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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姚/立/法26岁。他开始主动地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一条爆炸性新闻有直接的关系。
1983年，潜江县教育局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姓周的教员，竟然被提拔为副县长。这条新闻，一夜之间传遍了潜江县整个教育系统。
这个幸运儿既没有“过得硬”的后台，也不算是教育局的先进分子和活跃分子。他无非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是无邪党派人士；第二，他的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第三，他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就这么几个条件，与当时中央提倡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的干部标准相符合。整个潜江的教育系统里，只有他一个人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他被破格提拔。
有一个背景，当年，全国各地破格提拔了很多像周副县长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虽然，这些人未必有管理的天赋，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根本不懂经济。但是，对于那时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的中国来说，他们的年轻、学历和清白的政治面貌，似乎就已经足够了。这些曾经的“臭老九”，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变，在这一轮提拔中成了香饽饽。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对潜江县教育局教员们的震动非常大。
最直接的影响是，教员们内心的政治热情被激活了，每个人都期待着奇迹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并开始对第二年的县人大代表选举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姚/立/法当年的一个同事回忆说，潜江县教育局一个领导在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曾经公开讲，“选出的人大代表能选举县长。周副县长是从我们教育战线提拔上去的，我们选出的人大代表一定要给周副县长投一票，让他当上县长。以后，我们也算是朝中有人了，个人和集体办事都方便多了。大家是老关系、老朋友，都是自己人啊。”
领导的话说得那么实在，在场的教职员工都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时，教育局几个年轻的教员心眼儿开始活泛起来，其中包括26岁的姚/立/法。
当年，电视是很稀缺的东西，整个教育系统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报纸和杂志也不像现在这样铺天盖地。潜江以外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广播。这几个年轻人经常聚在一块儿，通过一个只有两个巴掌那么大的小收音机来了解天下大事。据说，他们最喜欢听的是美国之音。
“领导说人大代表能选县长，我们都觉得很新鲜。我们反复商量和琢磨，自己能不能推荐一个信任、尊敬的人当人大代表候选人呢？如果他被选上了，他就可以代表我们去选一个好县长。”姚立法说。
“你说的好县长，是指已经提拔的周副县长吗？”我问。
“是，又不全是，其实，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笼统，很抽象。就是觉得很新鲜，特别想试一试。我现在回想，那时我们几个可能是出于年轻人的一种好奇和冲动。”
通过自学《选举法》，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教员惊喜地发现：法律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提出，既可以由各级邪党委和政府提出，也可以由选民联名推举。他们随即作出了大胆的决定，推举一个人参加县人大代表的竞选。
推举谁呢？他们想到了局里的一个姓饶的科长。据说，这个人性情耿直，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敢和领导顶撞，敢说真话，是公认的硬汉。
“你们为什么认为他适合做人大代表？”
“选一个代表出来，就是要让他为大家说话。如果他是个胆小鬼，领导说句话就把他给吓住了，还选他做什么？”
这大概是姚/立/法人生中第一次对人大代表有了朦胧的认识：人大代表应该敢说真话，敢为老百姓说话。
据一位教员回忆说，当年，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都是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内定，内定的人选通常是各单位的头头和忠厚老实的先进工作者。
所谓内定，顾名思义是指不通过广大选民，几个领导自行内部就先决定了。经常性的，选举还没有进行，人大代表是谁，选民早就知道了。所以，那个年代，选举只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当然，“过场”要正儿八经地走，“样子”也必须做得漂亮，让人看不出破绽。
《选举法》中规定，人大代表应实行差额选举。什么叫差额？如果要选五个人大代表，那么代表的正式候选人至少应该是六个，或者更多。这样大家在选举的时候，有个选择。所以，领导还会指定几个人陪选。
陪选，陪衬别人的选举。 这样的人，都是领导认为可靠的、有培养前途的人。一旦确定为陪选的代表候选人，既不能闹情绪，也不能喧宾夺主，和内定的正式候选人抢风头。 他的作用是确保别人能万无一失地当选。
一直以来，人大代表选举中，这样的风气由来已久。所以，在潜江，从来没有哪个选民“傻乎乎”地跳出来，自己推荐一个代表候选人去竞选人大代表。“没用的，注定失败。”聪明的选民说。
可是，年轻、少不更事的姚/立/法和同样少不更事的同事们却积极地行动起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希望奇迹能出现。
他们找到饶科长，苦口婆心的劝他接受大家的提名，参与县人大代表的竞选。
饶科长一口回绝了几个年轻人。理由很简单：人大代表的人选，上面早就定了。如果自己跳出来竞选，等于和领导作对，以后在单位就呆不下去了。
饶科长的拒绝没有让几个年轻人灰心，他们天真地认为这是饶科长谦虚的托词。于是，他们自作主张，仍然联名推荐饶科长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后来发生的事情重重打击了几个年轻教员的热情。饶科长三番五次的向教育局领导表态，表示自己坚决不参与人大代表的竞选。他甚至说，几个年轻教员和自己有工作上的矛盾，推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陷害自己。
领导当场给焦虑的饶科长吃了颗定心丸，请他放心，意味深长的笑着说组织一定会安排妥当的。
具体说来，领导是这样安排这件事情的。他们在“确定正式候选人”这个环节大做文章。
事实上，几个年轻人的推荐行为只是过了第一关，那时的饶科长还只是初步候选人。要想成为正式候选人，还必须过第二关“酝酿”。
根据《选举法》规定，代表初步候选人公布后，由各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
选民是如何酝酿、协商和讨论的？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具体是多少选民的意见？哪些选民支持？哪些选民反对？为什么支持？为什么反对？所有的这一切，很不透明，选民根本无从知道。
由于酝酿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选举委员会完全可以操纵正式候选人的协商、酝酿过程，有非常大的人为操作的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在《中国选举状况报告》一书中，将中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特有的“酝酿”现象称作是选举程序中的“黑箱操作”，属于非法操作。蔡教授书中有几句话说得很是尖锐，他说：“这样，法律成了儿戏，选举实际上已失去意义，选民成了木偶。”
酝酿的结果，正式候选人名单公布的时候，饶科长榜上无名。
被“黑箱操作”非法酝酿出局后，据说饶科长反而很高兴，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饭碗总算没被几个毛手毛脚的年轻小伙子砸掉。
由于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后果，几个年轻教员这次的冒险行动被领导们忽略不计，没有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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