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首先站出来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了人民的信仰——同人道准则相职系的社会主义。杜布切克勇敢地把这一信仰写在改革的旗帜上。
捷共党内，进步的一翼就要以改革家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了。
科学家、作家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为呼唤春天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思考、设计和艰难的斗争之后，政治家才出场，这似乎晚了一点,可见“布拉格之春”不是他们组织发动的。
不过这并不重要，当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表达出来，当人民的力量已经被某一具体的目标团结和调动起来的时候，能代表这种意志的政治家是杰出的政治家，能顺应这股力量的政治势力会陡然壮大起来；同时，有了优秀政治家的加入，人民的力量会更加凝聚，目标会更加清晰，接近目标的希望会更加增大。这种政治现象在1967年的捷克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站出来支持改革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从倾向于进步事业，到完全站到人民行列之中并被改革浪潮推上他事业的巅峰，成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明星和最高领导人。
“布拉格之春”是和杜布切克的名字分不开的。
1967年，这位年仅46岁的斯洛伐克人，担任者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和捷共主席团成员。他毕业于莫斯科党校，是一位职业政治家。
对一个极权专制制度下的职业政治家，人们很容易将他与关起门来争夺权力的密室政治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杜布切克是不公平的。
从个人气质上讲，他文静，从不专横地显示自己。他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常常用微笑来掩饰他的紧张和慌乱。这与那类喜欢板着面孔显示自己无所不知的官僚有很大区别，公众当然会对他产生亲切感。
在个人品质上，杜布切克“不是权迷心窍的人，也不是想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人”。对这一点，公众当然知之甚少，但人们都知道，杜布切克夫妇和3个孩子一直住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开车，并且常常到公共游泳池游泳、跳水，到体育馆和老百姓一起看冰球赛……
这些当然不是衡备一个政治家的主要标准，但与诺沃提尼和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却形成鲜明对比。人民是很看重这些品质的。
然而杜布切克远远不是靠这些性格、品质上的小特征就获得全民族的支持而成为一次伟大运动的领袖的。
首先杜布切克是一个有信仰的当权者。他的信仰不是那类外在的、僵硬的——象许多政客常常玩弄的——政治口号，而是一种对人的真诚和人道的信仰。这种信仰与人民内心深处所保留的道德准则是相符的。
人民是敏感的，他们当然会准确无误地觉察到杜布切克的这种信仰，并因此对杜布切克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和信任。
另一方面，“他也相信人民——他是深切地，真诚地相信——而人民也相信他”。
杜布切克对人民既具有信任、真诚，也具有一个政治家的敏感，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人民要求同人道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而反对同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
人民的这种愿望和杜布切克的道德、政治信念是不矛盾的，所以，1967年杜布切克作出了与他那文静、温和的性格极不相称的选择——加入民主社会主义行列，与诺沃提尼极权统治进行公开的、面对面的斗争。
杜布切克不具有顽强的性格，也没有控制着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但因为他是带着对人民的真诚、信任和理解进行战斗的，他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政治权威。
对抗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九月中央全会上开始的，杜布切克对新的文化专制和镇压浪潮表示反对，他不同意开除作家们。
杜布切克的反对没能改变主席团的决议，但他以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反对者出现在党的最高层，其意义是很重大的。
诺沃提尼是害怕政治上的动乱才把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现在，政治危机以无法回避的势头找上门来，扑向诺沃提尼。
九月全会后，杜布切克与诺沃提尼的关系严重恶化，诺沃提尼下令掐断他在布拉格办公处通往党中央的专线电话，甚至还派秘密警察对他进行盯梢。
这位温和的人被激怒了。
10月底，党中央再次举行全会，杜布切克激烈地发言重申他在九月全会上的立场，同时指责诺沃提尼蓄意破坏改革，指责他的独裁专制、压制民主权力；尤其在民族问题上，杜布切克尖锐地批评诺沃提尼干预斯洛伐克事务，损害斯洛伐克的经济。
由于历史原因，由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地理、经济、文化和人种上的原因，这两个民族的差异是很大的。民族问题——或者说较为落后的斯洛伐克的问题，一直是捷克斯伐克的一个大问题。
诺沃提尼进行了反击，他指名道姓地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说如果杜布切克对中央的民族政策提出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可以分开，斯洛伐克别再指望得到中央的帮助。这是以民族分裂的罪名威胁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没有退让。他说要讨论经济分立，就必须先讨论整个政治制度，必须先讨论政治分权。要分先从上面分起，从党政分起！
问题涉及到了整个政治体制，涉及到诺沃提尼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这个最引人怨的敏感问题。会议失去了控制，这个经营了几十年的政治结构松动了一下。
