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7日

　　一场秋雨一场寒。自中秋至今，阴雨绵绵，天像哭泣似地下个不停。田里的水稻无法开割，等到结了冰再割就更困难了。上两天刚停了雨，强劳人员们下田去收割，还没过半天，就又都顶着大雨回来了。我留在中队画画，布置文化室，中队给的两块纤维板，合起来有488×122CM，纤维板用小木条钉成框架支撑着，我就在上面画黄山的壁画。黄山的景色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了，我曾多次去过黄山，也画过许多次黄山，所以画起来随心所欲。这两天，每天晚饭后，我就在筒道里画；而大白天，我则躲在黄山的屏障后泼墨染彩，渲泄着我心灵中的风暴。我构思了一幅题为《幻》的水墨画，我用泼墨的大黑框表现我的被禁锢的人生，前景的绞索和框外的海市蜃楼就是我存在的现实。

　　今晨，太阳第一次露面，但风仍呼嚎着，吹得铁窗叮咚作响，我被带去分场布置一个橱窗，走出高墙，发现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叶子早落光了，而满地的杨树叶却铺成金灿灿的路，让人神往。而去年的此时，我正和向宏夫妇一起去北京的香山踏红叶，时过境迁，不免惆怅。上午，大班强劳人员都去割水稻了，我正在画壁画。Ｑ警察来了，带来两封信，悻悻地站在旁边要和我说话，见我不响，就唱起歌来，用“戏说乾隆”的谱子，自填歌词：

　　“心中有多少话要说，
　　心中的苦向谁倾诉，
　　一世衷情，
　　何时相聚，
　　爱也不能爱，
　　唱也不能唱，
　　欢乐今宵在何时，
　　只盼月圆那一时刻。……”

　　我心不在焉听到的仅是最后一句，似有感触。他又重唱了一遍，问我是否明白歌词的意思，并为我抄下歌词，而后又唱了一曲：

　　“在爱里，
　　在情里，
　　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
　　在歌里，
　　在梦里，
　　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
　　纵然是凄风苦雨，
　　我也不会离你而去，
　　当世界向你微笑，
　　我就在你的阳光里……”

　　歌词很长，他一直在激昂地唱着，但我却是想着我的日记，下星期强劳人员“老毕”要解除，他说可为我带东西，我也很想托他捎走日记和画，但还没有写完，所以心里很着急。

　　1994年10月10日

　　今天正画画时Ｑ警察又来了，他说：“真是有缘，留我在中队值班，我们难得有此机会好好聊聊天。”我真焦急，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大块时间，偏被他缠住侃大山。我实在无此雅兴，恳求他给我时间，我说我要画出自己的作品，并请求他帮助我望风，见有人来时通报一下。终于说服了Ｑ警察，但他提出的条件是先让我听他唱两首歌。达成协议后，我先用两张四尺宣纸铺地泼墨，待干后又泼了两张2×2尺的小画，一切得心应手。

　　中饭后，正在铺色，Ｑ警察告诉我黄教导员来了。我急急忙忙把湿漉漉的大画提起来，挂在纤维板的后面。匆忙之中，撕破了两个口子。我难受极了，但也无可奈何。我藏起了心中的风暴，坐在纤维板前假装聚精会神地画那悦人的风景。黄教进来了，看到纤维板上的画，称赞了几句后，问我得画多长时间。我说，要赶时间，马马虎虎地画三五天即可完成，但要画出我的水平，就得精工细琢，时间就无法估计了。黄教走了，我赶紧画完那几幅泼墨，先把一幅小的装入信封，我要托被解除的人带回北京。我相信琪和宏又收到我在囚禁中画的作品，一定会很高兴的，尽管画幅支离破碎，尽管缺少材料，尽管画得粗糙，但都是我监禁人生的渲泄和表现。

