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这是1988年形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1988年春节我在广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不少权钱交易这类事。不能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同经济转型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认为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不注意会给反对改革的人一种口实，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后果很严重。鉴于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比如香港这个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败非常严重，执法部门很腐败。七十年代搞了一个廉政公署，有个电视片叫《廉政风暴》。 这以后腐败的情况就好多了。这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生的，后来文官、警察素质提高了，相应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情况就变了，现在的香港警察同过去大不相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钱权交易。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况就好了。东盟国家就有类似情 况。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腐败问题上应该搞得好些。现在搞市场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干净，但无论如何不能使腐败泛滥。这个基本的想法要着手研究。1989年1月，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试析大陆的腐败》。这篇文章倒是对大陆的腐败作了一些系统的研究。我专门把它转给鲍彤，并写了几句话，说这是一篇专门研究腐败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组织一个小组专门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对策，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认为这个问题要系统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用老的办法是不行的。如果为了防止腐败放弃改革开放，因噎废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行。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办法，用杀几个人来解决问题，也不行。

　　这种腐败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方面过去旧体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就产生了这个问题。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是必须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譬如权钱交易，现在经济搞活了，有了商品经济，有了市场，许多企业、单位要参与市场竞争，但权力却仍然垄断在政府部门手里。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转轨，还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如果能得到掌权机关的照顾，就能以不平等的条件与别人竞争而获取暴利。又譬如通过一些主管部门把计划内物资变为计划外物资，即用计划价格从物资部门取得商品，以市场价格出售，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 润。再如谁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产品或进口某些商品，他们利用这个差价就能获得暴利。在上述情况下，官商勾结，金钱权利交易，使一些部门、单位以不平等竞争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贿赂。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深入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能下放、应下放的权力尽量下放，进一步解决权力垄断和权力集中问题。这样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的土壤就减少了。这类的问题根本上要从改革中解决。

　　还有制度化问题。商品经济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税务所、公安派出所、银行营业所等等，各种各样的基层执法单位，如果办事规则公开，办事结果公布，提高办事透明度，使人民知道，那么徇私舞弊的现象就会减少。譬如说黑龙江有个地方，那里银行的农业贷款每年公布，贷给谁，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这样就得到人民的监督，让人民参与。办事愈不公开，愈容易作弊。反腐败应该在制度方面建设。当时北京市东城区在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兴趣。还有河北的一个县，也很受人民拥护。

　　反腐败从根本上说，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贪污盛行。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另方面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官员行为得不到监督。没有舆论监督，执政党没有监督，官员很容易腐败。随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多元化，广大人民的参与，实行舆论监督，情况会逐步得到改变。像东盟一些国家情况就是这样，台湾地区也类似。随着经济基础变化，上层建筑也相应改革，政治建设要跟上去，主要是解决透明度和人民监督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必须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证的，法律规范的。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执法不能独立，各种干扰不能排除，那也很难办。这里有个法制建设的问题，有个司法独立的问题，党政不能随便干预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书记处会议上我都提到了。

　　以上就是我当时对反腐败问题的考虑。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视，二是不能用老办法来解决，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我在1988年3月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对反腐败有过详细论述。“六四”以后李鹏他们在批判我的时候，说我讲改革开放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说我对腐败采取放任态度。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事实是1988年反腐败在我脑子里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6月政治局会议，我都讲了反腐败问题。在这期间我还开过多次座谈会，专门听取基层的经验。我是在积极探索反腐败的问题，想找到一条真正解决腐败问题的道路。我说过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初期往往发生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解决腐败问题上比他们做得好。李鹏他们断章取义作为我的一条罪状，真是毫无道理。

　　现在看来，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对这个问题做科学的分析，弄清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它，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我还是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和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是连在一起的。包括法制建设、干部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