权力核心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开始，斯洛伐克的官员站在杜布切克一边，但当矛盾进一步激化，问题进一步扩大到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政府机构的权力职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等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时，一些捷克领导人也支持了杜布切克的立场：要求党政分开，要求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民主与专制，改革与反改革，真改革和假改革，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使捷共分裂了，而且优势在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一边。
在这场斗争中，权力第一次失去了它一贯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其说是改革派政治家的胜利，不如说是显示了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的人民的胜利。
处于波动局面的诺沃提尼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宣布因意见分歧太大，一时无法统一，全会暂时休会到12月继续召开。
诺沃提尼准备丢掉中央委员会这个已经变得不驯服的工具。他还有两张王牌可打——莫斯科的干预，以及用军队来保卫他的权力。
诺沃提尼向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提出要求，请勃列日涅夫尽快到布拉格来进行对他有利的干预；同时，他准备利用军队和保安力量，逮捕改革派领袖。
1967年的严冬降临了。
九
勃列日涅夫干了一件他整个政给生涯中最失策、最令他后悔的事——他把诺沃提尼抛弃了。
改革派共产党人在等待12月的中央全会，诺沃提尼则寄希望于他的苏联老大哥。全会休会后，诺沃提尼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50周年的庆祝活动，更主要的目的当然是去谋求莫斯科的支持。
诺沃提尼11月8日返回布拉格，同一天，勃列日涅夫也秘密到达布拉格。改革派领袖们对苏共总书记的突然来访——而且是同诺沃提尼同时到达感到吃惊。
勃列日涅夫用两天时间同许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界领导人谈话，提出许多问题。勃列日涅夫要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要知道现在和诺沃提尼对抗的领导人是哪一类人。
勃列日涅夫未能见到杜布切克，因为后者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勃列日涅夫显然对这位政坛新星很感兴趣，多次问起他。
11月9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设宴招待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默不作声地吃着，宴席进行到中途，他突然站起来宣布：“这是你们的事情，同志们，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
勃列日涅夫说完这句话便马上要求派车送他到机场。在返回莫斯科途中，勃列日涅夫还顺便在布拉迪斯拉发停了一下，连夜看望了杜布切克。
勃列日涅夫用不加干预的方式完成了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勃列日涅夫决定抛弃诺沃提尼，因为诺沃提尼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一团糟，他看出来诺沃提尼的统治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了；而这个国家的安定对勃列日涅夫的整个东欧政策是至关紧要的。
勃列日涅夫非常了解诺沃提尼的无能，并且不喜欢他；还有，他不能忘记3年前，诺沃提尼那封为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遗憾的电报。
然而这位总书记却不了解杜布切克是怎样一位政治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已经兴起的改革浪潮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勃列日涅夫干了一件地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失策、最让他后悔的事——几个月后，他就为这次错误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率领整个苏共政治局到捷苏边境的小镇切尔纳和强硬的杜布切克谈判。那次，无论他怎样暴跳如雷，也无法让这个年轻人就范；之后，他又不得不采取军事干涉的下策。这次军事行动把他的道义和政治资本都输得精光。
诺沃提尼的一张王牌打出去了，而且又输了。现在，他的得力盟友已经寥寥无几，剩下的只有阴谋和暴力了。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诺沃提尼也不准备退出政坛——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革命到底，至死不渝。
1967年12月中旬，重要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举行大规模的冬季演习。这是诺沃提尼在演习对布拉格的军事包围，同时使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以保卫他。
诺沃提尼制定计划，如果12月16日中央全会可能撤销他的职务，就把军队开进布拉格，逮捕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
参与这个阴谋的有负责捷克斯洛伐克党、政、军保卫工作的党中央第八部部长马穆拉，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拉少将。
为了这个计划，驻扎在首都附近的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处于戒备状态，准备随时开进首都；同时，对改革派领袖和进步人士的逮捕证已经准备好，只等马穆拉签字了——其中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的政治家，也有瓦丘利克那样的作家、知识分子。