　　1994年10月11日

　　昨晚梦中，我那自由的灵魂竟又爬上了天都峰，惊醒后是一片惆怅。是的，我画黄山，我把黄山的躯壳永远留在这封闭又禁锢的场所，而将它的灵魂溶入我的心中。望铁窗外，繁星满天，铁窗把黑夜割成碎片，月华洒下的寒光把铁窗及栅栏印在囚室的墙面和地上；夜风怒号着，吹动高墙上的水银灯，使黑夜的碎片摇摇晃晃。我凝视着囚室的墙壁，似乎看见一片黑浪夹杂着点点腥红向我扑来。是松涛、云涛、还是海涛？涛声呼唤着我，我的脑中迸出了“涛声依旧”四个字，我赶紧起身在月光下画我那似醒非醒时的人生感觉，并记下这段文字。

　　1994年10月12日

　　昨天是中队割稻子最后一天。中队留下了李指导员，早饭后他巡视了各囚室后离去，我就摊开宣纸，开始泼墨作画。我把昨夜的感受全部倾泻在宣纸上，画得极自如，一日之间泼下三幅4×4尺的大画，又画了两张2×2尺的小画，将就着用黑龙江墨汁，效果还是不错的。一大幅画的是海涛，另两幅画的是松涛，堆砌的黄山松用拓印法拓下树影，倒显得朦胧。九个铁窗组成的窗棂下飘荡着“永不回头”的灵魂，是我生存的现实，而铁锁表现了我在被禁锢的状态下对自由的渴望……今天画了一天，没有人来打扰我，晚上，我得抬出纤维板，借筒道的光线画那幅风景画。我画得很快，因为我对黄山的思念，那自然的黄山，心中的黄山，梦中的黄山，画中的黄山，常让我梦萦神牵，我即将把“自由的黄山”永远留在这块没有自由的土地上。

　　1994年10月13日

　　上午画《涛声依旧》，开始铺色。中午吃着发硬的馒头，连口水都没有，一点点半生不熟的土豆里，却让我翻出个死苍蝇来，直倒胃口。我正要把它倒掉，旁边的一个强劳人员赶紧向我要，他说：“富人和权贵一掷千金的宴席上，能吃蝎子、大青虫、蛹之类的，干吗为一只烧熟的苍蝇倒一碗菜呢?”他说只要是烧过的吃下去就不会生病的。

　　下午，我把铺上色的六张四尺宣藏到画着黄山风景的纤维板后面，想不到又划破了多处，有一张竟撕裂了一小块。我在叹息之余，突然发现把撕裂部份拼回去之时，在裂缝中间留下的空隙，表现了一种抽象的云雾，既空灵又新奇。这种拼贴倒成了我绘画的新手法。画藏好后，我想也干不了什么了，就回了班。刚坐下，吴队长就来找我，原来是分场的高书记、总场管教科的孙科长等一班人要看我画的风景画。好在我已整理了全部的水墨画，用废报纸夹起堆在角落里。他们看着我的画，感叹着，赞扬着，笑吟吟的。似乎忘了就在十几天以前他们手下警察用六七根电棍对我的滥施酷刑。他们夸奖我黄山画得真好，我说：“画中的风景是自然的躯壳，只能愉悦欣赏者的眼睛。在这幅画前，我仅是个画匠。”孙科长竟问：“你是圆明园画家村的领袖人物，据说那一帮光头、大胡子、长头发的画家都是现代派，你们为什么非要画那些人们看不懂的抽象画？”我说：“绘画得用心去体会，并不需要都看得懂。而且抽象不过是绘画的一种表现形式。你们看惯了形象的东西，那是自然的表像，若要表现内心的精神世界，依靠传统的具像就无能为力。”

　　铁窗外的北风在呼嚎了一整夜之后，上午仍在不停地刮着，西伯利亚的寒流再一次侵入我的心灵。坚冰下，我面对着更为严酷的人生，想着何时才有我解冻的一天。而我的人生体验和情感，只能径直在画面上去流淌、去宣泄。我想起了高更，为了逃避巴黎社会的虚假，自我放逐到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和土著人一起生活。他放弃了一切优越的生存条件，但他没有放弃绘画，而是使他的塔希提岛绘画最终为世人嘱目。今天，我因对庄严而虚假的法律的挑战而被囚禁在北大荒的劳动营里，我失去了一切，但我决不能失去绘画，我要用我的艺术证明我的存在。

