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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9月18日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日军又進攻上海和华北地区。在1937年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進。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当此国难当头之时，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蒋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而且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進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1931年11月7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2 年春，第一次淞沪抗战之际，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国的侵略于不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一心谋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之机，一边扩大武装叛乱，反扑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一边发展自身势力。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人。”1931年10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 1932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1933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四方面军進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才使得国民党未能获得充分时间赢得围剿的胜利。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它任何的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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