这些军事行动被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察觉了，而这位将军又是倾向于改革的将领。这个阴谋尚未实行便流产了。
形势变得对诺沃提尼更加不利，但他仍然凭借着几个亲信的支持，在全会上继续斗争。至少在主席团，诺沃提尼的支持者还能占有微弱的多数。
全会继续了3天，均势不能打破，只好又一次休会，准备过完圣诞节再开。
1968年元月2日，捷共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继续召开。此时，中央的派别斗争的消息已经传到社会上，公众和新闻舆论开始对政治家施加压力——要求诺沃提尼下台。
被逼急了的诺沃提尼突然把自己装扮成改革和民主的捍卫者，同时准备牺牲他的亲信亨德利赫，让此人为他的错误政策承担责任。
诺沃提尼的挑选非常高明，亨德利赫是60年代诺沃提尼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也是这两年为诺沃提尼应付困难局面的关键人物。亨德利赫长期主管着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新闻、作家和整个文化界作过许多公开的、不得人心的干预，他几乎一直为诺沃提尼充当恶人。
另一方面，诺沃提尼的这种挑选也是要冒风险的——如果他不能把亨德利赫变成一头替罪羊，那他等于砍掉了自己的一只胳膊。
这一次，诺沃提尼又输了，他早已失去了任意主宰他的臣民的龙威。
亨德利赫愤怒地反抗了。
那是在全会期间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诺沃提尼突然将矛头倒向他自己一方，他向亨德利赫发问：“亨德利赫，你知道你女儿在干什么吗？她向《证据》提供了材料！”
《证据》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分子在巴黎办的杂志。几个月前，31岁的作家贝奈斯因为为《证据》提供材料而被判处7年徒刑。在对贝奈斯的审讯中，发现了亨德利赫的女儿兹杰娜参与了此事。兹杰娜确实将国内的材料秘密地送给了流亡分子办的这份杂志。
在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党的高级领导的儿女都公开或秘密地从事着反专制的民主活动。比如教育部长齐萨博士就是因为其女儿参加了1965年的大学生“反党示威”游行，而丢掉了部长职务的。
然而现在毕竟不是1965年。
亨德利赫愤怒地顶了回去：“安托宁，你休想把我变成另一个巴拉克，那是决不会得逞的！”
巴拉克是原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因向诺沃提尼个人权威挑战，1962年竟被安上贪污罪、判处15年徒刑。西方称这次判决“结束了捷共最高层中进步分子的第一次造反”。
亨德利赫的反戈打破了平衡，诺沃提尼的总理列纳尔特也跟着风向的转变而把票投到了杜布切克一边。
l月4日，主席团进行表决，诺沃提尼以4比7的劣势，被迫交出了第一书记的职务。
1月5日，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并由杜布切克继任的消息。
诺沃提尼尽管还保留着总统的职务，但诺沃提尼政权毕竟已经死亡，只等举行一次葬礼了。
此时正值残冬，春天已隐约可见，它一步步逼近残冬，向大地走来了……
十
面对着完全不受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显示出一个当权者的最大气魄，他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
捷克人没有因为1月的胜利就狂热地涌上街头，去要求一个全新的天地；也没有把诺沃提尼的下台当作最终的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人已经能认识到，灾难并不在于诺沃提尼或少数几个人的阴谋和罪恶，而是一个制度问题。这是捷克人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之处。
捷克人民用审视的目光注视者杜布切克，要他证明他的上台并不是密室政治的一次秘密交易，要他证明这一次的领导人替换，与20年来所有的任何一次领导人的替换的性质是不相同的——那几次，领导人换了，整个官僚机构还继续存在，保安机关和声名狼藉的司法机关依然充当着压制民主的工具。
在杜布切克周围，一些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的改革派政治家和作家们把人民这种无声的审视变成强大的改革压力，敦促杜布切克拿出更大的勇气。
杜布切克没有让人民失望。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杜布切克的政绩是值得称道的——
为防止改革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以后的事实证明，杜布切克的顾虑不是多余的——他对邻国进行了访问：1月29日访问苏联；2月4日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会晤；2月7日与波兰的哥穆尔卡会谈。
撤消了九月全会对作家们的惩治：给瓦丘利克等入恢复党籍，给昆德拉恢复名誉；《文学报》复刊，改名为《文学通讯》。这个刊物在整个“布拉格之春”期问成了运动的一面旗帜；
让作家们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召开了代表大会并民主选举了新的作协领导。
为50年代大清洗中的政治冤案作出更彻底的平反……
杜布切克上任后，曾阅读了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地了解了20年来的迫害、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情况后，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失声痛哭了，他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国家重演。
对日益活跃的民主气氛，杜布切克不但没有摆出最高统治者的架子给人民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相反，他大胆地将民主与人民行使权力等同起来。他说：
“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人民“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作出决定”。
在1月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杜布切克还谈到“人的自我发挥”，谈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主张，谈到阶级斗争只是初期的手段，而绝非社会主义的目的。
