘束、收拢的感觉，说白了就是还有些恐惧吧，怕惹来更多麻烦。说实话，见外国记者我心里就一直惴惴不安，觉得没听领导的话，“不够朋友”。当时《南华早报》的一位资深记者，一位老大姐，听说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希望我发给她看看。她看了之後，把这篇文章转发给了《亚洲周刊》的总编辑丘立本先生，说让丘总看一下，如果可以发的话，再徵求一下我的意见。结果邱先生那边径直发了，我初听此消息，感到很吃惊，有点猝不及防。我怕学校知道了一定不得了，怎么可以再一再二谈论中宣部，谈论《讨伐中宣部》呢！不过既然已经发表了，我也没办法，死猪不怕开水烫，虱子多了不嫌痒，只能等着挨着看怎么着吧。
这篇文章是八月份发表的。八月中下旬，我带学生到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军训，我是班主任。到八月二十几号，大约是二十五吧，离军训结束还有差不多一周时间，院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立即准备返校，洗漱用品什么的也都带回来，不用准备回去了。我感到挺紧张，非常紧张。军训地方偏僻，交通不便，次日才能回北京。当天晚上我躺在训练营的房间里，难以入眠，甚至想死的念头都有，目光老是不自禁地扫来扫去房间里的暖气管儿。我想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人类如果不再有恐惧，该是多么幸福！第二天，学院花了六百块钱打出租车，把我从延庆军训基地接了回来。中午十二点多回到学校，下午三点我们的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梁山泊好汉”全员都在，找我开会。会议的中心意思有两点：一是别再写重大的时事政论文章，二是还是要求不见外国记者。外国记者简直成了妖魔鬼怪了。会後，我们书记婉言要我再写一篇类似於保证书的东西，估计是担心将来如果我再言而无信，私见外国记者，责备我时就有文字作证了。
第二天是27日，我的确写了一个东西，算是一篇短文吧。但是我把逻辑范围缩小了：昨天会上我答应的是不再写重大时政类文章，今天在保证书上写的却是我再也不写与中宣部过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撑个十年八年三年五载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希望他的子孙那样千世万世而为君，它千世万世而为部，都与我贫道无关。我答应保证不见外国记者了，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外国记者在我眼里对中国是有功的。我例举了两件事：2003年中国的萨斯危机是美国《时代周刊》最先披露的；六十年前，1943年，正好一个甲子，河南大灾荒饿死一百多万人，另有一百万人流亡，也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最初报导的，他叫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他的报道引起欧美对蒋介石政权的谴责，最後挽救了这场灾难。中国政府应该给《时代周刊》授勋！外国记者对中国是有恩德的，他们不是麻烦制造者。
中宣部的寿命还有六七八年
在这篇小文里，我还提到，根据我这六、七年写言论的经历，我感觉到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或一个大的社会肿瘤，一旦开始人人议论它、非议它、指责它，就离摘除它不远了，长的五六年，短一点的一两年，甚至更短的几个月，像孙志刚案。我相信中宣部从我首举义旗大张挞伐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内它会被拆除，或者大改组。最後一句话我说的是“愿我们各自保平安！”
在这篇短文里我还提到了我为甚么要写这类政论文章。我解剖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很仁慈，甚至高攀一点可以说是一种慈悲。看到中国老百姓这么苦，宣传部还不让报导他的灾难，我受不了。我没有立场，也没有甚么政见，只有是非感。如果说有甚么自私的目的话，我想得两个奖，第一个奖是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第二个奖是诺贝尔和平奖。
我想得这两个奖的想法可能把领导们吓住了。27日我把保证交给他们，到9月2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上面要停我的课。领导们可能觉得，我流露出来的这个想得大奖的念头应当适当加以遏止。他们觉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话得不了普利策新闻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据我推测，这可能把他们吓着了，直接导致9月 2日停课。到9月17日，另一位院长通知我说，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名册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了。其实就是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9月2日通知停课那天，我还想，停就停吧，心里还比较轻松。9月17日那天对我打击挺大，我推着自行车绕着未名湖漫无目的地走，眼泪在眼眶里转。我到北大正好满三年，我是2001年9月初来北大任教的，心想与北大也许就只有这三年的缘分吧，感到非常难过。但过了两三天我又想明白了，现在北大停了我的课，以後或者还会开除我的公职，可即便如此，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谋生，可以去非政府组织找个甚么事做，或者做个自由写作者自己养活自己，再不济就回家去种地养活我妈。这么一想，觉得路还很多嘛，灰暗心理就这么转变过去了。
实际上在我对媒体说我的课被停以前，中宣部就已经对外说北大已停了焦国标的课，据可靠消息说是一位副部长在一个小范围的挺高规格的会上说的。先是香港《成报》报导了我停课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打电话向我印证，我说我没有告诉过别人啊，他说《成报》已经报导了，我说是被停课了。我想配合领导隐瞒消息，可是没用啊。我的课被停，我失败了，中宣部领导同志胜利了啊。谁胜利谁就希望捷报频传，谁干不体面的事谁就想隐瞒消息，此乃人之常情。由此可以判断，谁控制媒体越紧，谁不体面的事干得越多，甚至是罪恶越多。