　　1994年10月14日

　　前几天宰了头大猪，说是给大家改善伙食，但大家都未吃到肉，连子说：“我们吃了一次菜包子，里边不是有肉味吗？”我也说：“夏天那次宰了猪，不是还吃了大块肉了吗？”“嘿，那是死猪肉，没人吃，才轮到我们的。”有人接茬说。

　　于是我想起杀猪那天下午，伙房班长许来华提着一个大纤维袋，正在开队长办公室的门，却被郝队长碰上了，许欲退回去，被郝队长喊住问话，许说中队办公室钥匙是于中队长给的，郝命令他打开鼓囊的纤维袋，竟是满满一大口袋精肉和油。郝队长是小队长还分不到半点油腥的，便随口骂了句：“这帮吸蚂蝗血官爷！”立即又转过头来对我们吆喊：“都给我回班去，看什么热闹！”这就是有权队长捞肥肉和伙房班长捞减期的途径，各取所需，却都在一种庄严的道貌岸然的表象之中。

　　很长时间没有接到来信了，我深感焦虑。

　　1994年10月16日

　　《涛声依旧》画得十分投入，也许是条件、时间和材料的限制，在我全身心倾注下，五天时间，我竟画出了三张4×4尺的大画和两张2×2尺的小画。在这批作品中，我用了些新的语言，虽然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容不得仔细考虑，但那一笔笔却都浸透着我的灵魂，是我全部人生情感的发泄。这是带着镣铐的挥舞，没有人欣赏，没有人共鸣，没有人交流，纯粹是一种生命的自我体验。面壁苦思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情感的宣泄，那锐不可挡的情绪的释放，怨恨的倾泻，一如我沉重灵魂的呜咽。在泼墨、冲水、破色和疯狂的点、捺、勾、 中得到体现。《涛声依旧》表现人生如天涯过客，肉体不断在走向死亡，但心灵羽化的精魂，能够永远存在于那永不停息的涛声之中。

　　今天巨队长、薛队长、于中队长也来看我画的画，他们问我毕加索的画为什么看不懂。我说：“毕加索的画并不要求看出什么东西来，他只是一种新的形式的探索。在我看来，毕加索只不过是一个魔术家，他的艺术是游戏。是西方的资产者和东方的共产党造就的画神。共产党让他的‘和平鸽’一夜之间飞遍了全世界，欧洲的资产者使他点墨成金，毕加索被抬举成为‘画圣’，使他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共产党画家，而又使其在本质上成了纯粹的资产阶级。”我又说：“毕加索的画真正地体现了他的信仰：共产党粉碎了一个个旧世界，却组装了一个个新的‘怪胎’。毕加索在画中，也同样把人体分解、组装、重新组合，使其笔下的人背上长着乳房，鼻子下长着眼睛，也成了‘怪胎’。”我看看他们，又补充道，“当然，这里的共产党是指欧洲和苏联的共产党。他们组合的‘怪胎’，如‘苏联’、‘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以及‘阿尔巴尼亚’等等这些典型的‘怪胎’如今都解体了；还有‘古巴’、‘朝鲜’这两个真正的‘怪胎’，只有我们才是正宗的叫‘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可毛泽东说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说到这里他们都笑了，但我没有笑，我说：“这可是真话，你们这样去看毕加索的画，就会看得懂了。”

　　1994年10月17日

　　半年囚禁生活，我终于放弃了一切不现实的幻想，我在特权的牢笼中祷求特权的良心发现，以期摆脱特权迫害的恶运，不能说不是一种讽刺。我的朋友们似乎轻信了“半年”的许诺，但我早就觉得那不过是为了稳住我们的骗局。十幅画已交‘老虎’带到菜窖，埋在菜园的土堆下，明天是他解除的日子。他说：“过了半夜12时我就自由了，我就有权利走路，出了大墙，经过分场，我到菜园取走你的画，带去北京，保证不会出什么差错的。”如果这样，２５日左右就可以到琪、宏的手中，不知他们会如何评价我的作品。

