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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确定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即先平息国内的中共和一些军阀的叛乱，然后再全力对外。
那么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呢？
如前所说，1928年北伐胜利、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但是中原大战又重启战端。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赢得了胜利，但是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亦借机发动了若干次暴动，并建立根据地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此外，地方军阀尚存实力，苏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还有日本对中国的蠢蠢欲动，使蒋介石鉴于当时的艰难时势，鉴于 “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这样一个道理，鉴于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乱而外人更欺”的众所周知的常识，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 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为不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安内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安内攘外”的重要前提。
此后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叠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因当时国人已逐渐能明了中共“乘国难以发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于是在1932年6月宣布了“安内攘外 “的国策。当年6月18日蒋又于江西庐山召开上列五省剿匪会议，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安而后能御敌。由是可知，在荡平了新旧军阀叛乱，熄灭了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平息了粤乱之后，应该说“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对内所指，就主要是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
国民党的前三次对中共的围剿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前就开始了。第一次围剿始于1930年12月19日，共历时16天。政府军失败，失败原因主要是：政府军从事纯军事战争，忽略组织民众；中共红军采取集中兵力打击一点的以众击寡战术成功；地形崎岖，利于中共的游击战术。第二次围剿始于 1931年4月1日，历时61天。共打了三次战役，国军第五师师长阵亡，损失步枪三万枝。政府军失败。第三次围剿始于1931年7月1日，历时82天。国军初战胜利，后因汪精卫等据广东独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部分军队移防湘粤边境、部分军队增防华北，故自动结束战争。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亲自坐镇督师，发动了对中共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历时121天。中共军队改守为攻，后遇日军攻击长城各口，对华北构成威胁，故国军终止此次剿共战争，调军北上。
1933 年10月17日，国民党开始了对中共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历时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结束。此次围剿，国民党调集了近百万兵力，决心毕其一役消灭中共。在此次围剿前，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总结了前四此围剿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共军队的特点和长处，确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同时以碉堡群和公路网对苏区构成严密的封锁，使中共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游击战术无法适用。国民党的策略对中共来说是致命的，中共苏区面临着缺粮、缺药、缺盐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枪支弹药也很困难。
中共编撰的《中国现代史》称：“1934年3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部分中共红军则继续留守以牵制国军，在1935年3月大部分被消灭。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10月21日至11月30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1935年1月，中共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导致长征的原因是：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可见，中共的长征是失败逃亡造成的、而非什么北上抗日(下文再详细分析)。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年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只不过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那只是其内部的是与非。但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却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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