杜布切克不仅谈论民主、人道，同时还在公众集会上对一些反民主、反人道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公开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紧接着，这些被杜布切克批评过的捷共中央书记、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被撤了职。
杜布切克确实利用他所得到的权力作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然而这毕竟是任何一个新上台统治者都愿意做、也可能做到的。
杜布切克面临的重大考验和选择是——对权力本身将如何处置，尤其是他将如何对待处于统治权力另一端的人民的民主权力？
考验首先来自已经不被政府控制的新闻部门以及被它们所激发出来的民主意识。
1968年初，获得了某种程度自由的报刊电台空前活跃起来。人民从报刊、广播里听到、看到了大胆得难以置信的文章、广播后，政治热情和民主意识空前高涨。编辑部和播音室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圣殿。人民倾听着、阅读者、思考着，对民主改革表示了令人激动的热情和关注。
对过去的谴责和对新的政治体制的讨论越来越大胆、深入了。这些并没有受到官方的干预；相反，党和国家的一些新领导人也公开地参加这样的讨论——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姆林纳日。其中，斯姆尔克夫斯基是1968年最受群众爱戴的演说家和改革派首领。
斯姆尔科夫斯基57岁，斑白的头发使他象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修长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激情。他是50年代政治恐怖的受害者，坐过8年监狱，不久前平反出任农业部长，“布拉格之春”期间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他是最坚定的改革家，是杜布切克最亲密的合作者，他把自己的改革思想坚持到苏联出兵之后。
斯姆尔科夫斯基最早是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呼吁要“坚决纠正和克服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他坚持要废除高级干部的终身制“使人们能够光荣地离开和回到高级职务、甚至最高职务”。
在政治生活中，他强调“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
在以后几个月里，斯姆尔科夫斯基激进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活动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许多公众集会上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了解和崇拜。
在1968年的头几个月里，官僚机构实际上已停止运转，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崇拜的，已不再是那些占据着高位、操纵着官僚机器的人，而是那些与人民贴得最近、又能抓住听众注意力的人。
3月下旬，面带笑客、满怀激情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米尔纳大厅”向青年党员演讲时，只能容纳3000人的大厅，挤进了6000多人。
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演讲给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他们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对改革进程的思考。
这次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交国民议会的决议：
一、要求诺沃提尼离开总统府；
二、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三、实行旅行自由；
四、实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
五、对一切事情都应向人民说真话；
六、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七、与苏联建立平等的关系。
这7条很能说明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及人民希望即将来临的春天给他们带来什么。
报纸、刊物、电台空前活跃；人民对改革前景空前关心；人民的意志迅速反映出未，并对政治家的活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种政治现象是害怕而加以制止排斥，还是大胆顺应并组织引导这股力量去实现人民的目标？这是区别一个政治家是官僚政客，还是人民领袖的重要标志。
刚上任的杜布切克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
在1968年的头几个月，如果杜布切克停留在对诺沃提尼的胜利上，如果他仍用旧的、已经落在他手里的权力机关实行统治，那么，权力垄断的大门是向他敞开的，这结果是他必然会拒绝将来自人民的政治力量引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而最终与这股力量处于敌对的位置。
这种假设不是没有根据的危言耸听。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次被人民拥戴上台的政治家，尽管在初期也能惩罚旧的罪恶，也能运用从旧统治者手中接过的权力做一些与人民的愿望相符的事，但由于他没有将民主力量直接引入政治事务，而只是为民作主，结果都没有逃掉被旧的、与人民分离的权力所异化，而最终堕落成一个反人民的统治者。
然而在1968年的布拉格，我们这种不祥的假设没有成为事实。
面对这股强大的、完全不为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这位沉默、文静的政治家，证明他确实具有一位领袖的气魄，他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党应该分析和领导这个浪潮。”
杜布切克对民主力量的爱惜和重视，竟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优柔寡断、不能控制局面。实际上，一个政治家不依靠专制权力实行领导则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引导民主力量的政治天才。
