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问题。正是因为我到北京后强调经济效益，不大赞成过去那种追逐产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这种不同意见在1982年就开始了。当时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36】，涉及到经济问题如何写。起草小组的多数人开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报告的基调来写的，但耀邦不同意这种写法，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和想法。因此政治报告有关经济这一部分就写不下去了。后来问题反映到邓那里，邓就拍板说，经济部分基本上按政府报告的调子来写，这样耀邦也就勉强接受了。因为我没有参加起草工作， 起草中有哪些不同意见，他们没有提到常委会或书记处会上来讨论，所以耀邦究竟有哪些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同意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调子，我也不清楚。但从他在十二大前后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他主要不同意我重视效益，不强调产值、速度的问题。他讲经济问题很少讲效益而十分强调增长产值和速度，常说“翻番”、“提前翻番”等。当然，我提出的六五计划增长速度“保四争五”【137】是留有余地的。我也清楚实际执行结果肯定会超过。当时经济体制还是旧的，很容易追逐产值、轻效益。我宁愿提得低一些，而不愿意提高一些，以 免刺激下面又犯盲目追求产值的毛病。

　　小平同志虽然也非常重视产值指标，十分关心每年增长多少，但他对我提出的想法表示理解。但耀邦对我的想法却不以为然。所以十二大的报告虽然根据邓的意思基本上按政府工作报告写了，但他的想法没有改变。十二大以后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更加强调要增加指标，要加快速度。几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里产值定的高，他就表扬。哪里速度慢了些，就严厉批评。从来不讲经济效益，也不对快慢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笼统地就是鼓励快。于是地方上就根据耀邦的指示，向计委、国务院要资金，上项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个时期各地比速度、争材料、争资金的气氛相当厉害。虽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大报告是那样讲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讲话、指示，又是另一个调子，当时我感到许多事不好办。

　　1983年我与耀邦在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他一个劲地鼓励加快速度，而且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譬如他到处宣扬和推广河北保定地区开展的农村人均每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的活动，说一年一百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长多少。这种搞法我们过去就吃过亏，很容易搞成形式主义。1983年1月我访问非洲期间，耀邦作了一个城市改革的报告，主张城市改革全面推广农村承包的办法，也就是所谓“包字进城”。在城市采取承包的办法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工业、商业采取什么形式，如何承包，要经过试验，逐步推行，绝不能简单地一包了事，更不能一哄而起全面推开。耀邦讲话后北京就在国营商店搞承包，一开始就出现了乱涨价和卖大号的情况。什么叫卖大号？就是商店把畅销的商品大批卖给零售商，从中获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价买给消费者。这样国营商店一下子卖出那么多东西，承包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商业不能这样搞，工业企业也千差万别，在整个价格政策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很难用一种办法承包出去。我访问非洲回来以后，停止了这种搞法。我提出城市经济改革要经过试点，逐步推行，摸索试验，不能一哄而起。就在这一年，即1983年春节，我在团拜会【138】上也讲了这样的意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过春节的，他对海南的干部说：“什么一哄而起？是轰也轰不动！”

　　这一段他在各地视察时，对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经常讲一些批评或影射的话。这些讲话的记录经传抄、扩散，使许多人知道在经济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声音。

　　这个情况很快传到邓小平耳朵里。1983年3月15日，邓约耀邦和我在他家里谈了一次话。我把经济工作的情况和我的意见讲了，耀邦听了很平静，有些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释。这次谈话比较好。邓小平最后说，经济工作他赞成我的意见，批评耀邦讲话太多，不够持重，老喜欢搞些惊人的东西，作为总书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邓还说，搞改革不能搞群众运动，改革要贯穿整个四化【139】过 程，不是几年可以解决的事。还说现在形势很好，要注意头脑不要发热。同时在这次谈话中还定下了这样一条，为避免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今后经济工作主管是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重大决策，发号施令，肯定哪些对、哪些错，都要经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提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作为权威的发言和决策者，不要多头发言，政出多门。当然书记处是要管经济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针，不要干预具体的经济工作。小平是因为听到有不同声音才找我们谈话的。谈话中我把我的意见也都讲了，他这么一讲，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这次谈话以后，耀邦直接干预国务院经济工作少了，对国务院的批评也少了，但思想深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还是继续讲他的观点。但有了小平那一番话，我觉得事情好办了。以后我的态度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耀邦讲的对的，我们就采纳他的意见，他讲的不符合实际的，他可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因为他并不代表集体，我们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办。耀邦也知道，因为有了小平的话，他讲了一些意见我不大同意，即使没按他的意见办他也就算了，无所谓了。

　　国务院经过研究提出的重要经济工作方案或意见，都交中央常委会或书记处讨论。有时耀邦即使不赞成，好像也不好反对，就会说：“好吧，那就这样吧。”但事后他对启立说，现在也是强迫签字。国务院是怎么讨论的我们也不清楚，拿来只好同意、签字。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不满意，也曾说过所谓“倾盆大雨”、“被迫签字”【140】之类的话。现在耀邦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为了尽量与耀邦沟通，我曾经建议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关会讨论问题的时候，邀请胡启立、郝建秀【141】等书记处的同志参加，以便随时向耀邦通报情况。还建议耀邦派工作人员列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耀邦没有这样做。我还特别提出， 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在正式提交常委和书记处会议讨论之前，可单独先向耀邦汇报，以便互相沟通，使他事先有充分的考虑时间。他同意了。先向耀邦汇报，再向常委汇报，这样搞过几次，开始他还有兴趣，但以后看来他兴趣不大，他又不让再搞了。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解决。

　　看来问题根本上是由于我们两个人【142】在经济问题的思路，也包括工作风格上有些不同。耀邦不好、也不能把他的意见强加给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因为小平已有了那么个规定。所以不是采取沟通情况或让他在国务院讨论经济时了解决策的过程就能解决的。尽管有上述这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讲，自从在小平那里谈话以后，我们双方在方式上都注意了，至少再没有使别人感到在经济问题上有两种声音。