　　这里１５日已下雪，１６日收到家中邮包，寄来衣服及过冬的物品。１７日收宏电报暗示，我心中明白，一直担忧的34－44页日记已全收悉，我总算放下了悬念的心。

　　今天吴成龙挥动老拳揍了尹萌。尹萌和老吴都是原伙房班的，尹因心脏病离开了，老吴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是唯一一个没被减期的伙房班长。据说理由是喝了酒，谁都知道强劳人员喝的酒都是队长给带的。有门道的还能让人送进毒品来，酒算得什么？只是喝得太多，酗酒打架或呕吐了才让大家知道怎么回事，队长不管谁都装没看见。

　　尹萌和老吴心里都有气憋着。吴成龙离开了伙房成为了闲杂人员，尹萌因病，只给了打苍蝇的差使。他们知道内情多多，料中队奈何不了，别人坐板凳，他们却躺在铺上赌烟，赌着闹着竟打了起来。尹萌挨了打，告到中队，吴叉着手，若无其事。队长直劝架，就是不敢奈何他们。可他们偏不罢休。尹萌说：“不处理吴成龙，我就绝食。”他在铺上一躺就不起来了。吴不怕中队处理他，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儿他知道得太多。他说，动我一下，我跟中队‘翻车’，把一锅粥全倒出来。因此这件事成了大家拭目以待的僵局。

　　1994年10月18日

　　今夜我辗转难眠，囚室的铁皮门咣当上锁后，我竟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今天是我入狱囚禁半周年的日子，我已在这非人的牢房里渡过了整整184天。铁窗外满天星斗，明月高悬，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夜。此刻的我格外感到失落、孤独和绝望。

　　想起亲朋们正为我受难而一筹莫展，我这样一个“通天大案”又有谁能奈何呢？似睡非睡之中，只觉得一片昏天黑地，恍然感受到天地灵魂的真谛。飘浮之中，只觉夜空深邃、星光幽暗。天籁之音直贯中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通天大案，天葬尔也！”

　　“如今桎梏之下，你应独善其身”。

　　“人要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天地间大德存焉，大德者，以天下为己任，肩负乾坤，救济苍生，普渡天下。你是一个入世的人，那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自得其乐、闲云野鹤般的‘世外桃园’的生活，非你所为。”

　　我听罢心想，倒楣的我竟如莎士比亚所写的《哈姆雷特》“要去肩负扭转乾坤的责任”吗？我无意于政治，更不愿肩负乾坤，我所憧憬的，只不过是以艺术去表现和升华我眼中的世界。

　　我“民告官”方式的“行为艺术”，目的是为了检验中国的法制。当权者的“合作”，使我的“行为艺术”得以最本质的方式完成和最完善的展示。我的“行为艺术”本身是淡化政治的，何以最终演变为政治事件，它正好证明了所谓“追求纯艺术”，不啻是一种梦呓。那些捆扎、包裹、枪击等等的“行为艺术”，只是呕吐式的发泄，未能触及真正的社会生活本质。艺术史已证实，那种仅仅追求形式上的探索，仅只是在步西方人一个世纪来的后尘，是毫无生命力的。

　　八十年代后期，聚集了一批以“圆明园艺术家”为代表的被世人称为“盲流”的画家，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真正的“盲流”正是那些称我们为“盲流”的毫无主见、随波逐流的人。对我的人生，我毫无后悔可言，对我所做过的一切，对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我将勇敢地承受。

　　尹萌绝食第三天了，中队知道劝他只是火上浇油，冷处理的办法反倒更好。没人理会，他倒焦急起来，翻下床扶着墙，跌跌撞撞地往中队办公室摸去，边走边说：“我不活了，死了叫吴成龙顶着。中队不处理，我不罢休。”中队就是没有动一下吴成龙，指导员倒来劝尹萌，尹萌仍不买账。

　　1994年10月19日

　　我的工作室面北,为了掌握我的言行举动,他们特地让一个六进宫的老强劳人员做我的“助手”,让他拿着钥匙,并清点控制铅笔刀、小剪刀之类的锐器，以保障我的“生存权”。为了我能画下去，我以通风让油色快干为借口，在队长们作为“不速之客”频频光顾的日子里，我天天开窗作画，那从北窗吹进的凌厉的寒风，冻得他们无法久待。如此三番两次，队长们也就不来了。

