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0日
地球
人在努力营造一个大千世界。
它很小，一半向着光闪闪的太阳，一半向着遥远的恒星。它像一个橙子，橙皮上起伏着山川河流，在没边没沿黑呼呼的宇宙中没着没落地旋转。在这颗橙子亮面与暗面相交的边缘上，太平洋中一头灰鲸玻璃般的眼球射进清晨第一束阳光。它仰浮的躯体被石油和有毒物质所腐烂，最后一丝知觉正沿着阳光去追溯往昔的海洋。琥珀色赤潮汹涌地覆盖着无际的洋面。
与鲸鱼相对，橙子的另一侧明暗相交处，落日余光正把尼罗河干涸河床上蠕动的饥民照得如同鬼影。大风卷起干燥热土，爬行的沙漠早已掩埋古老光荣。人的脸上只剩盐碱﹑沙粒和一层层剥落的皮肤。
美洲在太阳照亮的一面，倾斜地躺在大洋上。美国被高温和衰退折磨，百业萧条，艾滋病医院却肥皂泡般咕噜噜地越涌越多。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把吊在圣地亚哥街灯上的政变者尸体吹得摇摇摆摆。巴西淘金者的推土机正在铲平亚马逊平原最后一片雨林。加拿大被韩国新一轮贸易攻势搅得举国不宁，政府倒台。而中美洲的将军们又开始乐此不疲地策划第七十八次政变。
背着太阳的一面，白沙瓦的毛拉在清真寺顶高亢地号召穆斯林们奔赴克什米尔战场。一颗定时炸弹把科伦坡的印度使馆炸得血肉横飞。俄国科学家面对温室效应融化南极冰层的试验结果目瞪口呆。上百名枪手护卫的贩毒马帮正趁夜色从缅甸闯进云南。伊朗秘密部队加紧部署核武器。两架巨型客机在悉尼机场上空撞成火团。同一时刻，一个日本破产者与妻子儿女拥抱在一起从东京的摩天楼顶飞身跃下。
而在苏门答腊岛的赤道线上，耸入云霄的钻塔正在夜以继日地轰鸣。这项美国﹑德国和日本合伙投资的研究项目打算把地球钻透一个眼儿。一个男孩听说眼儿的那头将是哥伦比亚，思考着问: 等真把地球钻透的那天，他朝眼儿里撒尿，会不会尿到哥伦比亚人的脑袋上? 他的伙伴、一个比他大点的女孩博学地纠正：不会尿到脑袋上，只会尿到两腿之间的“小洞”里。他们兴奋地得出结论: 两头可以对着尿!
这就是人的星球。它很小，射出织密的纤细电波，环绕着微粒般的人造飞行器，发出蝇蝇嘈杂。可人在努力营造着一个大千世界，索要这颗橙子从橙皮到橙核的一切。有时人觉得它很大，很大。
北京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军队在北京对民主运动进行的镇压形成了一个“六四结”，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始终离不开这个结。
石戈活了近五十年，虽没有经历过战争，也算见过不少死人，但即便是当年的“六四”屠杀，他也未曾面对过令人如此毛骨悚然的场面。卡车货厢上站立的人竟然没有头! 全部没有! 齐刷刷地一样高! 唯有从一片脖腔里喷出的血高度不一，在第二辆卡车的车灯照耀下红艳艳地跳动。两辆卡车之间的柏油路上，滚动着散乱的人头。刚砸在他自行车前轮上的那一颗披散长发呲着牙，写在额上的“翻案”二字好象第二对眼睛。血腥气铺天盖地弥漫，冲进肺腑。
一道刺耳的嗡鸣在没开路灯的街道上方扩散，如同在给这个恐怖画面伴奏。那是一根高强度钢丝，横拉在街道上方，绷得紧紧，正好和站在卡车上的人的脖子高度差不多，对着飞驰的卡车，便相当于迎头挥来的砍刀。
据说最锋利的刀在最有腕力的刽子手里，可以砍掉人头而人身不倒，眼前这道钢丝不但超过世上任何刽子手，而且一喝完血便嗡嗡地唱起来。第二辆卡车好歹停得及时，钢丝离车上人的脖子只差几尺。
石戈第一个开始动作，虽然感觉还是像在噩梦里，可本能使他挺身指挥在场的人们进行抢救。两辆卡车都是“人民阵线”赶去增援天安门广场的，还活着的人全吓傻了，得对他们吼着喊着才有反应。
电视转播车倒比警察来得还快。尽管已是半夜一点，四面还是很快围满了人。街两侧的窗子也纷纷亮灯，伸出脑袋，看见新闻灯左一个右一个打亮。石戈缩回手，准备悄悄撤出现场。粘在手上的凝血在手心蠕动。围观人群热闹地议论着。有人说一定是“民主阵线”拉的钢丝，目的是阻挡“人民阵线”的增援队伍。此时两个阵线正在天安门广场抢夺人民英雄纪念碑，谁能占住纪念碑，谁就能成为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象征，也就可以成为眼下这场澎湃而起的翻案运动的主导者。电视台记者非常热心地把这个传言收进话筒，到处寻找可能提供证据的人。
石戈就是在从天安门广场回家的路上碰见这事的，本想在出国之前再看看那儿的情况，结果自行车被汹涌的人潮踩变了形，只能推着走。
“这爷们儿离得最近! ”几个光脊梁小伙儿指住石戈。
灯光和摄像机随即转向石戈。“老师傅，请谈谈你看到的情况。”记者立刻盯上来。
石戈闪开脸，用后脑勺对着摄像机。他怕的就是这种尴尬的场面，可偏偏没躲过去。他只是含糊地摆手，想尽快脱身。
“哎，爷们儿，”光脊梁小伙儿拉住他。“跑什么呀? ”
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上来。七月雷雨前的闷热把汗味和血腥味混在一起。石戈矮胖的身子像是被埋在人群中，头发稀疏的额头淌着汗，始终转来转去用后脑勺对着镜头。记者连珠炮似的问题似乎都是中性的，可在石戈耳中，却能清楚地听出其中的挑唆味道。他是内幕中人，知道新闻界被某种旨意操纵，正在充当诱导事态发展的工具。当这种血淋淋的场面在电视上播出，只要稍微暗示一下，就会让多数观众认定此事是“民主阵线”干的。不难想象，两派本已不共戴天的局面会怎样火上浇油，而群众又会对眼下的民主运动增添几分厌恶。这些是他无法左右的，但若一会儿就会播放的电视画面里有身上手上都是血的他，他便很难解释清楚了。
一个当贼准是好手的瘦高个小伙儿趁石戈不备，猛夹出他胸前小兜里的硬皮证件。“我来替你回答。”
石戈想抢回来，可小伙儿个那么高，举在手中，他就是跳起来也够不着。
“出入证……”小伙把证件转向新闻灯仔细辨认。“中……”他突然叫起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章! ”
人群愕然，这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矮个子怎么会跟中共中央有关系?
电视台记者却立刻不问了，摄像机和新闻灯也不声响地转移。石戈知道上镜头的麻烦没有了，
可新的麻烦却更难摆脱。电视台是党的工具，不敢惹跟“中央”沾边的人，而周围这些人却正好相反，与“中央”有关只能引起他们的戒心和敌视。他这回不敢再含混，置身这种场合，任何差错都可能使群众把愤怒发泄在他身上。面对四周越来越严厉的盘问，他拼命解释他是过路的，只不过恰好在钢丝下面修了一会儿自行车。可他既然是个能够出入中央的人，却是一副下夜班工人的打扮，不但不坐小汽车，连自行车都这么破，半夜三更正好停留在出事现场，有想象能力的人立刻就能把他想象成是特务﹑便衣警察或奸细一类的角色，正在执行特殊任务，说不定那根钢丝就是他拉的呢。
“我是炊事员，”他只好信口胡说了。“中央也得有做饭的嘛。”他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没有“官儿样”，也不会有人信他解释。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拖时间，等着警察尽快赶到。这种群众私自审问的场合眼下北京到处可见，几乎没有哪个被审者最后不落个皮开肉绽。
但警察的动作异呼寻常地缓慢。风驰电掣般地开来了一队“人民阵线”的汽车。刚才石戈指挥抢救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给警方打电话，可直到现在仍然听不见有警车的声音。他由此几乎可以断定，那根钢丝并非一根简单的钢丝，它所通之处是能够指挥警察的，甚至也能指挥新闻界。电视转播车赶来快得反常，警察的动作又慢得反常。如果警察赶到得早，现场就要按规程封锁，电视镜头就难以那样贴近地渲染，“人民阵线”指挥部人员也就不能深入现场，受到那么大刺激，甚至当场就疯狂地要去向“民主阵线”讨还血债。
“审问者”们把石戈扔在一边，全去看新的热闹。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高声命令“人阵”成员冷静，并且警告电视记者不要用这种场面恐吓人民，让人民远离民主运动。“这是阴谋! ”他声音嘶哑地喊着。“为的是挑起人阵和民阵的武斗，让民主运动自相残杀，我们不能上当! ……”
他叫邢拓宇，是人民阵线的总指挥，眼下民主运动最显赫的人物之一。多数报道﹑包括石戈看过的内部材料都把他描绘成一个冲动型人物，真实的他看来还是粗中有细。石戈没有多听下去，他知道自己最好还是趁这个机会脱身，不过必须先要回出入证，凭那个可以进到中南海核心区域，丢了可不是小事。然而这无疑是自投罗网，拿走出入证的小伙儿揪着他连同出入证一块交给了“人阵”的纠察队员。“这老家伙特可疑! ”
当石戈如同一个麻袋被塞进吉普车里，才听见大批警车赶到。吉普车根本不理会警车命令在场车辆接受询问的广播，开足马力扬长而去。
“人民阵线”总部设在一座临街大楼里，从上到下灯火通明。老远就听得见高音喇叭慷慨激昂。楼外贴满印刷品。楼顶垂下的竖幅标语随风翻卷舞动。无数面旗帜扑扑喇喇。
吉普车刚一停下，憋了好久的雨随着一声霹雳倾盆而下。聚在楼外的人蜂拥般挤进楼里躲雨。
楼里满地是纸，弥漫呛人的烟味﹑汗味﹑厕所味，所有的嗓门都提到最高，混乱到极点。押送者甚至不知道该把石戈交到哪，便让他双手抱头，蹲在楼道角落里。那已经蹲了好几个人。
满地废纸，石戈脚边正好扔着一本过期的《掏大粪》。那是眼下北京最流行的一份民间刊物。自从它在最新一期刊登“民主阵线”的头头在国外与妓女鬼混的性照片，销量又猛增一倍。这份名称不雅的刊物以揭露丑闻为宗旨，起初矛头对准高官和权贵，最近也卷入了“人阵”和“民阵”的内斗。现在，民间的各种政治组织大都以这两个阵线划分立场。刚刚红火了没几天的民主运动日益滑向分裂和敌对。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导致了一个“六四结”。那以后的中国政治始终离不开这个“结”。它对某些人是甩不脱的阴影，对某些人是期待中的资本，对某些人又是锋利的双刃剑。这个“结”已是化不开抹不掉的，迟早要摊牌。随着政治元老相继过世，翻案呼声越来越高。当局采取了一种宽容姿态，虽未公开宣布平反，却不太限制有关的政治活动，对以往的大忌──非法组织﹑非法游行﹑非法出版物等也睁一眼闭一眼，而且释放了仍在监狱服刑的“六四暴徒”，允许“六四流亡者”组织的“中国民主阵线”回国，做出了一系列极不寻常的让步。外界压力一小，翻案运动立即扩展，民主派内部也很快势成水火。“人民阵线”的领导人被称为“国内派”，他们六四之后大部分曾被捕受刑，又被关押多年，吃了不少苦。他们认为被称为“留洋派”的“民主阵线”领导人当初暗藏退路，裹挟运动经费，跑到国外出风头，拿“绿卡”，名利双收，享受奢侈生活，把世界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同情全归为已有，现在又忙不迭地跑回来摘桃，盛气凌人，以当然领袖自居。中国不需要这批挟洋自重脱离中国实际的投机家和新贵族。“人阵”在工人和市民中很有基础，而“民阵”多年活动于国际舞台，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财力雄厚，声名显赫，文化素质高，有电台报纸等多种宣传渠道，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影响广泛。“民阵”认为“人阵”缺乏理论，目光短浅，不了解世界潮流，更未曾亲身体会过民主制度，不可能完成改造中国的重任。两个阵线开始还是在纲领策略上争论，很快就上升到人身攻击。《掏大粪》登性照片，“民阵”刊物则把“人阵”领导人当年被捕后写的“认罪书”和口供全文刊载，公布由于他们的出卖而受牵连者的名单。
楼门大厅的喧嚣突然升高，听上去殴打尖叫和哭诉混成一团。一个在“六四”之后向戒严部队做过举报的居民委员会主任被群众游街送到这里。当年被举报的人早已处决，埋在亲人心中的深仇大恨却一点不被时间磨损。哭诉的妻子要把奸细的舌头拔掉。奸细的女儿跪着向群众求饶。有人在鼓动拿奸细抵命。这种场面近来随处可见。今天下午的“情况通报”统计上来的被群众私刑处死的人已达十三名。虽然看不见，石戈却能清楚地想见门厅中每一个情景。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一片仇恨的叫嚣中，那个声音温和但是坚定地说服群众，阻止他们的疯狂，保护奸细不被伤害。他想象那女人应该很美，至少使多数男人有好感，因为她能让他们冷静下来，最终听从了她。
“这些人怎么了? ”那女人走到身后。不知是幻觉还是真的，石戈感到这声音有点熟悉。一缕清淡的香味混在雷雨中飘来，挺好闻。
“都是群众扭送来的，还没来得及审查。”听上去陪同者对她十分尊重。
“你们是不是准备自立法庭? ”
“……我们不好打击群众积极性。”
“我以为不应当是群众带着你们，而是你们引导群众。”
陪同者没回答。
“至少别让他们用这种姿势。……这个人怎么全身是血? ”
石戈被允许站起来。蹲得太久，脚麻得站不住，女人伸出手扶他。她果然很美，不是那种无可挑剔因而会显得骄横的美，却更能吸引人的目光，让人内心自然流出温柔的感应，如同她的美属于每个人。她也许超过三十岁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长发微微弯曲垂在胸前，一双大眼睛有点朦胧和忧郁，看不出化妆的痕迹，也没有装饰品。淡绿色的丝绸衬衫下摆系在腰间，裤子是墨绿的，朴素，恬淡，唯一给人压迫感的是她有点高。他瞄了一眼她的鞋跟，很平。
他觉得不仅声音熟悉，样子似乎也见过。
她也仔细端详石戈: “如果您不是在这，不是身上有这么多血，我会把您认成另外一个叫石戈的人。”
“叫石戈的不是另外一个人，身上有血而且正好就在这。”
“我叫陈盼。”
石戈没想起来。
“我在沧州找过您，为欧阳中华被捕的事。”
欧阳中华的女秘书! 她那时罩在核防护服里，大半个脸挡着防毒面具。他当时没兴趣注意她。公安部门介绍她除了当秘书还兼任欧阳中华的情人。他从来讨厌这种混合角色。但他答应了她的请求，说服公安部门释放了欧阳中华。不管怎么样，核电站事故造成了巨大损害，领导当地居民示威不能算犯罪。
欧阳中华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写过好几本轰动全国的书，又是中国绿色拯救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六四”以后的政治严控时期，这个表面上以生态和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组织成了国内唯一能与政府发出不同声音的来源。他们总是曲踞在不让政府撕破脸皮的边缘，从而保持生存并逐步有了全国性影响，受到国际瞩目。前年的全球绿色和平奖就被授予欧阳中华。绿色拯救协会在最近的政治大潮中只扮演了一个温和角色。除了宣布支持为“六四”事件平反以外，没做任何引人注目的举动，毫不介意风头被后起者抢尽，只在两个阵线冲突愈演愈烈时才出面充当了调和者。“绿协”的威望受到各方面尊重。刚才石戈就听见满楼人欢呼欧阳中华到来。
“我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上看到，”石戈对陈盼说。“你从公安局把欧阳中华接出去时，他对欠了我这种人的情很不乐意，当场说过他会按同样方式还账，现在正是机会。”
陈盼笑了。“他一定很乐意。”
陈盼离开不久，便有人把石戈带进三楼会议室。石戈马上断定坐在邢拓宇旁边的就是欧阳中华。一见面就能理解为什么传闻这个人拥有大批女性崇拜者，他有芭蕾舞王子那种脸型，既有艺术家的潇洒，又有极其冷静坚毅的气质，三十五﹑六的年龄，精心的保养和锻炼使修长身材仍保持少年一般舒展匀称，配上质地高级的进口服装，把身边人全衬得黯然失色。在场的男人只有邢拓宇跟他还算旗鼓相当。虽然这位“人阵”的一号人物个不高，一脸伤疤，头发乱蓬蓬，看上去比欧阳中华老得多，却全身放射一种力量，让人感到燃烧的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是个能压倒一切的男子汉。他在八九年民主运动中是工人纠察队队长，被捕后受尽折磨，然而始终坚贞不屈。“民阵”宣扬“人阵”领导人在狱中叛卖，唯独找不到他的污点，这使得“人阵”把他从较后名次推为一号人物，并大力宣传他，使他成为群众中有口皆碑的英雄。
邢拓宇盯着石戈。屋里人也全都一言不发，象看一个怪物。没人让他坐，使他有面对法庭的感觉。他很累，两条腿感到身体重极了，身上脸上都有抢救时沾的血迹，衣服皱巴巴，一副惨兮兮的模样。
“我可以走了吗? ”他问。
邢拓宇仍是半天没说话。“可以，”他终于开口。“我正想见一见你是什么模样，没想到你能自己送上门来。”
“不是我自己……”
“行啦，我已经看够你了。”邢拓宇打断石戈有气无力的声音。“放你走以前，有两句话。第一句，刚才那根钢丝砍掉了十六个民主战士的头，而‘百字宪法社’是要砍掉整个民主运动的头，我相信你跟钢丝没关系，但你是‘百字宪法社’的幕后操纵者，你能否认这一点吗? ”
石戈没做声。他知道否认也没有用，没有确凿的消息来源，邢拓宇是不会凭空向他提出这种问题的。
在形形色色各竖一旗的民间政治组织中，“百字宪法社”被所有组织视为共同敌人。连“人阵”“民阵”这样激烈对立的派系，对“百字宪法社”的态度也完全一致。这个组织专门攻击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它从不上街，全部宣传都通过印刷品。成吨成吨的小册子和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小报，散发到每一个角落，影响极广。与以往官方反对民主的宣传不一样，它的观点既有理论水平，又生动引人，有说服力，紧紧抓住一般群众求安定怕动乱的心理，所以尽管不见其面，这个组织却争取到相当数量的群众，使他们远离轰轰烈烈的运动。许多人想查清它的内幕。它不搞募捐，无人赞助，却能进行这样大量的印刷和成本高昂的传播。它的办公处狭小冷清，门可罗雀，只有几个守口如瓶无所事事的工作人员，却能进行如此有效的组织和运转。它的理论文章出笼速度跟印刷机那么快，不经长时间的推敲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质量，说明它肯定早就在做准备，而且班子规模必定很大。这个“百字宪法社”宣称: 在适当时候，它将公布一个只由一百字构成的宪法，依据这一百个字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社会。它不断渲染所谓的“百字宪法”，又不公布内容，不少人因此产生兴趣和期待。“百字宪法社”自己解释只有先通过对民主制的批判让人们丢掉幻想，放弃对民主制的盲目追求，才到适于公布“百字宪法”的时机。但民主阵营一致认为这只是幌子，一味攻击民主过于赤裸，它有必要打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旗号，真正目的只在于为破坏民主运动做挡箭牌。不少人认为它是当局的特务组织。难怪屋里的人们都要用那种眼光看石戈。
“第二句，转告你的主子，他那一套在开明旗号下搞的诡计我们全清楚。你们当年派女特务在国外勾引流亡者，现在把那时偷拍下的照片捅给人阵，同时又把人阵领导人当年在狱中的口供提供给民阵刊物，让我们互相搞臭，让人民厌恶我们，而你们坐等渔利。今晚的钢丝事件也肯定是你们制造的，你们的特务此时正在到处散布谣言，企图挑起两派的武斗，给你们镇压的借口……”
石戈仍然没说话，但他的心里知道邢拓宇说得不假。虽然他并没有参与任何一件，也不确切地知道什么，然而对他来讲，这种小伎俩无论遮掩得怎样巧妙，都是一眼就能看透的。
“……告诉你的主子，你们不会得逞! 这笔债记在你们头上，血债要用血来还，还帐的日子马上就到! ”邢拓宇是个受过太多折磨的人，又刚刚被街上那满地人头所刺激，眼光里充满仇恨。
“现在，你可以滚了! ”
欧阳中华不引人注意地对石戈晃了一下食指，像是表明了账了。
“还我出入证。”石戈说。
邢拓宇愣了一下。
“你倒是忘不了你的狗牌儿! ”
“如果我带不回这个牌儿，中央警卫局会搜遍这栋楼。”他的口气很温和。
“威胁吗? ”
“不是。”
邢拓宇轻蔑地盯他一会儿，挥了一下手。“给他找! ”
尽管邢拓宇是个极端激烈的人，石戈在他面前并不为安全担心。即使没有欧阳中华的“还账”，自己也不会遭扣留。身为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哪怕稍有一点理性，也会知道扣留政府官员会惹来什么麻烦，那和扣留一个无声无息的老百姓完全不一样。但他往外走的时候，面对的却是激愤而全然不考虑后果的普通民阵成员。在楼梯上他还只受到推搡，这么一会儿似乎全楼都知道了他是“百字宪法社”的“黑后台”。在二楼，一个嘴喷酒气的女人连抓带挠地剪掉了他一大块头发。这形像可怎么站在总书记访问日本的随员行列里? 从二楼到一楼他几乎是沿着楼梯滚下来的，只觉得上下左右全是拳头和脚，他护住要害部位，挺住身子不让自己倒下去，免得被人群踩扁。
然而拳头和脚停住了，陈盼站在他面前。她头发乱了，衣服皱了，胸脯上下起伏。
他对着门上玻璃看看自己，嘴角破裂，鼻血流淌，右半个脑袋露出头皮。给他剪头的女人说奸细就要剃“阴阳头”他用手梳理一下左半边头发，好象刚从理发馆的椅子上站起来。从玻璃中，他看到陈盼在背后注视他。灯光下，她被撕开的领口里皮肤雪白，跟门外的黑夜对比，不知为何让人难忘。
他没回头，径直走出“人阵”总部，没入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雨之中。
东京银座区
若想做一件不留下任何痕迹的事，最好还是避开系统，系统永远可能出现漏洞。
这次是他第七次来这里了。再来七次，他可能也弄不清这座地下迷宫的结构。到处都有暗道，密门，夹层。走在里面，只记得无数个拐弯和上上下下的小巧电梯，与上头地面那个震耳欲聋，灯红酒绿的世界相比，安静得有点让人不自在。
这次穿和服的老板亲自为他引路，仅仅是因为他每次来都不吝金钱，还是因为今晚那个“少校”终将露面? 沈迪的护照是新加坡的，腋下的手枪是德国的，可他的感觉却是道地中国式的。在那张肥肉成迭的笑脸上，他第一眼就感到老板今夜已把他当成了同路人。
“请。”在最后一条暗道尽头，老板伸出胖嘟嘟的短手，尽最大可能弯了弯球一样的腰。
一扇难以发现的门无声敞开。一个日本姑娘跪在门口向他行礼。姑娘身姿温顺谦恭，像个典型的日本传统女人，下身却光光的一丝不挂。柔弱的双腿在幽暗光线下如粉脂一般细腻光滑。
这个房间沈迪以前从没进过。很大，几乎可以在里面追逐。矮矮的顶。整个房间没有直角，全被软材料包着。连冰箱﹑电视一类的设备也都改装成软表面。进屋就像钻进一个大被窝。加上那张能供五﹑六个人打滚的大床和满墙日本春宫画，散发出一种淫荡气息。
老板拍一下巴掌。一个高个西方姑娘托着酒盘进来。她只穿一件紧包臀部的黑皮短裤和一双长筒黑皮靴，一对圆滚滚的乳房在齐胸的金发中甩动。她向沈迪挤挤眼睛，一甩头把波动的金发撩到背后。
沈迪的模样讨人喜欢，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皮肤滋润，穿著讲究。一个四十出头功成业就的东南亚富佬，对女人可是一棵哗哗做响的摇钱树。然而，沈迪对那对乳房和那双粉腿只说一句: “这里不需要人。”
老板按下一个开关。对面一道帷幕徐徐移开，露出后面的玻璃墙。“请随意吩咐。”他把节目单小心地放在沈迪面前的茶几上。“祝你愉快，先生。”
他领着两个姑娘退出。门无声关上。
二十年前，沈迪刚开始出国执行任务的时候，这种场合曾使他长久地着迷。后来，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尝过了，直到八年前，他的一个战友被传染上艾滋病，他从此再也不和外国女人发生性关系。无论那些老板怎么向他出示每个姑娘的体检证明，他也无动于衷。他惜身如玉，理智清醒，而且在他的档案里，每一任上司都写下同样的评语: 意志坚强。
他对着粉红色话筒随便念了节目单上一个编号，只当成是来这里少不了的程序。
玻璃墙那边灯亮了，非常亮。一个夏威夷土人细致地表演怎样同时蹂躏两个日本姑娘。他们的每根毛发都清清楚楚。女人在褐色的身体下痛苦地蠕动。呻吟和喊叫在传声器里就像响在耳边。
艾滋病逼迫全球色情业大规模改革。这种转变不但使色情业从困境中解脱，而且以超过以往的势头更加生机勃勃地发展。人肉体上淫的能力从来有限，精神的淫却无止境。如果肉体被恐惧束缚，那么精神的淫欲就更炽烈，消费能力也会更强。玻璃墙那边是一面镜子，看不见这边，有身份的人物会觉得安心。情人可以边看边身体力行。如果有兴致的话，一扇小门相通，尽可以过去近距离观赏，或是戴上胶膜手套动手。如果实在有愿望，也有保险套充足供应。
沈迪已经来了六次，每次五万日元。花费公家的钱干这种事他当然没有意见。但无论是前六次还是这第七次，无论是轮奸﹑兽奸﹑脱衣舞﹑同性恋﹑施虐狂……什么都引不起他的兴致。他默默地来，默默地看，默默地付钱，默默地走。而在所有默默的过程中，他都在默默地等待。那个“少校”传来的信息就是让他来这里等待。他知道“少校”一定就在他身边，观察他﹑跟踪他，也许还用各种花样试探他，但始终不露面。
沈迪懂得耐心是自己最可靠的帮手。迄今为止，他对“少校”知道的只是这个“少校”是自封的，他每杀十个人便给自己升一级。从“列兵”升到“少校”，起码四十条人命垫在他的肩章下了。对这个人，沈迪为空等了六次而满意。凡是不让他运用耐心的人和事都使他不安，尤其是这一次。
玻璃那边一个女人被倒吊起来。另一个女人蜷缩在座椅上。褐色男人同时性交口交。野兽般的叫喊越来越悠长。
沈迪调低传声器音量，用遥控器打开电视机。中国大使馆里的记者招待会还在进行。多数电视台都在进行现场报道。摄像机镜头全对准招待会的主人。那个熟悉的面孔神采飞扬，从头到尾谈笑风生。全世界都在关注北京近来日益扩展的动乱，他竟能悠然自得地在异国他乡开玩笑，跟记者东一句西一句卖弄外语，到底是胸有成竹还是忘乎所以?