杜布切克是“布拉格之春”得以顺利诞生的助产士。这是捷克人民的幸运，也是杜布切党的幸运。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并没有表现出他具有一个杰出领袖的品质——马克思的渊博深刻，列宁抓住历史时机的敏锐和勇气，拿破仑的意志——但因为他作出了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位政治家在人民爆发出智慧和力量的时刻才敢于作出的选择：大胆地投入人民的行列，而不怕被人民的力量所淹没。他才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联系这一点，我们便不能接受个人在历史上无所作为的观点——有了杜布切克在1968年头几个月的勇气，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降临到布拉格……
十一
权力的交接并不就是时代的交替，如果为诺沃提尼政权举行的葬礼不能同时将旧的统治方式一起埋葬，那么旧的专制迟早会悄悄从后门回来。
诺沃提尼政权的葬礼是1968年3月22日举行的。在此之前，诺沃据尼曾经作过一些精疲力竭、毫无希望的反抗，他甚至到工厂基层去作演说。他以为，靠他的工人出身和“要警惕知识分子专政”的挑拨，就能争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他要是能早一点明白工人阶级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就好了。
这位早就失尽人心的政治家，这个工人出身而根本没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总统到这种时候才去接近人民，人们当然会把他跟想吃葡萄的狐狸联系在一起。
幸亏国防部发生了一件事，才使诺沃提尼停止了这场令表演者和观众双方都很难堪的表演。
2月底，在国防部的报纸上，发表了佩比赫少将的文章，第一次公开了去年12月未遂军事政变的丑闻。
文章发表后，政变的两个主谋，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携儿子叛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自杀身亡。
这样一来，就把诺沃提尼一个人暴露在这件丑闻的中心。
尽管诺沃提尼又采取了牺牲别人、推卸责任的老一套方法——取消了谢伊纳的军衔。
尽管诺沃提尼确实具有一位政治家忍受众人嘲笑和责骂的勇气，尽管要这位职业领袖退出政治舞台确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他终于顶不住了，于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了辞去总统职务的辞呈。
诺沃提尼搬出了他呆了12年之久的总统府。
新就任的总统是72岁的斯沃傅达。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是“自由”的意思，然而在50年代的大清洗中，他并未保住个人的自由，反而被监禁。
现在，这位面容慈祥的白发老将军真能以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吗？
人们非常习惯于将一个统治者的下台或一个政权的覆灭说成了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沙皇被推翻时，人们庆贺过新时代的到来；1956年，当斯大林被赫鲁晓夫彻底否定后，人们又欢庆过斯大林时代的终结。然而历史曾经多么刻薄地嘲笑这样的欢庆啊。
旧的统治者和旧的政府消失了，可旧的机构、旧的统治方式、旧的思想、旧的秩序，一句话，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仍然保留着，它们必然造就出它们以前曾经造就过的那类领袖和政权。这绝不是人的意志力量可以抗拒的。
权力的交接并不能保证时代的交替。捷克斯洛伐克人会不会把他们的政治理想降落在权力交接点上？这是1968年的历史不动声色地注视着的。
现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内幕真相已经透露，诺沃提尼及一些高级官员已经辞职，不寻常的大胆语言已经习以为常，经历了这种激动人心和痛快淋漓的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无所事事而又若有所失的倦怠，这会不会就是政治狂热换得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会不会一切又重新开始——老百姓照常上班，照常过日子；官员们照常到各部、各局、各机关办公，行使权力？
如果是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7、1968年的奋斗便与以前许多次失败的改革、革命毫无两样了。
捷克人民没有失败，他们已经接受了哥穆尔卡波兰的教训；在那里，在享受了巨大的热情和民主快慰之后，旧的极权制又悄悄从后门回来。因此，捷克民族必须保持住政治热情和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民主力量，并使这种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最终摧毁旧的制度。
这就是捷克人民在1968年春天对政治改革所寄托的希望。
全民族对当前时刻所寄托的希望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不顾改革派导演的计划自己登上“布拉格之春”的舞台，并且权威地支配着改革的进程。
特别幸运的是，改革派领袖没有萌发过将这股力量赶下台去的念头，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使和支持下，拿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改革设计——四月《行动纲领》。
“布拉格之春”，在《行动纲领》的带领下，降临捷克斯洛伐克大地了。
十二
捷共将民主政治作为改革的行动纲领，是因为他们终于懂得：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倒霉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
从题目上看，《行动纲领》就区别于以往那些与政治实践脱节的官样文章。
这份长达60多页的《行动纲领》是杜布切克在2月初提议，由专家们起草完成的。希克教授主要负责经济部分，曾经组织过《十字路口的文明》调查报告的里赫塔博士和后来成为捷共中央书记的姆林纳日着重起草改革的政治部分。
这个纲须在2月底就制定出来，3月上旬，主席团成员分别赴各州县，与地方党组织举行了60多次关于纲领草案的讨论会议。
现在，改革派在中央委员会尚未占据绝对多数，新领导必须从党的中下层领导那里获得支持，以争取在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过。