　　今天画《魂》的组画之一，这幅画在北京时已着手，那时画了近一个星期，三番五次地总觉得太拘于细节，没有画出内心的感觉，竟都是涂鸦一片。我曾想是否中国画的宣纸、笔墨难以表现而准备用油画去表现。想不到在这特殊的环境里，一种使命感、紧迫感，加上几分提心吊胆，却能画得如此投入，几乎一气呵成。大笔挥洒之中，墨色的流淌竟如此自如。神游瞬变之中，心底悠悠泛起往事，那种看似随意点染，却都凝聚着我生命的全部。我是高压电棍架在脖子上作画的，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有如地火喷发锐不可挡。一切的一切都被我心中的烈火熔化，这是铁窗内画铁窗生涯的真正体验。

　　思绪正在笼中展翅的时候，黄教一行人披着大衣闯了进来，看着我面前的一团黑色的水韵墨章，黄教导员警告说：“不许画抽象画。”我猛然一惊，随即抓起那两张泼上浓墨的宣纸揉成一团，并用脚在上面踩了踩，然后扔进垃圾堆。

　　黄教看着画板上面群峰在雾气蒙蒙之中，时隐时现。不住地说：“画得真绝!你看那些游人就这么几笔，画的和活的一样……”这种赞赏，使我的脸颊潮红起来，我自觉惭愧，为什么我只能画这种最自然的风景才能被人接受。倘若不迎合这种机械、僵化和浅薄的审美需要，我便会被视为颓废或大逆不道。在“不准画抽象画”的命令下难以逃脱在劫的恶运。那些目前植根于中国艺术深层、体现超现实又无穷变化着的新形式，如象征的、变形的、抽象的、表现的……种种复杂的多元艺术，正被那一元的社会视为异端。

　　我认为，绘画是画家生命意识的变换。因为物质是受制于精神的，面临否定人的价值和自主人格的封建主义的巨大压迫，我的内心充溢着痛苦，精神上强烈的、迫切的愿望就是冲决那丧失人性的罗网。因此，寻求主观精神的解放、强调个性和自我人格的高扬以及对生命意识的表现，是我艺术的灵魂。我早已摈弃美院灌输给我的那一套唯苏联为尊、之后又是崇拜欧洲的艺术教育，以及那种说教方式的所谓现实主义方法论。那种放弃主观、抑制热情的固定思维，那种仅仅从事于冷冰冰的模仿客观的教条，无异是一种对于生命、灵魂和艺术的扼杀。

　　西方艺术在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历史并受东方艺术启发后，终于醒悟到需要摆脱所谓科学的、僵死的绘画法则，转而从精神出发，并由此喷发出内心的激情。从印象派大师直至马蒂斯、米罗、毕加索，哪一位不是以东方的艺术精髓进行着艺术的变革而取得成功的呢？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东、西方艺术发生了异位，中国人以西方的唯科学主义，从“西方本位”观念出发，放弃了东方对于艺术精神的追求，捡起西方人的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并奉为教条，把东方艺术素来高扬精神的追求推入死胡同。这种错位留下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遗憾。近世以来猛悟的科学笼盖艺术，导致理性和感性的碰撞，囿于物质再现的精神剧烈挣脱出来后才发现：自世纪初以来，康有为、蔡元培直至徐悲鸿的唯科学主义带来的是中国艺术整整一个世纪的灾难。它导致的遗憾不仅使艺术失去精神而换取物质的维妙维肖，并自觉地变成了政治的奴隶。而泛泛的“全盘西化”所形成的时至今日以崇尚西方、步西方后尘的追求千篇一律的空洞的毫无精神内涵的形式主义，乃是一种丧失民族自信的“虚无”和“殖民化”、“后殖民化”的畸形心态。这种遗憾来自世纪初崇拜西欧，五十年代唯有苏俄直至今日崇尚再现西方“昔日风流”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等一脉相承的缺乏创造又毫无主见的艺术的世纪病。

　　我相信，人类对于艺术的要求，东西方在高层次上是一致的。艺术只是人类感情的载体，我的艺术受良知的驱使，在内心感情和精神的绝对支配下，它只是以绘画形态的自白写下的生命的传记。而艺术的个性是艺术家在特定条件下创造的结果，也即是我全部生命意识的表露。