今天，日本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都把上午签署的“建立中日经济合作区协议”称为“日中关系新纪元”。日本政府大加庆贺，中国方面也一片振奋。
一年前，中日政府间关于这个协议的全面接触刚刚展开，沉迪就被总参情报局单方面指派调查“黑龙会”在这出戏里扮演的角色。历史上，“黑龙会”是日本一些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为占领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地区而成立的组织。传闻它现在仍然秘密存在，并已逐步进入日本的权力核心，形成了一个颇有能量的集团。所谓“中日经济合作区”的内容是把黑龙江省交给日本经营五十年。日本方面为中国偿还一千四百七十亿美元的外债欠款，每年向中国政府缴纳“经营税”，数额是现在黑龙江省年度上缴利税的两倍半，并且年递增20%。协议条文详列了防止日本进行掠夺性经营的细致规定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严格限制。此刻交出去的黑龙江一片衰败萧条，地力枯竭，森林伐光，污染严重。而五十年后，中国将收回一个由日本资金﹑管理和技术建设起来的崭新的黑龙江。谁都说这对中国是再合算不过的交易。连日本最权威的研究机构算出的结果都是日本最终无利可图。但正是这点令人怀疑。一向精明从不吃亏的日本人对亏本买卖为何如此热衷呢? 日本的空间危机感一直很强。尤其在今天，几个小岛的领土对于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大国实在是太狭小了。虽然它以震惊世界的方式在各个国家买了无数土地和工厂，但那种用日元砸向世界的钉子仅仅是经济扩张的继续，不能做为建立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基础。“黑龙会”一直认为日本只有在大陆立足，才有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途。今天，一边是西伯利亚而另一边是中国大陆的黑龙江省会不会成为这个历史宿愿再次起步的踏板呢?
沈迪对上层的政治斗争不感兴趣，也不看重意识形态原则和民族主义一类的教条。他只按系统下达的命令办事。他知道自己的系统和电视机上这张脸是两股道上的车。如果他的调查有结果，那不会是为了提醒这张脸不要上当，而是说不定哪一刻就会冒着烟扔出的炸弹。调查进行得并不顺利，“黑龙会”似在暗夜的迷雾中若有若无，每次抓上去都只有空空的潮气。近来他刚刚发现一点端倪，却又突然给了他现在这个新任务。
新任务不是来自情报局。情报局现在不知道，将来也永远不会知道。这是王锋直接召见他布置的。系统有能力有效率，但若想做一件不留下任何痕迹的事，最好还是避开系统。系统永远有可能出现漏洞。给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一个跟系统没有关系的局外人。“局外人”三个字太含蓄了。局外人有的是，而他要找的局外人必须擅长一种特殊的职业──杀人。
沈迪同时看中国大使馆里的记者招待会和日本女人痉挛的白腿，却没放过脑后一丝轻轻飘动的风。他沉稳地回过头。
门口站着一个瘦小的男人。
那是个典型的东方人，黑头发﹑黄皮肤，凸起的颧骨，两只不大的眼睛，单眼皮。无论在东京﹑北京﹑曼谷﹑汉城或是新加坡，这样的形像都可以立刻消失在街头人群中，和成千上万相似的面孔混在一起。这一点正是沈迪需要的。眼前这人的年龄似乎有点年轻，不过仔细辨认，也可以看出眼角标志阅历的鱼尾纹在浅浅延伸。亚洲人的外貌和实际年龄往往相差很多，沈迪对此不甚奇怪，使他意外的是眼前这个形像如此文弱，挂在嘴角的笑容甚至显得腼腆。当他奔波于世界都市间秘密物色对像时，那些大名鼎鼎的黑社会头目提起这个“少校”都有敬畏之色。但他对这个意外心里叫好。他喜欢外表不像杀手的杀手。
“你好，‘少校’。”他用汉语说。自从跨出国境，这是他第一次说汉语。
“你好。”
只听这两个字，最后一点顾虑就消失了。一个人的汉语怎么样，两个字就足够了。这两个字的回答就像从北京街头得到的，那么平庸，平庸得地道。当“少校”微笑着再说一句汉语时，无论哪方面的信任度都更加提高。
“我已经是‘中校’了。”
沈迪不知道对这种晋升是否该表示祝贺，只做了个请坐的手势，关掉传声器。玻璃墙那边的男女变成无声电影一般虚飘。
入座前，“中校”转动墙上一个旋钮。四壁的调光灯从暗变亮。从这一个动作就可以看出他对这儿相当熟悉。沈迪确信，一架或几架隐藏的自动摄像机已经开始工作。摄像机的开关也许就和灯的开关连在一起。沈迪没动声色。杀手为了保证不被“灭口”，或是干完活不至拿不到全数付款，总是要留些证据做为威慑。如果一切遵守协议，“证据”是绝不会被使用的。这是杀手行当的“职业道德”和“商业信誉”。何况，亮度提高了，自己的钮扣相机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底片。
“中校”很舒服地坐到他对面。“我怎么称呼你? ”
“我们以军衔称呼好了，我是上校。”沈迪淡淡地咧咧嘴。
“我应当起立吗? ”“中校”露出顽皮表情。
“不必了，你是你那行的上将。”
“不敢当，我只想干到少将就退休。”
“很荣幸，我还没晚。”
男人之间的寒喧顶多就那么几句。两个人沉默一会儿。“中校”摆弄他的手指。那手像女人的手一样纤细白嫩。天真无邪的眼睛似乎在等着听一段音乐或是什么童话故事。
“人们说，当你出来见面的时候，就说明你同意做生意。”沈迪说得挺慢，有板有眼。“人们还说，只要价钱合适，你不会拒绝客户提出的任何目标，是不是这样? ”
“你想杀谁呢? ”“中校”的表情似乎嫌沈迪转弯抹角。
沈迪明白这个赤裸裸的“杀”是为了使花架后面或是气孔里面的摄像机记录下更明确的证据，不过在那张柔软的嘴里说出来，倒一点没有粗鲁的感觉。
沈迪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似乎被正在电视上发生的场面所吸引。屏幕上，一个满头大汗刚到场的日本记者抢下话筒大声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在他看了一下表之后所说的──十五分钟前中国黄河发生大决口。这是个出风头的表演。记者招待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主人肯定无法知道十五分钟前的事。但若是连这位主人都不知道，公布这条新闻的通讯社就会在电视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主人却相应留下一个羞辱。记者话音刚落，翻译还没开口，一个剃着光头的中方人员便把一张字条递到主人面前。看得出主人完全按着字条回答这个问题。分明光头已经先得到黄河决口的消息，又不好中途打扰主人，便做好了防备记者突然袭击的准备。虽然只是一句“决口我们就把它堵上”，却恰到好处，足够了。只要没张口结舌，主人就不失面子。沈迪对那个只露一下就消失了的光头印象颇深。以往从未在这种场合见过光头，更主要的还在于: 这光头是一个标志，拥有这样机敏属下的主人不会仅仅是个“过渡人物”。大概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吧，为何非得对他采取现在这种手段。
“认识他吗? ”沈迪指一下变成特写的那张面孔。闪光灯在上面闪成一片。
“中校”的声音淡得像一股青烟。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黄河
现在，以社会主义体制保证的最有效治黄手段──人海战术失灵了。
有史记载的二千多年，这条水色幽黄的大河决口一千五百多次。它是世界输沙量最高的河流，每年有四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河床。年覆一年，下游黄河高出地面，成为“悬河”。远看河中，船就像在空中航行。从河南桃花峪到黄河入海口，这浩荡悬河全靠两道大堤约束。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没决过一次口，举世视为奇迹，也被共产党当做自身治国能力的证明，但是这一次，也许就成了一个反面的证明。
七月二十九日，十七号台风深入黄淮地区。其外围的低空东南气流在黄河中游与一个强大的西风冷槽相遇，三门峡到花园口区间突降百年罕见的特大暴雨。洛河赵堡水文站的观测员只把脸盆往门外伸一下就接了半盆雨水，并且有一只被雨从空中打落的麻雀沉在盆底。伊河﹑洛河﹑沁河等黄河支流相继出现洪峰，与黄河干流洪峰汇合，通过花园口水文站时，流量已达二万一千四百立方米，接近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最大洪峰。黄河水利委员会立刻向中央﹑国务院和河南﹑山东两省发出紧急警报。
“政治挂帅”是共产党的治国法宝，最能保证政府部门的忠诚。然而另一方面，也导致一旦政治形势不明朗，政府部门的效率就会陡降。“六四”的案翻与不翻，对每个官员都有太大的影响，天大的事相比也变成次要。加上动乱影响了组织﹑信息和物资系统的正常运转，等到抗洪救险好不容易动员起来时，险情已开始层出不穷。
过去，几小时可以动员几百万人上堤。现在，人民公社的解散失掉了最有效的治黄手段──人海战术。村干部在暴雨中喊破了嗓子，农民们却只顾挖自己田地的排水沟，修自家房顶或盖自家柴垛。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人懒懒散散，先争价钱，然后计较活的轻重，再想方设法偷懒。城市更组织不起来，人们全在忙于各种游行集会。以往抗洪有一支最强的力量──军队，这次却迟迟调不上来。
降雨面积不断扩大。七月三十日下午，山东省东明县高村堤段突然开始坍塌。三十多公尺宽的堤顶不到一分钟就只剩一层护堤石墙。河务局的徐工程师声嘶力竭地喊: “快投石料! ”他记得一九五八年，在花园口看到过同样险情。当时上千名解放军战士抢着冲上去扔石块，一会儿就把缺口填住。然而现在，他刚喊完，所有民工却四散逃命。在他痛恨地跺脚时，轰然一声巨响，黄水像昂首的妖龙一样窜向正在低地逃散的人群。徐工程师成了这妖龙吞噬的第一块点心。他喊出最后的三个字是: “解放军……”
这条黄色的巨龙吞噬了一个个村庄、成千上万的性命，咬断了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京沪线。无数耕地变为一片泽国。东明﹑菏泽﹑定陶﹑成武﹑金乡﹑鱼台相继被淹。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大水接着淹及江苏﹑安徽。
七月三十一日，下游暴雨未停，三门峡水库上游又发生特大洪水。本来水库已关闸蓄水，为下游抗洪减轻压力。一天之间，水库满槽。陕西的渭河﹑洛河，山西的汾河﹑涑水河泄洪不畅，全都开始泛滥。河南也担心三门峡水库一旦被冲决或漫决，自己首当其冲。三省联合向中央防汛指挥部施加压力: 山东已经被淹，多淹少淹只是程度问题，保未淹的地区不被淹更重要! 指挥部最终批准三门峡水库开闸泄洪。
五千秒立方米的泄洪流量加入到下游洪水中，使山东拼死拼活刚刚要完成的堵口又一次被冲决。当夜，山东数名村民强渡黄河，在上游河南省长垣县石头庄堤段内，用九十公斤炸药炸开一条老串沟上的民□，使黄河主流改变方向，直扑河南省一侧堤段。加上南风大作，推波助澜，八月一日凌晨，河南省一侧决口。黄龙冲进河南境内，向北扑去。长垣﹑滑县﹑濮阳被淹。安阳被围。河北省也告急。山东方面则河水顿消，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了高村决口。那几个强悍村民被当地百姓奉为英雄，披红挂彩。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眼光都盯在“增长型”项目上，防洪投资持续减少，加上黄河连续十几年枯水，人们已经习惯忘记这个“中国之忧患”。大堤百孔千疮，獾﹑鼠繁殖。几天下来，除了决口处，全线大堤出现几千处裂陷﹑管涌，四面告急。
八月二日，黄河支流伊河上游转成特大暴雨，八小时累计雨量四百五十二毫米。千百条沟壑同时暴发山洪，冲垮陆浑水库。一万七千秒立方米的巨大洪峰直扑黄河，使黄河总流量猛然涨至三万八千五百秒立方米，超过历史上所知的任何一次洪水。京广线铁路大桥顿时被冲垮五孔。洪峰一过郑州，便在南北两岸同时冲开二十八个口子。大水南至徐州，蚌埠，北至德州﹑天津，只在史书上见过的“洪水横流，尸漂四野”又一次重现。
当石戈透过舷窗俯看变成泽国的华北平原时，绝望一重又一重压上心头。视察水灾的专机上每个人都沉着脸，但也许只有他最清楚下面的情景意味着什么。他的班子曾做过黄河水灾的预报分析。那个分析里不包括目前狂躁的政治动荡，不包括去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也没考虑升至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社会模块已在计算器荧屏上现出无数断裂，接近发散。实际的水灾比理论上构造的大，除了要加上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脱□般的通货膨胀，还要加上那张轻飘飘的报纸。昨天的《解放军报》用特号字印出“爱国主义是立军之本”的社论标题。文中昂然提到: “卖国主义无论如何改头换面，也会被爱国主义的人民军队彻底粉碎”。虽然没有点名，可昨天是总书记从日本凯旋归来的日子。今日的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日报相继转载《解放军报》这篇社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却不予理睬。
一处高坡上，许多难民仰面向飞机招手。坡顶用石头摆出“感谢恩人解放军”的大字。他们以为飞机都是军队的。在灾区最危难的时刻，军队终于开进灾区。几十万解放军浩浩荡荡，给灾区送进粮食医药﹑设备物资，开展大规模的救死扶伤，抢救财物，维持治安，筑坝堵口。灾区的百姓含泪感恩戴德，相比之下，就更加怨恨政府，怨恨那个刚从日本姗姗迟归的总书记。
北京西山
他握住王峰的手使劲摇了几下，有一种蚍蜉撼树的感觉。
前导车通红的尾灯偶尔在士兵之间的空隙中显露一下。陆浩然又瘦又小，平时坐自己的车，从不许警卫坐到前面遮挡视线。可在这辆装着隐蔽钢甲的军用车里，他被士兵的人墙紧紧围在中间。每个士兵都紧握武器注视窗外。王锋在电话里强调社会动荡，军队必须绝对保证自己客人的安全。
陆浩然很少与军队之间有直接联系。下午秘书通报军委副秘书长王锋请求通话时他有点意外，尤其还是个通过保密机打来的的电话。王锋只说“主席”想见他，说得很客气，但明确指定在今晚九点十五分，没有询问他是否有空或是否同意。
当然，他同意，而且为此取消了今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系列外事会见。
细节是两方秘书安排的。见面要求绝对保密。他坐秘书的车从侧门出了中南海。在黑暗中靠到这辆等待已久的车旁。两个车门同时打开，他只迈一步就换了车。
主席只当到军委第一副主席，四年前就退休了，一直住在西山养老，但如同在位的九年一样，他被军内始终不变地尊称为“主席”，即使是现任军委主席的中共总书记也不能让这个称呼转移到自己头上，尤其在高级将领中。
总书记经营军队也有不少年了。“六四”之后，谁都能看出未来只能靠枪了。谁抓住军队，谁就抓住政权。一方面军队地位迅速上升，一方面又要把军队变成党的驯服工具。总书记在军内做了大量工作，也颇有成果。军事院校出身的中层军官对他都有好感，他的意图也大都能畅通无阻地贯彻，然而不能由此认为他就掌握了军队，只能说军队暂时把“自己”退到幕后。军队是最讲“自己”的，不会让一个外人进入核心，表面上一套法定的机制在周密运转，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军队，只是一层外衣。军队的心脏在西山。
陆浩然从公安部长处得知: 近来每天都有各大军区的军用飞机载着将军们在南苑军用机场降落。他们直接被挂着军车牌照的“奔驰”牌轿车接到西山，呆上半天，又匆匆飞回。各总部各兵种首长也纷纷到西山谒见。中国最高级的轿车一时好象都集中到通往西山的僻静路上了。他预感军队正在筹划重大行动。解放军报的文章已表现出明确倾向。他不加犹豫地来见主席，正是因为他现在需要军队，而王锋的电话说明，军队此刻也需要他。
刚登上国务院总理之位时，他即使不能压总书记一头，至少也旗鼓相当。他长期主管国民经济，在国务院系统有雄厚基础和广泛关系，逐渐成为坚持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被几位元老看重，共同推举他出来治理八十年代改革留下的“市场后遗症”，同时也是给被国外称做“温和派”的总书记设下一个牵制。那时“老人家”的绝对权威尚能保持不同派系的平衡。自从“老人家”去见马克思，对立和冲突就日益激化。新的组合，新的阵线，新的交易，新的对比，每天都在纷纭变化。他从攻势变成守势，现在则是步步后退，眼看退到悬崖边上了。
陆浩然总是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被人称为“强硬派”。其实自己太软弱。他虽然主张政治上严厉控制，但是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控制发生矛盾的时候，做为一个搞经济出身的专家，却总是迁就经济的需要而做政治上的退让。然而这二者似乎永远有矛盾，难道退无止境? 有一个逻辑是谁也玩不明白的: 只有政治安定经济才能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政治才能安定。这是多年的口号。字面看上去二者相辅相成，为了政治和经济同时又安定又发展，他做了那么多迁就。可终于回过味来，当经济原则和政治原则实际上互为悖论的时候，经济不发展政治不会安定，经济发展政治也不会安定，反之一样，政治安定经济不发展，政治不安定经济更不发展。然而“温和”的总书记已经利用怕乱和怕失民心的心理，占领了太多的阵地。现在他又要再玩一把火，企图用为“六四”翻案狠狠捞一把了。
这是危险的一着，却也是很高的一着。陆浩然当然知道这位“温和”的总书记从不是个民主派，他冒这个险为的是他从中看到的可能收益: “六四”积淀的能量也许可以碫造成他手中的大棒，用来砸断“强硬派”的脊梁骨，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六四”造成的问题不在于死了人、损失了财产或弄坏了国际关系，那些没什么了不起，关键在于从此失掉了一种心理结构的平衡。不管表面怎样气壮如牛，执政集团多数人内心深处都暗暗发虚。历史最终将怎样评说? “六四”之后的东欧变化更加深每人的疑问。然而那时有老一辈在上面顶着，这种心理失衡还能撑住。临到自己面对历史的时候，“强硬”的牌子就谁也不再愿意沾边。一个个藏头缩尾，原来的心理颓势很快演变成行为上的虚弱。总书记正是利用这一点。为“六四”翻案是先天属于“温和派”的专利，不谈其中无穷大的政治资本，仅仅激发一下早已倾斜的社会心理，至少在“六四”问题上，人人就全都洗刷自己，唯恐摘不干净。各级当权者拼命做出“温和”甚至“自由”的姿态，这种自下而上的连锁反应，怎能不使“强硬”派不战自败!