社会舆论对纲领草案的修改有了很积极的介入，使纲领能更大程度地表达人民的意志。尽管如此，当主席团于4月2日通过并宣布这个非常激进的改革纲领时，还表示“这个纲领并不是改革的定论”，应该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除了以前有过的扩大企业权限，加强市场机制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企业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委员会有权任免企业经理、决定企业方针和计划”。
纲领将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直接交给了生产者。
企业自治和工人自治并不是同一概念，只有后者才能真正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原则。
《行动纲领》的最大成就在于对政治体制作根本性改变。这是与反对党和国家的集权专制和实行政治民主化同时并举的。
纲领首先承认，捷共已从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蜕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特殊利益集团。
为改变这一状况，纲领指出：
“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统治社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是靠忠诚地服务于社会的自由、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而赢得它。党的威信不是逼出来的，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行动不断赢得。它的路线不能靠命令来贯彻。”
纲领表示，“党的目标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会的手脚，对生活的每一步都加以限制。”
对于实行镇压职能的保安部门进行整顿和彻底改革，把它们的权力局限在保护国家安全，对付外国敌对活动的范围里。纲领强调，要坚决制止公安机关对公民政治信仰和观点的干预、限制。
纲领指出：
“没有犯罪的每一个公民可以放心地看到，他的政治信念和观点，他的个人信仰和活动不会成为国家安全机关注意的对象。党明确直布，不允许这个机器用来解决内部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矛盾。”
以往的专制极权都是以警察统治为手段的。保安部门作为扼杀政治民主的直接工具，对社会的政治恐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纲领的这一条款无疑是一个对民主化进程的保证。
纲领没有仅仅满足于对政治生活中的集权专制进行批评，它同时把民主政治作为行动纲领的最终目标。它确认了国民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国民议会通过直接普选产生。
纲领将确保公民的权力、自由以及人民能监督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指责过去的体制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弄颠倒了，所以不仅妨碍了个人的发展，也阻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纲领提出社会主义为人民提供的自由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多，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公民自由是形式上的就否定自由本身，而应该赋予它实际内容。
对此，纲领对民主、自由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1，要由法律保证公民有建立自愿组织，兴趣组织和社团的可能性，不要以官僚主义加以限制；
2，公民有讨论和影响国家决策的自由，“不能通过任意解释、依靠权力规定允许他们知道什么和不允许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哪些意见可以公开讲，哪些意见不可以公开讲……必须系统地研究舆论，研究的主要结果应公布于众。”
3，实行新闻报道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排除实际上存在的事先进行新闻检查的可能性……在报刊中要把国家的官方立场、党的机关报和新闻评论加以区别”。
4．迁徙自由，“法律要准确地规定行动自由，特别是公民到国外旅游的自由；主要的是公民有权在国外长期或持久居住，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
《行动纲领》将民主和自由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自由就无法清除官僚政治，而不清除官僚政治，改革就必定失败。
保守势力习惯将民主、自由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仿佛民主化、自由化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社会主义是非民主、不自由的。长期以来，这种观点竟常被用来作为捍卫社会主义的武器，真是天大的讽刺。
1968年的捷克改革派共产党人，将政治体制的改革放在改革的首位，又将政治生活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是他们为20年的专制统治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真理——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倒霉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前提，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改革派共产党人呼唤民主政治正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所以，纲领称这次伟大的运动为“社会主义事业复兴”运动。
在纲领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奋斗目标：
“新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
“拥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