　　黄教及警察们走后，我赶紧捡回那两张被揉成一团的四尺宣纸，重新抹平铺在地上，挥毫时，揉皱的纸面竟出现一种新奇的效果。我想到用剪纸拓印的办法增加画面的厚重感，此乃真是“无心栽柳柳成荫”。一种新技法从此时开始，出现在我的绘画中。

　　1994年10月20日

　　尹萌躺下几天后，见中队不把他的绝食当回事，肚子里叽里咕噜倒挺得住，但烟瘾上来却直吐清水，想到平时对班长老边总是“边哥”“边哥”地喊着，和张学雄也是称兄道弟的，这会儿，他跌跌撞撞地起来，在张学雄的小木箱里捞了一撮烟叶。想不到张学雄是宋队长布下的眼线，是专看着尹萌是真不吃东西，还是假装不吃东西。见他抓了一把烟叶，就大声喊开了。张说自己常丢烟，今天可抓了个现场。班长老边说：“你丫长几个脑袋敢和政府磕，政府让你歇，你丫还真不给面子，今天明戏摆着你丫偷张学雄的烟叶是重新犯罪。”尹萌懵了!这帮兄弟向来是烟酒你我不分。今日怎么会因一撮烟叶就说他是偷。真他妈的奇了，尹萌不知其中猫儿匿，还是“边哥”、“阿雄”地叫着。可他们扳着脸，还真把自称‘蒸馏水儿衙门’里的宋队长和李指导员等都叫来了。说是未经人同意，捞一把烟叶也是偷，认定是重新犯罪，要上报加刑。到底尹萌年少，没有碰个鱼死网破的决心。电警棍下被逼着写了检查，至于绝食则不了了之。

　　闹剧收场后，尹萌用开水泡方便面，泡了一大盆。看着这黑吃黑的现实，我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披衣而起，走到铁窗下。北大荒融和在一片钴兰色中。我感到异常的孤独，情不自禁地低吟起一首古老的歌：

　　“离别到这里，
　　不知多少年啊！
　　我梦中的故乡。
　　望了又望，
　　眼前只是一片凄凉和悲伤!
　　什么时侯才能看到故乡的山河，
　　静静的夜啊，
　　朗朗的风，
　　明月向西斜。
　　晨光曦微，
　　独自披衣起啊，
　　悄悄地向远方。
　　望了又望，
　　眼前只是一片辽阔和惆怅!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亲人的容光，
　　静静的夜啊，
　　朗朗的风，
　　莫要在异乡。”

　　1994年10月21日

　　每一张作品的完成，都是我沉重心灵的解脱，使压抑的精神在艺术中得以释放。对着《祭》、《天葬图》，我百感交集。粗犷的笔墨，表现我粗犷的人生，浸透着扣人心弦的震撼力，我的绘画，真实地体现了我那灵魂的轨迹。

　　上午总场的王场长、管教科孙科长、分场高书记等又来看画，那画中的黄山，使他们对我刮目相看。他们哪里知道真正能令世人瞩目的是黄山风景油画后我心中的“狂飚”--狱中巨幅彩墨画。

　　为了能不下大班劳动，那个监管我的老强劳人员吕得武不得不改变看管我的方式。他怕我支走他，常常同意我的建议，把我反锁在寒冷的工作室，使我能全神贯注地作画，他则移到温暖向阳的文化室剪字。为了应付队长的盘问，我们统一了口径，就说因为来看画的强劳人员常拿着笔记本，让我给画人像、照片和题字，纠缠得我无法工作，所以只能反锁在屋内，以便静心画画。

　　画完了这最后一张四尺宣，墨汁和颜料都已点滴无剩，画中的红色无奈只能用油画色凑上。我只能等着朋友再给我寄来所需的一切。

　　1994年10月28日

　　前天从北京发来一批新犯人，共27人。团河农场彭干事通知向宏、蕴琪夫妇，把我急需的颜料、宣纸、笔等打成包裹送到火车站由他带来双河，真是雪中送炭。

　　今天，黄教、李指、孙干事一边检查带来的东西发给我，一边问我这阶段有什么想法。我未吭声，又问：“电你后有什么想法？”我说：“做为警察的械具，电警棍是用来制止暴力的。但作为体罚，对我这样一个久病在床，且血压这么高，又有心脏病，正在打点滴接受治疗的人，你们想过没有五、六根电警棍，可以随时使我丧失生命，仅仅因为喊队长‘小胡’，就成了藐视政府罪，而非得置我于死地吗？”黄教没有说话，只是歪斜着嘴冷笑。