其实陆浩然和总书记一样，当时都未进入核心决策圈，对“六四”镇压并无直接责任。然而不同的位置决定了他必然要采取相反立场。用中国官场一句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强硬派”是靠“六四”压倒“自由派”的，就像当年一开枪，即使嘴上仍然喊改革，路线和班子都发生根本变化一样，如果“六四”翻了案，“强硬派”的路线﹑班子也就得完蛋，“温和派”就会把“强硬派”踩扁。
一进入警卫森严的大院，立刻给陆浩然换了一辆最高级的“奔驰”轿车。风景秀丽的玉泉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汽车在曲折的幽径中转了半天，停在一座古树掩映的别墅之前。王锋已经等在门口。
“陆总理，主席本想亲自拜访您，不巧患了感冒，请原谅。”王锋的微笑非常动人，牙齿雪白。
“哪里，年轻的拜见年长的，这是天经地义……”陆浩然比主席年轻近三十岁，比王锋又年长近二十岁，他意识到在王锋面前说“年轻”二字不太合适。“我早想来感谢解放军对灾区的支持了。”他握住王锋的手使劲摇了几下，有一种蚍蜉撼树的感觉。
王锋四十多岁，风华正茂，比他高一头，让他觉得像仰望一座挺拔山峰。那张英俊瘦长的脸上总是一副自信表情，肩膀宽宽，昂首挺胸，尽管夏夜炎热，一身合体的毛料军服却扣得严严实实。
“我们该受批评，到晚了。”
“哪里能这么说，这不怪你们。”
比起以往救灾，这次军队赶到的时间确实晚了不少，然而声势却比哪次都大。到处都是调动的军队，公路﹑铁路﹑满天飞机，军用物资滚滚如河。半个中国都能从早到晚听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军歌声。晚归晚，这次军队获得的赞誉却比哪次都多，也最热烈。大部分灾区基层政府都已瘫痪甚至消失，全靠军队挑起了主要担子。今天受灾严重的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天津，加上受到影响的陕西﹑山西﹑内蒙，分别在各省市自己控制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无限赞扬解放军慷慨无私的救援。同时，陆浩然特别注意，那些文章全都以不同形式不点名地攻击了南方几个富裕省“在全国帮助下富了自己，当国家危难时却袖手旁观”。这些北方省市彼此矛盾重重，对这个问题却出奇地口径一致，步调统一。耐人寻味的是，江苏虽然也是重灾省，却没有参与这场合唱。
陆浩然对此只是旁观，对救灾工作也一直是表面急、心里松。这次黄河泛滥看似天灾，其实却是地地道道的人祸，是错误路线的恶果，他认为只有让恶果充分暴露才能让人们认识。
王锋迈着军人步伐走在陆浩然旁边，不时做出礼貌手势。
五年前就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时候，王锋曾是全国最年轻的中将。最近，刚任命他兼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听说他又将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上将。他们传说他并不为此满意，因为现行的军衔制到上将就到了顶头，从而使他永远不能赶上他已故的父亲──五十年代的中国元帅。
“既然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没有元帅军衔也就不会再有好兵。”人们说这是他的话。
穿过一间门厅，两条走廊，一个大会客厅，全都空空无人。在一扇黄色皮革包裹的门前，王锋握住把手对陆浩然说: “主席身体不适，医生只给五分钟。”陆浩然屏息凝气地点头。王锋轻轻推开门，做出请进手势。
里面是个小会客厅。一个干瘪的老人端坐在正中沙发上。陆浩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四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主席的变化竟然如此大。过去那个高大魁梧的形像缩成一具木乃伊，变得又瘦又干。军服好似穿在衣架上。皮肤上一层层折皱。奇怪的是脸色倒显得很好，甚至称得上红光满面。陆浩然趋身问候，碰到那双遮蔽在白翳下的眼睛，不禁心里一抖。那双眼睛仍然射出往日的威严，直视人的心灵深处。
主席只动了一下手指。
“坐。”当年可比洪钟的声音如今苍老沙哑。
这个房间除了沙发茶几和地毯，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最引人注目的是墙正中悬挂的毛泽东像。下面摆着一扇高大绣屏，那薄如蝉羽的纱绢上绣着龙飞凤舞的毛泽东手迹──《满江红》。这首词中国人当年曾很熟悉，即使现在瞥上一眼，全部句子也会一字不少地直扑心里: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此时此刻，猛然重见这些已似遥远过去的诗句，不禁使人怦然心动。
陆浩然只用半个屁股坐在主席对面的沙发上，两手相握夹在膝盖之间，前倾着身体。
“我们第一次见。”主席说话很慢，“次”和“见”之间隔了好几秒。“但我了解你。”
陆浩然使劲点点头。他曾很多次见过主席，握过手，说过话。那时他只是机电部长，计委主任一类的头衔，根本不会在主席脑子里留下印象。等他当上总理的时候，主席已经退隐西山不露面了。不过重要的是后面一句话。主席了解任何他想了解的人，然而此刻说出的了解，是一种接受和认可。
“……我知道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你一个人反对那个丧权辱国的协议，你拒绝以总理身份去日本签字。干得对，有骨气。什么‘经济合作区’，那是日本鬼子又一次占领东北嘛! ””主席的话仍然那么慢，苍老沙哑，但是在陆浩然耳朵里，却有雷霆万钧之势。“我也知道你五次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反击翻案风。你做了可贵的斗争，我们感谢你。”
陆浩然不断点头，本想说一句“我辜负了老一辈的期望”，却没有说出来。眼睛在眼镜后面痒痒的，有点湿润。
动乱是那个总书记一手挑起的，他却不时装出一副惊讶模样，又次次都置之不理。陆浩然下令抓的动乱分子全叫他放了。前几天借口陆浩然不执行常委多数会议，宣布由他自己以国家主席身份代行总理职权去日本签字，等于罢了陆浩然的官。连连失利使陆浩然心里积满郁闷，突然知道西山一直在关注和支持他，感动得全身发热。
“那个二等兵忘呼所以了! ”主席脸上的纹路勾勒出一种天然轻蔑。
一直听说军队高层将领私下把从未当过兵却当上军委主席的总书记称为“二等兵”，此刻亲耳听见，又是从主席嘴里说出，陆浩然不禁感到一阵由衷的快感。
“我们不会答应，”那双威严的眼睛在眼皮的折皱里盯着他。“六四是一条界限，永远不许迈过，不管他是什么人! ”
陆浩然凝重地望着主席。“我也不答应。”他的声音如发誓一般。
主席看他一会儿，难以察觉地点点头，吐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休息。他的两条手臂平平地放在沙发扶手上，两腿端端正正，全身始终纹丝不动。不知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总让人想起假人。这个长征时的红军团长，五十年代的陆军上将，在那些年代也许无足轻重，到“六四”就已是平暴的主要决策者，今天更是毛泽东时代顶天立地的最后一名旗手。
王锋用手绢为主席擦掉嘴角流出的口水，体贴仔细，跟护士一样。
主席当年是王锋父亲的老部下。眼看这“元老派”顶尖人物和“太子派”顶尖人物的默契，陆浩然有一种滋味复杂的感慨。这种血缘和情感上的联盟是自己永远无法得到的，这也是自己一到关键时刻就势单力孤的原因。
主席再度睁开眼睛，已经没了刚才的光彩，仿佛这么一会儿就用光了所有力气，声音也低了一截，更加沙哑。
“王锋是军队的全权代表。”
那双暗淡的眼睛消失在眼皮折皱中。助听器导线沿着细软稀疏的白发无力地垂下。陆浩然不太清楚这句话全部意思是什么。是指王锋一会儿将代表军队与他详细讨论，还是指王锋以后就成为军队的化身呢? 主席没往下解释，谈话看来到此为止了。陆浩然悄悄起身。
“军队，”主席最后一次睁开眼睛。“将支持你出任总书记。”
山东半岛201海军基地
有效威慑的前提在于秘密性，如果潜艇行踪被敌人掌握，它就无异于一个用黄金堆起来的废物。
虽然隧道洞口的值班上尉一眼就认出王锋的通行证是最高级别的，带领全体卫兵立正敬礼，例行检查却一项不少。计算器识别，指纹核对，他的“奔驰560”也和所有汽车一样开到专用地沟上检查有无爆炸物。王锋显出不耐烦的样子，考验上尉是否屈服于大人物的压力而放松检查。最后他很满意。
上次来这已经相隔四十多天。在王锋的记忆里，这是最长的一次。这一段全部时间都花费在西山别墅的接待和谈话上，简直一分钟也离不开。陆浩然是最后一个谈话者。把那位未来的总书记送上汽车不到五分钟，他就开着这辆“奔驰560”登上旋翼已经转动的直升机。飞行途中他美美地睡了两个小时，降落前给北京家中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两小时以后回家，当然，他没说他正在山东上空降落，看妻子之前先来看一艘潜艇。
汽车在隧道里要走五分钟。一路的岗哨都接到上尉的电话，移开路障敬礼放行。王锋自己开车。除了在正式场合，他很少用司机。隧道里灯火通明，比起它所通达的山洞却又显得黯然。宏伟的山洞比白昼还亮。千百只灯布满全部空间。隧道直达一座人工建造的码头。码头下面现在无水，是个干涸的巨大的深坑，足有三百米长，二百米宽，从上到下挂满防撞橡胶。坑底是倾斜的。大海被一道巨闸挡在山洞外面，当闸门升起，海水涌进灌满，潜艇就可以从水底驶出山洞，直接在水下出航。现在，坑内只有一艘座落在密集支架上的巨型潜艇，尚未完工。
过去，这里被海军用做秘密行动的码头。王锋费了很大劲才从海军手里抢过来。他上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不久就开始建造这艘导弹核潜艇。他一直主张军队应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从人力型转向武器型。在他的战略观念中，一艘用现代最新科技装备起来的导弹核潜艇胜过一百万军队。一个国家只要有一艘，就能以它的核威慑保障任何强敌不敢贸然侵犯。当然，有效威慑的前提在于秘密性，如果潜艇行踪被敌人掌握，它就无异一个用黄金堆起来的废物。今天，在布满卫星和红外线的天空下，保密甚至比潜艇工程本身还难。王锋在主席的支持下，占有了这个世界稀有的潜艇码头，将海水排干，改成施工船坞。新修的隧道口伪装成仓库大门。所有的设备﹑原料﹑部件都伪装成入库物资。为了迷惑卫星，有时先把物资运进周围真正的山洞仓库，再假扮各库调运物资倒进这里。光是为了这种障眼法，就有一个汽车营常年不懈地奔忙。那一营士兵直到退役也不知自己忙些什么。这种防范只是为了对付卫星与那些没有生命的光电仪器。王锋知道这是相对容易的。最难防的是人，尤其是自己人。如此一个浩大工程，涉及无数部门和人员，要想让每个人都守口如瓶纯粹是做梦。他用的方法是不让任何人知道全貌，每个部门每个人都只知道有关自己的那一点。至今，连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海军司令那一层都不甚清楚这里到底在干什么，干到了哪一步，花了几千亿元最终能造出个什么。
王锋把车停在码头边上。四周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西德的雷达，美国的计算器﹑荷兰的潜望镜﹑丹麦的电机﹑日本的涡轮……这艘潜艇一大半设备是西方国家的产品。为了绕过那些国家政府对尖端设备出口的限制，弄到这些东西费尽周折，价格也高出几倍。王锋对这一点毫不含糊，他认定只有采用西方技术才能在现代军事对抗中立足。
“报告! ”丁大海在车前立正。他穿一身海军便装，没有军衔，没戴军帽，因而不能敬礼。看得出这使他相当尴尬，手足无措。
“随便吧。”王锋亲切地拍拍他的肩，和他握手。丁大海三十五六岁，一米七左右的个，肩膀宽得吓人。圆圆的脑袋，头发只有半寸长，肤色又黑又红，浑身肌肉把军服撑得圆滚滚，像个典型的胶东船老大，却戴副葡萄酒瓶底那么厚的深度近视眼镜。他是这艘潜艇的监造人。
进入潜艇内部还需经过两道岗。第一道岗是进入外壳。精通潜艇构造的人能发现，从外面看见的庞然大物并不是真正的潜艇，只是一个伪装。还有一艘接近完工的潜艇套在里面，只有持红色通行证的人能进去。那才是这项工程的真正对像。这个花招是王锋的得意计策，专门用于对付内部人。多数参与施工的人都不知道真相，即使他们看得出来是两套壳体，也以为是新式结构呢。王锋知道这项工程不可能永远不让那些自以为有权知道一切的人物光临。自己当军委副秘书长时还可以兼任国防科工委主任，马上就要当秘书长了，兼职必然得放弃。继任的主任肯定要过问，必须抢在那之前让潜艇完工出海，只留下一个空壳。那时只要几个关键的人守口如瓶，知道内幕的水兵随艇出海，别的人就谁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当初设想这个“金蝉脱壳”之计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西方的情报机关，现在的意义则要深远多了。
他喜欢设计和实施计谋，也许这是天性。儿童时他的理想是做一名优秀的间谍。文化革命中，无论当红卫兵领袖，还是参与暗杀江青的阴谋，或是做为父亲的特使游说高级将领，他在政治方面的天才都得到了最肥沃的土壤，催放了早熟之花。那时他的理想已经是当国家元首了。与多数军队高干子弟一样，他未成年就进了军队。不同的是，他没有把军队当成暂时栖身的避风港，而从一开始就认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把军队视做政治生涯的起点。他不赶时髦去搞作战﹑侦察﹑军事研究等，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尖端武器。他认定未来战争是政治家使用高科技武器进行的，而不是靠士兵的刺刀见红。他为自己设计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完美地实现。现在，就快到迈出最后一步的时候了。
他对潜艇每一部位都仔细审视。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和生产总指挥紧张地跟在他身后。他经常来这里进行这种视察。有多少实际意义他很清楚。尽管他在军事工程学院学过导弹，尽管他对全世界的武器装备如数家珍，可在具体的设计﹑制造和施工问题上，他那点知识对身后这几个老总来说连小拇指都算不上。他并不想指教他们，他只要他们紧张，要所有的工作人员经常看见中将的军衔在这里亮相。他什么都不用说，沉默而专心的审视，再加上几个尖刻的问题，就足以使这些老总身上出汗，使他们像拉车的马一样，不时被眼前无声晃动的鞭影所提醒。其实，当他长久站在刚刚安装完毕的螺旋桨前，他的眼睛看着闪亮的黄铜，脑子里出现的却是黄河在中原大地上旋出的扇面。
他很满意这次黄河救灾的部署。过去每次抢险，军队都是从一开始就在最前线。险过了，没有成灾，人们马上也就忘了。固有的弊病，问题和矛盾依然如故，越过越舒坦。军队的自我牺牲抢了弊病的险，换来了无能者的安全和错误路线继续为所欲为地害国害民。而这次，他先用种种借口拖延军队出动，使形形色色的问题大暴露，同时又不露丝毫破绽，把军队不能及时出动的原因引到地方不配合，中央不创造条件等客观问题上。他看不起有些将领不堪目睹“国家受灾”的婆婆心肠。损失几万个亿算什么，如果不让这场大水冲掉错误路线及其代表人物，别说几万个亿，亡党亡国也就在眼前了。而且，他信奉一个古老的教导──“等人快死的时候再救人”。这次军队出动得最晚，得到的民众感激却最深，新闻媒介的赞誉最高，受灾地区的拥戴最坚决，不就是这个古老真理的体现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救灾，完成了只有几个军方最高领导掌握的行动──重新部署军队。受灾地区如此广大，需要的人力如此之多，情况又如此混乱，恰逢其时地给大规模调兵找到了最好的合法外衣。现在，已经人不知鬼不晓地完成了包围北京﹑控制中原，面向南方的兵力部署。同时以救灾借口调动和囤积了大批物资。可以说，最后一步的一切都已就绪，只差往外迈了。
通过最后一道岗，进入真正的潜艇内部。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装修内部。王锋对密封条装配质量进行了一番挑剔，命令全部重装。他拨动锁定转轮，很灵活，一个手指就可以带动。他翻来复去地拨，似乎专心之致，眼前出现的却是一片旋转的子弹。那个人必须死。虽然王锋自己和“六四”没有任何关系，但他深知“六四”是军队不容触动的一个禁区，说它是原则也好，“六四”以后的建军和治军思想全部以它为核心，本质上却更不如说是一个疮疤，坚硬的痂壳一揭开就会让许多最敏感的神经暴露无疑。不错，低层知识军官里不少人讲什么“民主意识”，但那不过是脚趾头的“意识”，仅仅是“讲”。让脚趾头立正它不敢稍息，这就是军队。根本问题在于: 否定“六四”平暴，军队就将染上一个永恒的污点，一大批珍重荣誉胜过生命的高级将领就将被判为历史罪人。为了免于这耻辱，他们宁愿再杀十倍，百倍的人，何况一个人。然而，王锋没跟他们提起。该谁死谁就死，死就是了，怎么死的就让它成为永恒的秘密。一个人的死是最简单的，既不是兵变，也不是政治斗争，只是一个弄不清谜底的偶然。权力自然而然地更迭，谁也说不出什么，谁也找不到借口。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能接受现实。至于怀疑和猜测，让它们见鬼去吧，反正拿不上桌面。他没拿准事成后该怎么处理沉迪。眼下，他通过复杂的渠道安排沉迪做了总书记的保安负责人，为的是保证杀手安全逃离现场，不管现场在何时何地。除了八百万美元的索价，杀手的附加条件是必须保证他活着。只要他死在中国境内，沉迪和他谈话的录像就会向世界公布。这当然是防止灭口，同时也是逼迫“雇主”尽最大努力提供保护的手法。王锋相信沉迪能做到这一点。而一俟杀手安全出境，隐患就只剩一个沉迪。他知道沉迪不能算一个无限忠诚的部下。他甚至掌握那小子在为他筹措秘密经费倒卖导弹时至少贪污过一百万美元的证据。然而毕竟从小就在一起，当了几十年自己的小兄弟。一想到这，他心里就软软地不愿意把“隐患”一类的问题想下去。
他看了气密监视台的试验。指示板上，纵横排列的光点全是绿色，给人一种安全宽心的感觉。纯粹而美丽的绿色使他感到舒适，甚至陶醉。丁大海把水密门打开一点，立刻在指示板相应位置上出现一个令人心惊的红点，一闪一闪，像血﹑像火。
现在一切顺利，但值得担心之处毕竟很多。医生已经委婉地表示，主席的生命已无太久。老人近来已经瘫痪，许多内脏功能得靠外力维持。这次西山接见靠的是一个专用沙发，藏住那些通入他体内的仪器和管路，并用化妆给衰老得几乎透明的皮肤盖上健康颜色，免得暴露的血管和骨骼给人留下骷髅的印象。对每组被接见的人都用“感冒”做借口，只给几分钟，其余的由王锋继续。即使这样，每一次几分钟都使主席大损，使那些藏在周围房间的抢救班子盯着监测信号焦虑万分。发生过两次需要中途抢救的情况，都被王锋巧妙地遮掩过去。即使对主席最心腹的爱将，也不能让他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相。主席的威力是和主席的生命力共存并且成正比的。王锋把这一点视为关键。虽然他自信自己的能力，却十分清楚自己在军队的根底毕竟还浅，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培植起能够控制全军的羽翼，只能靠主席的生命给自己争取时间。当然，他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权宜之计。时代不同了，现在既没有古代的“忠”，也没有过去的“信仰”。主席的权威是靠长年经营起来的盘根错节的制约，是纯个人的，他无法继承。主席迟早要死，一旦失去了主席那个核心，制约也就没了，各路诸侯就将只受“野心”和“利益”支配。他虽然马上就是军委秘书长，名义上是军队最有实权的人，却除了一个区区军委警卫团，调动一兵一卒都得通过各兵种和各军区那些诸侯。他们不听你的呢? 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如果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凭什么听你的呢?
