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渖阳附近柳条湖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诬指为中国人所为，炮轰北大营的东北军，进攻沈阳。因为国民党正忙于围剿中共，蒋介石提出了“暂不抵抗”政策。一是为了“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目地是为了“准备好了再干”。因此，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退驻关内。不久，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可以说，蒋张不抵抗的认识根源是，事变之初他们以为是日军挑衅行为，未能判断出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还图谋以外交交涉解决。
日军占领东北后，正在对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只得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也离开江西前线，回到南京商讨对日对策。为尊重国际条约，南京政府马上诉诸国际联盟，国联乃命令日本撤兵，国际舆论也多斥责日本的侵略行动，但因为并未涉及到列强的根本利益，列强的态度不强硬。而日本对此则是置之不理。
这时，蒋介石面临的形势是内有中共的武装叛乱，外有日本的入侵和列强的坐视不管。这时的中国是一个“穷中国和弱中国”，一个“乱中国和忧中国”。中日在军事上的实力有着天壤之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统一强大起来，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他们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其强，自致其弱”。可以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的恶劣国际环境。
在这样的形势下，1931年10月，蒋介石、汪精卫等在上海召开会议，并就外交政策达成协议：一、实行统一外交，对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负责，广州不办外交；二、如果日军来攻，应该抵抗，用武力来对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张对日宣战；四、不主张退出国联。这表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基于自身实力和面临的形势，采取了“和战并用”的政策。
蒋的“和战并用”的政策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既不放弃武力抵抗，也不放弃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诚如蒋介石所言：“我们是弱国，要对自己的国家有忠实的估计。”因此，一方面应该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又应该将“任何解决均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这就说明“和战并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战，而是和为手段，战为根本。
这个政策是蒋介石对日本和对中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并且忍辱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联盟。
11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关于“攘外安内”政策的提出和评价下文再详细解读) 蒋介石希望先平息国内中共的叛乱，再全力以赴对付日本。
而在民间，日本的侵略行为引发了中国的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特别在上海的抵制行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在上海的贸易，因为上海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航运和制造业中心。为了消除上海的排日运动，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端。布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等将领的率领下，首先奋起抵抗。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共同作战，但却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
2月18日，蒋介石致电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虽然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等的宣传，均认为只有十九路军在抵抗，慰劳物品，亦只送给十九路军各部。然而，第五军仍在困境下艰苦作战。蒋亦因此而致电张治中说：“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
因为列强在上海都拥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淞沪抗战爆发次日，英美等大国就开始在中日间调停。蒋介石本着“和战并用”的策略，认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
列强强硬的态度以及担心国联发起对日本的制裁，使日本于3月3日发布停战命令。此后，中日双方经过谈判，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从内容上说，这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因为中国军队丧失了在上海的驻兵权。此后，日本又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了“ 第三个中国──满州国”，溥仪为傀儡皇帝，使之成为日本的“奴隶国”。但是，国民政府利用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策略，不仅赢得了同情和支持，而且为后来的抗战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1933 年，日军进攻热河、冀东。蒋介石从抗战总战略出发，为堵敌西进，曾于是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四次致电张学良，一方面具体部署集中热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锋三点之长城抗战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励张说：“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唯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在张学良守土无能、引咎辞职以后，蒋介石又亲自北上石家庄、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励作战，命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和徐廷瑶部的关麟征等三个师死守古北口，激战两个多月后撤退。上述战斗，亦使日军付出了上百人死伤的代价。不久，热河失陷，冀东成为不设防地带。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出于 “攘外安内”策略的考虑，该协定牺牲了华北的部份权益，比如非武装区的规定。但是同《淞沪停战协定》一样，该条约为国民党为后来的全面抗战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赢得了时间，同时拖延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
此后，日本在华北进行自治运动，并在占领区成立伪组织，企图将华北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它引发了各地的抗日运动，其中包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山西冯玉祥的抗战，绥远抗战等，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许多壮丽的篇章。
而此时的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1931年11月7日，公开建立了“国中之国-第二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在中共编撰的党史教材中，无不指责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或“不积极抵抗”政策，并且强烈抨击蒋的“攘外安内”政策。但是此时的中共面对外侮，除了叛乱，建立国中之国，煽动不明真象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舆论上抨击国民党，又做了什么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