　　过了一会儿，黄又问：“你是否发了私信告诉你北京的朋友了？”我否认。他说：“你的北京朋友来信，说我们电得你遍体鳞伤，哪有那么严重？你必须写封信去解释一下。”我让他们把信给我看，他说：“这信是给我们的，不能给你看。你还要说明我们现在安排你画画，让你干力所能及的工作，这都是照顾你。”我想，明摆着是遍体鳞伤，为了掩盖你们的恶行，竟要我说假话。

　　我把上衣扒开露出结满血痂的两肩膀，还有被插入电警棍电成红、蓝、紫一片的左胁窝。后背挨电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我就看不见了，但前胸所呈现的色彩，多像一幅表现主义的油画。尽管已过去了一个月，但伤痕仍在。这就是你们的杰作，也就是我无声的抗议。

　　我想向宏这封信肯定是言辞激烈，充满义愤，让他们多多少少有些害怕。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被电后得到了画画的特许。我仍毫无表情地听着黄教的“解释”，我眼睛的余光，定格在那张歪斜的嘴上。一个月前的今天，不正是这张泡沫四溅的嘴，歪斜着说出歪斜的理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竟叫队长小胡藐视政府。”才使我遭到长达三小时非人的电刑吗？我突然从这个歪斜的嘴，歪斜的说教中看到一个歪斜的红色框框，《红框系列》！猛然间，我的脑海中涌出了好多天以来一直冥想的那一组系列画的题目。黄仍在进行着他的说教，看我毫无表情，他问道：“你怎么是傻乎乎的了？”我说：“是电我的反应吧。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要求你们送我去总场看病，因为近来血压上升，尿色泛红，腰膝酸痛，双足水肿，头晕耳鸣……”他一听我数落病情，就让我回班上去，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得赶快用琪和宏寄来的宣纸和墨进行创作。

　　昨日用半张四尺宣画了《一个贼的肖像》，这是我在进海淀厢白旗看守所监狱时，面对电视摄像机被迫跨进那黑暗又漫长的筒道所感到的第一个印象，所谓顶戴花翎是血染的，累累的白骨筑成权势者升官的阶梯，今天总算把它泼洒在宣纸上了，也是我被电一月的纪念。今天我又着手画两幅4×4尺的《魂》系列作品，这是1989年后设想的第一个作品,一直无法实施,现在总算可以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心有所悟地入画了。

　　收到春柳10月10日、鸿儿10月10日及琪、宏10月14日来信，他们都在为我的事奔走，许多人问我好。广州有人拍案惊奇说：“文化大革命也不过如此。”海南大学有人在十月一日给我发来了节日问候的电报，鸿想十一月来看我。春柳在信中说：

　　“与其说我在苦苦经营公司，倒不如说我是在尽本分、守家业。尽管困难重重，也得咬牙坚持，相信好日子一定会来临。”

　　她一直在出面为我向各级人大申诉。

　　琪和宏的信中谈及法院判决至今未执行的不正常情况，并说有律师愿意为我打官司。同时又在信中写道：

　　“幸福和苦难是因人的体验不同而内容各异的。当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也可能就是他获得最多的时候，关键是生命的顽强和思想的充实。我们相信你自身的能力和永不停滞的追求。结果如何，其实都是不重要的。从历史上看，岳飞抗金、文天祥反明、袁崇焕御清，应该说结局都很悲惨，岳飞就义风波亭、文天祥惶恐叹伶仃、袁崇焕受剐灯市口，他们所谱写的难道不是千古绝唱，正因为这绝唱溶入了悲剧的意义，因而也更崇高、更伟大。美是什么？自古至今哲人争论不休，而‘悲剧的完成即是美’，这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琪和宏的这些话，的确也是我的心声，身处逆境，强者积蓄力量、准备冲刺；弱者自甘沉沦、一蹶不振。我应当以强者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