暂时，在共同利益面前，军队会团结一致。“六四”以后，军队地位不断提高。随着参政意识加深，越来越厌烦充当“驯服工具”的角色。新一代军队领导人大都在“文化革命”期间参予过军管，尝过权力的滋味，又学到了管理政权的技巧。那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经验，使他们总是盼望再次发挥。面对当前社会危机状况，他们早就认为军队该挺身而出了。所以在主席“打招呼”的过程中，他们全都表达了盼望已久的心情，并对主席指定王锋为全权代表的决定表示服从。但是，王锋对表面的笑容和巴结全不相信。多年来，他对“林彪事件”的反复研究和思考提醒他处处居安思危。当时的陆海空三军首脑全部是林的铁杆，关键时刻却不能为林放一枪一炮。使林空握有五百万大军，孤零零地摔死在蒙古沙漠上，今天，他既没有林彪的权威，又没有林彪的体系，为了不落得林彪的下场，他就更不能指望别人。
他环视潜艇指挥舱。所有的精密仪器都兴奋地闪亮。至少，他心爱的这个杰作是属于他的。他已经逐渐形成一个明确的想法: 这艘潜艇不能交出去。在他现在这种地位上，他会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让这艘潜艇无人知晓地消失在大洋深处。他也会设计一个巧妙的程序，让这艘潜艇只受自己一个人指挥。至于做什么，他不知道，但总会是手里的一张牌吧。只要一年就够了。他相信一年内他就能控制局面。如果一切顺利，这艘潜艇就会正常地交到海军去服役。但愿一切顺利。
他看了看始终用立正姿势站在一旁的丁大海。要保证潜艇服从自己指挥，关键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艇长。这个艇长不但要有极高的专业水平和实战经验，还必须不被任何部门所掌握。不管是总政治部，还是海军﹑还是舰队司令，都不能对他下命令，甚至连花名册上都没有他。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绝对忠诚。王锋从来不相信什么“天意”一类的东西，然而他有时确实对“巧合”的奇妙感到惊讶。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潜艇艇长可以说永远不会有。一个能指挥战略导弹核潜艇的艇长是被黄金堆出来的，怎么会不在花名册上? 可这个丁大海就是一个。他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潜艇学院毕业。十年艇长生涯中，档案的评价永远是三个“Ａ”。他是海军潜艇部队最好的艇长之一，仅当了两年常规潜艇艇长就上了核潜艇，后来又当上导弹核潜艇的艇长。他这样的艇长全国仅有十几名。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品格鉴定一向优良的丁大海，四年前在美国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研究生院进修时，竟为一个美国女人把同班的美国军官打得颅骨开裂，被美国法庭判了两年徒刑。当然，中国军队更不会容纳这种人，等他服完刑回国，海军已经把这个当年的骄子遗忘了。年轻有为的新艇长英才辈出。他默默地回他出生的渔村去打渔。是王锋把他找回来，让他当上代表用户的监造人。那时只是想利用他对核潜艇的使用经验，也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搜罗人才。但自从王锋产生了自己掌握这艘潜艇的想法，每当想到“艇长”这个词时，脑子里就会出现丁大海那张永无笑容的脸。
他肯定是忠诚的，王锋想。但如果命令他向他的渔村发射核弹，他会不会执行呢?
北京中南海紫光阁1号会议室
把自身命运交到别人手里，与其说是解决危机的办法，不如说办法本身就是危机。
娃娃脸的女服务员第三次掀开石戈的茶杯盖，见仍是没动一口，索性换上一杯新茶，随后端上一盘香喷喷的擦脸巾。石戈接了一块擦掉额上汗珠。她像得了奖赏，忙把空调制冷量加大一些。开会前她因为石戈忘记关门“呲儿”了他一句，那声调很像外面公共汽车上的女售票员。这个矮墩墩的光头来得最早。只他一个人，那么普通，丝毫没有掌握权力者的威严，也不像后到的那些头头脑脑，前呼后拥一大帮。所以她把他当成了一个生怕迟到的跟班，第一次能进这里的土老帽。假如他风度翩翩，机智幽默，显得平易近人，也许她会把他当成自己人，可他对人视而不见，一副若有所思沉默寡言的穷酸相。放跑了冷气，温度达不到标准是她的失职，她当然不会对他客气。可是很快发现不像那么回事，陆续到的头头都跟他很熟，连最后入场的总书记和总理也跟他握手。女服务员知道大头头里肯定没有“石戈”这个名字，在对话中只能听出他领导一个什么“十六号机关”。那是个什么机构，她猜不透，但开会中他一发言每个人都竖耳朵，这一点她能看出。她为自己刚才那句“呲儿”害怕极了。虽然他当时连声道歉，可老资格的同事都说大人物整人从来不露声色。
石戈经常来这里，即使来得再多，也很难被服务人员记住。除了模样普通，这回又换了个光头，还有他实际上不能算是一个“官儿”。本质上，他跟坐在后排的那些跟班的一样。他只是一个专家，专门负责处理紧急状态，制定和实施应急方案。所谓紧急状态，就是“危机”的好听一点的别称。不过这些年，紧急状态已经不是一种特殊状态，也难以归到某类分工里，几乎所有工作全被紧急状态牵着鼻子走。他的职权范围因此不断扩大。领导的工作班子也从一个小组发展成现在三百多号人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所”。工作范围从应急扩展到预测，包括事先估计可能发生的危机和储备相应方案。研究所对外只按门牌号称做“十六号机关”。他以这个神秘身份参加过多次处理危机的指挥，有时权力可以相当于副总理。然而对外几乎从无他的声名。每次危机过后，他就回到研究所。在中国式的等级序列里，只定为不带“长”的“副部级”。
黄河流域大面积暴雨天气近日已转为晴好。洪水减退。救灾组织都已投入全力运转。加上几十万军队的力量，黄河大堤决口处已全部堵死，灾情停止蔓延。大水虽然还淹没着广大地区，随着疏导﹑下渗和蒸发，正在不断消退。政府的当务之急已从抗洪转到安置灾民和重建灾区之上。今天的会议由三个国家级智囊机构拿出各自的方案，互相评价，供最高领导选择。除了十六号机关，还有中央政策研究中心和农村发展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级别﹑资历和规模远超出十六号机关，到会人数也多，但发言最多的是石戈。
对损失程度的估计，三个机构基本认同。遭这次黄泛破坏的城市﹑企业﹑油田﹑水库﹑铁路，居民生活等，以当前的通货膨胀率计算，至少损失十二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对水灾将产生的连锁影响，彼此看法却有很大区别。那两个机构着重经济后果，石戈首先强调的则是流民对社会的冲击。
“……初步估计，这次黄河水灾造成的灾民有一千九百多万。他们的住所﹑土地﹑财产全部被毁，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必然向未受灾地区流动。但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供养这样一支乞讨大军，在饥饿逼迫下，灾民很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哄抢。现在正值收获季节，哄抢现像已有发生。而被哄抢的对像一旦颗粒无收，无以为生，就只有也加入流民行列，再去哄抢别人。这种涟漪将会很快地传递……”
“为什么你就断定灾民只会抢，而不是生产自救? 我们过去遭受过多次自然灾害，也都解决得很好嘛! ”说话的是中央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这种评价方案的会议允许当场质疑。能看出副主任对石戈有种不太掩饰的不以为然。
“过去国家有粮食，而现在没有，这就是关键的区别。这些年生态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抗交公粮。我们现有的储备保障城市居民当年供应还有欠缺，不可能再养二千万灾民。而只要没有粮食吃，生产自救无从谈起。曾国藩总结: ‘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大规模哄抢不仅破坏当年收成和分配，更严重的威胁是对于下年生产。社会一旦失去秩序，劳动成果失去保障，就成为对生产力的致命打击。下年就将更难，饥民更多，哄抢也就会更严重。如此循环，陷入共振，有可能导致社会产生大动乱……”
“我们不是腐朽的清帝国，现在的灾民也不是太平天国﹑白莲教或者捻军。我们有组织，不会放任自流。”农村发展委员会主任插了一句。
总书记一直没说话，有时起身来回走，有时扶着椅背站一会，偶尔用粗大的红铅笔写几个字。他脸色阴沉。每个数字都像一颗煞星，三个机构一块往外甩，这么一会就把一个愁云惨惨的天空笼罩在他头顶。相比之下，陆浩然倒显得无所谓，坐在宽大沙发里，两手交叉置于丹田，眼睛向上，像是在调息。
“……引起清朝大动乱的原因除了社会制度不公平和政府腐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就是大量人口过剩。”石戈接着说。“所谓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教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由此使乞丐，僧道等次生社会集团勃兴，帮会组织兴盛，流氓﹑匪盗﹑娼妓等芸芸众生弥漫全社会，形成动乱产生的土壤。这在本质上是人口与资源的失衡，而这种失衡最敏感的表现就是粮食短缺。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严重性已超过太平天国时期。至于我们的农村组织，从土地承包﹑公社解体后就等于名存实亡。别说无法阻止饥民流动，更可能的是在两千万黄河灾民的冲击下，引发全国农村的两亿四千万隐性失业人口大流动。最近几个月，仅仅是传闻中的黑龙江中日经济合作区就吸引了一千六百万人向黑龙江流动。正式公布协议后，估计又有三﹑四千万人开始上路，举家迁移。随着黄河水退，被困的灾民可能将有相当一部分加入这个行列。另一个迁移方向是东南沿海各省，尤其是广东﹑福建﹑浙江，几年累计已有四千万人涌入。最近可能马上掀起一个新高潮。以往的流动还带有秩序性，遵守法律，而灾民的流动首先冲击的就是秩序和法律。这种流动就像洪水一样，破坏性非常大，所过之处，法律秩序无存，连锁反应难以预料，搞不好也许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会像你渲染的那样脆弱，被一个小小黄河打倒在地吗? ”有人不屑的反问。照理在场的都是专家，不该有这种语言和口气，也许这只是为了总书记的脸色而发。
“……不错，我们国家是很大，可是一个巨人走钢丝，一个小拇指就能使他跌下去，钢丝就是我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我国国土资源承载极限的临界，而黄河就有可能是那个小拇指。极限之内和极限之外也许只差一个小小的‘1’，却会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样的逻辑不是没有可能存在的: 黄河水灾造成粮食短缺，流民哄抢造成农业萎缩，农村拒绝交粮造成城市饥荒，最后导致国民经济崩溃，政治动乱接踵而来，社会冲突……”
总书记挥了一下手，打断石戈。
“还是谈解决方案吧。”
虽然总书记的声调没露出什么，却连娃娃脸的女服务员也能看出他的不快。石戈把半截话咽了回去，端起茶一饮而进。这回女服务员可没有马上给他添水。
关键是钱和粮，这一点看法一致。即便对石戈的渲染不以为然，但对控制两千万灾民，防止他们变成流民甚至流匪，也是其它两个机构的共识。做到这点唯一的武器就是粮食。具体办法是对留在家乡的每个灾民，国家每天免费发放三百克到四百克成品粮。这点粮食虽然不多，却能使人活下去，并且逐步重建家园，胜似朝不保夕的流浪。这样保证明年春天恢复生产，秋天就可以收获新粮。也就是说，国家至少要免费供应一年粮食，才能最终稳定住这两千万人。大致算起来，共需六十亿斤粮食。同时，消除水灾损失需十二万亿人民币。如果根治黄河，还需三万五千亿元。那么解决方案归结到一点，其实只是粮食和钱怎么来的问题。粮食只能靠进口。这些年世界人口爆炸，生态恶化，粮食日益恐慌，能出口大宗粮食的国家只剩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粮价飞涨，六十亿斤粮食至少需要三十五亿美元。这笔外汇国家无论如何拿不出。重建所需的十二万亿人民币同样毫无来源，除非开动印钞机，那会使通货膨胀率从现在的三位数变成四位数。根治黄河根本别想。可大堤这次被冲得千疮百孔，明年再决一次又怎么收拾? 后年呢……
农业发展委员会主张在日本人身上打主意，很快被否定。“包”出去一个黑龙江，现钱一分拿不到。经营税要等日本接管一年以后才交。转到日本名下的一千四百七十亿美元外债有近一千一百亿是欠日本的。石戈很怀疑这笔债务跟承包黑龙江省之间有一种长久安排的隐秘联系。眼看中国还不上钱却一直慷慨解囊不符合日本式的算计，除非算计的就是让你还不上，最终用日本想要的东西抵押，东西一到手就不会让你再占便宜，这几天日本舆论转向叫嚷吃亏就是得了便宜卖乖，明告诉中国别再伸手了。
冷场片刻，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年轻研究员开口，首先一再强调谈的是“个人意见”。这种方式一目了然。政策研究中心的正副主任默不作声。做为一个机构不好说的话让“个人”说，头头不好说的话让下边说，年长的不好说的话让年轻的说，搞这行的人都清楚。研究员口才相当好，逻辑清晰，论据充分。他从当年的“六四”事件谈起，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六四”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国际投资失去信心，不信任中国前途的局面一直未从根本上扭转，进入中国的外资多数只实行短期战略，随时准备撤脚。自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了孤独的堡垒，独自承受西方阵营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用种种方式对中国进行刁难﹑限制，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海外华人对大陆政权失去信任，巨额华人财富难以调动，常常只能眼看着流入他人之田。香港收回后人才和资金的外流如决堤洪水。最近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取代国民党上台已成难挡之势。台湾资金纷纷转向东南亚。而国内民心因“六四”背离，并未象当初期望的那样“淡忘”，所有敌对势力都把“六四”当成永不过时的挑拨煽动口实。怠工成为侵袭社会肌体每个细胞的癌症。抗上闹事层出不穷。拋弃祖国迁居异邦一直许多青年的最高理想，连出口劳务的工人都把外汇存在外国银行。研究员做了个大致估算，且不说对政治﹑外交﹑社会﹑民族等方面的影响，仅仅经济损失一项，至少就达数千亿美元。
“……假如没这笔损失，我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就远不会到今天的地步。也许还会相反，完全是另一番景像。”研究员把眼前的资料和表格推开。“但是历史不容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假设，它只给我们眼前的机会。中央领导告诉我们这些当参谋的没有禁区，什么主意都可以出。现在，什么主意都没有了，就逼出了这最后一个主意。再声明一次，完全是我的个人想法: 我们能不能在因六四而导致的巨大损失里挽回一些，用来对付黄河造成的灾害呢!怎么挽回? 我是搞经济的，不太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但我至少知道，如果我们给六四事件公开平反，不光可以换得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与国内民众拥护，而且能立即兑现成大量金钱援助和物资捐赠。西方国家已经多次表示过这个态度。现在正临我们遭受灾害，更会促使他们全力以赴援助我们。我认为，只剩这一条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燃眉之急。至少在钱的方面，再没有别的途径。我的话完了。”
戴上那么大的帽子，实质的话就几句。其实只要一句就够了: 为“六四”平反。这么多年从未有人在正式场合公开提过，然而会场上没人惊讶。在场的人都清楚，这不是爆炸性的，也不具有突破意义，只不过是选择这个时机以“个人意见”的面目拋出一个酝酿已久的最高决策罢了。政策研究中心一直在按总书记旨意秘密筹划实施这个行动。现在只是正式挑出旗来。如果一切顺利，这个“个人意见”就将按部就班地演变成中央决议，也就成为历史现实。奇怪的倒是陆浩然的超脱，他无动于衷地照旧“调息”。
“我也只从经济角度谈。”石戈打破面临重大时刻的全场静默。“六四平反可以兑现成金钱和物资，问题是有多少? 态度和签署支票之间还相距无数环节。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态度上。西方国家给当年的东欧以及后来的独联体许诺也很多，兑现了多少? 说西方会全力以赴援助我们未免天真。就算认可这种天真，中国不是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也不是乌克兰甚至俄罗斯，全世界加到一块也未见帮得起。尤其我们要的不是计算游戏中那些无形的幻想数字，而是扎扎实实立刻就能摸得着的三十五亿美元粮食，相当于一百六十亿美元的重建物资和四十七亿美元的治黄费用，马上就要，一天也不能耽搁! 我们能把立脚点放在一种等人施舍的一厢情愿上吗? 把自身命运交到别人手中，与其说是解决危机的办法，不如说办法本身就是危机! ”
年轻研究员轻蔑地瞥一眼石戈。
“我以为现在不是谈自力更生原则的时候。问题是除了国际社会，我们从哪能得到这笔钱?就算国际社会给不了多，国内却一分也拿不出。不管怎么说，少总比无强。”
“石戈同志，谈谈你的方案。”开会以来，陆浩然第一次说话。
女服务员发现，这位一眼不看其它人的总理倒好象对石戈发生了兴趣。她马上给石戈添了一杯水。
“国内有地方出这笔钱。”
人们同时瞪起眼睛。
石戈停顿一下。
“军队。”
眼睛们画出无数问号。
“我们每年的军费开支相当于目前的八万五千亿人民币。其中外汇约合三十亿五千万美元，这笔外汇购买六十亿斤粮食已经差不多。除此之外，挽回水灾损失，再加上根治黄河，两年军费也全够了。而后，每年有这额外的八万五千亿用于发展经济，我们一下就活了，许多难题迎刃而解……”
“等一等，什么叫‘额外’的? 照你这么算，军队花什么钱? ”中央办公厅主任问。
“军队不必花钱了……”石戈看了看吊灯上一个刺目的反光点。“军队解散。”
所有的眼睛都瞪圆了。石戈加快语气，似乎怕人们叫喊起来打断他。
“供养军队的目的是保卫国家，防止侵略，然而对于中国，是不是还真地存在这种威胁? 我们的人口已经饱和，再无别人可以插足的领土，也不存在可供掠夺的剩余资源。我们的十三亿人口﹑拥挤的空间和贫穷本身其实已是最好的防身武器。若有谁想占领这个国家，谁就自己陷入一个无边的沼泽，背上一个能把它压得喘不过气的包袱。我想不出世界上哪个国家能有占领中国的能力，那么我们每年花八万五千亿元的代价，养一支昂贵军队意义是什么，到底值不值得? 尤其在人民生计和国家安定都无法解决的时候。有人会说，南中国海不是正在几国相争，强弱对比全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大小吗? 不错，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什么的可能想占领南沙几个小岛，但那几块珊瑚礁就值得养一支几百万人的常备军吗? 哪怕那下面真有一个大油田，每年用八万五千亿的军费去争夺，算起帐来也是得不偿失。的确，西藏新疆有人在搞分裂，但我们若不是用花费八万五千亿的军队威吓他们，而是用这八万五千亿去搞建设，对防止分裂远可能更有效。何况以国内现有的一百多万警察，已能提供镇压分裂的力量。反过来说，即使真发生了侵略战争，我们组建临时军队，打人民战争不见得不能保卫自己。当年的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全以焦头烂额的撤退而告终，而中国却是越南﹑阿富汗的一百倍，能让全世界军队都在这十三亿人口的汪洋大海里淹没。实际上，无防卫的防卫可能正是最安全最有效的防卫。比如说，拥有核武器可能恰恰会成为招致核武器打击的原因，庞大的常备军隐藏着政变和军事独裁的隐患。如果我们主动全面放弃军备，销毁全部核武器，宣布永不战争，我们将在世界获得最大的赞扬和尊敬。我们没有失去安全，却每年多得八万五千亿元。有了这笔钱，眼下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使我们就此摆脱危机，进入良性循环……”
“一向听说石戈同志语惊四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中央办公厅主任突然诙谐地插了一句。全场哄堂大笑，久久不绝。
总书记没笑，他不发火已经算宽容了。
陆浩然也没笑。他更为仔细地打量窘迫的石戈。
娃娃脸的女服务员表面没笑，心里却乐了。她看得出场上多数人是在嘲笑那个光头，把他当成疯子或傻瓜。别看表面上他们对他亲亲热热，内心原来却是另外一回事。得罪这样一个人没什么了不起，她心里顿时轻松了。
黄泛区
既然终将毁灭，既然只有毁灭才能新生，哪就让毁灭尽早降临吧。
夕阳多美啊，欧阳中华疲惫地想。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衣不蔽体的话，到像是仙境一样美丽呢。
金晃晃的水无边无际地伸展，在扁而柔软的夕阳下如凝结了那样庄重。露在水面的树尖﹑房脊像金棋盘上的棋子，默默排列着神秘阵势，让人感到蕴涵着无限玄机。
他掬起金晃晃的水浸一把脸，又像每天一样开始在天黑前巡视这片“领地”。黑密胡子覆盖了他的下巴和两鬓，长头发粘成一络一络。他光着上身。裤子已看不出原来模样，只有系着疙瘩的皮吊带上露着块法文铭牌。然而高不可攀的尊贵气质却一如既往，使他鹤立鸡群。无论走到哪，人们都恭敬地叫他“城里大哥”。
