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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安史集团盘踞的地区黄河流域，社会经济遭到了大破坏，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更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而且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安史之乱时期，唐朝的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边防空虚，因此唐朝在对外关系中不得不由進攻转为退守，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在南方也经常受到南诏的骚扰。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此后，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大，战乱频起，唐朝的中央力量越来越削弱。
《推背图》在第七象中也早有预言。第七象的图中人物，身穿胡服，口含一支羽毛。隐指少数民族的吐蕃。谶文中说“旌节满我目，山川跼我足。破关客乍来，陡令中原哭。”
“旌节满我目，山川跼我足”，指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全国藩镇割据之多，令人一看满眼都是；藩镇多了，你有你的关口，我有我的渡口，走起路来就处处拘束。破关客指吐蕃，后两句讲吐蕃打入中原，令中原老百姓一片啼哭。
颂曰：“蝼蚁从来足溃堤，六宫深锁梦全非。重门金鼓含兵气，小草滋生口吐啼。”第一句用蝼蚁溃堤比喻藩镇割据已足以摧毁唐王朝了，第二句讲后宫虽然深锁，但宫妃们作的梦已经面目全非了，暗喻宫妃也知道形势严重。第三句讲皇宫以外，金鼓阵阵，随时都会有战争发生。第四句中暗含吐蕃一句，“小草滋生口吐啼”，口土为“吐“字，小草滋即小草蕃衍，是一个蕃字。
可以说，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统一、繁荣、强盛的唐朝已经开始走向衰弱。
而玄宗李隆基实为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对玄宗一生之评价，有八个字可言，“功过相抵，兴衰由他。”
唐朝皇权衰弱的表现之一--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而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等大小军镇，以后又扩展到全国。他们是地方的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即藩镇。安史之乱后，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藩镇大多依旧服从中央政府，向中央缴纳赋税；而在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一带的藩镇，即时称“河朔三镇”的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则割据一方，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也不向朝廷缴纳赋税。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它们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这种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破坏了唐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影响到了中央的财政收入。
此外，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当然唐中央政府也试图削弱藩镇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和藩镇时常发生争斗。在德宗和宪宗时期，先后出现了“四镇之乱”和“淮西之乱”。
“四镇之乱”的起因是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進长安。德宗逃到奉天（陕西乾县）。泾原叛军立朱滔的兄弟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乱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784年（兴元元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
“淮西之乱”发生在唐宪宗时期。814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中央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
藩镇割据也使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因为一些藩镇不缴纳赋税，唐中央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江淮一带。为了整顿财政，改革税收制度，增加政府收入，肃宗时负责财政的大臣刘晏和德宗时的杨炎先后实施了一些措施，比如整顿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挂”的流民和客户，重新编排在国家的均田土地，比如对盐法、漕运的改革，比如平抑物价和实行两税法等。这些措施使唐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
唐朝皇权衰弱的表现之二--宦官专权与党争
唐初政治清明，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只负责皇宫内的守卫和清扫等事宜，无权过问军政大事。玄宗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开元末年以后，他居然可以审阅大臣送来的奏章，小事由其处理，大事才由玄宗自己裁决。诸王公主称高力士为“阿翁”，太子称其为“二兄”。此外，玄宗还委派宦官监军到藩国出使等重任。不过，此时宦官势力虽然已经抬头，但对皇帝还是惟命是从，凡事不敢擅专。
安史之乱后，宦官掌握了军权和财权，皇权开始削弱。唐朝宦官专权始于肃宗和代宗时期。肃宗就是由宦官李辅国扶持即位的，而即位后的肃宗对其十分宠信，让其掌管禁兵，并升任兵部尚书。肃宗还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前线著名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均受其节制。此外，宦官还掌握了国家财权。
从代宗开始，还以宦官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诏旨，权力很大，他们和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愈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招用。由于宦官掌握大权，藩镇多引为内援；宦官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以便控制皇帝，也多引藩镇为外援。
德宗时所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
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当皇帝不满于宦官时，宦官可以杀死并废立皇帝。唐后期的顺宗、宪宗、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也就是说，从宪宗起到唐亡，皇帝都形同傀儡，宦官成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而宰相、大臣则成为宦官的附庸，即“南衙”（外朝）成为“北司”（内朝）的附属机构。
除了宦官专权之外，由于政见与利益的分歧，朝廷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互相对立，这就是所谓的朋党。
晚唐时期的朋党之争主要是“牛李党争”。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门荫出身，另外则是進士及第出身。依据政治倾向来说，门荫出身的多倾向于没落的门阀士族，進士出身的多倾向于与门阀对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進士的不过三十人，但在官僚阶层中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登第的進士称同年，進士对考官称座主，考官对被他录取的進士称门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士族地主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瞧不起庶族，仇视進士。这两种出身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其中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的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牛李党争”。
牛、李开始结怨是在唐宪宗时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宰相，认为他们攻击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并指出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都遭贬逐，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
牛、李两党斗争的高潮是在文宗时期。两党斗争的形式是两党交替掌权，一党掌权，不问敌党有无人才，一律排斥；不问敌党政策是否可取，一律更张，完全把朋党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上。朋党之争的结果是政治更加腐败。
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倾轧，文宗束手无策，哀叹说：“去河朔藩镇非难，而除此朋党实难！”
宣宗之后，牛、李两党的领袖人物相继死去，这场持续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终于停息。
宦官集团在面对朋党之争时，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但最终一致对付外朝大臣，外朝大臣也相机应变。
一些不甘心受宦官集团的支配的朝臣也曾進行革除弊政、削夺宦官权力的努力，比如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和 “二王八司马”事件以及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结果是相关大臣或被贬或被杀，宦官势力更加难以动摇。从此，“天下事决于被司，宰相行文书而已”。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末。这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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