中国社会最少还需要有两个解放
要不要再见外国记者？要不要再写时政文章？想来想去，写时政文章和见外国记者，都属於言论自由的范围，是宪法保护的权利，我争取了，履行了，我没有错。那么为什么学校因此停我的课呢？由此我脑海里産生了一个新的思想火花：我觉得中国社会还必须有两个解放：一个中国是把新闻出版业从中宣部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另一个是把每一个中国人从各自单位党政领导的掌控下解放出来。
你想啊：我批评中宣部，结果学校停我的课，这中间没有因果关系嘛。如果我的教学有问题，是学校管的范围，学校可以停我的课。我批评中宣部是宪法管的范围，批评中宣部的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不是我的院长或书记所能给予或剥夺的，学校或学院停我的课没道理。可是在中国就是这么做的。过去的一切群衆运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最近的揭批法轮功，都是具体单位的领导在施加压力，推波助澜，贯彻执行，等等，结果把中国人的宪法权利空间挤得越来越小。精神层面，从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到信仰自由，都属於宪法保护的范围，不在一个村支书或街道办事处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我说，中国还需要有一个解放，就是每一个中国人从他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掌控下解放出来。这不是不服从单位领导的领导，也不是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完全两回事。
我的这个想法後来在《亚洲周刊》上发表了。文章发表後，我碰到我们的书记，我发觉他没有太责备我，我推断他可能认可了我的一些说法。特别是公开报导以後，形成了一种压力，他可能觉得我说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是有建设意义的。我有一个想法是，有些东西需要公开化、透明化才有力量。如果觉得这只是很隐私的事，只是我和单位领导之间的事，不便公开多说，那你就很被动，而且对社会的良性发展不利。即便是家事，如家庭暴力、家庭冷战，也都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了。我最近在两处文章中写道：梁啓超当年曾自号“少年中国之少年”，我焦国标要自号“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我走路要带阳光，我要把路照亮。我现在的行为基本上由这种阳光理念在支配，要把自己照亮起来，要把我们周边的社会环境照亮起来。太阳光可以杀菌消炎。
再接受国家权力的馈赠便是国民公敌
上上一周，我应邀到南京大学先锋博士论坛做讲座。我人已在途中火车上，南京那边的组织者打来电话说，教育部、中宣部和国家安全局都打去电话，说不给焦国标这样一个讲台。但是我还是去了，讲座最终没有做成。此前南大的研究生们做海报，网上发消息，传得很广，整个东南中国的大学差不多都知道南大要有这么个讲座。有些人从很远赶来，如从温州赶到南京的，坐十好几个小时的火车。演讲取消後，我给《亚洲周刊》江迅先生打电话，告知此事，他很快就做了报导。
当时我有一个设计，我准备告诉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们：我们的远邻印度尼西亚，大选刚刚成功，我们的近邻阿富汗大选正在顺利进行，我们知道阿富汗是一个尚处於部落文明的社会，印尼则是有一两万个岛屿组成的国家，连它们这样的国家都能举行大选，我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整块大陆的中国，甚么时候才能举行大选？今天我给你们南大的研究生们留一个作业，就是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一封信，让他不要再劳心劳力遴选接班人了，把选拔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还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这段话《亚洲周刊》也报导了，我认为起码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提法提出以後对我有甚么不利的後果。
在这次来美国的飞机上，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们不仅要给胡锦涛国家主席提一个要求，请他不要再张罗接班人，我们还要发起一场运动，像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抵制日货那样，抵制遴选出来的任何接班人。在二十一世纪民主化的大潮中，在周边国家、落後国家都在举行大选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搞指定接班人，实在太不像话，太没面子。不仅国家领导人不体面，普通老百姓也跟着没面子。因而如果再有哪一个人接受了胡主席托付的国家主席高位重权，我们可以把他认定为国民公敌，可以把他认定为民族的败类，可以认定为炎黄的不肖子孙。现在不是每年祭黄陵吗？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到黄帝陵去祭告，告诉祖先，中国出现了非常可耻的子孙。我们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十三亿人，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传统的观念来说，中国在世界各民族之林是第一大门大户，可是我们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从国家领导人到最基层的村干部，其遴选方式却是非常的偷鶏摸狗，非常的小儿科，非常低的一种文明形式，我觉得我们没有脸面。正是基於这样一种民族大义，我们要给那些准备接受国家最高权力馈赠的第五代、第六代国家领导人一种舆论上的压力，要让他们感到这个是不光彩的。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庄严隆重的就职盛典上，如果下一位主角仍然是被指定的国家领导人，我们应该感到可耻，感到受辱，我们应该千夫指其为国民公敌、民族败类、不肖子孙。今天我借此场合发表这个倡议，希望能够形成一种社会压力。