已经六天没下雨了。大水开始消退。原来这片高地露出水面只有一个蓝球场大，现在快有三个足球场大了。高低起伏，有“半岛”，“山谷”，也有“河湾”。这片“领土”上共有五十九名男人，三十七名女人，还有十五名儿童。由于这一带决口是在夜间，多数男人直到现在也只能在下身围点东西，而妇女全靠他这些天打捞的衣服才逐渐遮住身体。
人们围到岛子中央去了。一个人跪下，全体就随着跪成一片。傍晚，欧阳中华还没把橡皮艇划靠岸，就看见了那个在最高处用泥巴﹑石头和树枝塑起的形体。人们欢欣地告诉他，那就是他让他们崇拜的“美”。要是几天前，他会一脚踢倒那个虽然没有五官四肢却让人一下就想起土地神阎王爷之类的恶心偶像，今天却连一句话也没说。他想起那个去教导土人吃东西前要说感谢主恩赐食物的传教士，当土人终于学会说这句话时，随之而吃的却是他的肉。他明白这就是头了，试验结果已经出来，从来没有过高期望，以后就什么也不必再想了。
中国的绿色和平思想最初是从西方学到的。以生态灾难的警告为起点，反对追求无限增长的工业主义和沉溺物欲的消费主义，主张人类自我控制，尊重脆弱的地球和其它物种，重新建构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管在中国还是世界，许多人认为绿色思想指出了人类社会弊病所在，描绘的出路却非常软弱而不明确。一旦放弃有史以来始终如一的创造和消费物质财富的人生主题，是不能用几个空洞的“和平”﹑“灵性”﹑“回到自然”之类的词汇就填补得上的，也不是能用“道德”﹑“克制”﹑“自我约束”一类收敛性词汇就让人满足的。与之相应的，能取而代之成为永恒未来人生主题的是什么? 除了物欲以外，人类还有没有具有同样张力，能不断激发生命迸发而一代代永不枯竭的新的内驱力源泉呢? 欧阳中华在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精神人》里指出: 有，那就是“美”。他主张用精神审美取代物质消费的生活主题，把人类内在追求的欲望和潜力从物质世界转投于精神世界。他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精神，因而从物质人变成精神人﹑从物质型生活转到精神型生活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必然。与今天的经济型社会相区别，他把未来社会称为文化型社会。精神追求不受资源限制，因而不存在增长极限。未来社会将把人类物质生活保持在一个与生态﹑资源相符合的“温饱”水平，而把永无止境地持续提高人类精神生活水平当做社会的主要目标。人类追求不断进步的需求将在新社会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这本书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使欧阳中华成为国际名人。他的理论成为绿色哲学的一块重要基石，也成为国际绿色运动的纲领之一。许多新理论以此为基点产生，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尤其在如何从物质人社会向精神人社会过渡的问题上，许多观点截然对立。欧阳中华一直沉默。他的身分已不宜随便发表意见，拿出来的必须一鸣惊人，无懈可击。黄河决口似乎正是他等待的一个时机。他立刻背上橡皮艇，搭上一架救灾直升机。到哪并不重要，只要四面有水，水中间有一群隔绝的人，政治﹑经济﹑社会的手全都伸不到，他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无菌试验盘。”
有了那个偶像，人们拜起来就对劲儿多了。往日那种面对虚幻的不自在和陌生感一扫而光。男女老少踏实地跪在偶像周围，热诚地磕头许愿，争相诉说，嗡嗡响成一片。一个老妇人尖声唱着呼唤观音菩萨。偶像前插了许多代表牌位和香烛的树棍。肮脏的脊背起起伏伏。
等待几十亿物质人自发转变成精神人是欧阳中华最不愿接受的观点。那要一千年，甚至一万年。到那时再实现绿色，地球早已被毁掉一百次，连一棵绿芽都剩不下。他也不能容忍一生努力的结果要寄托给茫茫后世。既为一个理想献身，只有亲眼看见结果才有意义。然而“等待”和“后世”却似乎最现实，尤其对中国。谁有办法把精神贫乏物欲横流的芸芸众生在一代之间催化成精神人呢! 他对这种想法虽然蔑视，在另一个极端，却又热切盼望真能一蹴而就。他知道跟老百姓谈哲学根本没门，唯一可以利用的也许只有他们古老的群体潜意识中的宗教渴望。历史证明宗教在建立和改变人类心理结构方面有特殊力量，愚昧的物质人在宗教光晕下确有脱胎换骨为精神人的先例。他试着把绿色生活原则和审美人生主题演化成宗教形式。假如这种“绿教”能以大宗教那样的规模迅速扩展，改造芸芸众生是否可能? 绿色原则大都是古老真理，在所有宗教中几乎都有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清心寡欲﹑知足而乐﹑分享﹑节俭﹑积德，睦邻和热爱自然等更是再绿不过。宗教意识本身做为审美追求的最高层次之一，再没有比它更适合做为绿色未来与大众百姓之结合点的了。
开始他曾受到鼓舞。在这种生死渺茫的环境里，灾民的宗教情绪一点就燃。然而当他反复说明“绿教”没有神，没有来世，没有升天，不需要仪式﹑和尚道士，也不需要磕头烧香的时候，就怎么也深入不下去。灾民以畏葸献媚的方式与他僵持，终于突破他做为“立教者”的权威，弄出了这个偶像。虽然也用草皮树叶贴成绿色，虽然他们把它叫成“美”，可在狂热的膜拜中，叫的却是从“玉皇大帝”到“关公爷爷”，还有人叫出的竟是“毛主席”。这偶像是最后一块砝码，使天平彻底定位。他明白了，宗教意识虽然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但对物质人，最终不会成为精神审美，依然囿于他狭隘的功利愿望，为保佑现世，为死后上天堂，或为来世投好胎得好命。他们懂得眼前的大水是报应，惩罚他们忙于挣钱，忘了敬神。神是明确的，一还一报，赏罚分明。“美”是什么，他们却搞不懂，也无从产生敬畏之心。
太阳被地平线吞没，凉气一下便升起了。白雾从水面上悄然凝聚，精灵一样飘来。欧阳中华想起北京，陈盼那个温暖的小窝。
出发前，陈盼说他一定会成功，他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他从不像陈盼那样把“人民”二字奉若神明。与其说他来求成功，不如说只是求一种证实，以使自己问心无愧。如果物质的“人民”不能转变成精神的“人民”，世界只有毁灭。他做了努力，虽然他早就认为毁灭不可避免。如果说以往这种认识还只是对客观趋势无奈而冷静的推测，那么在黄水包围的此刻，则显露出另一种新的意义。毁灭和绿色未来携起了手，连结着那两只手的是死亡。在死亡中，他看到了把握未来的点……
“城里大哥，该吃饭了。”那怯生生的声音像每天一样来到身边。
姑娘小心地捧着一把出芽的麦粒和一块空投饼干。拜神已经结束。人们排着队从最老的那个男人手里领自己的晚饭。第一份照例先送给欧阳中华。
欧阳中华用草帽接下了。姑娘没有马上离开。她有多大了? 他始终没问过。十天前，他从一座快要倒塌的房架上把她救下来，他以为她只有十四﹑五岁。现在，她那对在小背心下鼓起的乳房那么丰满，他相信她总该有十七﹑八了。
“城里大哥……我没跟他们去磕头。我看着太阳……我真地感到了你说的: 美，就在我心里……”姑娘眼里泛起泪光，突然扭头跑开。
欧阳中华深吸一口潮湿的空气。一个灵魂尽管只燃起小小的火苗，也能烫得人心头耸动一下。她能证明什么吗? 他有些不安。证明她的乡亲们能转变? 证明他们不该死亡吗? 不。他无声叹息。她只是黑夜坟山的一星磷火，照亮不了黑夜，只能随黑夜而消失。
他舀了半饭盒水。想起水中飘浮的那些尸体就隐隐作呕。最后一片净水片被捏碎扔进饭盒。细密的气泡从水底急速升起。他后悔药品和净水片带少了，可即使再多，也不够这么多人，何况还有其它高地上的灾民呢。
他开始机械地咀嚼麦粒。这几天逐渐失去了饥饿感，但他知道必须把这些如同木屑的东西咽进去。每天，他划着橡皮艇在淹没的村庄上飘泊，挨门逐户地潜进水里，从被泥沙掩埋的缸里囤里掏出这些失去了味道的粮食。靠他的野外生存知识﹑勇气﹑药品，靠他的橡皮艇和一身游过长江﹑黄河﹑莱茵河和大西洋的游泳本领，还靠他的威严，玄若天机的说教，他成了这一带灾民的救星，传说中的神和至高无上的领袖。他建立了“部落”﹑分配制度﹑劳动组织﹑秩序﹑甚至法律。十几天来，他那本厚厚的防水笔记本剩得越来越少。试验重点已逐步从“绿教”转到在毁灭中求生存的组织和方式上了。
他曾是一个颇为走红的小说家，投身绿色运动后便放弃前途无量的文学创作，只写理论著作了。然而文学之火仍然时时在他心中燃烧。无论用多么逻辑性的语言做记录或分析，他眼前出现的却永远是带着颜色和激情的图景。无边的黄水在白色阳光下粘稠地伸展。老鼠在露出水面的大片高粱穗上跳行。抢捞浮财的盗贼枪口冒着青烟。一船船刚剥下的死人衣服。泡胀的尸体白发糕般变软腐烂。今天，他看见一只来游览的船。没遭过水灾的城里人一看见尸体便兴奋地大呼小叫，嚼着口香胶使劲照相。一个小伙子问他撸了多少块表。他咬牙克制着才没有把那混蛋掀下水。他发觉环境刺激使自己有了过多情绪化的东西。每当他划着橡皮艇给各个高地的灾民送去水底捞出的粮食时，那些可怜的人们围着他欢呼甚至跪拜，太平天国的诱惑就不断从脑海里升起。他相信如果他把自己宣布为“绿教”的神，举臂一挥就能拉起一支百万灾民的暴力大军席卷天下。若在一百年前，他会毫不犹豫地揭竿而起。但是现在，他只能在心中感叹。时代已经不需要草莽英雄，那种肚子逼出来的大军只能暴烈一时。在他的生命中，义薄云天的侠客豪情必须让位给为人类挑起指路明灯的哲学思考，唯有把一腔滚烫的血强咽下去。
他只能想，只能写，至少是现在。他不能与那些民主战士去分夺风采。翻案也好，民主也好，谁上谁下，党派宪法，都是“炒锅”里面的事。整个锅都要被砸烂了，都要被烧化了，忙着在锅里去抢几颗豆子又有什么意思呢? 历史要的是在升腾的烈火上安置一口新锅，把人间的一切重新铸炼。他明白，历史已经给了他这个使命，那口新锅将首先产生于他的大脑。毁灭来临之前做不好这口新锅，一切就将在烈火中永恒地化为乌有。
光线已暗淡得看不清笔记本上的字。一弯细细的月牙在水面升起。他看见男人蠕动的脊背，女人高举的腿，东一处西一处在微光下闪烁的皮肤。随着天气好转，体力恢复，这几天男女乱交的行为越来越多。他对此不干涉。在他的笔记本上，详细记载的观察分析表明，乱交有利于目前这种部落生活的融合﹑协作和稳定。相反，凡是夫妻同时在高地而不参与乱交的，都有明显的离心倾向，自私﹑算计，被集体排斥。
他准备好好睡一觉，明天要划一整天的桨。他要回去了。新的理论已经在头脑里燃烧。他要赶回到北京的书斋奋笔疾书，回到陈盼的床上，回到咖啡﹑香水﹑电器与音乐的世界。这里的人将自生自灭。既然终将毁灭，既然只有毁灭才能新生，那就让毁灭尽早降临吧。促进毁灭就是推动历史进步。既然他们终将死，既然只有物质人的大灭绝才能为精神时代开辟道路，这些人的死就有了一种冷冰冰的命定，救他们就成了和历史背道而驰。他打了个哈欠。
“城里大哥! ……”一个女人闷着的喊声从水边坑洼处传来。
他起身迈过迈过各种形态的性交者。
两个男人按着那个送饭姑娘的手脚。另一个光光的男人正在往她身上爬。
“你们放开她。”他说。
三个男人吓得立刻站起。
“如果她不愿意，你们没有权力强迫她。”
中间那男人双腿打颤，阴茎抽得小小的。
“你们走吧。”他挥了一下手。
地上的姑娘抽泣着。赤裸的身体在黑暗中像只白羊，只有两腿中间的三角区朦胧一团。
欧阳中华扶起她。她紧紧抱住欧阳中华。
“……我还是个姑娘……我只给你……”她失声哭诉，像片树叶一样簌簌发抖。热的泪流在他胸上。
他的手沿着她的脊背向下抚摸，停在那圆润滑腻的臀部上。他看向月牙，看向土地上沉溺在交媾中的男男女女。他想，生命死了许多，还将再死更多……
北京
仅靠一个“逐级递选”就能改天换地，一百个字符就能把复杂万千的世界重组经纬，怎么也让人有说梦的感觉。
陈盼烦透了，虽然她经常受滋扰，已经练出一套“标准程序”，几句话就让多数纠缠者灰溜溜地走开，可架不住一会儿一个。从十八九岁的小流氓到白了头发的老花花公子，全用不是看正经人的眼光色迷迷地打量她。一个精心打扮的女人独自在公园里盘桓，很难不引起男人的非份之想。陈盼后悔穿这件水绿色的丝绸旗袍，过于柔软合体，衬托出来的东西太多。可欧阳中华教她要打扮得迷人。“这是你的武器。”他说。“你让我出卖色相! ”她当时撒娇。“只有相，没有色。”他搂着她，咬她的耳朵。“你的色只给我……”
天很阴，中山公园里的高大古树在灰色光线中像没有生命的布景，纹丝不动。欧阳中华让她见石戈，却不许专程拜访，只能“偶然相遇”。他常有这种令人费解而且似乎矫情的安排。不管多古怪，陈盼全都照办。她清楚欧阳中华对身份的注重，尤其和权贵打交道，绝不能有“求”或被“施恩”。秘书也得遵循这个原则，何况她还是他的情人。这使有些原本简单的事复杂了了许多倍。欧阳中华已经走了这么多天，她仍然没见到石戈。这个人似乎永不给人“偶然”，全部活动和程序都在硬梆梆的“必然”中。她在那个没有出入证连苍蝇都飞不进去的十六号机关外边连续等，直到感觉自己像个没人要的妓女，遏制不住地想放一把火把他烧得屁股冒烟跳下楼。他凭什么睡觉吃饭一切全不出来!
“……百字宪法! 请看百字宪法! ……”一个孩子举着传单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一元钱卖一份。今天一早，北京到处出现这份传单，贴的，撒的，塞在各家信箱里的，还有成千上万孩子到处叫卖的。谁都以为“百字宪法”出笼前会大做一番文章，然而却无半点张扬，突然就无声无息地撒遍全城。
陈盼来的路上已经看过两遍，惦着今天的"偶然相遇"，没往脑子里进。此刻她又买了一份，不知还得等多长时间，也许再看一遍能看出点名堂。传单一面印着“百字宪法”四个隶书体字，另一面用大号字印着正文:
第一条各社会组织各级领导人均以n﹙注﹚为基数逐级递选。以三分之二多数当选。任期不限。可随时罢免。
第二条兼有多种组织身份者在各组织均有选举权。
第三条协助履行公务的权力委让人由领导人任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3≦n ≦9
她一边读一边数字数。所有读的人都做这件事，几乎成了这传单引起的第一反应。人们数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正文中的字只有八十三个，加上注释有九十个，如果把所有符号都算上，括号的左右两弧各算一个，连正文与注释之间的一横也在内，才有一百个。人们对这种勉强凑出的一百首先失掉信赖。陈盼倒是对能凑上一百产生不信任。一个与文字游戏相关的东西值得认真对待吗? 全文内容淡而无味，不知所云，毫无震动性和冲击力，与原来自觉不自觉被挑起的期待相去甚远，似乎仅仅是一种选举规则，尚未展开，却又加上“三分之二”“3≦n ≦9”这类小气的细则，与“宪法”二字相称的那种堂而皇之的权威性﹑原则性和严肃性全然没有，也缺乏能使人肃然起敬的法律色彩。但就是这个玩艺儿，曾被鼓吹成“根本大法”中的“根本”，“一通百通”中的“第一通”，能发育出一个“全新社会”的“细胞核”，让人翘首以待，结果不免产生被耍弄的感觉。
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智商低，然而要是就此而说“百字宪法”的炮制者智商低，陈盼也不能下这个结论。“百字宪法社”处处表现不俗，在这个核心上突然变成低能者不符合逻辑。她不能确定石戈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但她已断定他是个含而不露的人物。“百字宪法”是不是同样外表不打眼，里面却有深意呢?
一个男人在陈盼脚上绊了一下，做出夸张的踉跄。
“我不要你道歉。”男人先发制人地故作豪爽，满嘴酒气，一屁股坐到陈盼身边，紧挨上来。浓黑的胸毛蔓延到喉头，一看就是个蛮横的家伙。
“该叫你小姐还是太太? 你有丈夫我也不在呼，我……”
男人一下噎住。一个警徽在陈盼手里轻巧地转动一下，又同样轻巧地送回银灰色手袋。这个过程只有半秒钟。男人连噎着的那口气都没敢往外呼就逃一般地溜掉。
陈盼很满意。这是个警界朋友送的。她第一次试。周围那些原以为她是个专招外国人的“高等同行”而妒火中烧的暗娼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又在高高低低的鱼缸之间转了一圈。这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已经记不清，“偶然相遇”仍然没发生。那个混蛋到底会不会来? ! 她几乎要骂出“他妈的”。“绿协”的几个义务“侦探”说他今天一定会来看这个鱼展。为了跟他家那个看一切人都像小偷的老保姆套关系，他们可费了不少劲。“他答应一万的事从不会不做数! ”这是老保姆的话，据说那口山西腔调斩钉截铁。她现在饿着肚子继续把“妓女”或是“便衣”当下去全靠这个“一万”，或是“一丸”，也可能是什么见鬼的“一碗”了。
几个孩子争先恐后跑进公园。一人抱一摞小册子，自动按不同方向分散在人群中。“……‘百字宪法详析’，一目了然的分析解释……建立逐级递选制的构想……请看! 请看! 刚出印厂……”清脆喊声此起彼伏，在半死不活的人群中凭添一股生气。陈盼买了一本，十元钱。
她觉得北京这么大的孩子好象全在为“百字宪法社”当小跑腿，把他们的观点术语叫得滚瓜烂熟，动力当然是钱。“百字宪法社”从一开始就把小册子和传单免费发给孩子。孩子们随“行情”自己定价。正值放暑假，赚多赚少都是一份收入，通货膨胀重压下的家庭预算也能得到一份补贴，孩子有干劲儿，家长也支持。看上去让人掏钱会影响传播，实际满街扔的倒不一定有人看，掏钱的却一定不会让钱白花。孩子闲不住的腿和清脆的童音把每份印刷品最充分地散布到所有角落。政治观点和孩子结合在一块，首先就容易争取到同情。“人阵”“民阵”几次想阻截“百字宪法社”的宣传品，却无法对孩子下手。而孩子的父母亲属却由此拐着弯地受了影响。从长远看，孩子是未来，今天为钱，潜移默化留下的政治观点却可能是明天的种子。利用孩子，不能不说是一举几得的天才发明。
陈盼重新在长椅上坐下。两腿累极了。长椅在露天鱼展旁边，随时能发现“偶然相遇”的对像。她没心思从头看那本刚买的《详析》，跳跃着浏览，看看那三条说的到底是什么。
关键是第一条。“详析”首先阐明“逐级递选”是核心的四个字。所谓的“百字宪法”全部意义就在于确立了一个逐级递选制。条文本身为了严密和普遍适用，只考虑逻辑，叙述死板，绕弯较多，不易使人一下想透。实际举例说明便显得很简单。比如n名工人组成一个生产班组。他们以三分之二多数选举班长。n 个班组组成一个车间。n个班长以三分之二多数选举车间主任。以此类推，n 个车间主任选举厂长。n 个厂长选举公司经理……这就是逐级递选的过程。n 限制在不少于三人不多于九人的范围内。《详析》解释: 根据人类生理的信息负荷能力，当n为五至六人时，彼此间可做到信息的完全交换，也就是每个人都能向他人充分表达自己又能充分了解他人，由此构成最佳选举范围，同时构成领导人能够最充分管理直接下级的范围。考虑实际情况复杂万千，不可能把n 定成死数，因而设定一个限制范围。全社会逐级递选，直到n个大区首脑选出国家最高元首。n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由于n的范围比有史以来任何选举范围都小得多，因而就无须规定选举时间，也不必由专门机构召集选举，哪怕驻在各自首府的n个大区首脑彼此远隔千里，现代通讯手段也可以把他们在几分钟内联系在一起。选举人可随时以三分之二多数选出新领导人，同时罢免原领导人。而只要不被罢免，领导人就可以无限期地在位任职。
如果把选举看做任免，逐级递选制正好把专制社会的任免方向颠倒过来，把每一级下级由上级任免变成每一级上级由下级任免。这是一个奇妙的颠倒，陈盼想。至少在理论上，原来最底层的老百姓站到了过去皇帝的位置，成为赋予和传递权力的源头，任免的起点。然而皇帝任命的是总督﹑巡抚，逐级递选中的老百姓任免的只是班组长﹑村干部，二者能相提并论吗?
第二条一目了然。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兼有多种组织身份”。陈盼算了一下自己: 1.中国公民；2.北京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系副教授﹑试验室主任；3.中国农业科学学会理事，北京分会副会长；4.绿色拯救协会书记处秘书组组长；5.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6.翠微园居民委员会第17居民组居民；7.“灵魂纪念馆”的股份持有者……所有这些组织全实行逐级递选制。她在每个组织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够忙的，她想。不过看起来至少有一个好处：一个人的意志因此可有多条渠道进行表达，更符合人的多面性和立体性。
逐级递选制导致的组织形式是金字塔式组合结构。每层领导人都被赋予他那个小金字塔的全部权力。随着层次提高，金字塔规模扩大，领导人越来越不可能独自完成领导，需要将职能和权力委让给诸如参谋班子﹑职能部门一类的个人与机构协助工作。这种委让实际等于是领导人自身的延伸和扩展，所以第三条把权力委让人与其它社会组织分离，规定他们不能自下而上选举，只能自上而下任命。陈盼已经想到这一点。假如外交部也实行逐级递选制，外交部长由外交部的司局长们选举任免，国家元首的外交政策如何保证执行呢? 同理，军队﹑警察部门更不能实行选举。根据这一条，她担任的“绿协”书记处秘书组组长职务也不能由属下的秘书们选举，而须由书记处任命，再由她挑选聘用属下的秘书。但不等于权力委让人就被剥夺了选举权，因为每人还有另外多种身份。这种结构字面来看可以自圆其说，但仅靠一个“逐级递选”就能改天换地，一百个字符就能把大千世界理出头绪，重组经纬，却让人有说梦的感觉。
有人站到长椅边。她故意不抬头，只用余光瞥见一双男人粗糙的脚和变形的凉鞋，裤腿肥肥大大。显然不是个花花公子，但这种人有时更难缠。那人坐到她身边，咳嗽一声，见她不理睬，伸出手指碰碰她正在看的小册子。
陈盼懒得废话，眼睛仍看着《详析》，指尖夹出警徽一亮。
似乎没作用，碰上个不认得警徽的土包子等于白亮。
“冒充警务人员可是重罪。”“土包子”说。
陈盼一惊，抬起头。
一个光头揶揄地看着她。
她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来。
“你怎么弄了这么个头? ”她惊喜地叫，又立刻后悔显露的惊喜有点过份。
“你觉得我留着那个阴阳头更好看? ”
她觉得自己的笑像傻笑。这回可是不折不扣的“偶然相遇”!
