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又完成医学博士后工作以后，我涉足商海。2000年，在老朋友杨义的一手操办下，我在北京成立了公司，杨义任总经理。我们主要经营产品需要从美国进口，但是尚未通过中国政府繁杂冗长的审批程序，在各大医院“等着活命”的急切要求下，我只能自己携带入境。按照当时的法律，这种“闯关”的行为虽然也可以算“走私”，但是打着“科学实验品”的名义携带，就名正言顺了。何况在开拓市场的前期，谈不上赢利，也就更无可厚非了。一年多来，我频繁穿梭于北京和纽约之间，把这些救命的试剂盒撒向了供不应求的中国市场。

　　2001年7月20日，我又照例带货飞抵北京，顺利入境。可是第三天，却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抓捕。我没有犯罪，在中共“整人为本”的思想下，好大喜功的预审却利用模棱两可的法律，将我们定为严重犯罪。杨义在囚禁中出于恐惧，把责任都推给了我。预审对我软硬兼施，屡设圈套。在恐怖高压下，面对步步威胁和重重欺骗，抱着先让杨义解脱的幻想，我稀里糊涂地钻进了一个又一个圈套，铸成了“走私十年起步”的大案。

　　在狱友亲身教训的解读和借鉴下，在狱友的点拨下，我开始了艰难的抗争——向中共整套整人体系抗争……最后还是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下，我才洗脱了责任，得以地狱逃生。

　　看到我们开辟的市场将获得的巨额利润，中共“有关部门”竟然接管了我们的业务，接管了我的客户。在药品批文获准之前，成了唯一合法“进口”的机构，冠冕堂皇地成了救死扶伤的“及时雨”，垄断了国内市场！

　　在大陆看守所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我真正看透了中共的黑暗。公平的官司极其少见：重罪轻判吃贿赂——原告的冤案，轻罪重判拿奖金——被告的冤案，没罪也判听指示——想不到的冤案；大案吃、小案吃，钱也吃、色也吃，原告被告我通吃，吃完家属吃律师——人民血肉的盛宴在中共的司法体制下天天上演。

　　本书的记述，也许读者看后觉得不可思议——会认为是如同现今大陆电视剧一样在杜撰——但是，那无一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只不过为了难友们在中共高压下的安全，作了一定的加工，这并不影响纪实文体。

　　一位位难友的面孔，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他们有的已经获释，有的还在服刑。虽然我已经逃离了大陆，可是他们，依然在牢狱中存活、在高压下自保，要在艰难的谋生中挣扎，作为末等公民何有出头之日？我在这里祝他们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