把中国所有的敏感都麻木掉
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在大陆说来非常敏感的东西，那些说不得、谈不得、碰不得、做不得的东西，我要一一把它们麻木掉！准确说是使它们变得不那么敏感，让它们变得可说、可谈、可碰、可做。中国大陆上的那些敏感角落，实际上都是些非理性的角落，甚至是一些非法的角落。比如大陆不能见外国记者，对很多人都是有效的。比如陈桂棣先生，《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法国《费加罗报》驻北京记者助理告诉我：“都与他们夫妇约好了，结果他们却不敢见我们，估计是受到上面的压力。”还有《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我曾问他约见中国人容易吗？他说很难，有一次约见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法学教授，原本答应了，可是过几天又说不便接受采访，问为什么？他说请示了党委书记，书记不答应，只能取消前约。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一点，这是宪法的权力，不是党委书记能拿走的。我突破了这些，我被停课了，接下去发生什么，我还不知道。政法大学教授听从了书记的话，想必不会有任何麻烦。
这一次我到美国来是很偶然的机缘，我想借此机会见一见中国大陆上很敏感的人物。如果可能的话我都见，不但见，见了以後我还要都写出来。比如最着名的像李洪志先生、魏京生先生、达赖喇嘛等等，包括最敏感的媒体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我都要去看看。我自己是这么准备的，最後不知能否成功。我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想化解掉现存的种种禁忌。这些敏感的、不可接触的、所谓敌对的人物是毒蛇猛兽吗？即便是毒蛇猛兽，我们不是还追到动物园里观瞻它们吗？难道这些敏感人物比毒蛇猛兽还可怕？不然为什么就不能接触呢？“他们”和“我们”究竟相隔有多远？相隔一百个侏罗纪吗？最近我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自由亚洲电台没有在大陆设记者站，大陆一直把你们看成是一个敌对电台，但你们在我眼里不是敌对的，我眼里没有敌人，所谓敌台无非是彼此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资讯渠道而已，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再说，凭什么你的敌人就一定得是我的敌人？凭什么我必须跟你保持一致，你怎么不与我保持一致？
自从《讨伐中宣部》出笼以後，我就産生一个新的比较大的文章写作计划，就是呼唤中国全社会的和解。比如说中国媒体天天念叨日本不向我们道歉，我要说的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历届为政者欠中国老百姓那么多，饿死那么多人，整死那么多人，冤死那么多人，打死那么多人，总数比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数大多了，谁道歉了？在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说在五十年大庆欢天喜地的庆典上，我们是否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三分钟的默哀，以悼念建国五十年来曾经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被屈死、冤死、打死的人们。这个稿子当然没有地方发表了。迄今为止，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几年，我们没有从道义上划一个句号，欠中国老百姓的债还很多。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几年过去了，又发生了一批批新的流血，新的命案，新的冤屈、不公和罪恶，比如六四的问题，法轮功的问题，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上访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的问题等等。概括说，改革开放以後中国社会又出现四大受害群体，即被苛捐杂税害苦了的农民和农民工、城市拆迁户、六四受难群体和法轮功受难群体。因了这四大群体的存在，大陆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晦气。此外还有与美国强嘴的人权问题，与台湾的关系问题，西藏的问题，新疆的问题，诸如此类。我觉得我们需要大家真正坐到一张圆桌上去谈，不要把彼此视为敌人。欲营造这种祥和的社会氛围，就要从破除隔绝开始，从大家彼此说话开始，都是人，有什么不可以说、不可以谈的呢？中国社会要走向祥和，各社会群体要走向共处共荣，中国要和平崛起的话，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里程。照目前这样彼此隔膜甚至仇视下去，非但和平崛起无望，甚至能否做到和平垮台都难讲。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给意识形态脱敏》，现在我要给中国脱敏。我现在的这些做法都是要麻木掉中国的一切敏感，把一切敏感关系变成正常状态下可以处理的关系。最後我再补充说一句，我们为什么会导致如此隔膜？这与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行为模式有关系，你不跟我说话，我不跟你答腔，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中国人做了官，他还是农民，跑到国外当了外交官，他还是农民。陈水扁先生上台前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陆媒体不准提陈水扁的名字，只提“台湾当局”之类，後来才慢慢出现使用“陈水扁”三字。这简直就像小儿科，非常低级的一种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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