“你怎么会在这? ”石戈摸摸长出半厘米的头发。
“这些玩艺儿是我的本行嘛。”她指指鱼缸，想起手中的《百字宪法详析》和鱼缸扯不上什么关系。
一个小男孩从鱼缸之间摇摇摆摆跑过来，本来对着石戈叽里呱啦地嚷什么，看见陈盼，便停在二米开外转着圆溜溜的眼睛打量她。
陈盼立刻断定不是“一万”﹑“一丸”，也不是“一碗”，而是“伊万”。眼前这孩子虽然是个中国孩儿，却长着一头小黄毛，翘鼻子，大嘴巴，一副鬼精灵的模样。“伊万”的名字和这形像正符合。
伊万揪着石戈的耳朵嘀咕几句。
“他问我应当叫你什么。”石戈传达。
“你叫他什么? ”陈盼指着石戈。
“哥! ”伊万响亮地回答，顺势提了一把裤子。
“为什么? ”陈盼忍俊不禁。
“他没小弟弟! ”
“没有小弟弟就叫哥? ”
“叔叔阿姨家都有小弟弟! 没有小弟弟也有小妹妹! ”
“那……你当然得叫我阿姨。”
“你有小弟弟? ”
“有。”
“比我大比我小? ”
“你几岁? ”
“四岁半。”
“我家小弟弟三岁两个月。”
“好吧，”伊万看看石戈。“你是阿姨。”
石戈摇摇头。
“我一直以为伊万该叫你妹妹呢。”
“没想到比你大一辈? ”
“不过伊万的爸爸妈妈叫我叔叔。”
“那对眼前没有用。”陈盼把伊万抱在腿上。“现在的孩子都叫杜勒斯﹑安玛丽之类的美国名，五十年代才兴伊万﹑保尔什么的。”
“他妈是个俄语翻译。”
“怎么把孩子交给你了? ”
“我借的。”
“借? ”
“我自己没有小弟弟，只好跟邻居借。”
“要不要打借条? ”
他们笑起来。伊万一手抓一个，也跟着笑。
在陈盼眼里，这个所谓的“最新变异品种金鱼展”纯属骗人，根本没有什么新品种，连三尾﹑龙睛﹑沙翅﹑望天那些最基本的老品种也只到中档水平。然而有她这个专家现场讲解，却使伊万着了迷。最后石戈只好用冰激凌诱惑才换得他同意结束参观。
石戈竟也能听得津津有味，一直走到冷食店门口还跟伊万不住嘴地讨论。他们选了三份标明用矿泉水做的冰激凌。北京水质污染日益严重，饮食业纷纷标明使用无污染水以提高竞争力。其实谁知真假。即使在公园里，空气中也弥漫着刺鼻的有毒烟雾。进入提供“过滤空气”的雅座需额外交费，每人每小时一千元。石戈似乎要充大方，搜遍全身才凑够钱。
雅座很安静，只有几对恋人。一个钢琴师边弹边柔声轻唱。一台大屏幕电视无声地播放足球比赛。
“您的慷慨能使我们的寿命延长两分钟吗? ”
陈盼有模有样地吸了一口号称新鲜的空气。
“每人两分钟就是六分钟。”
“每分钟五百元? ”
“只等于一九八五年的三元。”
“再过几天就只等于三分了。”
冰激凌味道不错，尤其对腹中空空的陈盼。她一口气吃掉一大半，开始把话头往正题上引。那是“偶然相遇”的目的。
“也许你在休息的时候讨厌严肃话题，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以为你这样操劳的结果如何?为社会和人谋幸福应该是你的目的，可是你觉得人们幸福了吗? ”
石戈用勺把划着桌布。
“幸福的概念太模糊，‘人们’也太宽泛，只能说有人幸福有人不幸福。”
“谁幸福? ”
“我看你就挺幸福……”
“别谈我，我不是跟你进行正规的哲学探讨，只谈感觉。幸福这个词是常用的，如果不抬杠，谁都能理解，没必要那么严密。每个人一生都在追求幸福。你们这些社会管理者，除了贪官污吏，也都是在想方设法促进社会幸福。可是每个人努力，全社会努力，努力了几千年，人幸福吗? ”
“这种努力使人类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许多倍……”
“物质生活水平。”
“也许你们绿色人士不认为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但至少因此免除了人迫于饥寒的痛苦。”
“物质匮乏的痛苦存在时，痛苦的缓解或暂时消失会带来幸福感。这是过去那句格言: ‘痛苦是幸福的源泉’的意义。然而物质匮乏一旦彻底消除，人不再受饥寒威胁，幸福感就很少再能从物质获取中产生。幸福不是物质性的有形的东西，不能像冰激凌一样在盘子里堆出一块体积和形状，端过来说，这些幸福属于你，吃进去就会被消化吸收，吃得越多就越幸福。幸福是精神性的，是情感与心灵的一种感应，产生于无形的精神又作用于无形的精神。物质财富只能使人免于生理痛苦，不能给人提供精神幸福。这就是一旦温饱满足后，人的幸福并不与物质财富成正比的原因。无论物质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人并不幸福，甚至有更多的烦恼与不满，面对的危机也比以前更多。”
“理论上我同意。”
“我知道你是搞实际工作的。先别用‘理论’二字划出一条界线。你们这些实践家其实只是在历史惯性下实践。人类的文明开端于与物质匮乏做斗争，你们就认定那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人的幸福只能来源于不停地增加物质财富，不断地提高消费，经济无止境地增长就被你们奉为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左中右﹑东西方，全是这个目标，区别只在方法和手段。关于你们在有限的地球上追求无限增长这个悖论造成的危机已经谈得太多了，现在不提那些，也不提自然已经反过来用新的匮乏惩罚人类，只把实践家的近视眼能看见的距离之内的现像拿出来。我们最近刚完成一项调查。调查要求每个被调查者自己评价他的一天生活，把一天经历的所有事和过程都按愉快﹑满意﹑轻松﹑自豪﹑有意思﹑感动和烦恼﹑不满﹑有压力﹑自卑﹑没意思﹑厌恶区分。前一类可以概括为‘幸福’，后一类为‘不幸福’。回收的调查表有六千多份，来自各阶层各地区，其中国外的有一千四百多份。统计结果连我们都吃惊，'不幸福' 的评价占百分之六十七。这还仅仅是日常生活的浅层评价。深入进去，被各种危机和痛苦纠缠的人比例还要高，所谓‘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在总体人生意义上的评价，‘没意思’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阶层和都市地区，‘不幸福’的评价比能保证温饱但并不十分富足的农村地区高许多，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调查对像抱怨更多……”
“哥，我还要! ”伊万推开了他的空盘子。这么一会儿没捣乱，鼻子下巴上全是冰激凌，盘子舔得干干净净。
石戈把自己那份给他。陈盼用餐巾纸给他擦嘴。伊万晃着脑袋躲来躲去，觉得挺开心。
“你的意思是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错了? ”
“不能说全错，但错得很多。最根本的错在于寻求幸福的领域搞错了。既然幸福是精神性的不是物质性的，在免除了物质性的痛苦之后，寻求幸福就应当在精神领域着手，把以往发展经济的努力用于促进人类精神的建设与发展。经济增长有极限，精神却没有。它不消耗资源，反而是精神越繁荣人的物欲越淡漠，从而使人在得到幸福的同时，也使被人类的贪婪毁坏的地球得到拯救。”
“听起来很吸引人。可精神领域看不见摸不着，什么是繁荣的标准，什么是进入的途径，促进的手段，未免对多数人有点太虚。”
“你看过欧阳中华写的‘精神人’吗? ”
石戈点点头。
“暂且借用你的全套概念和思维方法，只把经济领域里的物质产品换成‘精神人’里所说的‘美’。‘美’是精神领域生产的产品，可以是许许多多‘科学家’﹑‘设计师’﹑‘工人’﹑‘企业家’共同协作的产物，也可以是个人的‘手工产品’，有‘使用价值’，也能‘流通’﹑‘交换’﹑‘增殖’。全社会的‘美’越多，‘美’的质量越高，精神就越繁荣，社会就越进步。‘经济规律’被‘审美规律’取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为‘美’的生产服务……”
“我无法这样更换概念，物质产品有质量﹑形状﹑硬度﹑颜色﹑温度，‘美’只是一种感觉……”
“质量﹑形状﹑硬度﹑颜色﹑温度同样是感觉。”
“物理性质是能被测量的。”
“测量结果也得通过感觉才能被接受和认识，所以也是一种感觉。”
“……我们进入哲学范畴了。”
“那还是打住吧，那个范畴里只有各执己见。不过我想既然你能感觉到‘美’，就不能说它‘虚’，……”
又一次中断。伊万的肚子装不完第二盘。他把剩下的冰激凌全部抹到了脸上。
“你怎么不往头发上抹? ”陈盼一边给他擦一边抱怨。
“幸亏盘里没有了，不然你这么一说他准往头发上抹给你看。”石戈揉一揉伊万的黄毛。“去吧，自己看电视去，戴上架子上那个黑耳机，别捣乱。”
那天在“人阵”总部是欧阳中华第一次见石戈。事后他打听了不少石戈的情况，不知为什么就产生了从石戈手里弄“基地”的想法。可陈盼觉得眼前这个人完全是个务实主义者，满脑子考虑的首先是如何实施，有没有操作性等等。他不直接反对陈盼的理论，然而张口闭口总是“环节”，似乎他的思想只有在一环扣一环的连续性上才能延伸，一个环节不清楚就决不往下前进。这种人不是“精神人”也不是“物质人”，陈盼心里把他称为“权力人”。他的生命力只会用于在权力机器上熟练灵活地运转，但永远脱离不了那呆板的机器框架。无法设想一个只会解决眼前问题的权力部件有什么想象力。哪怕派一个代表团正式请求，也难想象他是否会答应支持这样一个离“实际”十万八千里的“乌托邦”，然而她现在必须按照欧阳中华的意思，用完全“偶然的机会”和纯粹出于“自己的兴趣”向他提出建议。
“……你不能让我们凭空在脑子里把所有的环节都弄清楚。我们需要实践，用实践检验和完善。你给我们一个试验基地，我们就会给你全部答案。怎么样? ”
欧阳中华一直挖空心思想弄一个以“美”为生活宗旨的社会试验基地。那不但要搞一块飞地，还要切断外界权力的一切触角，等于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完全为所欲为地自行其是。在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的社会里，这算得上比登天还难的白日做梦。
“……咱们搞一个合作，”陈盼详细地描述了“基地”的设想后，又巧妙地把它和“权力机器”统一起来。“基地算你属下的一个社会试验区──不仅是名义上的，你肯定会从中得到启发。既然你的工作是研究和解决危机，你也应当搞些试验。这个基地算你的试验之一。也许最终你会发现，只有我们这个试验才能提供彻底解决危机的出路……”
一声叫嚷使他们扭转视线。斜对面是一对吃惊的恋人。两份刚要的冰激凌摆在桌角，其中一份不翼而飞，全部被踮着脚的伊万用手抓到了自己的头发上。石戈和陈盼飞跑过去。伊万眨着眼，对混乱局面十分得意。
石戈连连道歉。恋人中那个姑娘比较厉害，白了陈盼一眼。
“当妈的也不管好! ”
石戈一边在各个兜怎么也摸不出钱，一边赶快声明: “我不是他爸。”
陈盼又好气又好笑: “你应当说我不是他妈! ”一边拿出自己的钱。
“告诉我你们是什么关系就不用赔了。”小伙子到挺大方。“我们刚才猜了半天也猜不出。”
“对对对，我太老了。”石戈直点头，还是摸不出钱。
“少废话! ”陈盼把钱扔到桌上，揪一下石戈衣襟。“快走。”
“他是我哥，她是阿姨! ”伊万接上了茬，伸着粘糊糊的手指头，冰激凌沿着脑瓜转圈向下淌，旁边人全大笑起来。
“我要揍你! ”石戈装出凶狠样子抱起伊万，狼狈地跟在陈盼身后逃到外边，找到一个水龙头，做出要用凉水冲伊万以行惩罚的样子，实际却是小心翼翼地把他洗干净。
然后石戈半天没说话，信步在公园里走。陈盼领着伊万跟在旁边，不让伊万打扰他。不知为什么，刚才那场笨拙的表演倒使她多了一分信任，她觉得他不会像司空见惯的“权力人”那样精明地一口回绝，礼貌而又婉转，否则无需思考什么。不过细节上仍然显出十足的“权力人”的精确和算计，看上去他是在信步，思考结束时却正好走到公园门口。
“你的建议或许值得一试，我听进去了，也记住了。我的力量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大，眼下什么都无法答应你。容我琢磨琢磨，我会当件事来考虑的。”
等于什么都没得到。陈盼心里却有一股暖意。任务完成到这一步比预想的要好，没白等他这么多天。
公园门外就是天安门广场。比起一九八九年，聚集的人少多了。老百姓越来越不感兴趣，光顾的也只是看看热闹。当年出现过的一切全都重演，绝食的，住帐篷的，“人阵”和“民阵”的高音喇叭互相比赛，民主女神像也立在原来的位置。接受以往的教训，不给当局口实，民主派动员了许多学生维持秩序和疏导交通。长安街上跟往常一样车流不息，充斥着呛人的废气。街对面停着一辆大卡车。货箱上立着一面纸糊的大字牌，一字不少地写着“百字宪法”。每个字都跟足球那么大。邢拓宇站在字牌前演说。离得远，加上车流噪音，只能断续听到一点。他在怒斥逐级递选制只给人民选举“伪保长”的权利，是有史以来对特权进行最大垄断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选举制，最后，邢拓宇接过车下人点燃的一支火把，挥动着向那字牌一字挨一字地击去。一击一个窟窿。火焰随之沿着每个窟窿的边缘燃烧扩展。他按顺序击穿每一个字，符号也不放过。这字牌肯定是“人阵”制作的，专门为了进行这番焚烧表演，作为对“百字宪法社”一次算总帐的回击。围聚的人随着每一击叫好，逐渐成为有节奏的集体吼叫。
陈盼侧脸看一眼石戈。伊万骑在他肩头兴奋地跟着节奏喊好，小胳膊随着邢拓宇每下击打使劲挥动。字牌的火光似乎横穿街道在石戈脸上隐隐辉映，他的神情像凝结的岩浆。
台北
“我给你六百万，”那个共军上校回答。“但是必须在中国，必须在四十五天之内，必须死! ”
整个台湾岛似乎只有一个人对刚刚结束的大选漠不关心。而对全体台湾人来说，这次大选的意义超过许多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表面上只是执政党的更迭。民进党以52%的多数选票战胜国民党，取得了“中华民国”的执政权。这种更迭在任何一个实行多党制和竞选制的社会里司空见惯。然而对于台湾，其意义不仅在于执政几十年的国民党下台，民进党建党以来第一次执政，更重要的在于这是台湾人民对台湾前途一个转折性的新选择。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大陆被共产党击溃，退守台湾，几十年来奉行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反共复国”为基本国策。然而某种意义上，国共好象同室操戈的哥儿俩，虽然你死我活，却有割不断的血缘，都认定自己是“室”的主人，把“家室”统一视为己任。
蒋氏政权时代，“反攻大陆”的政治目标和军事准备成为不自量力的侈谈，台湾的经济起飞却令世人瞩目，远远把大陆甩在后面。台湾做为独立力量在国际上生存几十年，政治观念﹑文化意识，生活方式都与大陆发生了根本的歧异。在多数人心目中，自己已无所谓中国人，而仅是台湾人。台湾与中国彻底脱钩，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台独”运动便由此发展起来。
国民党政权曾对“台独”运动进行严厉镇压，然而随蒋经国死前实施的“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两大措施，代表台湾本土意识的民进党顺时而生，“台独”势力也蓬勃崛起。民进党许多成员都是铁杆儿的“台独”分子，曾一度把党的从政宗旨公开放在“台独”上，后来虽然调整了策略，这个目标却一直不变，民进党只有依靠本土意识才能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人在台湾人口总数中已占绝大多数，隔离半个世纪，中国大陆对他们同大多数外国一样陌生，除了那儿的市场和资源，其它方面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国民党挂在嘴上的“统一”一直被他们认为是毫无价值的陈词滥调，台湾岛虽然不大，生活起来却很美好，有什么必要和一个随时能吞掉自己的大家伙搞统一呢? 不过多数台湾人也担心公开独立会招惹大陆对台湾用武，二者毕竟不成比例，台湾抵挡不住，那样独立谈不上，生存也无法保障。对于一个工商化社会，眼前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多数台湾人也反对赤裸裸的“台独”主张和过激行为，名义不重要，只要能在实际结果上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别弄到一起去就行。民进党接受早期操之过急的教训，实施了一种“无旗战略”──既不谈统一，也不谈独立，只要维持现状，主张与大陆一切正常化，力促两岸贸易往来，就像长大成人分家的两兄弟，互通有无，算帐清楚，其它方面则井水不犯河水。这个正确策略逐年得到越来越多选民的意会和拥戴。国民党后来虽也迎合台湾人之心态软化了坚持统一的立场，搞起“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它的“大陆根”毕竟太深，难以弥合与台湾本土的歧异，最终落得这次大选的结果。
整个台湾岛都被选举结果震动，从上到下一片混乱。各国驻台北办事机构忙得不可开交。迟到的记者们更是像蝗虫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又把无数电波向世界各地发去。这其中，唯有一个人置身于外。他既不看当天的报纸，也不理睬电视和广播，对街头演说﹑两派争论全无兴趣，更不参与公共场所的议论﹑欢呼和冲突。他在阳明山公园一片寂静的小树林里悠然欣赏着一种亚热带球状的琥珀色果实。往日那些闲情逸致的游客，打太极拳的老人，或是谈情说爱的情侣都被外面的热闹吸引去了。但此时若有人能从数米之外看见他的话，一定会对他的姿势感到奇怪。他的眼睛离那串果实未免太近了，而且只盯着一串果实。如果从两米之外一个特定的角度看他，就会发现他原来不是在欣赏果实，而是在欣赏自己。一枚椭圆形的小镜子挂在果实和叶子之间。看他那副专心致志的模样，不时地抹抹嘴唇，弄弄头发，一定会让旁观者觉得他有自恋症一类的怪癖。但是再近一些，而且是从正面观察，就会发现随着手在脸上动作，他正在逐渐从三十岁的年令变成五十岁。仅仅几分钟，当他最后把一撇小胡子贴在嘴上，戴上一副老式金边眼镜时，他便从刚才那个轻松愉快的菲律宾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呆板博学的日本防卫厅学者。原来的皮背包翻过来拼装成一个精致的公文皮箱。而花里胡哨的衬衫翻过来就显得陈旧保守。他的步伐也从轻浮的窜跳变成了军人式的端正。招呼出租车的手势如同敬军礼。当他在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资料馆查阅资料时，他的形像﹑语言和证件都没引起任何怀疑。
全世界有关中共政权的资料属台湾最多，台湾又属这里最多。其它国家研究中共政权也许仅仅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或是有备无患，只有台湾是出于生死存亡，而台湾军队又是这生死存亡的首要担负者。所以“中校”──现在叫“小野中二”──索要的资料虽然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保卫方式”这样一个极细的题目，从库房里推出来的却是满满一车。这是几十年从不间断地从各种报刊﹑出版物﹑回忆录﹑审讯材料﹑外国人的访问见闻﹑叛逃者的描述以及潜伏在大陆的情报人员的调查一点一滴汇集而成的。即便中共在这方面从来讳莫如深，几十年所露的蛛丝马迹拼凑在一起，整体的形像也差不多一览无余。
“中校”看得很快，再复杂的保安措施他都一目了然。暗杀专家必然是保安专家。他在这方面已经一通百通。何况他刚刚在香港的图书馆坐了十好几天，所有的背景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他常做出眼神不济的老态，把放大镜举在眼前。放大镜手柄中的照像机就无声地闪动快门。虽然还会对底片进行深入研究，总的情况已在他脑里清晰地展现。
用他的眼光看，中国的保卫措施没有一处称得上高明，然而却最难下手。他精心研究过近代历史中所有对国家领导人的暗杀，除了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几乎全是在公众场合进行的。必须见到对像，然后才能瞄准。西方领袖为了获得选票，不能不在在公众场合频繁露面。为了那个美丽的民主程序，他们的日程甚至得公开，几点几分在哪做什么活动，经过哪条大街，参加哪个集会。那么，即使他们的保卫工作再优秀，又如何能在那么多窗子中找出哪一个藏有枪口呢? 中国领导人却不同，他们的一切都与社会隔绝──住在隔绝的大院里，坐着隔绝的汽车，开着隔绝的会议，进行着隔绝的旅行。连他们的公开也是隔绝。如果他们需要“和群众在一起”，他们会隔绝地出现在群众中，然后再不隔绝地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隔绝是保卫工作最好的武器。再平庸的保卫有了它，也近乎于万无一失。
在银座的那家妓院里，他开价五百万美元。假如可以趁总书记访问日本期间下手，他只要三百万。哪下手都比在中国方便。
“我给你六百万。”那个中共上校回答，一根眉毛都不动。“但是必须在中国，必须在四十五天内，必须死。”
昨天晚上，他在香港第一次给上校留下的号码打电话。按照约定，他要求知道旅行社的安排。
对方念了一份冗长的日程表，很精细。当他按照上校交待的规则做了一番复杂整理，便出来一份中共总书记在未来一个月的活动安排。现在，“中校”在脑子里把那安排反复过来过去。
