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问题，讲一下计划和市场的问题。

　　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市场的作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在会见外宾时就说，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以后又多次说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哪个为主，可以视不同时期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指出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邓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说是新的政治经济学。1988年他在同我一次谈话时，针对陈云、李先念的主张，邓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是学苏联的，现在人家都不搞了，我们为什么还抱着不放呢？ 当然到1992年时就讲得更明确了。总之他一贯倾向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

　　耀邦也是对计划经济不感兴趣。据我观察，耀邦认为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束缚了企业积极性、下面的积极性、地方的积极性。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让群众、让企业、让地方放开手来干，近似过去搞群众运动的那一套办法。

　　至于陈云、李先念，他们一直强调计划经济。特别是陈云，从五十年代以来，几十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几乎是他每次讲话都要强调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他每次讲话都还是这个调子。他主张对待经济就像养鸟，不能抓得太紧把鸟捏死，也不能撒开手让鸟飞掉，应该关在笼子里捏不死也飞不掉，这就是他有名的鸟笼经济思想。他不仅认为中国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他仍认为苏联搞计划经济，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几十年内变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国家，就是计划经济成功的证明。他认为中国所以没有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了那一套的干扰，加上文化大革命。如果都像第一个五年计划，肯定是很好的。直到八十年代末，至少在我下台以前，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在对外关系上，陈云思想深处实质上对苏联是看好的，对美国不放心。在外交路线这一点上他和邓小平有很大的不同，两个人之间也有矛盾。在1984年的时候，阿尔西波夫【143】到中国（他是过去苏联派到中国帮助搞计划的专家，与陈云的关系比较好），陈云见他。当时小平专门为陈云规定一个谈话口径，让陈云按着这样讲，小平对陈云怎样与阿尔西波夫谈不太放心，怕造成对外政策上的混乱。陈云不情愿，但还是照这样做了。这是当时的一个插曲。在八十年代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徐向前【144】。他也认为苏联终究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45】刚刚推开的时候，陈云在1981年12月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他说，农村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中粮食、棉花、烟叶等多种经济作物，都必须规定种植面积，养褚也要规定任务。1982年1月春节期间，他又找国家计委领导人作了一次加强计划经济的谈话，报纸上发了消息。他说，现在计划不受欢迎，计委的工作难做，但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尽管肯定了五十年代对粮食不搞价值规律的做法仍是正确的，但他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表示赞成。这个决定稿子提交全会讨论前，我曾写过一封信分送常委，内容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要点，小平、陈云、李先念都表示赞成。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还说，由于现在经济规模扩大，五十年代一些做法很多现在不适用了。这次讲话我觉得是好的，支持了改革。

　　但是到了1985年9月全国党的代表会上他又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说这个话现在没有过时。陈云这样讲就有问题了。因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有几年是用过这个提法，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那个决定，已经讲整个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且已经否定了过去毛主席长期坚持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观点，怎么还讲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讲这样的话就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相抵触了。陈云在会前曾把他的发言稿送给我征求意见，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现在讲这个话，明显地从他一年前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后退了。他这样一讲，必然会在会上引起思想混乱。但我也知道，他既然已经写了，虽然还没有讲，要他改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就去了他家里，建议他加上一段话：“所谓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这样的话他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了，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当时就让秘书加在他的发言稿里。我为什么建议他加上这句话？因为加上这句话就对市场调节为辅——也就是为辅的市场调节作了严格的限制，仅仅是指那些国家完全没有计划指导的小商品【146】。而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讲的相当多的商品，即所谓间接计划的那一部分，也是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加上这句话实际变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计划调节；一部分是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间接计划，即大量的商品；第三部分所谓“为辅”的市场调节仅仅指的是小商品。也可以这样说，不作计划的、盲目生产的小商品，加上间接计划即宏观指导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实际上靠市场调节的商品，已经是或者至少是一半对一半。加上这句话，就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这样就同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矛盾不大了。当然陈云肯定不会做这样的解释，他是另一种意思。但至少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如果不加这句话，他直接讲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把整个市场调节的范围搞得很小很小。这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但当时没有办法。在中国党内对经济问题有重大影响的陈云，如果按他原来的讲法发下去，必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

　　到了1987年十三大我在政治报告【147】中指出，今后经济运行机制，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由于当时整个形势，改革开放气氛很浓，我报告的草稿一次又一次送给陈云审查，他没有公开反对，但一直也没有说过同意的话。不像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他是正式表示了同意的。当我在十三大开幕时作政治报告的时候，开始不久，他就退席了。这表示了他对政治报告的保留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那时他身体不很差，可以听下去。相比之下，1981年我做为国务院总理讲提高经济效益十条方针的时候，当时他身体不太好，有人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不，我要把紫阳报告听完，这表明他对我的支持。本来，老人开会、听报告，中间退席是很平常的事，但有这样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到了1989年“六四”以后，以陈云经济思想作为指导的姚依林，很快就提出“要跳出赵紫阳的圈子”，要公开批判“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

　　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很大成分就是改革计划经济。归根到底，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和市场，一个是所有制。陈云是几十年一贯坚持计划经济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始终站到了改革开放的对立面，不是偶然的，也是不奇怪的。

　　至于我本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我只是感到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交通信息不太发达，如果一切生产流通活动都由中央计划统一安排，必然是官僚主义丛生，弊端百出。后来到中央工作以后，又认识到之所以经济效益不高，生产和消费脱节，根本原因是中央计划体制带来的弊端，不发挥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行的。但我对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实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心中无数，所以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中，对计划体制按照不同企业和商品，曾经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按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如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二是按市场变化由企业和经营者自行安排生产，如产品繁多的小商品。以上两类，一个是指令性计划生产的，一个是完全由企业和经营者自行安排生产的。在这两类之外还有两类产品和企业：一个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小部分自行安排；一个是大部分按市场自行安排、小部分按国家计划。当时这样划分，虽然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扩大了市场调节的部分。这样的区分，当时也得到了陈云的认可。在为十二届三中全会准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文件的时候，我向起草小组讲了几个基本的概念，后来我又把这几个基本概念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我的几个基本概念是：

　　（一）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二）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不是产品经济，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48】；

　　（三）计划分为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要逐步缩小直接计划的部分，扩大间接计划的部分；

　　（四）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直接计划也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我的这几个概念，都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里，明确了商品经济。除小商品外，间接计划的部分，也要靠市场调节，而且这一部分将逐渐扩大。这样，中国经济中靠市场调节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1984-1985年在计划体制改革中，除了下放权力给企业外，主要是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计划的比重。那几年逐步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计划的产品，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统配物资。

　　到了十三大，政治报告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也就是说，要基本上实现市场原则。不过由于受意识形态的约束，没有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称罢了。由此可见，对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认识上我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