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悲剧，一个伟大的悲剧！

　　严正学--这位追求理想的艺术家，以苦难为基石，写就了他生命中一段不朽的篇章。

　　两年的铁窗生涯，禁锢了他的身驱，但却无法禁锢他的思想，在那狭小的囚室之中，他喷涌出的思想的火光，足以照亮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任何权力能限制人的精神自由驰骋，没有任何号令能阻止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匍伏在那片黑色的土地上，严正学所刻下的却是那发人深省的深深的印迹-- 一个大写的“人”字。

　　黑夜是那样漫长，黎明是那样苍白，700多个日日夜夜，精神的磨难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比环境的恶劣更为痛苦，我们作为他的朋友，在不同的地方和他共同渡过了这两年光阴，因此，当这部日记成书的时候，我们有权利说，这浸满了斑斑血泪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正义与邪恶的争斗！

　　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拘禁并毒打人大代表，仅仅是执法犯法的个案，严正学之起诉公安局，也恰恰是行政诉讼法刚刚颁布的时刻，依严正学以及所有老百姓们善良的愿望，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法律，这是不折不扣的依法办事。然而，问题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这其中，发生了那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行政庭开庭莫明其妙地被临时取消；本已立案的行政诉讼被中止，改为由刑事庭直接起诉打人的警察之一；严正学由原告变为证人，不准参与审判的全部过程，不知道审判结果，甚至被告的所谓赔理道歉都只能用录音来代替……这些已经反映了我们的所谓法是多么的脆弱，更何况，那些来自法外的恐吓、威胁、圈套，加之严正学的儿子严溯宇不明不白的车祸身亡，以及此案的最终结果--严正学本人被公安局判处两年劳教，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司法腐败的触目惊心！

　　1994年4月18日一早，严正学被公安局邀去赴宴。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那天，又是阳光明熙、暖风习习；我们谁也没想到，如此宜人的春色竟是假象，阳光下，用阴谋编织的网已开始收口了。下午，一直呼严正学，没有回音；春柳也从椒江打来电话，告知公安局派人去了椒江，要求当地人大同意对严实施劳动教养。无疑，严已经落入陷井，春柳在电话中急得泣不成声。

　　三天后，北京的报纸和电视台都发了消息，称严因“盗窃自行车”“被依法劳动教养两年”。严出现在电视上，最后一个镜头是：在两名明显比他矮半头的警察的挟持下，他昂首大步前行，两旁的铁门迅速向后闪过……

　　就是从这一刻起，真与假，对与错，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统统失去了标准！

　　后来，严正学的女儿阿鸿抄来了《劳动教养决定书》，上面落款的时间是1994年4月12日，比椒江人大被迫同意的日期足足提前了一个星期，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许可的情况下，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劳动教养已经生效。这是一个明显的无视法律法规的破绽，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这张违背中国现行法律的非法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一直被扣压而不交还给严本人，依照法律应送达家属的那一份也同样石沉大海。

　　权大于法，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期间，我们亲眼目睹亦亲身经历：

　　当严被打后找到公安局纪检时，接待他的人说，你当时要把人大代表证拿出来，谁敢打你？

　　并不相识的群众对严正学说，你要是真的人大代表，就不能私了。

　　所谓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是子虚乌有，只是我们十几个朋友在荷花市场吃饭，而且根本没有外国人参加。这个被歪曲的事实，被陈希同上报，竟成为严正学的“罪状”。

　　严正学被捕后，负责审讯他的人对向宏说，不要和其它事连起来，就是因为偷自行车。

　　但一位中央领导人对我们说，北京公安局说严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件事是陈希同直接批的，不好办。

　　还有一位劳改局的领导说，说他偷自行车，连我们都不信，到底为什么抓他，还用说吗？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如今，我们可以说了，是陈希同，为了维护他们那个特权的利益，为了巩固他的那个独立王国，欺上瞒下，刻意制造了这一起九十年代的大冤案。

　　一个艺术家无意中成了政治人物，这不仅是严正学个人的悲哀，亦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然而，严正学却并没有倒下，他的每一天都混杂着沉重的悲愤和轻松的幽默，在他称之为“艺术行为”的斗争方式中，体验着战胜噩运和战胜自我的快感。

　　炎热的夏季来临了，我们的心也被炙烤得发焦。终有一天，严正学“发明”了“背书”，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特殊的文字，就这样一次次通过层层检查，搭起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桥梁 。近两年时间里，“背书”不仅是他带出的日记和绘画作品的清单，而且令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那座监狱的大墙变得透明了。相信在严读“背书”的那一刻，他的心灵会激荡着疯狂的喜悦，那是他艺术之外的又一继承创造，是他苦难的牢狱生涯中的一缕鲜艳的春色。如今，这“两地书”仍然保存在我们两家各自的手里，上面不同颜色的斑斑字迹记载着那一段呼啸的风雨。

　　还有那些同情严正学的管教和强劳人员，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帮助严一次次地带出他的作品，严在斗室中完成的那些巨幅画作，到我们手中才第一次展开。每收到一批画，我们就到邮局盖上当日的邮戳。而严正学的日记则大多是解除劳教的人带回，为防止万一，他将每一页纸撕成两半，分两次带出；因此，往往要等一两个月，一页纸才能合二而一，这时，我们再用胶条将两半信纸接到一起，读出日记的完整内容。

　　当初，为了严正学的日记便于藏匿，我们专门给他带去了一种非常薄的信纸，看到这些纸蘸着严的血泪陆续又回到我们手中，真是百感交集。那些难熬的光阴，严是怎么捱过的，那种阶下囚的痛苦，又是如何忍受的？直到今天，读着严正学的这些日记，仍然令人痛彻心肺。有时我们不禁想，作为封建专制的牺牲品，作为陈希同为强化自己的统治而诬陷打击的反抗者，倘若严正学当初选择了和公安局私了，结局又会如何？

　　然而，我们深深知道，严正学绝不会做那种选择，那样也就不是严正学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开拓者，为了他那超乎于现实的理想，他宁可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屈服。他不是那种以绘画自娱身心的画家，对于虚构的美而言，他更注重去表现及揭露真实的丑；与其说他的画是给欣赏者看的，毋宁说那是他艰难人生的体现，是他对于丑陋现实的抗击，亦是他追求自由的宣言。

　　严正学以其自己选择的命运，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悲怆的美，在他那一幅幅于狱中完成的大型水墨画中，倾诉着他对自由与人性的真知，诠释着他对苦难与幸福的理解。

　　当人们在琐碎的生活中一点点麻木了感觉的时候，当人们在与世无争中息事宁人的时候，却我行我素地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姿态，他比我们都走得更远，为此，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代价，这一切，究竟是值得的吗？

　　历史会做出答案！

　　蕴琪 向宏 199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