中南海他肯定不想进，那里的兵几乎人挨人。在北京伏击车队也不可能。中共首脑在保护自己方面不惜重金。防弹车的保险系数相当高，炸翻几个跟头也伤不着里面的人。专列车厢也是如此，即使把它从桥上炸进河底，它也能八小时内不渗水，有氧气，与外面保持联络……不要说这些方法几乎毫无希望，哪怕有一半的成功可能他也不会用。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中共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从未遭受过任何暗杀，警惕性长期受不到刺激就会麻痹，而这种麻痹是可能成功的唯一保障。一旦打草惊蛇，得手的希望就趋于零。所以不干则已，要干必成。他把那些北京的活动一股脑甩掉，安排中只剩下将在月底开始的外出视察。只要乌龟走起来，总比趴在窝里露头的机会多。视察范围主要是黄泛区: 开封﹑兰考﹑徐州……黄泛区以外只去一个三峡水库，为刚刚完工的第一期大坝工程剪彩。
视察灾区必然要看望灾民。从昨天起，“中校”一直在这点上动脑筋，但始终没有突破。看完眼前这些材料，更觉得难以把握。第一，他不可能准确知道总书记具体会在开封﹑兰考﹑徐州那些笼统地名中的哪个县，哪个区，哪个乡，哪个村。那些安排都是临时确定的。设在北京的电话即使能知道，那时他身在灾区，上哪儿打长途电话? 这类事看着是细节，却是关键，可行与否全取决于这种细节。第二，中国领导人的“和群众见面”都是在被封锁的场合，能接近的人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这种名义上的“公众场合”等于是中南海后院的延伸。在无法事先制定出精细方案和安排好退路的条件下，他是不会拔枪的。他做的是生意，生意的第一原则是保本，尤其这种本一丢了可就再也回不来。就是为了保这个本，他要求中共上校说出他的老板姓名。“没有这么一个名字，我怎么相信你们会履行刚才达成的协议──保证我活着离开中国呢? 公布一个没有老板名字的录像不会形成任何威慑。有几个人认识你，上校? ”
那一阵儿看上去生意马上就会吹。“中校”要的名字必须货真价实。欺骗没有用，他对中国的情况并不陌生。上校激烈反对，不过争执时间一长就看出那反对更像是卖关子。火候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上校收起反对，悠悠然开口。
“如果你得到名字，付在你名下的酬金就不该是六百万，”他打暗号似的挤了一下右眼。“而该是八百万。”
上校把五百万说成六百万的时候，“中校”开始喜欢他，他把六百万说成八百万，“中校”就开始佩服他了。不愧比自己军阶高一级。
“我会给你一个账号。”上校说。“你把多出来的二百万转过去。用句中国话说，那只是‘借花献佛’。你将得到的名字值一个中国。有了这个名字，你就会像被装进保险箱那么安全。”
上校的眼光亲切坦然。钱是老板的，账号却自然是他的。“中校”敢肯定那账号名下已经有了不止一个两个二百万。
“我一个人独吞八百万不更好吗? ”“中校”笑嘻嘻，当然是开玩笑。不用上校暗示，他就知道对方也留下了威慑自己的“王牌”。对这样一个人，宁可把他当成同谋，别把他当成对手。
那名字只有两个字: 一百万元是个“王”，一百万元是个“锋”。
中共总书记的视察路线在“中校”脑子里一圈又一圈地流动。怎么流动也不对劲儿，越流动越找不到契机。他终于断定，应当反过来──“守株待兔”。“中校”很喜欢这个中国成语。兔子到处跑，它必然要撞上的“株”在哪呢? ……突然，“中校”把全部灾区也甩掉了。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一道白色的坝。三峡! 白色的坝照亮了他的脑海。
“小姐，长江三峡的，大坝的，资料，有没有? ”他用生硬的汉语问女管理员。女管理员在计算器上查找一番。
“对不起，这类工程问题的资料我们这里收得不多。”
“小野中二”刺耳地笑了一声。
“工程问题? 台湾军队错了的认识，有战争，大坝十个氢弹的是。”
一个正在查找目录的台湾军官抬起头。
“先生对三峡工程有兴趣，可以去加拿大。加国为了拿到这项工程，做了多年研究。这方面的材料称得上世界之冠。”
“谢谢。”“小野中二”欠身致意。
“同时请先生知道，没有日本防卫厅指教，台湾军队也明白大坝对战争的作用。至少本人就刚在加拿大研究完这个问题。”
“对不起。”“小野中二”露出肃然起敬的神情，立正鞠躬。
一小时四十三分之后，“中校”乘坐的飞机在桃源国际机场起飞，飞往加拿大。“小野中二”又变成了年轻快活的菲律宾旅游者。
闽粤沿海交界
这次“风灾”必须有广东的联手。
台风过后天气总是晴得要命，一丝风也没有，晒得到处冒油。十七号，十八号，十九号三场台风几乎没有间隙，连在一块儿刮。连续二十多天风雨交加，久别重现的太阳把人眼晃得生疼。秘书在身后举着特制的大伞。黄士可很想把正在一旁速记的百灵拉进伞下，和自己挨在一起。她娇嫩的脸上渗出的香汗让他怜惜。他生平很少有这种想把另外一个人捧在手心里护起来的冲动。可是当着众多记者﹑随从和地方官，他昂着头发花白的硕大头颅，装出眼睛都不往姑娘那转一下。
灾情是严重的，这是他对记者们谈话的核心。做为福建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府赴灾区视察慰问团的团长，他对巨大损失表现出无比痛心。数十名记者乘坐省里提供的专车跟随他从福州一路深入到这个地处省界的西坑镇，台风造成的破坏有目共睹。他希望记者们如实向全国报道，宣传福建人民抗风救灾的英雄事迹。
“……我们福建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灾区，夺回损失，不给国家增加任何负担，不向兄弟省市伸手。这不是希图自力更生的名义，我们十分需要帮助。但是我们知道国家困难，遭受黄河水灾的兄弟省市也需要帮助。福建自力更生是福建对国家和受灾省市所能做的最大支持。请记者朋友们多为福建做做解释。黄河决口时，我们正被十七号台风搞得很紧张。十八号台风紧跟着登陆，造成大伙看到的这场大灾害。随之而来的十九号台风又继续扩大灾情。不是我们不支持遭受黄灾的兄弟省市，我们实在是力不从心，自救不暇啊……”
这是关键。之所以下大气力请来这么多记者，给他们超规格的接待，送他们大包小包的礼物，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跟随视察团的流动电台上把这些解释向全国各地发出去。遭受黄灾的省市集体发难，攻击东南沿海诸省见死不救，来势汹汹。福建首当其冲，弄得很被动。仅靠中央责难后临时征集的几车皮旧衣服平息不了四起的攻击，只有把福建自己的受灾状况宣传出去，才能让别人没话可说。这是他此次出行的主要目的。
每个记者身后都有人举伞遮阳。福州的红灯绿酒，厦门的按摩女郎，石狮的走私货和餐餐生猛海鲜使他们对福建产生了不少热爱之心，很有感情地按黄士可的口径争相写稿发稿，深入进灾民家的只剩下黄士可。
诏安县县长跟在身后。黄士可登楼时强忍着不发出肥胖者的喘息。百灵和其它随从人员被留在外面，然而他仍觉得自己体重引起的震动会传进她耳中。必须节食! 还要跑步! 这些天时时下这个决心。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心里突然装进一位美貌姑娘的倩影时，这种焦虑必是第一反应。不管在别的方面多么自信，谁也逃不脱衰老肥胖和皱纹引起的沮丧。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家宅。房主原来是个渔民，靠走私和运送难民发了财，把房子造得又昂贵又难看，非常显眼。位置正在风口上，可房子没受任何破坏，连块玻璃也没碎，只在房檐屋角上，布景似地挂了几块塑料瓦楞板，当做被风吹掉的。对记者讲话时，黄士可正对着这栋上上下下镶满了小镜子的蠢楼，每一眼看见它都止不住冒火。不用多，只要有一个记者进到这里，如果又正好是个穷追猛打的家伙，精心布置的整台大戏就会露馅。福建不但躲不过攻击，连他自己也会就此完蛋。黄士可一走上楼顶，避开众人耳目，就冲着诏安县长的脸狠狠骂了一句最难听的闽南话。
台风损失远不如这次“视察”出来的那么严重。三场台风连得紧，渔业和海洋运输受了影响，如此而已。但正好碰上这个当口，适当转化也就有了必要。坏事变好事。开始只是应付责难，紧接着又有了更大意义，保住福建的腰包全靠这一招。在精心的整体部署之下，十八号台风“刮断”了通讯线路。当福建各地气象站与上级气象局重新恢复联系时，报告上去的台风数据不是从仪器上测的，而是福州通过隐秘渠道摊派下去的，与实际的差距在任何记录上也查不出来，哪怕老天爷亲自来对质。多处地区出现局部“龙卷风”，“破坏”强度非常大。数十个工作小组从福州赶赴“灾区”各地，指导灾情统计，制作报表，在视察团和记者团将要经过的路线上，事先统一好干部和“灾民”描述“损失”的口径，组织人员拉倒路边的树木，推倒电线杆。在预定记者要停留的地方扒掉房顶，敲碎玻璃，扔上满地破烂。夸大灾情虚报损失自古就是多得救济的招数，向基层布置别的事大都阻力重重，这种事却点一下就心领神会，配合默契。黄士可很少对下面视察时能这么满意，这栋楼就更使他格外恼火。
诏安县长唯唯诺诺。黄士可不听解释。在从海上去日本﹑台湾﹑香港﹑印尼﹑南朝鲜──几乎是除中国以外的一切国家──寻找好日子的“难民”越来越多的时候，海边的船老大发财发得已经用皮箱装美元了。这栋楼的主人既然能把一副名贵鹿茸送到黄士可在福州的家，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县长就更不知受了他多少好处，要不怎么那么为他说好话。这种暴发户就是有了金山也丢不掉天生的小农意识，自己的窝连块玻璃也舍不得打，更别说扒房顶。
工作组是带着钱下来的。扒谁的房子付谁钱，只给多不会少。省里虽然为此拿出一笔款，比起中央勒令福建支持黄灾地区的钱物，还不到零头。花这点钱免掉那笔勒索再划算也不过。
可这些小农就是舍不得眼前的坛坛罐罐。
“今晚扒掉房顶，打碎所有朝海的玻璃，还有那些见鬼的镜子! ”黄士可从牙缝里说。“明天中央慰问团到。还是这个样子我扒你的皮! ”
顶楼只有他和诏安县长，连主人一家都没让跟上来。在本省各县县长面前，他说话从来不忌讳。他在福建干了几十年，常务副省长做了八年多。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盯住一把手。省长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他这个副省长却稳坐江山，日益根深叶茂。各县县长几乎全是他的心腹。论实际权力，他比省长说话顶用得多。这出“风灾”的总导演是他。只有他敢对下面进行这种赤裸裸的布置。福建就象握在他手心里一样。
西坑镇是这次视察慰问的最后一站。大队人马由此折返，今晚赶到漳州下榻。黄士可继续西行，到广东境内的柘林会见正在进行同样视察慰问的广东副省长。虽然西坑到柘林只有二十公里，黄士可还是把百灵叫到自己车上。名义上让她利用行车时间给他念文件，这是机要员的职责，实际升起车内的隔音玻璃之后，他俩在后排谈的话题却全然与百灵手中的机密文件无关。
从福州到西坑，他俩这样谈了一路。
出发之前，副秘书长介绍这位新来的机要员，是他第一次见百灵。从那一刻起，百灵就再也离不开他的脑海。百灵吸引他的不光是青春和性感的放射，不光是她乌黑的眼睛，湿润的嘴唇，白里透红的娇嫩皮肤，让人心颤的女性线条和曲面。美貌姑娘他见过太多了，百灵和她们不一样。她穿著朴素，风度端庄拘谨，美丽似乎从未被她意识到是资本。越是这样，她就越显得迷人。她与他正面相对时从来只像一个下级，然而常在他回头侧目之间，突然碰上她凝视的目光，充满让人心醉的热情，又闪着被识破的慌乱而逃离，重新藏进拘谨的盔甲之下。
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被诱惑。他见过的女人只会当面讨好卖俏，勾一下小手指就能爬上床。他不信任也看不起那种女人。但是他也从未想到，到了现在这把年令，自己还能吸引一个美丽姑娘暗中投来的热情目光。正因为在暗中，就不会是装的。可为什么? 难道除了权力以外，自己还有别的魅力? 还能射出点燃女人心灵的火种? 还能再回味年轻时光的辉煌吗? 这可太诱惑他了。他不敢相信，又太想证实。他觉得自己像个初恋的小伙，一头栽进一见钟情的情网，又为如何证实苦恼万分。他毕竟不是小伙子了，身份也不一样，内在的冲动再强也不该决口。矜持就像一个面具紧紧贴在脸上，做出隔绝的表情，发出隔绝的声音，只是伸出一些肉眼难辩的蛛丝小心翼翼地试探。一路“念文件”，谈了那么多次，越谈越近，却始终没得到最终的证实。
谈话气氛始终保持在上级对下级﹑长者对晚辈的关怀上。上次谈到百灵的婚事。她已经二十六岁了，连对像还没有，以眼下的社会标准已经快成“老大难”了。黄士可接着这个话题亲切地劝导她：猜不透她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一直不“解决”。不要太挑剔，尽快解决个人问题，有利于个人生活，也有利于为党工作。“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小伙? ”黄士可半开玩笑，仔细观察她的表情。
百灵试图露出一丝笑容，反而显得悲哀。一双秀眼长久看着汽车窗外掠过的田园房舍，两行眼泪慢慢流下。
“百灵，你是不是受过伤? ”
“不，不是伤。”她轻轻摇头。“伤能治好，我已经彻底毁了。”
黄士可动情地握住她的手。
“不会的，百灵，告诉我，我会帮助你。”
她的手颤抖，发烫。她终于开口，声音却平静。
“我要的不是帮助，是你的鄙视。我十四岁时，被一个退休飞行员勾引，和他发生了关系。那时我什么都不懂。他温柔体贴，教我，启发我，让我迷恋上男女之间的事，越来越不能自拔。两年多的时间，谁也不知道，连我的父母也没怀疑。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中风死去。我大病一场。从那以后，十年了，我再没有过男人。成群的小伙子追求我，我也试图接触过。可是我发现我已经厌恶年轻男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心态，只喜欢那些成熟的，智能的，像父亲一样慈祥的老年男人。我喜欢灰白的头发，饱经风霜的皱纹。厌恶所有光滑和稚嫩的面孔。开始我以为是怀念，只是一时的病，会好起来。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却丝毫没有变化。我一直克制自己，生怕给别人带来不幸和罪孽。不过仅仅靠克制太缺乏力量。我需要被鄙视，只有鄙视才能把注定不幸的爱情从人心里拔掉……”她抬起头。“鄙视我吧。”
柘林镇已经在望。黄士可的头脑像晕眩。她爱老年男人! 她有了克制不住的爱情! 她让他鄙视! 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他怎么会鄙视，他甚至想谢谢那个升了天的飞行员。如果不是柘林就在前面，他会把百灵立刻拥抱在怀里。
一辆军绿色的大型宿营车停在柘林镇外的小树林旁。广东方面的人招手欢迎。百灵迅速擦掉脸上泪痕，又变成念文件的机要员。黄士可内心翻卷着狂喜，抑制不住满脸放光的笑容。迎到车前的广东省副省长把这喜悦理解成“风灾”的成功，摇着他的手一块放声大笑。
这次“风灾”必须有广东的联手。十八号十九号台风都是先从广东登陆再进入福建。如果广东据实呈报台风数据和损失状况，福建的弄虚作假就会被看穿。广东受到的攻击仅次于福建。中央摊派给它援助黄灾地区的款数比福建高一倍，因而对于假造风灾的热情比福建还高。
柘林镇沿街的房子全被掀了顶，龇牙咧嘴一派惨状。相比之下，身为总导演的黄士可倒觉得自己逊色了。
宿营车外表看着简陋，里面却全然像一个小宫殿，连五星级饭店的高级套房才配备的蛋壳型洗澡器这里也有。几个漂亮姑娘魔术般地摆出一桌丰盛酒席，色香味是特级厨师的功夫。随着轻柔音乐，灯光缓慢地变换色彩和亮度。广东副省长有点遗憾地告诉他，这套玩艺儿──包括厨师和姑娘──都是从广州军区租来的，付港币。省政府早想自己弄两套，却顾虑进口限制和廉政纪律，怕被人捅上去惹起查处。军队以军事器材名义进口，花多少外汇没人敢问，也不理海关，直接用军舰运进来。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原来内外相符的资本主义外壳罩上一层跟野战﹑救灾﹑下乡等活动相符的中国皮。
话题很快集中到局势上。文化革命之后，中国转上了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的本质在于扩大市场经济和权力下放。一旦放松中央集权控制，原本蕴于气候﹑地理﹑技术力量﹑工业基础﹑商业传统等各方面的差距便立刻显露出来，在各省之间造成日益扩大的差距。东南沿海诸省的发展步伐远远超过内地，加上国家的沿海开放战略给了这些省优惠政策，差距更加扩大。内地的人才﹑资金﹑原料纷纷流向沿海，使沿海诸省愈益发达，良性循环，内地各省则越来越不平衡。“六四”以后，重新崛起的强硬派企图改变这种局面，加强计划经济和中央控制，但沿海各省的改革成果已很难逆转。不少县的年度上缴利税超过内地的地区。只要害怕全国经济陡降，就不可能下决心消灭改革。加上层层都弄花样百出的对策保护自己，尽管政治控制一再加紧，沿海各省的经济大格局却没发生根本变化。内地改革本来就不巩固，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工业占的比例又高，与沿海的断裂仍然不断扩大。中国已形成分为两大块的格局，被人称为“两个中国”。不同的是，“六四”以前，沿海是主导，内地亦步亦趋地跟随。而现在，内地的政治气势却强硬起来，常对沿海进行攻击。这次借黄河水灾的发难就是又一次较量。为此，沿海各省不能不把“六四”看作一道分水岭，“六四”的案不翻，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难改变，缚在身上的绳索就去不掉。他们紧锣密鼓地相互串联，出谋划策，给以总书记为首的温和派打气。到了目前这步，最关键的是军队。各省正在分头做自己境内驻军的工作。广州军区已经基本没问题。多年置身于自由经济最发达的环境，官兵的思想意识很开放。团以上的部队都参与经商，办企业，搞公司。军区本身拥有众多经济实体，算得上一个披军装的大财团，自觉不自觉地已和自由经济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政治上，这种位置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将站在哪边。
面对广东的成果，黄士可自叹弗如。福建驻军属南京军区，照理也身处自由经济地区，然而无论他挖空心思搞出多少政策，有的简直就是明摆着往军队手里塞钱，只要对方肯张开巴掌，可南京军区那只拳头死攥着，每支部队都被抓得牢牢，关在兵营里，不参与经济活动，跟地方也少来往。到现在只拉到一群专门为非作歹的军队高干子弟，让他们个个当上经理总裁。这当然有用，却远不如把他们的爹拉进来更有用。好在南京军区的现任将领和广州军区的现任将领一样，“六四”事件时都未参与开枪。开不开枪不是偶然。当年有人是被“六四”推着走，有人则是把“六四”当成一步棋，算出深谋远虑的棋局，至少防备一着不慎，影响满盘。不让手上染血，可以看做是为未来留的后手。现在未来已到，后手是什么呢? 黄士可请广东副省长协助，南京军区白司令的女婿明天去深圳做一笔交易，一定要让那位女婿捞上一大笔。广东为此亏空的由福建补。摊牌时刻越来越近，这时必须不惜血本。
席上每道菜都做得精致可口。黄士可只是尝尝，酒也只抿几口。广东副省长对这种变化表示惊讶。黄士可的善吃善喝是有名的。他推托血压不好。尽管百灵已经表白她爱白发和皱纹，但无论如何不会爱高耸的肚皮。即使不为年龄苦恼，形像也应当看得过去。至少该比现在减掉十公斤。如果眼前不是这个尖嘴猴腮的广东佬，而是百灵，这个小宫殿该是多么美好啊。
他拒绝了去汕头下榻。那边安排了一位泰国女按摩师在饭店等着为他进行“保健”。
“救灾期间，我应当住在本省。”他说，内心有些反感。广东太不检点，有些过份。
天已经变黑，他发现百灵被副秘书长带去汾水关打前站了，有些悻然。副秘书长平时挺有眼力，这时怎么不问一声就把百灵带走! 汾水关是汕漳公路进入福建的第一个小镇，今晚住地就安排在那里。下午副秘书长提出这个建议时黄士可心中一动，这种僻静之地不是最容易发生什么吗? 既不是广东的外人之地，又无本省大队人马的眼睛。他几乎是怀着冲动的热情表示赞同。“对，应当和灾区人民同吃同住! ”然而百灵呢? 他在汾水关的黑暗中四处张望，
副秘书长却径直把他领进一个破旧的矿泉水浴池。
“这是朱砂泉，冬暖夏凉，全国只有五处，最滋养皮肤，人称‘回春泉’……”副秘书长就像看不出他的烦恼，兴致勃勃地介绍。黄士可刚想张口，副秘书长又道歉他的废话占用了时间，匆匆退了出去。
这个白痴! 黄士可在心里骂。泉水的确很舒服，温度跟体温一样，始终在流动，痒痒地抚摸全身皮肤，像是能自动擦掉每个毛孔里的灰尘和汗渍。只是浴室设施太糟糕，让人想起几十年前的公用澡堂。浴池是水泥的，很粗糙。几条长凳摆在旁边放衣服。墙皮东裂一条西缺一块。房顶露着夜空亮晶晶的星星。整个浴室被一排塑料瓦楞板一分为二，浴池也被那排瓦楞板隔成两个。黄士可用脚探探，滑溜溜的瓦楞板一直插到浴池底。两边流动的水在缝隙之间相通。也许年久失修，瓦楞板被水冲得晃晃悠悠。这一半浴室灯是坏的。透过瓦楞板的绿色塑料，那一侧一个很亮的灯泡倒也使这边什么都看得清。
他听见门响，拖鞋走动，盆碰在浴池上，那边有人进来。是个女人。那一半是女浴室。来人显然不知道隔壁有人。这边黑着灯，没动静。她轻快地哼着歌。传来脱衣服的悉索声。百灵!