“具有发达文化的社会主义”；
还有更准确的提法：“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
1968年4月1日，杜布切克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论述《行动纲领》的思想。他宣称，人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占中心地位的因素。
杜布切克所说的中心地位，不仅仅指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不仅仅指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爆发出非常大的劳动力、创造力，可以吃很大的苦，耐很大的劳，可以移山，可以填海；而是指社会主义应该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中心地位，而民主则是实现这个伟大思想、走向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在这次全会上，捷共的某些领导成员曾担心《行动纲领》的实施会使共产党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担心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会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对这种担忧，杜布切克镇定地表示：“公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好事，党必须采取灵活的适应性以便能接近人民。他认为，共产党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统治。
杜布切克建议：“今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组织——不管是军队还是体育组织——都不要再做为共产党服务的顺从的传送带。”
1968年4月5日，经过几天的大会讨论和排除了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阻挠之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了《行动纲领》。
“布拉格之春”全面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宜告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20年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结束了；同时，新的组织在这个经过了重大手术的国家肌体上生长起来——
4月6日，即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的第二天，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总统斯沃傅达提出辞职；
4月8日，改革的倡导者切尔尼克被任命为总理，并着手组建新内阁；
4月18日，改革派政治家、“人民代言人”式的人物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
4月下旬，切尔尼克在国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保证贯彻四月《行动纲领》，沿着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前进。在新施政纲领中，切尔尼克提出一条原则：“今后政府将主要向国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
5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法律草案，为所有1948年到1956年非法审讯的牺牲者平反；
5月27日，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安全、司法部门侵犯公民权力的“非法行为”，为投诉秘密警察的罪行打开了道路……
5月底，民主化进程达到高潮，从人民中写来的信件和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捷共中央，对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改革派领袖表示支持，同时要求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把阻挠改革的保守派撵走。
当时，党内的改革派与受到苏联支持的保守派已经阵线分明，后者在110人的中央委员会中占有40个名额。
5月29日召开的中央全会，没能实现民众的愿望——彻底清除保守派。因为改革派没能在中央委员会里控制三分切尔尼克总理，让政府出面反对《2000字宣言》的结论。
一直拖到深夜一点，切尔尼克打电话告诉斯姆尔科夫斯基，他“说服不了政府，政府不想表态”。斯姆尔科夫斯基连夜赶到政府驻地。以国民议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政府会议。他讲述了局势的严峻性，并警告说：“议会明早9点钟或10点等着你们总理的报告，如果你们不表明明确立场，那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政府将在一个星期以后表态，但这将是另一届政府，而不是你们了。”28日早晨，总理在国民议会讲话，公布了政府对《200字宣言》的谴责声明。
要改革派领袖、尤其是要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激进的改革家作出这样痛苦的决定真是令人悲哀。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战略性撤退：为了改革而暂时拒绝对改革的支持；为了民主而暂时压制民主的呼声。
然而这种妥协真能为改革争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吗？
这值得怀疑。
1968年夏天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它和12年前匈牙利人所面临过的形势完全一样要么完全、彻底地停止民主化进程，要么承受外来武力的干涉。
问题在于，在“布拉格之春”以后，即使是改革派领袖也无法改变运动的势头，更不用说使它完全停下来。改革派别无选择，他们只有让民主化运动发展下去，直到苏联出兵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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