他听出来了。心脏开始狂跳。
百灵下水了。这水两边相通，与她的皮肤摩擦后再流到他的皮肤上! 她的身影被对面灯光投到塑料板上，虽然变形，随着瓦楞起伏，却是赤裸的，活动的，从各个角度展现出变化的曲线和轮廓。
浴池里的泉水好象变成酒精，蓝幽幽地越烧越旺。黄士可屏住呼吸，抑制住颤抖，手贴上瓦楞板去轻抚那个影子。逐渐，他的身体与瓦楞板越贴越近，好似全然不受头脑控制，被一种神奇力量牵引。他站起，冲动地把整个身体贴上那影子……
他没有反应过来，瓦楞板是怎么倒下去的，只见一片光芒洒过来，瓦楞板的平面倾斜，那个影子在上面滑动，好象把黑色影子转换了一下，展现出雪白的胴体。百灵惊恐地瞪大眼睛，两只娇弱的手臂先挡胸脯又挡两腿之间，然而她没有喊叫，当他迈过燃烧的泉水抱住她时，她只是瘫软地闭上了眼睛，发出一声震憾人心的的叹息。
北京中南海
要想拖延他宣布翻案，最好的办法不是在内部阻止他翻案，而是到外面去借民主派之手逼他翻案。
“收──”
声音好似发自天际，从彩霞中升起，充满安慰，轻柔地飞近，拖着长长的裙裾，带来飘逸的风，像细密的丝网，把扩散的气体笼罩，像母亲的手，逐渐合在一起……
陆浩然全身流动的气感一点点消退。如果说发功时像甘泉沐浴，收功时就像丝绸擦身。眼前荡漾的金色﹑银色﹑群星﹑仙境般的美景逐渐离去，好象在九霄云上飞了一周，他又回到中南海这片翠竹之间。
“请总理进长廊休息。”周驰的女弟子恭敬地说。她是个电影演员，虽已人过中年，仍然漂亮，嗓音也美。跟刚才那个纯净的“收──”相比，此时语气里夹着一丝焦虑，投向周驰的眼光也有隐隐的不安。
周驰坐在太湖石旁的石凳上，举目望着阴云疾驰的天空，全身纹丝不动，神色凝重，似乎在承受无形重压。陆浩然周围成三角站立的三个男弟子也已收功，关注地看着周驰。
女演员拉着陆浩然的手，刚一迈进湖边长廊，一阵风横着荡过，刮起湖面一片涟漪。周驰在风中长舒一口气，稳稳起身，面色微红。三个男弟子簇拥他走进长廊。
女演员屏住呼吸。当她看见掉在长廊外面青石板上的第一滴雨时，发出惊喜的欢呼。
“总理，你看! ”她指着那滴雨，激动得像得了奥斯卡金像奖。
刚结束的气功使陆浩然眼前亮度提高好几倍，可他怎么看也只是一滴雨。
“要不是大师运气把雨托住，它早就下来了。”女演员的神气好象陆浩然什么都不懂。
说到这，天上真是响起一声雷鸣，接着劈劈啪啪掉起雨点，打得竹叶一片哗哗做响。
“人正在做功的时候不能被雨激，做到半截也不能生停下来，哪一种都会让人生病，全靠大师发功托住了雨。”女演员崇拜地望着周驰向陆浩然解释。“我看见大师身上的光晕从绿色变成红色，直射到天上。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大师托雨。您看，大师一收气，这雨就下来了。听说托雨对内气耗损特别大。大师，您感觉怎么样? ”
周驰微微一笑，没回答，似乎不值一提。
陆浩然也没有就这个话题说什么。他已经接受了气功，但是就他受的教育来讲，呼风托雨一类的东西怎么也像是神话。他毕竟是五十年代的留苏副博士，又搞了多年的科技工作。然而眼见的一些事实又由不得他不信。那个脖上有疤的男弟子曾把他亲手写的字条嚼成纸糊，又复原成原样，字条还潮呼呼的。他不会看错那上自己的签名。他有时想这是不是一种高明的戏法? 刚才那个托雨也许只是正好在下雨之前他走进了长廊，而不是周驰能让雨在他走进长廊之后才下。虔诚的女演员容易受暗示，周驰可以通过对女演员的暗示进行控制。如果真是戏法，这个周驰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据说周驰五十多了，看上去就像三十多岁。一双小眼睛亮晶晶，非常有神。皮肤光滑细嫩，几乎连一根皱纹也没有。只是有点驼背，使他显得像个弓身等待扑食的豹。他是全国气功学会理事长。这个学会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机构，正式会员二千六百多万，还有好几倍于这个数字的气功爱好者。这么多人全都真心崇拜他，再有权势的政治家也不得不羡幕。他现在每星期来中南海两次，为陆浩然组场发功。所谓“组场”就是让他的三个男弟子围绕陆浩然布成一个气阵，女演员与陆浩然相对补以阴气，在他的总体控制下，集体对陆浩然发功。据说在这种气阵中受功者的修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突飞猛进，身心得到的益处更大。练功者能得到这种扶助的自古便是凤毛麟角，当代也许就再无旁人。
陆浩然练功已有几年历史。开始只当做养身之道，练练停停，没什么长进。自从在政局中冷落，被挤出核心，练功兴趣才逐渐浓起来。可能因为心灰意冷，下意识地需要一个寄托，也是因为难得有了许多空闲时间需要打发，但主要是因为周驰。卫生部部长亲自向他推荐这位“气功宗师”。周驰的气阵使他感到心驰神醉，如升九天，身临仙境。受完功后感到如同换了一个新人，充满活力，全身轻松，精神振奋，而且每经过一次气阵，他的感应就提高一块。短短两个月，他已觉得今非昔比，气功对他的意义已经变得相当重大。每次做功都好象过节，一做完就开始盼望下一次。也许这是人类未知的全新领域。既然人类认知没有止境，就不该把原来的观念当做永恒真理。
陆浩然的判断又荡到另一个方向。他总是像钟摆一样在怀疑和相信二者之间摆动。这真是使他烦心。大半生都很明确地走过来了，突然一切又全都变得摸不准。而在摸不准之中，就不免产生出某种敬畏。敬畏什么呢? 他瞟了一眼周驰，正和那尖利明亮的目光相遇，不禁一下又把目光闪开，心中不免沮丧，身为一国总理，他倒真是不能看轻这个坐过牢﹑跑过江湖的气功师。
工作人员通报公安部长来接他。他跟周驰握手告辞，没说什么感谢的话。然而和最初的坦然受之不同，心里已经有了一种忐忑不安，越来越想讨好面前这个人。
公安部长直皱眉头，行车时把手伸出车窗，从落在掌心上的雨点判断雨的趋势。行动马上要开始，如果雨大起来，说不定就会落空，至少也影响效果。十七号楼保密室的电视屏幕展现出聚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正纷纷散开避雨，不过外国记者还都留在原地未动，只是在他们的摄像机上打起了伞。
“外国记者在场就行。”公安部长说。“看热闹的人少点无所谓。”
近来陆浩然每天都在这间保密室看一会儿天安门广场。今天比较特殊，公安部长陪着，工作人员未得到指令一律不许入内。
公安部长扳动一个类似游戏机操纵手柄的控制器。电视画面随着手柄扳动方向左右横移，或者前推后拉，还可以变换画面。天安门广场安置了多台自动摄像机，和设在大会堂里的控制中心相联。眼前的屏幕通过保密电话的专用电缆不但可以接受画面，还能指挥那些摄像机动作。
雨不断加大。广场上一片水淋淋。地面被雨打起一层白雾。旗帜湿淋淋地垂成一条条。标语的墨迹开始流淌。到时间了，外国记者纷纷看表。没有任何行动迹像。下雨容易让人改变主意，或者是觉得不适于燃烧，尽管汽油并不怕雨。周驰能不能把雨托住呢? 陆浩然想。雷鸣宏亮密集。一个人的肉体之躯难道能与天空的能量相抗衡? 气功如果真有这么大能力，人间的一切就都将望尘莫及。然而他没有把握，除了刚才那个“托雨”是真是假，还有周驰是否会用这种能力为他服务。他决定试一试。
“周驰同志，”趁公安部长出去的一会儿，他拨通了近来常拨的那个电话号码。“为了国家利益，我希望你能让天安门广场上的雨停一会儿。”
那边没有声音，也没有听出挂机。电话线路好象突然中断，里面成了真空。公安部长进来，
他刚让手下人查问。“气象台说三分钟内雨会停。”他兴高采烈。陆浩然却有点恨他。回过头去看屏幕时，雨果然已经小了，接着出现一束阳光，晃得广场亮堂堂。夏天的雨本来就忽有忽无，不用气象台，也不用气功师，任何人的预言都至少有二分之一的准确概率。陆浩然重新拿起电话听筒，很正常，电流均匀地嗡鸣。这个周驰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雨到底是怎么停的? 陆浩然什么验证也未得到，反而更加疑惑。
西山谒见“主席”，除了得到支持他出任总书记的许诺，具体步骤一点没向他透露。王锋说他的身份最好超脱些，不适于牵扯进中间环节，只有一点需要他: 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前，不能让现任总书记公开为“六四”翻案。
陆浩然乐于“超脱”。如果军方行动失败，他什么都不知道，也未参与，自然没有干系。而阻止为“六四”翻案，没有军方，他也是不遗余力的。他很清楚现任总书记的策略: 既把“六四”翻案做为打垮强硬派﹑收买民心和获得国际支持的武器，又不让这武器被民主派利用，反而要借此搞臭他们。看上去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尤其后一个目标似乎是个悖论，但“二等兵”的狡诈正体现在这里。他利用当年东欧的经验，不是压制民主派，反而让他们一股脑出笼，充分表演。那些人大喊大叫民主，实际一旦有获得权力的可能，就会把主义丢在一边，甚至连廉耻也不要。当他们觉得共产党步步后退，最终会被迫放弃一党专政，而由他们取而代之时，他们的斗争矛头就会立刻转移到彼此之间。“二等兵”正在制造这种“被迫后退”的假像，而且一会儿和这个谈判，不理那个，一会儿让那个占上风，使另一个丢脸，巧妙地挑拨离间，煽动妒心，利用民主派缺乏理性和控制的一面，把“民主斗士”们的野心﹑党争﹑不择手段暴露无遗。人民很快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原本在“六四”事件中获得的政治资本也因此化为乌有。同时，当局一方面控制着不发生伤害根本的混乱，却又改变八九年的做法，不再费力不讨好地拼力维持社会运转，而是有意不施加调节，强化表层混乱，让人民生活发生困难。北京市各部门同时大撒手，水﹑电﹑煤气纷纷中断，粮食﹑蔬菜供应不上，交通邮电半死不活，犯罪率大幅度上升。伪装成歹徒的秘密警察在整个北京城抢劫﹑放火﹑制造恐怖，新闻媒介再按统一口径大肆渲染，把一切归于动乱形势。老百姓很快被吓住了，对民主运动从普遍支持变成害怕厌恶，甚至抱怨当局软弱，未采取强硬措施稳定形势。群众转向之快各方都感到意外。翻案而不动乱的局面已经成熟，既可以把“六四”蓄积的怨气一泄而光，又已让“害群之马”离了群。今后若干年的政治稳定由此有了保证。原来温和派自己预计至少还需一个月才到公开翻案的时机，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他们决定提前，明天就宣布。
不管军队能制造出什么变化，只要“二等兵”还在总书记的位置，他宣布的翻案就代表国家和党，不管谁再想往回收都不是一件易事，会引起无数麻烦和灾难性后果。这也是“二等兵”急于把生米做成熟饭的原因。如果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陆浩然可以动员起相当的反对票，至少能做到议而不决，无法形成决议。然而“二等兵”玩了个花招。他将在明天接见“华盛顿邮报”主编时以“个人身分”表示赞同翻案，那将立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再召开中央全会，那时有先声夺人的舆论逼迫，多数中央委员不敢逆潮而动，翻案决议就会在全会上通过。
公安部长出了个主意。在陆浩然左右，他是最有鬼点子的人。“二等兵”要想同时打着“二鸟”，手里那块“翻案”的石头就必须以赐予的形式拋出，而决不能是被逼着扔的。一旦有被逼之嫌，随翻案而来的民心和桂冠就给了逼的一方，动乱分子就有了新的市场，他自己则成了落水狗，所以要想拖延他宣布翻案，最好的方法不是在内部阻止他翻案，而是到外面去借民主派之手逼他翻案。
怎么逼? 游行示威已经没人感兴趣了。绝食几起几落。电视播放了绝食者偷吃食物的大量录像后，已经成了玩笑。最后通牒下了无数次，没人再认真。能做的都做了，也都失去了效果。只剩下一件事有人说过，却至今还没人做──自焚。
自焚不像绝食可以当面绝，背后吃。汽油一燃起来就要经受里里外外每个细胞每根神经每滴鲜血燃烧的过程。在这个利润的时代，这种没有一丝赚头的残酷献身几乎不可能想象。然而公安部长的想象力却不那么悲观。他确实找到了一个，而且通知了外国记者，让他们带着所有记录和传播的工具，赶到天安门广场。
屏幕右侧的人群突然乱起来，一个刚划着火柴点烟的男人被按倒。几个穿便衣的汉子把从他身上搜出的白酒传着闻了一遍，倒在地上。消息显然已经走漏。广场上到处都是便衣，检查所有的瓶子﹑水壶和饮料。西方记者被劝告离开，否则不保证安全。北京公安局效忠总书记。大批警察陆续赶到。对方意图很明显，只要抓住或吓住自焚者，保证今天不让这个人烧起来，总书记明天就可以按计划“赐予”翻案。
公安部长操纵画面摇来移去。陆浩然看着有点头晕，闭上眼睛。其实他听个结果就是了，没必要目睹现场，只是事关重大，一旦失败，后备方案几乎没有。
“她来了。”公安部长的声音喜忧参半。
画面停在一个年轻女人身上。推成近景，她脸庞瘦削苍白，有点歪斜的眼睛茫然散光，细小牙齿咬着没有血色的嘴唇，牵动下颚向一边扭曲。她一身病态，这么热的天气还穿长袖衣裤，瘦得像个纸人。一对乳房却异乎寻常地丰满，高高撑起胸前的衣服。她孤零零地站在一边。忙碌的警察没人注意她。公安部长很满意这点。警察的思维模式会自然而然把自焚者想成意志坚强的人，这种病弱女子看上去根本不贴边。这也确实，公安部长对她的意志毫无把握。
她是个癌病患者，两个乳房被挖得干干净净。未婚夫吓跑了，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医生断言她只有半年好活。她等不及，自杀过两次，都被家里人及时发现，硬救她活过来。打着“人阵”招牌的公安部人员许诺，只要她用自焚的方式死，就给她家三百万元钱。这世上她唯一爱的只剩父母，能用这早就不想要的生命给他们的贫苦晚年换一笔可观财富无疑吸引了她。
然而自焚毕竟和吃安眠药不一样，太痛苦，太丑陋，太作践自己。她对政治毫无兴趣，不想当烈士，对“名传千古”的开导也无动于衷。她只知自己是一个还未结婚的姑娘，不想烧光衣服，烧掉皮肤，再烧出骨头。她怕疼，超过怕死。最后是一个最简单的许诺使她接受了交易：事先给她进行全身麻醉处理，她能保持神智和行动能力，但不会感觉疼痛，她将安祥地“在烈火中永生”。
然而她还是临场畏缩了。预定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不少记者正在把摄像机装回箱。她还在发呆。如果她不自己下手，谁也不能上前去烧她。她要是被警察捉住，十分钟内就会供出一切，让人顺藤摸瓜，说不定能一直摸进这间保密室。“得有人促进。”公安部长恼怒地嘀咕。
他的部下没让他恼怒太久。一群带着“人阵”标志的男女横晃着走过去，像一个浪头包住一粒小石子。人太混乱，从大会堂顶层瞄过去的窃听波束分辨不清谁跟她讲了什么，也看不清是否有动作。浪头过去了，小石子重新露出，还是呆呆的。那群人在不远处和警察冲突起来，吸引了广场上的注意力。公安部长把画面景别推到最大。能分辨出一种液体从姑娘的裤脚流出，和地面积的雨水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下雨有下雨的好处。”公安部长说。平时他不这么唠叨。
汽油是用塑料袋盛装，绑在姑娘胸前，代替挖掉的乳房。高耸的胸脯一点点坍了下去。不知汽油袋口的拉线是“浪头”冲开的还是她自己拽开的。她的外衣里面有好几层内衣，可以充分地吸收汽油。吸收量经过严密计算，保证能把她烧死而不是只烧焦一层皮。
“汽油味! ”有人高喊。公安部长猛拉大画面。警察炸了窝一样乱窜起来，掀起一片骚动。
这也许使姑娘受了惊吓，干枯的小手嗖地从兜里抽出，一个红彤彤的大个打火机握在手里。旁边正好走过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女记者，尖叫着一跳躲开，同时把摄像机麻俐地举在眼前。
三条大汉发现了目标，从十多米外鱼跃般地扑了过来。
“六四……”姑娘颤声张开黑洞洞的嘴。交易规定她必须在点火前喊出口号，以证实她是为“六四”翻案而不是为别的事自焚。她背了无数遍拟好的口号，到头来还是没记住。“……翻案……”只出来两个词。好在也够了。火苗从打火机上窜出。那是事先一试再试绝对保证一打就着的防风打火机。然而就在火苗窜出的同时，一只巨手已经抓住了打火机。
陆浩然几乎要喊出声来，功亏一篑! 火苗没接触到汽油，姑娘没有被点燃。另两个大汉已经抓住她的身体。她再挣扎也敌不过三头大猩猩。何况她半点挣扎的意思也没有，一动不动。
全部过程只有零点几秒。打火机眼看着进了大汉的手。突然轰地一亮，姑娘化做一团火球。三个大汉被爆发的火焰打翻。火团中发出一声姑娘凄厉的长叫，如同野兽，只分辨出其中两个字: “……骗──我──”她像被飓风刮起一样扑向广场人群。人们轰地四散而逃，跌倒的﹑被踩的﹑喊叫的，乱成一团。西方记者玩命往前冲。警察们抱着灭火器到处追。姑娘扭着﹑跳着，谁也不可想象人的肉体能有这种跑的速度﹑跳的高度﹑扭曲的频度。灭火器在四面堵截，射出粉状﹑雾状﹑泡沫状的喷剂，全被她的奔跑﹑跳跃和扭曲甩在后面。她和火融为一体。衣服一块块脱落，散落在她跑过的地面上燃烧。她的皮肤像飞转的色轮一般变色，转眼间就化成漆黑。一辆敞蓬警车呼啸着追了上来，车上架着形似野战炮的干粉灭火器，在追她的过程中至少撞倒五个人，刮坏一个灯柱的水泥座，从一堆记者的器材上压过，把各种镜头撞得满天乱飞。当发射的大团干粉终于铺天盖地打中她的时候，惨叫声停止了。飞扬的白粉散开，火灭了。她倒在纪念碑的石座之下，两根烧秃了的臂骨僵直地指向天空，身体缩成一块冒烟的焦炭，只有小腹的油脂还像天灯一样燃着不熄的火苗。灭火粉剂烧成一层黑色泡泡，糊在残骸的整个表面。大腿内侧慢慢翻卷，露出一团黄色的淋巴组织。
“这帮家伙真蠢! ”公安部长显得气哼哼的。“灭火器能救活她吗? 没等烧死就先窒息而死了。”他似乎完全从职业的角度挑对方的毛病，其实是掩盖自己就像刚看完一场赌赢的球赛一般得意。
成功了。陆浩然却没有振奋的感觉，反而反感公安部长的评论。
“反正她得死，窒息而死还少受点痛苦。”他心里一动。“不是给她做了麻醉处理吗? ”
公安部长微笑起来。
“那是安慰性处理，促使她下决心。真做处理怎么会有这种效果? 会显得不正常。”
在此之前陆浩然一直把姑娘当做个符号，跟α﹑π﹑ｎ﹑ｘ一样笔划简单，在解题中随意摆弄。不知为什么，他现在却记住她在燃烧中闪露了一下的臀部，虽然那臀部只有一秒钟是白色的，却让他意识到她是一个人。公安部长稍许带点夸耀地透露事先在她身上暗藏了遥控发火器，只要她按下打火机，是不是她自己点着的火就无关紧要了。现在他的手下正在趁乱找回发火器残骸，以防落到调查人员手里。“万无一失。”公安部长保证。
屏幕上，广场的人群含泪默哀。刚发生的一幕虽然惨不忍睹，却无异一剂强心针，使“民主派”原来日趋低沉的士气突然激昂起来。人们互相感染。许多人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就跟着落泪。“人阵”和“民阵”的高音喇叭播放哀乐，紧接着便争相把刚就义的烈士说成是自己的成员。公安部通过内线把材料提供给了“人阵”，“人阵”就占了上风。“民阵”连烈士姓名都叫不出来。整个广场逐渐汇集成一个有节奏的吼声: “六四──翻案! 六四──翻案! ……”这是烈士的最终遗言，以死相许的目标。至于烈士燃烧起来后惨叫的“骗我”是什么含意，人们当然不知道那是疼痛揭穿了假麻醉后的悔恨，而当做对政府欺骗人民的抗议。
人群越聚越多，开始与警察冲突，掀翻汽车，砸碎路灯，踩倒树墙。警察全部撤退，显然不想扩大事态，免得使事件更为轰动，但是发生的一切已经足够了。通往西方的天空已经布满了电波。在打进群众组织内部的公安部人员鼓动下，骚动会继续下去。明天宣布翻案肯定不可能了，要想让这一事件引起的影响平息下去，至少一个月。那时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多么完备的阴谋啊。那声凄厉的惨叫“……骗──我──”始终萦绕在陆浩然耳旁。他不寒而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被烧成那样的煤球呢? 他能相信军队吗? 仅仅就凭着一个许诺?
他闭上眼睛，朦胧中有晃动的图景。他试图看清那是什么，但模模糊糊，总也聚不住焦点。
周驰曾保证可以为他开发出预测和遥感的特异功能。他当时没有说出他要那功能的目的。别的都不重要，他只想识破一切围绕他的阴谋。他还很想问一问周驰，无所不能的气功，能不能穿透时空，不露痕迹地把国家敌人──当然也就是他的敌人──置于死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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